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医生这个名词，1968年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随后流传开来。其本义，是指中国农村中不脱产的基层医疗卫生人员。之所以称他们为赤脚医生，是因为他们在不看病的时候要下田插秧，处于一种“半农半医”的状态。对于我国的赤脚医生模式，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1981年年报中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这一制度为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

赤脚医生的前身是卫生员、接生员

　　赤脚医生的出现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密不可分的。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健康的整体形势不容乐观，多种传染病流行，整个国家处于缺医少药的状态。而且，各地医疗水平的城乡差距非常明显。企业职工和国家公职人员的医疗问题尚可依靠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制度进行一定程度的保障，但广大农民群众看病很难。

　　在农村，除了少数中医，医务人员非常稀缺。即使是乡村郎中，也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中交通相对发达、人口比较聚集的地方，普通的农村群众看病十分不便。此外，农民的经济状况普遍不佳，几乎无力去求医问药。为了改善这些状况，党中央和人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培养赤脚医生。
　　虽然赤脚医生这个名詞的正式出现是在1968年，但之前其实已有类似性质的医务人员存在。农村一些大队、生产队的贫下中农子女（通常为政治出身好、思想好、爱劳动），被当地卫生部门选中成为卫生员、接生员。他们利用农闲时间学习医疗知识，主要目的就是诊治农村的常见病及为妇女接生。
　　卫生员要掌握简易的针灸治疗方法，学会使用常用药品和诊治常见疾病，并懂得结合农业生产进行简易的急救和小伤小病的处理。他们还要懂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一般知识，如修建水井、水源保护、水的消毒、积肥和粪便无害化管理、除四害的具体方法，能进行一般的卫生宣传。除此之外，还担负着常见传染病的简易预防工作和疫情报告工作。接生员除了要掌握新法接生的方法及产前检查、产妇和新生儿的简易护理知识，还要能够进行计划生育和一般卫生知识的宣传工作。后来，赤脚医生的培养目标也和这些卫生员、接生员大同小异。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早在1965年，这个基层医疗队伍就开始壮大了。6月26日，毛泽东主席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安排，听取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的工作汇报。钱信忠在作了卫生部工作的一般性汇报后，讲到全国医务人员分布情况时说到，全国共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75%。毛泽东听到这组数字后说：“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为农民看病服务。”
　　毛泽东主席的这些话，后来被称为“六·二六”指示，这段指示开创了我国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新局面，催生了后来的赤脚医生制度。1965年9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社论，题为《切实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社论认为，必须用革命精神，迅速地大力加强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切实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接着，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批转了卫生部党委《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并在报告中指出：“大力为农村培养医药卫生人员。争取在五到十年内，为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培养质量较好的不脱产的卫生人员。”此后，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切实转向了农村。

　　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政府动员很大一部分城市的卫生资源进入农村。大量的城市医务人员组成巡回医疗队，下乡巡诊。大批城市医院人员和医学院校的毕业生，下放到农村。大量医疗器械和医疗设备被拨往农村，卫生经费也开始向农村倾斜。

　　一些家庭出身好、阶级成分好、政治思想好，同时又具备一定文化基础的人，被挑选出来成为赤脚医生的培养对象。

　　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城市巡回医疗队不断穿梭于广大农村地区，为农村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初级卫生保健人员，为赤脚医生队伍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的支持。据1965年上半年统计，全国城市共组织28000多人到农村。巡回医疗队在工作中因陋就简，合理用药，尽量为病人减轻经济负担。这打破了过去病人跋山涉水到城市看病的模式，救治了许多穷苦病人。医疗队在农村地区巡回举办赤脚医生训练班，以田间地头、病人家中为课堂，以医治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疗法和中草药为教材，力求学以致用。

“土洋结合”赤脚医生队伍壮大

　　1969年开始，全国各地掀起了办合作医疗的高潮。随着合作医疗在各地的推广，赤脚医生大量涌现。一些赤脚医生由原来各生产大队中的卫生员、接生员经过业务培训后而来，一些则按照一定的选拔标准选拔而来。一些家庭出身好、阶级成分好、政治思想好，同时又具备一定文化基础的人，被挑选出来成为赤脚医生的培养对象。除此之外，还有地域和年龄性别等要求，一般要求参选人必须是当地居民，年龄控制在18～25岁的青壮年。 　　赤脚医生的培养模式也很具特色，以实用为导向。一般是通过短期集中培训，传授一些常见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方法，而不是进行医学知识的系统学习。时间周期短，他们所学医术并不精湛，但他们都是以当地村民的多发疾病及求医需求为依据展开针对性训练的。这一培训方式，不仅能够节约培训时间和培训经费，还能够有效缓解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是适合当时我国国情的创造性发明。
　　虽然赤脚医生这个名字听着很接地气，但他们也不是完全用土方法救治病人。在实际行医的过程中，他们会“土洋结合”，除了用草药、针灸等传统中医方法，也会用现代医学方法，开抗生素等西药，甚至会做外科手术。据韩启德院士回忆，他当年在陕西当赤脚医生时，就是中医、西医两手抓、两手硬。他用中药配合针灸，使没有奶水的产妇有了奶;用仅一毛多钱的毛地黄片，使晚期心衰病人“起死回生”。他也创造条件开展各种手术，包括当时难度很大的兔唇和阴道肛门瘘修补手术。
　　到1975年年底，全国已有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有赤脚医生1559214人，生产队的卫生员3282481人、接生员615184人。合作医疗发展鼎盛时期，全国农村卫生人员数量达到500多万，其中赤脚医生有180多万。这支队伍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当时卫生部拥有的卫生人力总量（220万名卫生技术人员）。

拥抱新时代部分成功转型乡村医生

　　赤脚医生与三级医疗卫生体系和合作医疗制度，构成了当时中国农村医疗卫生的三大支柱，为当时较落后的农村地区基本医疗服务提供了有力的基础保障。在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时间内，赤脚医生日夜出诊，风雨无阻，始终活跃在农村防病治病第一线，以特殊的工作方式，为农村居民解除疾病和痛苦，改善了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使亿万农民的健康得到了基本保障。

　　可以说，那个时代的赤脚医生，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医生，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医疗知识水平也很低，但他们人多面广，与农民直接劳动、生活在一起。他们向农民提供的初级医疗卫生服务，是当时农民所急需的，能补充乡镇（公社）和县两级医疗力量的不足，甚至有时真能救人一命。所以，他们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
　　由于时代变革，赤脚医生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走向终结。当人民公社和合作医疗瓦解后，很多赤脚医生需要另寻出路。其中不少人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转而干农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农产品价格的提升，使得许多赤脚医生觉得干农活对生活更有帮助。还有一部分赤脚医生离开农村，到乡镇企业找工作或忙于经商，或者去城市寻求更好的生活。
　　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至此，赤脚医生的历史也就结束了。新时代，卫生部门要求所有农村卫生人员一律进行考试，凡考试通过合格者，授予乡村医生证书，获得中级职称;考试不合格或未参加考试者统称为卫生员，获得初级职称。1985年，125万赤脚医生只有一半通过资格考试。1986年，又有64万农村卫生人员被授予乡村医生证书。
　　赤脚医生是我们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通过政治动员，解决农村基本医疗卫生问题的一种尝试。“千家万户留脚印，药箱伴着泥土香”，即便现在说到乡村医生，老一辈人也会很自然地想到赤脚医生。赤脚医生不仅给人们留下了一段追求美好和健康的回忆，而且在推进“新农合”的过程中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即便他们或许医术尚浅，但正是这难能可贵的“1”，让后面无数个“0”有了意义。我国医疗卫生成绩的功劳簿上，当有他们浓墨重彩的一笔。
　　（注：图片来源《健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