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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一部女性作家演绎的少数民族史诗，《额尔古纳河右岸》以独特的视角回顾了鄂温克民族的历史，塑造了以达玛拉、妮浩和伊莲娜等为代表的一系列为爱而苦的女性形象。通过她们，作品展现了鄂温克民族忠于爱情、恪守传统、坚持信仰、甘于奉献的美好品德以及面对现代文明冲击的彷徨无助、艰难求索；表达了作家对山林文明的欣赏与赞美、对弱小文明行将消失的惋惜与留恋，以及对鄂温克民族前途命运的深深忧虑。
关键词：《额尔古纳河右岸》 鄂温克 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东北女作家迟子建的一部长篇力作。这部“恢弘博大的少数民族史诗”借一位年届九旬的鄂温克民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之口展现了这一民族的百年沧桑。三百多年前，由于俄军入侵，鄂温克人由贝加尔湖迁徙到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森林中，他们住在落叶松杆搭成的、抬头可见星空的希楞柱里，喝鹿奶和桦树汁，吃山鸡、灰鼠等的烤肉和肉干以及山野菜等，放养着性情温顺而富有耐力的驯鹿，靠打猎为生，用动物的皮张换取食盐、粮食、火柴、枪弹和其他生活用品。他们死后风葬或火化，敬畏一切神灵，信仰萨满教。
鄂温克人在漫长的冬天和严寒中求生存，面临着猛兽、疾病、瘟疫、严寒和雷电等的威胁，他们的物质无疑是匮乏的，生存条件是艰难的，但作品对他们生存现状的描绘却是极其浪漫的，作家更关注的是生活在山林中的这些人们之间的爱恨情仇。由于作家的女性身份以及作品以女性为主人公，因此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尤为引人注目。作品共塑造了“我”和“我”的长辈以及子、孙辈四代鄂温克女性的形象，其中，为爱情而备受煎熬的可怜的达玛拉、屡遭失子之痛的可敬的妮浩萨满、在山林和城市间徘徊苦闷的伊莲娜最令人揪心动容。作为一部民族历史的鴻篇巨制，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虽然不可能专为这些女性个体树碑立传，对她们的形象进行精雕细刻，但往往是廖廖数笔，已让她们栩栩如生。
一 达玛拉：为爱情而苦
爱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源泉，民族的史诗实际上都是爱的颂歌。《额尔古纳河右岸》展现了众多鄂温克人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而“我”的妈妈达玛拉的故事尤为动人心魄。
达玛拉是个爱跳舞的姑娘，她与林克和尼都萨满在搬迁途中相遇，兄弟俩同时爱上了她并互不相让，最后只好通过射箭比赛来决定嫁娶。林克赢得了比赛，也赢得了达玛拉的爱。达玛拉嫁给林克后，两人相亲相爱，常常在深夜的希楞柱里弄出“夹杂着喘息和呢喃”的激情的“风声”，并拥有了“我”和两个姐姐、弟弟鲁尼这四个爱情的结晶。然而造化弄人，为了换取驯鹿，林克去卫可巴河畔参加庆祝丰收的斯特若衣查节，归途中遭遇雷电袭击，命丧山林，达玛拉与林克的激情风声至此戛然而止。此后，一直对达玛拉未能忘情的尼都萨满开始疯狂追求达玛拉，他用积攒了两年的山鸡毛为达玛拉做了一条羽毛裙，也最终打动了达玛拉的心。可是按照氏族的习俗，弟弟去世后哥哥不能娶弟媳为妻。绝望的达玛拉一天天枯萎下去，她“佝偻着腰，弯曲着脖子，像个罪人似的，把脑袋深深埋进怀里”，每逢雷雨天就跑到树林中去求死却不得。在儿子鲁尼的婚礼上，达玛拉身着羽毛裙狂舞通宵，最终倒在了黎明的灰烬旁，绚丽而凄凉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达玛拉的爱情是浪漫的。鄂温克人身处深山密林之中，以乌力楞的形式聚族而居，不同营地的青年男女实际上彼此没有更多交往的机会，很多人只能屈从于父母之命，结局往往是悲剧性的。达玛拉与林克一见倾心，彼此相爱，她是幸运的；然而达玛拉又是不幸的。山林中的爱情还要时时遭受大自然的考验，达玛拉也没能逃脱这样的命运，雷电带走了林克，也带走了她的灵魂。更不幸的是，山林中的爱情还要面对传统习俗的挑战。鄂温克人纠结在重重林海之中，更多地依靠集体生存，面对爱情与现实的冲突，他们惯于顺从，习于忍受。达玛拉和尼都萨满屈服于传统，最终牺牲了自己的幸福。
达玛拉的爱情故事告诉读者：在纯净的山林中，鄂温克人的情感至真至纯，在他们的生命中，爱情至高无上。用“我”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女人如果能为一个男人幸福地晕厥过去，她这一生就没有白活。”对于爱情，他们忠贞不二，用情专一，他们的爱情是浪漫的、坚定的、回味悠长的。然而，人生往往是“你爱什么最后就得丢什么”，鄂温克人冲不破莽莽林海的包裹，更冲不出心灵的羁绊，他们的爱情又是艰难的、沉重的、无比短暂的。
二 妮浩：为亲情而苦
迟子建来自黑土地，这里饱受萨满文化的浸润，因而她的作品中“呈现了大量的原汁原味的萨满文化元素”。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部“关于神灵的史诗”中，作品塑造了两位神奇萨满的形象，而这也正是这部小说“最富魅力和想象力的地方”。尼都萨满因终身追求达玛拉而不得，一辈子抑郁寡欢，终至疯癫，但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用“充满活力”的舞蹈让日本战马倒地，震慑了日本兵。而既是萨满又是母亲的妮浩的一生则更为悲壮。
妮浩是“我”的弟媳。她随父亲来“我”的乌力楞打砍树刀时被“我”的弟弟鲁尼相中，鲁尼听说姑姑依芙琳也想让妮浩嫁给自己的儿子金得后就主动出击，当着全乌力楞人的面向妮浩求婚，并迅速将妮浩娶回营地。尼都萨满去世后，妮浩成了萨满，她宣誓“一定要用自己的生命和神赋予的能力保护自己的氏族”，让氏族“人口兴旺，驯鹿成群，狩猎年年丰收”。妮浩的确实践了她的诺言，她在山林里奔忙，在营地中狂舞，为氏族祈福消灾、治病救人。
妮浩是人与神沟通的使者，更是一个爱的使者。她明知想留下老天要带走的人，自己的孩子就必须顶替他去那边，但她仍然义无反顾地拯救着别人的性命，因此屡屡遭受丧子之痛。她救了汉人重病的孩子，自己的儿子果格力从树上跌下摔死；她救了被熊骨卡住喉咙的酒鬼马粪包，自己的女儿交库托坎去采百合花时被黄蜂蛰死；她救了偷驯鹿的汉族男孩，自己尚未出生的孩子在跳神后流产。作为萨满，她是能预知未来的，每一次的亲情奉献她都是先知先觉的，当人们不忍心让她一再因失去孩子而受苦，劝她不要去救人时，她却说：“我是萨满，怎么能见死不救呢？”在生命的最后时光，衰弱不堪的她仍然全副披挂为熄灭森林大火而起舞，这一次她奉献的是自己。
作为萨满和母亲，妮浩始终纠结在人的愿望与神的意志的冲突中；深陷于个人亲情与他人生命的矛盾里。作为萨满，妮浩似乎法力无边、神通广大，她无数次地拯救了他人生命；但作为母亲，她却屡遭打击，痛苦无助，只能一次次用哀伤的神歌为自己的孩子送行，用沉重的劳作排遣内心的巨大痛苦，用麝香避孕以免再受失子之苦。妮浩忠于使命，乐于助人，甘于奉献，神圣而可敬，崇高而悲壮，她为“大爱”而舍“小爱”的宗教牺牲精神和高尚人格正是鄂温克文化传统中最厚重的一笔。所以，伊莲娜从妮浩最后的舞蹈中看到了民族文化的精髓，在用画笔表现民族历史时，画的就是妮浩萨满起舞祈雨的形象。
三 伊莲娜：为民族深情而苦
每个民族在发展的进程中都会面临坚守传统与进步发展的矛盾，放下猎枪的鄂温克民族在走向文明的过程中，同样也经历着探寻前途和出路的困惑。一如作品尾声中作者所写的那样：“没有路的时候，我们会迷路；路多了的时候，我们也会迷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对于幸福的彼岸，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憧憬，因而也都有不同的选择。
“我”对鄂温克民族满怀深情，可是面对因大兴安岭开发、建铁路和公路，“林木越来越稀疏，动物也越来越少”的现实，“我”也只能无望地坚守森林，独自守着“母亲送给我”的、“能让人的心中和眼睛明亮”的那团火，并不孤单地继续“活在山中”，与清风流水、日月星辰为伴。而面对留守山林与走进都市的选择，“我”的子孙们却无法像“我”一样坚定而平和，“我”的外孙女伊莲娜就度过了短暂而困惑的一生。
伊莲娜是热爱艺术的，也是成功的。她是鄂温克民族中的第一位大学生。她从小受“我”的影响而喜欢上了画岩画，上学后对图画课格外感兴趣，进入大学后主攻油彩画，毕业后成为一名美术编辑，常有表现民族题材的作品发表。她并不满足于自己的成功，又探索出了皮毛画，引起了轰动。
伊莲娜是热爱生活的，却又是不幸的。她从美术学院毕业后，到一家报社做了美术编辑，与一名工人结婚，一年后离异；又与一位报社记者同居，俩人时常争吵，最终不欢而散。她回到没有酒馆、电话、电影院和书店的森林中，感到寂寞；身居处处是人流、房屋、汽车和灰尘的都市，又觉得烦躁。她最终因厌倦了工作和城市而辞职，回归到拥有驯鹿、树木、激流、月亮和清风的山林中，创作出皮毛画后又迫不及待地返回都市去博取赞美。在目睹了妮浩萨满祈雨的壮观情景后，她深受触动，用两年时间画出了自己满意的油画，用自己的画笔展现了她所热爱的民族的沧桑和风雨。完成作品后她去河边清洗画笔，在醉意朦胧中将自己交付清流，永远地结束了内心的苦闷和彷徨。
伊莲娜的故事是典型的，她代表的正是在路多时迷路的那一群人，表现了深受传统文化熏陶同时又面临现代文明冲击的人们内心的挣扎与痛苦。她徘徊在山林与都市之间，拒绝外界的干扰，拒绝摈弃传统，却又无法真正地回归山林，保持宁静。面对文明与传统的矛盾，人人都可能无所适从。“多歧路，今安在？”通过伊莲娜的故事，作家似乎给出了答案，又似乎仅仅再现了困惑，所以一部鄂温克人的文明发展史，实际上也是所有民族从愚昧到文明进程的缩影。
在笔者有限的阅读中，展现鄂温克民族生活的文学作品和作家并不多见。为民族立传是需要气魄和功力的，而方式却可以多种多样。迟子建以女性作家的细腻笔触来书写民族历史的宏大题材，从非少数民族作家的立场出发来回望鄂温克民族的历史，展望鄂温克民族的未来，因此，这部传记是独特而又别致的，有着迟子建特有的印记：细腻而又奔放，抒情却不乏理性，温和而不失激烈，忧郁又深藏壮美。
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首次以女性的眼光来关注鄂温克民族，以怜爱之情展示了弱小民族的可爱可敬的品格。作为女性作家，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一如既往地“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关注世间万事万物，她以感同身受的体验抒写人的生存困境，她以不屈的信念为不幸的人们寻找出路”。在这部作品中，以往在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扮演主角的男性似乎退居到女性身后，把表演舞台让给了“风吹草动之中最易受伤的”“柔弱善良的女人”，作品通过众多因为深爱亲人和民族而饱受爱情、亲情和民族深情折磨的女性形象，展示了以她們为代表的鄂温克民族多情善良、尊重生命、坚持信仰、甘于奉献的美好品格。
更为可贵的是，作为非少数民族作家，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通过一系列温柔多情、善良无私、心灵手巧的鄂温克民族女性形象，不仅仅只是满怀崇敬地讴歌了鄂温克民族的过去，更忧心忡忡地关注着了他们的未来前途和命运。过去，鄂温克民族饱经风雨，宁静而平和；现在，他们徘徊于歧路，惶恐而无奈；而他们的未来，必然路漫漫，待求索。如果说达玛拉、妮浩代表了这一民族的过去，那么，伊莲娜则昭示着鄂温克民族的现在与未来。尽管着墨不多，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这些为爱而苦的女性形象深刻体会到作家对于山林文明的留恋与赞美，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和厌弃，对弱小文明深受现代文明冲击而无法延续的遗憾与惋惜，对鄂温克民族融入现代文明的前途的深深焦灼与忧虑。而这也正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应有的良知和作为。
参考文献：
[1] 关昕：《论迟子建小说的浪漫主义精神》，《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2] 刘春玲：《论迟子建小说中满-通古斯语族的萨满招魂母题》，《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3] 何平：《重提作为“风俗史”的小说——对迟子建小说的抽样分析》，《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4期。
[4] 姜桂华：《执著于困境的发现与出路的寻找——迟子建中短篇小说通解》，《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3期。
作者简介：唐晋先，女，1965—，四川绵阳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
关键词：《额尔古纳河右岸》 鄂温克 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东北女作家迟子建的一部长篇力作。这部“恢弘博大的少数民族史诗”借一位年届九旬的鄂温克民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之口展现了这一民族的百年沧桑。三百多年前，由于俄军入侵，鄂温克人由贝加尔湖迁徙到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森林中，他们住在落叶松杆搭成的、抬头可见星空的希楞柱里，喝鹿奶和桦树汁，吃山鸡、灰鼠等的烤肉和肉干以及山野菜等，放养着性情温顺而富有耐力的驯鹿，靠打猎为生，用动物的皮张换取食盐、粮食、火柴、枪弹和其他生活用品。他们死后风葬或火化，敬畏一切神灵，信仰萨满教。
鄂温克人在漫长的冬天和严寒中求生存，面临着猛兽、疾病、瘟疫、严寒和雷电等的威胁，他们的物质无疑是匮乏的，生存条件是艰难的，但作品对他们生存现状的描绘却是极其浪漫的，作家更关注的是生活在山林中的这些人们之间的爱恨情仇。由于作家的女性身份以及作品以女性为主人公，因此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尤为引人注目。作品共塑造了“我”和“我”的长辈以及子、孙辈四代鄂温克女性的形象，其中，为爱情而备受煎熬的可怜的达玛拉、屡遭失子之痛的可敬的妮浩萨满、在山林和城市间徘徊苦闷的伊莲娜最令人揪心动容。作为一部民族历史的鴻篇巨制，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虽然不可能专为这些女性个体树碑立传，对她们的形象进行精雕细刻，但往往是廖廖数笔，已让她们栩栩如生。
一 达玛拉：为爱情而苦
爱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源泉，民族的史诗实际上都是爱的颂歌。《额尔古纳河右岸》展现了众多鄂温克人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而“我”的妈妈达玛拉的故事尤为动人心魄。
达玛拉是个爱跳舞的姑娘，她与林克和尼都萨满在搬迁途中相遇，兄弟俩同时爱上了她并互不相让，最后只好通过射箭比赛来决定嫁娶。林克赢得了比赛，也赢得了达玛拉的爱。达玛拉嫁给林克后，两人相亲相爱，常常在深夜的希楞柱里弄出“夹杂着喘息和呢喃”的激情的“风声”，并拥有了“我”和两个姐姐、弟弟鲁尼这四个爱情的结晶。然而造化弄人，为了换取驯鹿，林克去卫可巴河畔参加庆祝丰收的斯特若衣查节，归途中遭遇雷电袭击，命丧山林，达玛拉与林克的激情风声至此戛然而止。此后，一直对达玛拉未能忘情的尼都萨满开始疯狂追求达玛拉，他用积攒了两年的山鸡毛为达玛拉做了一条羽毛裙，也最终打动了达玛拉的心。可是按照氏族的习俗，弟弟去世后哥哥不能娶弟媳为妻。绝望的达玛拉一天天枯萎下去，她“佝偻着腰，弯曲着脖子，像个罪人似的，把脑袋深深埋进怀里”，每逢雷雨天就跑到树林中去求死却不得。在儿子鲁尼的婚礼上，达玛拉身着羽毛裙狂舞通宵，最终倒在了黎明的灰烬旁，绚丽而凄凉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达玛拉的爱情是浪漫的。鄂温克人身处深山密林之中，以乌力楞的形式聚族而居，不同营地的青年男女实际上彼此没有更多交往的机会，很多人只能屈从于父母之命，结局往往是悲剧性的。达玛拉与林克一见倾心，彼此相爱，她是幸运的；然而达玛拉又是不幸的。山林中的爱情还要时时遭受大自然的考验，达玛拉也没能逃脱这样的命运，雷电带走了林克，也带走了她的灵魂。更不幸的是，山林中的爱情还要面对传统习俗的挑战。鄂温克人纠结在重重林海之中，更多地依靠集体生存，面对爱情与现实的冲突，他们惯于顺从，习于忍受。达玛拉和尼都萨满屈服于传统，最终牺牲了自己的幸福。
达玛拉的爱情故事告诉读者：在纯净的山林中，鄂温克人的情感至真至纯，在他们的生命中，爱情至高无上。用“我”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女人如果能为一个男人幸福地晕厥过去，她这一生就没有白活。”对于爱情，他们忠贞不二，用情专一，他们的爱情是浪漫的、坚定的、回味悠长的。然而，人生往往是“你爱什么最后就得丢什么”，鄂温克人冲不破莽莽林海的包裹，更冲不出心灵的羁绊，他们的爱情又是艰难的、沉重的、无比短暂的。
二 妮浩：为亲情而苦
迟子建来自黑土地，这里饱受萨满文化的浸润，因而她的作品中“呈现了大量的原汁原味的萨满文化元素”。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部“关于神灵的史诗”中，作品塑造了两位神奇萨满的形象，而这也正是这部小说“最富魅力和想象力的地方”。尼都萨满因终身追求达玛拉而不得，一辈子抑郁寡欢，终至疯癫，但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用“充满活力”的舞蹈让日本战马倒地，震慑了日本兵。而既是萨满又是母亲的妮浩的一生则更为悲壮。
妮浩是“我”的弟媳。她随父亲来“我”的乌力楞打砍树刀时被“我”的弟弟鲁尼相中，鲁尼听说姑姑依芙琳也想让妮浩嫁给自己的儿子金得后就主动出击，当着全乌力楞人的面向妮浩求婚，并迅速将妮浩娶回营地。尼都萨满去世后，妮浩成了萨满，她宣誓“一定要用自己的生命和神赋予的能力保护自己的氏族”，让氏族“人口兴旺，驯鹿成群，狩猎年年丰收”。妮浩的确实践了她的诺言，她在山林里奔忙，在营地中狂舞，为氏族祈福消灾、治病救人。
妮浩是人与神沟通的使者，更是一个爱的使者。她明知想留下老天要带走的人，自己的孩子就必须顶替他去那边，但她仍然义无反顾地拯救着别人的性命，因此屡屡遭受丧子之痛。她救了汉人重病的孩子，自己的儿子果格力从树上跌下摔死；她救了被熊骨卡住喉咙的酒鬼马粪包，自己的女儿交库托坎去采百合花时被黄蜂蛰死；她救了偷驯鹿的汉族男孩，自己尚未出生的孩子在跳神后流产。作为萨满，她是能预知未来的，每一次的亲情奉献她都是先知先觉的，当人们不忍心让她一再因失去孩子而受苦，劝她不要去救人时，她却说：“我是萨满，怎么能见死不救呢？”在生命的最后时光，衰弱不堪的她仍然全副披挂为熄灭森林大火而起舞，这一次她奉献的是自己。
作为萨满和母亲，妮浩始终纠结在人的愿望与神的意志的冲突中；深陷于个人亲情与他人生命的矛盾里。作为萨满，妮浩似乎法力无边、神通广大，她无数次地拯救了他人生命；但作为母亲，她却屡遭打击，痛苦无助，只能一次次用哀伤的神歌为自己的孩子送行，用沉重的劳作排遣内心的巨大痛苦，用麝香避孕以免再受失子之苦。妮浩忠于使命，乐于助人，甘于奉献，神圣而可敬，崇高而悲壮，她为“大爱”而舍“小爱”的宗教牺牲精神和高尚人格正是鄂温克文化传统中最厚重的一笔。所以，伊莲娜从妮浩最后的舞蹈中看到了民族文化的精髓，在用画笔表现民族历史时，画的就是妮浩萨满起舞祈雨的形象。
三 伊莲娜：为民族深情而苦
每个民族在发展的进程中都会面临坚守传统与进步发展的矛盾，放下猎枪的鄂温克民族在走向文明的过程中，同样也经历着探寻前途和出路的困惑。一如作品尾声中作者所写的那样：“没有路的时候，我们会迷路；路多了的时候，我们也会迷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对于幸福的彼岸，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憧憬，因而也都有不同的选择。
“我”对鄂温克民族满怀深情，可是面对因大兴安岭开发、建铁路和公路，“林木越来越稀疏，动物也越来越少”的现实，“我”也只能无望地坚守森林，独自守着“母亲送给我”的、“能让人的心中和眼睛明亮”的那团火，并不孤单地继续“活在山中”，与清风流水、日月星辰为伴。而面对留守山林与走进都市的选择，“我”的子孙们却无法像“我”一样坚定而平和，“我”的外孙女伊莲娜就度过了短暂而困惑的一生。
伊莲娜是热爱艺术的，也是成功的。她是鄂温克民族中的第一位大学生。她从小受“我”的影响而喜欢上了画岩画，上学后对图画课格外感兴趣，进入大学后主攻油彩画，毕业后成为一名美术编辑，常有表现民族题材的作品发表。她并不满足于自己的成功，又探索出了皮毛画，引起了轰动。
伊莲娜是热爱生活的，却又是不幸的。她从美术学院毕业后，到一家报社做了美术编辑，与一名工人结婚，一年后离异；又与一位报社记者同居，俩人时常争吵，最终不欢而散。她回到没有酒馆、电话、电影院和书店的森林中，感到寂寞；身居处处是人流、房屋、汽车和灰尘的都市，又觉得烦躁。她最终因厌倦了工作和城市而辞职，回归到拥有驯鹿、树木、激流、月亮和清风的山林中，创作出皮毛画后又迫不及待地返回都市去博取赞美。在目睹了妮浩萨满祈雨的壮观情景后，她深受触动，用两年时间画出了自己满意的油画，用自己的画笔展现了她所热爱的民族的沧桑和风雨。完成作品后她去河边清洗画笔，在醉意朦胧中将自己交付清流，永远地结束了内心的苦闷和彷徨。
伊莲娜的故事是典型的，她代表的正是在路多时迷路的那一群人，表现了深受传统文化熏陶同时又面临现代文明冲击的人们内心的挣扎与痛苦。她徘徊在山林与都市之间，拒绝外界的干扰，拒绝摈弃传统，却又无法真正地回归山林，保持宁静。面对文明与传统的矛盾，人人都可能无所适从。“多歧路，今安在？”通过伊莲娜的故事，作家似乎给出了答案，又似乎仅仅再现了困惑，所以一部鄂温克人的文明发展史，实际上也是所有民族从愚昧到文明进程的缩影。
在笔者有限的阅读中，展现鄂温克民族生活的文学作品和作家并不多见。为民族立传是需要气魄和功力的，而方式却可以多种多样。迟子建以女性作家的细腻笔触来书写民族历史的宏大题材，从非少数民族作家的立场出发来回望鄂温克民族的历史，展望鄂温克民族的未来，因此，这部传记是独特而又别致的，有着迟子建特有的印记：细腻而又奔放，抒情却不乏理性，温和而不失激烈，忧郁又深藏壮美。
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首次以女性的眼光来关注鄂温克民族，以怜爱之情展示了弱小民族的可爱可敬的品格。作为女性作家，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一如既往地“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关注世间万事万物，她以感同身受的体验抒写人的生存困境，她以不屈的信念为不幸的人们寻找出路”。在这部作品中，以往在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扮演主角的男性似乎退居到女性身后，把表演舞台让给了“风吹草动之中最易受伤的”“柔弱善良的女人”，作品通过众多因为深爱亲人和民族而饱受爱情、亲情和民族深情折磨的女性形象，展示了以她們为代表的鄂温克民族多情善良、尊重生命、坚持信仰、甘于奉献的美好品格。
更为可贵的是，作为非少数民族作家，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通过一系列温柔多情、善良无私、心灵手巧的鄂温克民族女性形象，不仅仅只是满怀崇敬地讴歌了鄂温克民族的过去，更忧心忡忡地关注着了他们的未来前途和命运。过去，鄂温克民族饱经风雨，宁静而平和；现在，他们徘徊于歧路，惶恐而无奈；而他们的未来，必然路漫漫，待求索。如果说达玛拉、妮浩代表了这一民族的过去，那么，伊莲娜则昭示着鄂温克民族的现在与未来。尽管着墨不多，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这些为爱而苦的女性形象深刻体会到作家对于山林文明的留恋与赞美，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和厌弃，对弱小文明深受现代文明冲击而无法延续的遗憾与惋惜，对鄂温克民族融入现代文明的前途的深深焦灼与忧虑。而这也正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应有的良知和作为。
参考文献：
[1] 关昕：《论迟子建小说的浪漫主义精神》，《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2] 刘春玲：《论迟子建小说中满-通古斯语族的萨满招魂母题》，《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3] 何平：《重提作为“风俗史”的小说——对迟子建小说的抽样分析》，《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4期。
[4] 姜桂华：《执著于困境的发现与出路的寻找——迟子建中短篇小说通解》，《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3期。
作者简介：唐晋先，女，1965—，四川绵阳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