传统的史学，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都是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在西方，经济社会史作为史学的一个新分支已经逐渐成熟，并且也有了一些成就。在我国，这个新分支正在兴起，尚且处在初期阶段。但是作为一门学科，不管多新的学科，都必有它的渊源。在西方，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史，社会史早就存在了。把经济和社会联系在一起作综合的研究，西方史学界一般认为可追溯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1893年，维也纳的学者们创办了《社会经济史季刊》。1929年，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创办了《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在创刊号的《致读者》中，明确提出了要打破史学研究的专业局限和学科局限。在中国，传统史学虽然也是以政治史为中心，但古代一些卓越的史学家相当重视经济和社会因素在历史上的作用，这在其他国家的诗学史上是很罕見的。司马迁写的《史记》，在八书中有《平准书》，在列传中有《货殖列传》。他试图用经济现象说明社会问题和社会意识问题，并把经济发展状况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联系起来，具有卓远的眼光和见识。
　　首先，先看经济社会史在西方的一些发现状况或者说是在西方社会的一些研究现状。第一篇是由龙秀清编译的《西方学者眼中的经济—社会史》文章中提到由于“经济—社会史”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关于其定义与研究范畴，还存在某些模糊性，不过，大家都公认它是一种宏观把握经济与社会变迁的方法。2001年，英国学术界召开了经济史学会成立75周年大会，一百多名经济史学家与会，对经济史表达了理解。会后出版了《充满活力的经济—社会史》论文集，对经济史学科存在的问题，发展前景及经济—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第二篇是由徐家玲编译的《西欧中世纪社会经济史研究状况》主要内容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引起了欧洲学者们对于经济史，特别是中世纪经济史的关注。1927年，《进历史评论》杂志在英国创刊，当时的剑桥大学经济师教授迈克尔·波斯坦担任了该刊的主编（1933-1958）；同时法国年鉴学派的马克·布洛赫和吕安·费弗尔在1929年创办了《经济与社会史年鉴》，这些举动是中世纪经济史研究的新阶段的标志。二战以后，随着人们对经济史研究的兴趣增长，对中世纪经济史的研究也有了新的起色。这种新的社会史研究摆脱了传统的对中世纪社会从制度和法治的角度划分阶级法制群体层次的研究模式，而更趋向于全球史的观点。因此只有当历史学家开始认识到，促使各社会科学学科在历史研究中实现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必须依赖于历史学家自己，他必须讲这些相邻学科的研究方法变成自己的有用的工具时，才能完成这一使命。下面这一系列的文章是以经济社会史的角度，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来表现西方社会不同时期的生活状况。由赵君编译的《性别，圣事和仪式：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英国的婚姻及其意义》的主要内容：婚姻是确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女性而言，婚姻给她们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也对她们的衣着和社会行为方式提出新的要求。根据婚姻状况人们各自的不同得意区分，在宗教背景下尤为如此。宗教改革引起的最重要的变化是把整个圣事婚礼仪式移到教堂内部举行。它的意义并不仅限于空间位置的变换，它也影响到婚礼仪式的实际内容，终止了将经济上的考虑与宗教上的圣洁融合在一起的婚礼仪式。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婚姻仪式变化的目标之一就是使婚礼仪式完全归属于宗教范畴，以免被世人的物质利益所玷污。还有一些文章是从生活水准、福利国家和阶级结构来分析的。比如孙立田编译的《生活水准与工业化》、徐滨编译的《英国福利国家的起源与特征》、李朝玮编译的《英国阶级结构中的劳工贵族》等等。
　　以上是经济-社会在西方的一些研究现状，当代在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在这个研究领域有可喜的成就，下面就一些学者的文章做一个概述。首先是杨国桢的《吸收与互动：西方经社会史学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作者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来表达自己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以1982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创刊为标志，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在中国历史学界和经济史界占有了应有的位置。同时在国际学术界“科技整合”成为了不可阻挡的潮流，历史学和其他人文科学学科的边界更为模糊，在互相渗透、融合中产生了许多新兴学科生长点。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新动向，就是反映了分化与充重组的新格局，这个趋势还会持续。作者认为无论偏重于经济史或社会史、文化史还是历史人类学，只要坚持经济史和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就是对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发展。侯建新在《经济-社会史：整体的和民众的历史》一文中对经济-社会史在西方的发展脉络、发展现状和基本特征做出了概要性的述评，推动和开拓了国内的历史学研究领域。文章分三部分完成。第一部分描述了“经济-社会史”的历史从起源到普及再到成熟逐一进行了概述；第二部分经济-社会史的主要特征，作者概括为三个方面，分别是经济与社会互动的历史，整体的历史和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第三部分是西方经济-社会史的发展现状及展望。徐浩在《英国经济-社会是研究：理论与实际》一文中从什么是经济-社会史和为什么要研究经济-社会史和当代的英国经济-社会史研究成果的考量，分析了众多学者的文学作品和新近出版的新成果，作者认为对经济-社会史的研究仍然方兴未艾。李根蟠的《中国经济史学形成和发展三题》的第一部分是关于中国古代经济史记述的传统，认为中国不但很早就出现了经济史的记述，而且形成了延绵不断的传统，称之为中国的传统经济史学。但传统经济史学并非现代意义的经济史学。第二部分是讨论陶希圣与《食货》半月刊，希望政治和学术区分开来。不能全盘否定《食货》的重要贡献。第三部分是中国经济史学的“社会经济史”的传统。最后，作者认为所谓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取向是要把经济作为整个社会的基础来研究，既著力把握决定社会面貌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经济机构，又全面反映社会经济生活的丰富内容，而不应简单地把它理解为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社会史的方法，更不是把经济史引向脱离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研究的方向。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一文中是以18以来的三百年作为研究时段。这三百年间的家族组织形式有两个路线：一条是纯血缘群体的路线，一条是同姓社团的路径。三百年来随着社会的变化，家族观念也在不断的更新，主要是围绕着传统血缘宗法原则与近现代民主平等理念展开的。最后是家族与国家关系转入新阶段和家族的变化与社会的变革。钱乘旦《不平衡发展：20世纪与现代化》文中提到20世纪开始的时候世界上正有两场战争，一场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一场是英国人征服了荷兰人的后裔。两场战争说明工业文明冲向全球，任何人都阻挡不了，而欧美在这一时期正歌舞升平，这里是资本主义核心区，也是现代化的策源地。当世界其他地区还在为要不要接受现代化痛苦的抉择时，修呗每一基本完成了现代化。刘景华《对西欧资本主义过渡某些问题的再思考》作者认为西欧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经济转型应该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而讨论经济的转型最核心的问题是资本主义起源问题。或者说是生产方式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问题。以上是部分作者的作品，还有一些论述中世纪欧洲的经济与社会的某个层面的作品。例如：王亚平的《试论中世纪晚期德意志经济社会的特点》、刘城《中世纪天主教信仰的仪式化》、俞金尧《中世纪教会婚姻法中的同意原则》、赵文洪《中世纪西欧城市的社会等级》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