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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在中国点燃了民主、科学之火，推动思想解放、文化重建，进而引发一场思想文化革命，在中国历史进程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民主与科学既是现代化发展道路，也是现代化发展方式。
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史家称之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起点。此前不久，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5千年中华文明史中，第一次出现了共和国。但是，革命者无法像推翻封建制度那样一夜之间摧毁封建思想。没有信奉共和思想的人民，怎么会有共和国？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有功，但是他感兴趣的是改朝换代，由他本人当皇帝，而不是制度变革。只有发动思想革命，才能彻底地推翻封建制度、破除封建思想对人民的束缚、建立民主制度。
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以“六义”重塑中国青年，即以“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思想改造青年思想和国民性。“六义”的本质是民主与科学。对于没有自由民主传统、没有自然科学体系的中国，陈独秀有如普罗米修斯，《青年杂志》有如火种。举着这捧火种，陈独秀誓言：“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用鲁迅先生的话，这是“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是煮自己的肉”。用胡适先生的话，这是“在袁世凯要实现帝制时，陈先生知道政治革命失败是因为没有文化思想这些革命，他就参加伦理革命、宗教革命、道德革命”。
100年前，陈独秀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在中国点燃了民主、科学之火，推动思想解放、文化重建，进而引发一场思想文化革命，在中国历史进程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1916年《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新青年》在知识界引起巨大震动，形成了风起云涌、百家争鸣的局面。
新文化的启蒙者和知识精英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乏善可陈，没有值得继承和营救的东西，应该从人格及情感上与封建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钱玄同提出“废灭汉文”的主张，认为两千年来用汉字书写的书籍多属孔学道教之类，内容无不荒谬有害，中国文字纯属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运用于20世纪之新时代。欲使中国不亡，必废以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鲁迅说，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o。陈独秀指出：“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
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许德珩、张国焘、段锡朋、黄日葵等创办《国民》杂志，旨在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许德珩先生在《国民》上发表《国民思想与世界潮流》一文中指出：“救今日之中国者，今日之国民也；训练今日之国民克胜救国之任者，国民思想之改革也；欲发思想改革之目标，为二十世纪新兴中国之国民者，又在吾人洞悉乎世界潮流之所趋。”
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顾颉刚、俞平伯等创办《新潮》杂志，“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提倡白话文和学术思想解放，反抗传统礼教，主张“伦理革命”。
刘师培、黄侃等人创办的国故月刊社，聚集辜鸿铭、林纾等一些具有保守倾向的学者，以卫道自任、反对白话文，攻击新文化的倡导者“覆孔孟，铲伦常”。
热心社会服务的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许德珩、廖书仓等人创建平民教育讲演团，“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普及平民教育，创造时代，创造新生活。
100年前，革命先驱为我们找到了战胜封建思想的武器——民主与科学。民主与科学是现代化发展道路，也是现代化发展方式。什么制度可以保证中国沿着民主与科学道路发展呢？
一部分五四青年找到了答案。李汉俊、李达、沈雁冰、沈泽民、陈望道、陈公博和施存统等十几位共产主义信徒加入《新青年》行列。随后，《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20多年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另一批奉行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学者，一直因“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问题困扰。1929年，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席卷西方国家。面对苏联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德意等法西斯国家的崛起，世界上出现了否定资本主义，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潮。个人主义的光芒远不如社会主义光耀动人了；个人财产神圣的理论远不如共产及计划经济时髦了。面对在中国出现的列宁与斯大林的思潮，胡适认为中国人学习西方文明的决心被这些思潮从根本上动摇了。胡适、孟森、丁文江、蒋廷黻、陶希圣等一批知识界巨子和言论界领袖就中国应该实行民主政治还是独裁政治展开了长达数年的公开辩论。
胡适认为，民主政治是一种常识政治，只要老百姓把自己的常识凑在一起，就可以成为国家的主人。西方议会中的政治家大多是平庸之辈，他们的优秀人才往往聚集在学界、商界，而不是政界。因此西方社会能够涌现出许多科学家、发明家和企业家。正因为如此，民主政治只需要幼儿园的基础，独裁统治却需要研究院的水平。
很多学者对于胡适的观点不以为然。蒋廷黻认为，当时政治的最低要求是通过个人专制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用武力实现国家统一，尽快结束这种“二等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吴景超认为，消除内乱的途径除却武力统一方式外，我们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方式。钱端升指出，由于无产阶级的反抗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现代社会是一个民主制度日趋衰微、独裁制度纷纷诞生的时代。其中苏联、德国、意大利、土耳其等独裁政权，就是典型范例。这些国家之所以引起世人注意，是因为他们用极权的方法，解决了本国的经济问题。因此中国也需要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制度，以便在最短时间成为一个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国家。
丁文江独辟蹊径，他认为中国是一个文盲大国，80%老百姓不识字，而且根本不关心政治。这些不识字、不关心政治的老百姓怎么能正常行使民主权利呢？即使是西方社会，大多数人对政治也不感兴趣，人们识字的目的不过是为了看体育新闻和读侦探小说。在今日的中国，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独裁政治更大。
卷入这次讨论的学者，从人数看不比新文化运动时少，这次争论的过程不比新文化运动短，但是，却没有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这些学者没有深入到中国百姓当中去调研他们想什么、要什么。胡适本人说，他看不起那些从教科书里学政治的人，但他本人却难免脱俗。在看到西方议会中的政治家大多是平庸之辈时，胡适忽视了西方民主政治是以完善的法律框架为背景的。法律越完善，对于执行人的要求越低。美国著名汉学家格里德（贾祖麟）将胡适与他的老师杜威对比后说，杜威是从特定的假定条件出发的，他的假定条件是根据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社会经验推导出来的。这些经验，几乎在每一个重要方面都跟中国不同。
（作者为清大筑境规划建筑设计院副院长）
民主与科学既是现代化发展道路，也是现代化发展方式。
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史家称之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起点。此前不久，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5千年中华文明史中，第一次出现了共和国。但是，革命者无法像推翻封建制度那样一夜之间摧毁封建思想。没有信奉共和思想的人民，怎么会有共和国？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有功，但是他感兴趣的是改朝换代，由他本人当皇帝，而不是制度变革。只有发动思想革命，才能彻底地推翻封建制度、破除封建思想对人民的束缚、建立民主制度。
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以“六义”重塑中国青年，即以“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思想改造青年思想和国民性。“六义”的本质是民主与科学。对于没有自由民主传统、没有自然科学体系的中国，陈独秀有如普罗米修斯，《青年杂志》有如火种。举着这捧火种，陈独秀誓言：“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用鲁迅先生的话，这是“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是煮自己的肉”。用胡适先生的话，这是“在袁世凯要实现帝制时，陈先生知道政治革命失败是因为没有文化思想这些革命，他就参加伦理革命、宗教革命、道德革命”。
100年前，陈独秀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在中国点燃了民主、科学之火，推动思想解放、文化重建，进而引发一场思想文化革命，在中国历史进程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1916年《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新青年》在知识界引起巨大震动，形成了风起云涌、百家争鸣的局面。
新文化的启蒙者和知识精英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乏善可陈，没有值得继承和营救的东西，应该从人格及情感上与封建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钱玄同提出“废灭汉文”的主张，认为两千年来用汉字书写的书籍多属孔学道教之类，内容无不荒谬有害，中国文字纯属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运用于20世纪之新时代。欲使中国不亡，必废以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鲁迅说，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o。陈独秀指出：“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
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许德珩、张国焘、段锡朋、黄日葵等创办《国民》杂志，旨在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许德珩先生在《国民》上发表《国民思想与世界潮流》一文中指出：“救今日之中国者，今日之国民也；训练今日之国民克胜救国之任者，国民思想之改革也；欲发思想改革之目标，为二十世纪新兴中国之国民者，又在吾人洞悉乎世界潮流之所趋。”
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顾颉刚、俞平伯等创办《新潮》杂志，“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提倡白话文和学术思想解放，反抗传统礼教，主张“伦理革命”。
刘师培、黄侃等人创办的国故月刊社，聚集辜鸿铭、林纾等一些具有保守倾向的学者，以卫道自任、反对白话文，攻击新文化的倡导者“覆孔孟，铲伦常”。
热心社会服务的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许德珩、廖书仓等人创建平民教育讲演团，“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普及平民教育，创造时代，创造新生活。
100年前，革命先驱为我们找到了战胜封建思想的武器——民主与科学。民主与科学是现代化发展道路，也是现代化发展方式。什么制度可以保证中国沿着民主与科学道路发展呢？
一部分五四青年找到了答案。李汉俊、李达、沈雁冰、沈泽民、陈望道、陈公博和施存统等十几位共产主义信徒加入《新青年》行列。随后，《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20多年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另一批奉行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学者，一直因“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问题困扰。1929年，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席卷西方国家。面对苏联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德意等法西斯国家的崛起，世界上出现了否定资本主义，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潮。个人主义的光芒远不如社会主义光耀动人了；个人财产神圣的理论远不如共产及计划经济时髦了。面对在中国出现的列宁与斯大林的思潮，胡适认为中国人学习西方文明的决心被这些思潮从根本上动摇了。胡适、孟森、丁文江、蒋廷黻、陶希圣等一批知识界巨子和言论界领袖就中国应该实行民主政治还是独裁政治展开了长达数年的公开辩论。
胡适认为，民主政治是一种常识政治，只要老百姓把自己的常识凑在一起，就可以成为国家的主人。西方议会中的政治家大多是平庸之辈，他们的优秀人才往往聚集在学界、商界，而不是政界。因此西方社会能够涌现出许多科学家、发明家和企业家。正因为如此，民主政治只需要幼儿园的基础，独裁统治却需要研究院的水平。
很多学者对于胡适的观点不以为然。蒋廷黻认为，当时政治的最低要求是通过个人专制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用武力实现国家统一，尽快结束这种“二等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吴景超认为，消除内乱的途径除却武力统一方式外，我们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方式。钱端升指出，由于无产阶级的反抗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现代社会是一个民主制度日趋衰微、独裁制度纷纷诞生的时代。其中苏联、德国、意大利、土耳其等独裁政权，就是典型范例。这些国家之所以引起世人注意，是因为他们用极权的方法，解决了本国的经济问题。因此中国也需要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制度，以便在最短时间成为一个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国家。
丁文江独辟蹊径，他认为中国是一个文盲大国，80%老百姓不识字，而且根本不关心政治。这些不识字、不关心政治的老百姓怎么能正常行使民主权利呢？即使是西方社会，大多数人对政治也不感兴趣，人们识字的目的不过是为了看体育新闻和读侦探小说。在今日的中国，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独裁政治更大。
卷入这次讨论的学者，从人数看不比新文化运动时少，这次争论的过程不比新文化运动短，但是，却没有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这些学者没有深入到中国百姓当中去调研他们想什么、要什么。胡适本人说，他看不起那些从教科书里学政治的人，但他本人却难免脱俗。在看到西方议会中的政治家大多是平庸之辈时，胡适忽视了西方民主政治是以完善的法律框架为背景的。法律越完善，对于执行人的要求越低。美国著名汉学家格里德（贾祖麟）将胡适与他的老师杜威对比后说，杜威是从特定的假定条件出发的，他的假定条件是根据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社会经验推导出来的。这些经验，几乎在每一个重要方面都跟中国不同。
（作者为清大筑境规划建筑设计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