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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四个孩子，最大的哥哥13岁，三个妹妹中最小的5岁，在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集体喝农药自杀。是什么，让他们走向绝境？
“关爱机制”启动后 孩子自杀后，毕节市宣布了对多人的处理结果，包括七星关区副区长、教育局局长和田坎乡党委书记、乡长在内的相关干部分别被停职、免职，还有部分人员待调查后视情节给予处分。那么，相关工作人员是否有失职？
2012年年末，同样是在毕节市七星关区，5个流浪儿童在垃圾桶里烧火取暖，窒息死亡。事发后，毕节市启动了一系列针对留守儿童的关爱保护机制。田坎乡教管中心主任潘峰告诉记者，每学期开学初，田坎乡小学都要对留守儿童情况进行排查摸底，为每个留守儿童建立“一人一表一卡一册”的档案。只要父母同时离开16岁以下孩子的时间持续达到一个星期，那么孩子就被定义为“留守儿童”，根据父母情况的变化，这样的数据是动态的。
田坎乡分管教育的政法委书记胡海峰称，根据2015年春节后的统计，全乡共有709名留守儿童，其中在校就读的有381名。对每一个在校留守儿童而言，至少有三人，即老师（通常是班主任）、包村乡干部和村干部负责对他们进行帮扶。四个孩子的状况清楚地记录在案，而且制定了责任人员。
记者看到，在四兄妹生前就读的田坎乡小学，建立了“留守儿童之家”；同时，毗邻的乡政府也建立了为留守儿童设立的“爱心聊天室”。在学校的这间活动室里，配备了三台可以进行网络视频语音聊天的电脑，以及几台电话。潘峰告诉记者，只要留守儿童的父母可以联系上，并且有通电话或者网络沟通的条件，孩子们就可以在这里和亲人交流。同时，活动室里还有图书、象棋、跳棋、绘画工具等物品，让孩子们可以愉悦身心。潘峰说，购买电脑等设备的资金来源是毕节市政府划拨的关爱留守儿童专项基金。
据公开资料，该基金是在2012年5名流浪儿童窒息死亡之后，毕节市政府设立的，每年额度为6000万元。知名爆料人周筱赟近期向毕节市政府提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后者公布该项资金三年来的详细使用情况。目前，毕节市政府工作人员已收到该申请，并联系周筱赟称会认真回复。
潘峰说，田坎乡小学一共有29名教职人员、13个教学班，一般每个班主任是班级留守儿童的直接帮扶负责人，任务最重的班主任一人要负责30多名留守儿童的工作；胡海峰表示，对于包村乡干部或者村干部而言，单人直接负责留守儿童的最多数目也差不多是这样。同时，老师们还有教学任务；乡、村一级基层干部的工作也是非常繁杂。胡海峰坦言，4月17日他第一次去四个孩子家里时，也是调解其他村民纠纷时恰巧听说的他们家的情况。
记者翻阅学校里的留守儿童档案看到，大多留守儿童都有指定的监护人，多是爷爷奶奶一辈，老师可以和监护人联系，家访后也有监护人的反馈意见。潘峰称，像张启刚兄妹这样父母联系不上，又没有指定监护人的情况，在学校里几乎是孤例。
潘峰向记者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近年来，向田坎乡小学捐献钱款和物品的个人和组织并不少；但是，针对留守儿童的专业心理辅导人员却非常缺乏，这样的“心理援助”，可能是目前更加急需的。张启刚的班主任杨小琴说，现在老师们对孩子的心理疏导只能采取一般的聊天方式，并没掌握专业的技能，效果是很有限的。她非常希望能得到专业人士持续援助，或者有机会可以参加这方面的进修。
胡海峰表示，四个孩子家的经济状况在当地处于中等，并非是缺衣少食。 村民也反映，父亲会给孩子们打零花钱，“有时会看到他们在小卖部买东西”。而父亲张方其和孩子中的老大张启刚已在2012年被当地纳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事发后据警方勘查发现，孩子的低保存折里还有3000多元余额。孩子们的一名亲人告诉记者：“我们给孩子们衣服，不是新的他们还不穿。”他们最缺乏的，并不是物质援助。
在田坎乡小学的留守儿童档案里，张启刚的“需要关爱内容”一栏明明白白地写着“情感关爱”。
可是，在现有的条件下，还能为留守儿童们做点什么，才能防止类似悲剧的出现？胡海峰、潘峰和杨小琴都表示出了困惑：“我们也不知道了。”
让父母回家 上述疑问未必没有解答。
毕节的此次事件之所以举国关注，并得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等人的重要批示；不仅因为当地同类事件的接连发生，同时和毕节在全国扶贫领域的象征意义不无关系：1988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提议在毕节建立“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获得国务院批准。与当时全国启动的改革试验特区、开发区不同，毕节试验区是全国唯一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主题的试验区。
而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在贵州考察时也提出：要关心留守儿童、留守老年人，完善工作机制和措施，加强管理和服务。
田坎乡是七星关区最偏远的一个乡，位于和四川接壤的山区，距离市区100多公里，乘坐公交车往来需要4个多小时。全乡贫困人口比重高，外出打工的人数众多，留守儿童现象普遍。
扶贫往往最先解决的是交通问题。记者看到，当地虽然山路颠簸，但乡镇间、村组间的道路基本已全部硬化，部分道路两旁还装上了太阳能路灯。路修好了，要是人全跑了，依然不能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根本的解决方案，在于让让青壮劳力在当地就业，让父母回家。
田坎乡其实正在做这样的事。七星关区宣传部副部长戴德润称，当地已经在规划发展林下养鸡的生态农业，以每人每年养300只散养鸡，每只鸡能带来70元纯收入计算，一年至少能为当地村民带来21000元的收入，这已经与外出打工的纯收入基本持平。“在这样的情况下，父母是愿意背井离乡抛家弃子去打工，还是愿意留在家乡享受天伦之乐，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巧合的是，田坎乡的上述规划已经找好销路，本来计划就在6月15日的一周开始落实，而主持此事的前任党委书记和乡长都由于留守儿童自杀事件被免职，计划也随之搁置。
大山外的公益组织也在关注“产业扶贫”。以“中国乡村儿童联合公益”中“e农计划”为代表的“造血派”，正越来越多地取代传统的“输血扶贫”。而他们的口号就是“帮农产出村，让爸爸回家”。
同时，乡村的传统观念也亟待改变。
心理咨询师武志红对此事发表评论：“无回应之处，就是绝境。”他认为，杀死毕节那一家四个孩子的，就是这种绝境。虽然老师和社会对他们有回应，但那是无法替代父母的。母亲消失了，父亲电话也打不通，而很可能的是，他们心中从婴儿期就一直活在这种绝境中，他们受够了。
“为什么要让孩子处于这种绝境中？为什么必须去打工？我想，比贫穷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这个国家，可能每个地方都有这样一种主流思维——挣钱胜于带孩子，面子胜于家庭温暖。”
毕节当地一名媒体同行也表示了同样的忧虑。他说，当地农民外出辛苦打工赚到钱之后，很多都是热衷于造房子，而没有对家庭投入关爱。这真的需要改变。
西班牙古诗说：“死亡，即是无回应之地。”但愿这种绝境，再也不要发生。
摘自《新民周刊》
“关爱机制”启动后 孩子自杀后，毕节市宣布了对多人的处理结果，包括七星关区副区长、教育局局长和田坎乡党委书记、乡长在内的相关干部分别被停职、免职，还有部分人员待调查后视情节给予处分。那么，相关工作人员是否有失职？
2012年年末，同样是在毕节市七星关区，5个流浪儿童在垃圾桶里烧火取暖，窒息死亡。事发后，毕节市启动了一系列针对留守儿童的关爱保护机制。田坎乡教管中心主任潘峰告诉记者，每学期开学初，田坎乡小学都要对留守儿童情况进行排查摸底，为每个留守儿童建立“一人一表一卡一册”的档案。只要父母同时离开16岁以下孩子的时间持续达到一个星期，那么孩子就被定义为“留守儿童”，根据父母情况的变化，这样的数据是动态的。
田坎乡分管教育的政法委书记胡海峰称，根据2015年春节后的统计，全乡共有709名留守儿童，其中在校就读的有381名。对每一个在校留守儿童而言，至少有三人，即老师（通常是班主任）、包村乡干部和村干部负责对他们进行帮扶。四个孩子的状况清楚地记录在案，而且制定了责任人员。
记者看到，在四兄妹生前就读的田坎乡小学，建立了“留守儿童之家”；同时，毗邻的乡政府也建立了为留守儿童设立的“爱心聊天室”。在学校的这间活动室里，配备了三台可以进行网络视频语音聊天的电脑，以及几台电话。潘峰告诉记者，只要留守儿童的父母可以联系上，并且有通电话或者网络沟通的条件，孩子们就可以在这里和亲人交流。同时，活动室里还有图书、象棋、跳棋、绘画工具等物品，让孩子们可以愉悦身心。潘峰说，购买电脑等设备的资金来源是毕节市政府划拨的关爱留守儿童专项基金。
据公开资料，该基金是在2012年5名流浪儿童窒息死亡之后，毕节市政府设立的，每年额度为6000万元。知名爆料人周筱赟近期向毕节市政府提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后者公布该项资金三年来的详细使用情况。目前，毕节市政府工作人员已收到该申请，并联系周筱赟称会认真回复。
潘峰说，田坎乡小学一共有29名教职人员、13个教学班，一般每个班主任是班级留守儿童的直接帮扶负责人，任务最重的班主任一人要负责30多名留守儿童的工作；胡海峰表示，对于包村乡干部或者村干部而言，单人直接负责留守儿童的最多数目也差不多是这样。同时，老师们还有教学任务；乡、村一级基层干部的工作也是非常繁杂。胡海峰坦言，4月17日他第一次去四个孩子家里时，也是调解其他村民纠纷时恰巧听说的他们家的情况。
记者翻阅学校里的留守儿童档案看到，大多留守儿童都有指定的监护人，多是爷爷奶奶一辈，老师可以和监护人联系，家访后也有监护人的反馈意见。潘峰称，像张启刚兄妹这样父母联系不上，又没有指定监护人的情况，在学校里几乎是孤例。
潘峰向记者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近年来，向田坎乡小学捐献钱款和物品的个人和组织并不少；但是，针对留守儿童的专业心理辅导人员却非常缺乏，这样的“心理援助”，可能是目前更加急需的。张启刚的班主任杨小琴说，现在老师们对孩子的心理疏导只能采取一般的聊天方式，并没掌握专业的技能，效果是很有限的。她非常希望能得到专业人士持续援助，或者有机会可以参加这方面的进修。
胡海峰表示，四个孩子家的经济状况在当地处于中等，并非是缺衣少食。 村民也反映，父亲会给孩子们打零花钱，“有时会看到他们在小卖部买东西”。而父亲张方其和孩子中的老大张启刚已在2012年被当地纳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事发后据警方勘查发现，孩子的低保存折里还有3000多元余额。孩子们的一名亲人告诉记者：“我们给孩子们衣服，不是新的他们还不穿。”他们最缺乏的，并不是物质援助。
在田坎乡小学的留守儿童档案里，张启刚的“需要关爱内容”一栏明明白白地写着“情感关爱”。
可是，在现有的条件下，还能为留守儿童们做点什么，才能防止类似悲剧的出现？胡海峰、潘峰和杨小琴都表示出了困惑：“我们也不知道了。”
让父母回家 上述疑问未必没有解答。
毕节的此次事件之所以举国关注，并得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等人的重要批示；不仅因为当地同类事件的接连发生，同时和毕节在全国扶贫领域的象征意义不无关系：1988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提议在毕节建立“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获得国务院批准。与当时全国启动的改革试验特区、开发区不同，毕节试验区是全国唯一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主题的试验区。
而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在贵州考察时也提出：要关心留守儿童、留守老年人，完善工作机制和措施，加强管理和服务。
田坎乡是七星关区最偏远的一个乡，位于和四川接壤的山区，距离市区100多公里，乘坐公交车往来需要4个多小时。全乡贫困人口比重高，外出打工的人数众多，留守儿童现象普遍。
扶贫往往最先解决的是交通问题。记者看到，当地虽然山路颠簸，但乡镇间、村组间的道路基本已全部硬化，部分道路两旁还装上了太阳能路灯。路修好了，要是人全跑了，依然不能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根本的解决方案，在于让让青壮劳力在当地就业，让父母回家。
田坎乡其实正在做这样的事。七星关区宣传部副部长戴德润称，当地已经在规划发展林下养鸡的生态农业，以每人每年养300只散养鸡，每只鸡能带来70元纯收入计算，一年至少能为当地村民带来21000元的收入，这已经与外出打工的纯收入基本持平。“在这样的情况下，父母是愿意背井离乡抛家弃子去打工，还是愿意留在家乡享受天伦之乐，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巧合的是，田坎乡的上述规划已经找好销路，本来计划就在6月15日的一周开始落实，而主持此事的前任党委书记和乡长都由于留守儿童自杀事件被免职，计划也随之搁置。
大山外的公益组织也在关注“产业扶贫”。以“中国乡村儿童联合公益”中“e农计划”为代表的“造血派”，正越来越多地取代传统的“输血扶贫”。而他们的口号就是“帮农产出村，让爸爸回家”。
同时，乡村的传统观念也亟待改变。
心理咨询师武志红对此事发表评论：“无回应之处，就是绝境。”他认为，杀死毕节那一家四个孩子的，就是这种绝境。虽然老师和社会对他们有回应，但那是无法替代父母的。母亲消失了，父亲电话也打不通，而很可能的是，他们心中从婴儿期就一直活在这种绝境中，他们受够了。
“为什么要让孩子处于这种绝境中？为什么必须去打工？我想，比贫穷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这个国家，可能每个地方都有这样一种主流思维——挣钱胜于带孩子，面子胜于家庭温暖。”
毕节当地一名媒体同行也表示了同样的忧虑。他说，当地农民外出辛苦打工赚到钱之后，很多都是热衷于造房子，而没有对家庭投入关爱。这真的需要改变。
西班牙古诗说：“死亡，即是无回应之地。”但愿这种绝境，再也不要发生。
摘自《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