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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湘潭，62岁的申传宗（化名）在端午过后把自家稻田插秧了。家里的独子很争气，考上了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家里只剩下老两口。随着年岁的增长，田里的活越来越力不从心。4年前，老申把两季稻改成了一季稻，这一季的水稻刚好够家里一年的口粮。
村子里像老申这样一年只种一季稻子的，还有十几户人家。另外十几户人家，因为举家进城务工，田地彻底撂荒。
在黑龙江绥芬河，自5月22日公路口岸首次受理进口俄罗斯“非种用玉米”以来，玉米进口量居高不下。截至6月10日，已受理进口玉米报检38批918.5吨，货值18.37万美元。
在江苏江阴，一批装载于46个集装箱内的丹麦大麦顺利抵达苏南国际集装箱码头，这是中丹两国签署《关于丹麦大麦输往中国植物检疫要求议定书》后，江阴口岸首次进口丹麦大麦，也是江苏乃至华东地区首次进口丹麦大麦。
在北京，国家统计局发布，2013年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十连增”，粮食产量超过6亿吨，突破了历史最高水平。同时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去年我国进口大豆6338万吨，但是国内大豆产量仅有1200万吨，对外依存度高达80%以上。进口大豆的数量在过去13年间翻了6倍。
还是北京，2013年12月，在先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而这一连串激增的粮食进口量和两季稻变一季稻的隐性减产，考验的恰恰正是“国人饭碗”。
不可接受的87%
1996年，我国官方公布《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首次提出粮食自给率要达到95%以上。2008年，《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再次确认粮食自给率要稳定在95%以上。
然而，今年5月25日，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张红宇在中欧商学院“第三届中国国际农商高峰论坛”上透露：“我们的粮食自给率已经跌到了87%，全部农产品的自给率差不多是70%左右，30%左右是需要通过国际市场来调节的。”
人们通常会用“粮食自给率”（即粮食产量占当年消费量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水平。一般认为，“粮食自给率”在100%以上是完全自给；在95%至100%之间属于基本自给；在90%至95%之间，是可以接受的水平。
中央农村政策相关负责人说，我国进口农业产品折抵耕地已接近6亿亩，是18亿亩“红线”的1/3。如果此说成立，则中国农业进口约占国内消费量的1/4。由此可见，我国粮食安全面临巨大挑战。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深挖洞，广积粮”，是当时对国际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是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那么，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经典名言：“你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人类。”则直白地坦露了美国人的雄心和野心。中国古人所谓的“洪范八政，食为政首”“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无农不稳，无粮不安”，无一不在阐释着粮食对于国家安全的至关重要。
不可收拾的旧河山
今年4月，湖南衡阳再现镉含量超标大米，超标最严重的稻米样本中的镉含量超过国家标准近21倍。此前就不断被曝大米重金属超标的湖南，再一次陷入“镉米危机”。
去年的湖南“镉大米”事件曝光后，不仅使湖南米价一路走低，而且还使整个南方地区不幸“躺枪”。记者就曾听到有传言称，吃米不能吃长江以南的米。这当然是危言耸听，但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堪忧，部分地区土壤污染严重，却是不争的事实。
也恰恰是在这个4月，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调查结果显示，南方土壤污染重于北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问题较为突出，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镉、汞、砷、铅4种无机污染物含量分布呈现从西北到东南、从东北到西南方向逐渐升高的态势。
中国人民大学5月发布的一项报告称，通过对我国27个省份的监查，共监测了农田、菜地、养殖场周边、企业周边、污灌区、垃圾场周边等6种土地利用类型的507个土壤样品，污染超标率在11.1%到42.6%之间。
“我们有5000万亩左右的耕地受到中重度污染，华北的土地基本都受到了污染。”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孔祥智说。
北京智云达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桑黎川向《中国周刊》记者坦言，这种情况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腾飞，但对环境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和保护。
“这三十多年欠下的环境债，恐怕需要几代人来偿还。”他说。
桑黎川介绍说，土壤不像大气污染和水污染通常都比较直观，通过感官就能察觉。土壤污染往往要通过土壤样品分析、农作物检测、人畜健康的影响研究才能确定，从产生到发现危害所需时间较长。
而且，土壤污染具有累积性，污染物容易在土壤中不断累积。土壤性质差异较大，污染物在土壤中迁移慢，导致污染物分布不均匀，空间变异性较大。加之重金属难以降解，其对土壤的污染基本上是一个不可完全逆转的过程。
“如果未来出现粮食危机，很有可能是生态危机造成的。”中国化工信息中心化肥部主任陈丽如是说。
不可不知的真菌毒素
2014年5月19日，素有业界“奥林匹克”之称的国际真菌毒素大会在中国召开，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陈萌山在会上指出，在我国，由于农户个体种植、贮藏方式以及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消费习惯的影响，农产品受真菌毒素污染危害更为严重。
担任此次大会主席的农科院加工所研究员刘阳透露，真菌毒素超标已成为我国农产品出口欧盟的最大阻碍。2001年至2011年的10年间，受真菌毒素污染的影响，我国出口欧盟食品违例事件达2559起，其中真菌毒素超标占28.6%，远高于公众熟知的重金属、食品添加剂、农业残留等因素。 北京智云达科技有限公司的沈晗在参加了此次大会之后接受了《中国周刊》的采访。他告诉记者，真菌毒素对于公众而言是个不太熟悉的概念。实际上，这种具有强毒性和致癌性的真菌代谢物，已经渗透到几乎所有种类的食用和饲用农产品中。
肉眼看不见的真菌毒素，比显性的霉变要量大、面广得多，而且具有隐蔽性强、潜伏期长的特性。特别是近年来受气候变化影响，污染面正从南向北扩大。
根据国家粮食局不完全统计，每年真菌毒素污染造成的粮食损失占粮食总产量的6.2%，相当于为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所需粮食增量的6倍多。而粮油产品真菌毒素污染导致的应急抢救和医疗、善后抚恤、畜禽因病死亡、病畜销毁处理等间接损失更大。
资料显示，真菌毒素是真菌产生的次生代谢产物，主要包括黄曲霉毒素、镰刀菌毒素等。最早在11世纪欧洲圣像画中就有关于真菌毒素引起中毒的描述。直到1960年英国10万多只火鸡因食用黄曲霉毒素污染的饲料而死亡的事件发生后，真菌毒素才被人们重新认识。
由于真菌毒素危害性的加重，世界上100多个国家或地区制定了相应的限量标准和法规，其限量标准值不断降低。
据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统计，目前全球25%的粮油作物受到真菌毒素的污染，而我国每年因真菌毒素污染造成的粮油损失累计约3100万吨，其中储藏期损失约2100万吨，占总损失的67%，造成粮油产品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680～850亿元。
真菌污染不仅造成作物产量损失，更对人畜健康造成威胁。以镰刀菌毒素为例，它可以通过抑制DNA、RNA和蛋白的合成，以及对线粒体功能、细胞分裂和膜功能的抑制，对免疫产生抑制作用，引起人和动物的急性和慢性中毒。1991年，安徽就有人因食用镰刀菌毒素污染的小麦面粉而发生急性中毒事件。
如今，菌毒素防控已成为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重中之重”。
不可小觑的各种浪费
6月下旬的北方农村，夏收已近尾声。每当收获的季节，在各地的乡村公路上随处可见农民晾晒的粮食，连记者都觉得这已是司空见惯的寻常事。但在余晓东眼里，这样晾晒的粮食简直就是“毒药”。
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的余晓东，虽然转行已多年，但对农业、对粮食依旧关注。他向记者介绍说，由于柏油路的主要成分是黑色沥青，沥青中含有多环芳烃类物质（沥青有煤焦沥青及石油沥青两种，煤焦沥青中多环芳烃类物质的含量更为明显），而多环芳烃类物质多数都具有致癌性，其中最厉害的就是“3，4-苯并芘”，其毒性远超二恶英。在沥青路面上暴晒过的粮食，比在普通晒场上晾晒的粮食，各种有害物质高出12倍以上。尤其是柏油路上翻晒过的油菜籽榨出的油中含量最高，可高出100多倍，人、畜食用后极易致癌。
除此之外，柏油路晒粮，损失粮食也颇多。由于车辆来回碾压、车胎上柏油的粘带和路面柏油的挤粘等，柏油路上晒粮的粮食损失率约可达到5%至7%左右。
据国家粮食局资料显示，我国内地每年粮食产后损失超过1000亿斤，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9%以上，相当于1.45亿亩粮田产量，比全国第一产粮大省黑龙江省一年的产量还要多。产后损失包括：每年农户储粮环节由虫霉鼠雀造成的损失超过400亿斤；粮油加工环节因过度加工损失100亿斤以上；粮食储运环节损失约100亿斤；餐饮消费环节浪费在400亿斤以上。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粮食在到达居民餐桌前的加工环节中，损耗量也极为惊人，只不过比较隐性。50岁以上的北京人都还记得，他们小时候常吃的面粉是“85标准粉”，过年才能吃到“70富强粉”，也就是说，100斤小麦能加工成85斤或70斤面粉，而现在市面上有很多“60粉”，甚至“40粉”“30粉”。虽说是“食不厌精”， 但这种因片面追求“色香味”的过度加工，不仅造成极大的损耗浪费，营养成分也会流失甚多。
不可企及的大农业
面对如此严峻的粮食问题，“粮食危机”“粮荒”等词汇屡见报端。2014年2月13日，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在京发布报告。ISAAA主席Paul.P.S. Teng指出，2010～2050年间，亚洲城市人口将增加90%，而亚洲耕地仅为全球的34%，水资源为全球的30%，农作物增产的速度是跟不上的。
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科学系教授埃利希的论调就更加令人惊悚。他和美国生态学家托拜厄斯合著新书《地球的希望》，探讨地球因人口急增而面临的危机。埃利希在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指出，全球目前有约10亿人受饥荒困扰，在未来45年里全球人口将增加25亿，预计地球将爆发“粮食战争”。
粮食是不是真到了“最危机的时候”？曾经就职于一家全球最大种子公司的江川（应采访对象要求而采用化名），对《中国周刊》记者表达了他与众不同的观点。他说，美国目前农业人口不到全国人口的2% ，农业产值却居世界首位，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其中玉米的出口量占世界市场的一半。尽管美国的农民也有老龄化的问题，并且一直呈上升趋势，但美国农业依旧具有强大的生产力，农业发展并不存在后继乏人的情况。
究其原因，一是美国大农场规模化的生产，平均每户农民的土地规模在3000亩以上，二是农业生产的盈利性从根本上保证了农业的吸引力。一个全职农民年收入基本都在8到10万美元以上，如果土地面积大的话，有些农民可能会达到50万美元。如今，美国的农民家庭年收入已经达到中产阶级的水平， 比一般的城市居民平均收入水平要高。
而在我国，农民没有种粮积极性。进城务工一天就能挣个三四百元，但老老实实在家种地，不但挣不着钱，连生存都有可能很困难。这是现在广大农村土地撂荒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江川却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如果真的有一天农民都不种地了，“你放心，一定会有人来种的，会有资本介入，会有风投进来。”
他说：“也许我们做不到美国那样的大农业，但只要形成了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运用科技手段提高单产，并且在粮食产后科学地减损，粮食增产尚有巨大的空间。”
在江川眼里，粮食没有“危”，“机”却有不少。而实际上，这几年来已经有很多的国内资本不约而同地“盯”上了农业，以央视为代表的很多主流媒体将他们称为“新农人”。
村子里像老申这样一年只种一季稻子的，还有十几户人家。另外十几户人家，因为举家进城务工，田地彻底撂荒。
在黑龙江绥芬河，自5月22日公路口岸首次受理进口俄罗斯“非种用玉米”以来，玉米进口量居高不下。截至6月10日，已受理进口玉米报检38批918.5吨，货值18.37万美元。
在江苏江阴，一批装载于46个集装箱内的丹麦大麦顺利抵达苏南国际集装箱码头，这是中丹两国签署《关于丹麦大麦输往中国植物检疫要求议定书》后，江阴口岸首次进口丹麦大麦，也是江苏乃至华东地区首次进口丹麦大麦。
在北京，国家统计局发布，2013年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十连增”，粮食产量超过6亿吨，突破了历史最高水平。同时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去年我国进口大豆6338万吨，但是国内大豆产量仅有1200万吨，对外依存度高达80%以上。进口大豆的数量在过去13年间翻了6倍。
还是北京，2013年12月，在先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而这一连串激增的粮食进口量和两季稻变一季稻的隐性减产，考验的恰恰正是“国人饭碗”。
不可接受的87%
1996年，我国官方公布《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首次提出粮食自给率要达到95%以上。2008年，《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再次确认粮食自给率要稳定在95%以上。
然而，今年5月25日，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张红宇在中欧商学院“第三届中国国际农商高峰论坛”上透露：“我们的粮食自给率已经跌到了87%，全部农产品的自给率差不多是70%左右，30%左右是需要通过国际市场来调节的。”
人们通常会用“粮食自给率”（即粮食产量占当年消费量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水平。一般认为，“粮食自给率”在100%以上是完全自给；在95%至100%之间属于基本自给；在90%至95%之间，是可以接受的水平。
中央农村政策相关负责人说，我国进口农业产品折抵耕地已接近6亿亩，是18亿亩“红线”的1/3。如果此说成立，则中国农业进口约占国内消费量的1/4。由此可见，我国粮食安全面临巨大挑战。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深挖洞，广积粮”，是当时对国际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是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那么，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经典名言：“你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人类。”则直白地坦露了美国人的雄心和野心。中国古人所谓的“洪范八政，食为政首”“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无农不稳，无粮不安”，无一不在阐释着粮食对于国家安全的至关重要。
不可收拾的旧河山
今年4月，湖南衡阳再现镉含量超标大米，超标最严重的稻米样本中的镉含量超过国家标准近21倍。此前就不断被曝大米重金属超标的湖南，再一次陷入“镉米危机”。
去年的湖南“镉大米”事件曝光后，不仅使湖南米价一路走低，而且还使整个南方地区不幸“躺枪”。记者就曾听到有传言称，吃米不能吃长江以南的米。这当然是危言耸听，但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堪忧，部分地区土壤污染严重，却是不争的事实。
也恰恰是在这个4月，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调查结果显示，南方土壤污染重于北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问题较为突出，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镉、汞、砷、铅4种无机污染物含量分布呈现从西北到东南、从东北到西南方向逐渐升高的态势。
中国人民大学5月发布的一项报告称，通过对我国27个省份的监查，共监测了农田、菜地、养殖场周边、企业周边、污灌区、垃圾场周边等6种土地利用类型的507个土壤样品，污染超标率在11.1%到42.6%之间。
“我们有5000万亩左右的耕地受到中重度污染，华北的土地基本都受到了污染。”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孔祥智说。
北京智云达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桑黎川向《中国周刊》记者坦言，这种情况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腾飞，但对环境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和保护。
“这三十多年欠下的环境债，恐怕需要几代人来偿还。”他说。
桑黎川介绍说，土壤不像大气污染和水污染通常都比较直观，通过感官就能察觉。土壤污染往往要通过土壤样品分析、农作物检测、人畜健康的影响研究才能确定，从产生到发现危害所需时间较长。
而且，土壤污染具有累积性，污染物容易在土壤中不断累积。土壤性质差异较大，污染物在土壤中迁移慢，导致污染物分布不均匀，空间变异性较大。加之重金属难以降解，其对土壤的污染基本上是一个不可完全逆转的过程。
“如果未来出现粮食危机，很有可能是生态危机造成的。”中国化工信息中心化肥部主任陈丽如是说。
不可不知的真菌毒素
2014年5月19日，素有业界“奥林匹克”之称的国际真菌毒素大会在中国召开，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陈萌山在会上指出，在我国，由于农户个体种植、贮藏方式以及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消费习惯的影响，农产品受真菌毒素污染危害更为严重。
担任此次大会主席的农科院加工所研究员刘阳透露，真菌毒素超标已成为我国农产品出口欧盟的最大阻碍。2001年至2011年的10年间，受真菌毒素污染的影响，我国出口欧盟食品违例事件达2559起，其中真菌毒素超标占28.6%，远高于公众熟知的重金属、食品添加剂、农业残留等因素。 北京智云达科技有限公司的沈晗在参加了此次大会之后接受了《中国周刊》的采访。他告诉记者，真菌毒素对于公众而言是个不太熟悉的概念。实际上，这种具有强毒性和致癌性的真菌代谢物，已经渗透到几乎所有种类的食用和饲用农产品中。
肉眼看不见的真菌毒素，比显性的霉变要量大、面广得多，而且具有隐蔽性强、潜伏期长的特性。特别是近年来受气候变化影响，污染面正从南向北扩大。
根据国家粮食局不完全统计，每年真菌毒素污染造成的粮食损失占粮食总产量的6.2%，相当于为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所需粮食增量的6倍多。而粮油产品真菌毒素污染导致的应急抢救和医疗、善后抚恤、畜禽因病死亡、病畜销毁处理等间接损失更大。
资料显示，真菌毒素是真菌产生的次生代谢产物，主要包括黄曲霉毒素、镰刀菌毒素等。最早在11世纪欧洲圣像画中就有关于真菌毒素引起中毒的描述。直到1960年英国10万多只火鸡因食用黄曲霉毒素污染的饲料而死亡的事件发生后，真菌毒素才被人们重新认识。
由于真菌毒素危害性的加重，世界上100多个国家或地区制定了相应的限量标准和法规，其限量标准值不断降低。
据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统计，目前全球25%的粮油作物受到真菌毒素的污染，而我国每年因真菌毒素污染造成的粮油损失累计约3100万吨，其中储藏期损失约2100万吨，占总损失的67%，造成粮油产品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680～850亿元。
真菌污染不仅造成作物产量损失，更对人畜健康造成威胁。以镰刀菌毒素为例，它可以通过抑制DNA、RNA和蛋白的合成，以及对线粒体功能、细胞分裂和膜功能的抑制，对免疫产生抑制作用，引起人和动物的急性和慢性中毒。1991年，安徽就有人因食用镰刀菌毒素污染的小麦面粉而发生急性中毒事件。
如今，菌毒素防控已成为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重中之重”。
不可小觑的各种浪费
6月下旬的北方农村，夏收已近尾声。每当收获的季节，在各地的乡村公路上随处可见农民晾晒的粮食，连记者都觉得这已是司空见惯的寻常事。但在余晓东眼里，这样晾晒的粮食简直就是“毒药”。
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的余晓东，虽然转行已多年，但对农业、对粮食依旧关注。他向记者介绍说，由于柏油路的主要成分是黑色沥青，沥青中含有多环芳烃类物质（沥青有煤焦沥青及石油沥青两种，煤焦沥青中多环芳烃类物质的含量更为明显），而多环芳烃类物质多数都具有致癌性，其中最厉害的就是“3，4-苯并芘”，其毒性远超二恶英。在沥青路面上暴晒过的粮食，比在普通晒场上晾晒的粮食，各种有害物质高出12倍以上。尤其是柏油路上翻晒过的油菜籽榨出的油中含量最高，可高出100多倍，人、畜食用后极易致癌。
除此之外，柏油路晒粮，损失粮食也颇多。由于车辆来回碾压、车胎上柏油的粘带和路面柏油的挤粘等，柏油路上晒粮的粮食损失率约可达到5%至7%左右。
据国家粮食局资料显示，我国内地每年粮食产后损失超过1000亿斤，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9%以上，相当于1.45亿亩粮田产量，比全国第一产粮大省黑龙江省一年的产量还要多。产后损失包括：每年农户储粮环节由虫霉鼠雀造成的损失超过400亿斤；粮油加工环节因过度加工损失100亿斤以上；粮食储运环节损失约100亿斤；餐饮消费环节浪费在400亿斤以上。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粮食在到达居民餐桌前的加工环节中，损耗量也极为惊人，只不过比较隐性。50岁以上的北京人都还记得，他们小时候常吃的面粉是“85标准粉”，过年才能吃到“70富强粉”，也就是说，100斤小麦能加工成85斤或70斤面粉，而现在市面上有很多“60粉”，甚至“40粉”“30粉”。虽说是“食不厌精”， 但这种因片面追求“色香味”的过度加工，不仅造成极大的损耗浪费，营养成分也会流失甚多。
不可企及的大农业
面对如此严峻的粮食问题，“粮食危机”“粮荒”等词汇屡见报端。2014年2月13日，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在京发布报告。ISAAA主席Paul.P.S. Teng指出，2010～2050年间，亚洲城市人口将增加90%，而亚洲耕地仅为全球的34%，水资源为全球的30%，农作物增产的速度是跟不上的。
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科学系教授埃利希的论调就更加令人惊悚。他和美国生态学家托拜厄斯合著新书《地球的希望》，探讨地球因人口急增而面临的危机。埃利希在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指出，全球目前有约10亿人受饥荒困扰，在未来45年里全球人口将增加25亿，预计地球将爆发“粮食战争”。
粮食是不是真到了“最危机的时候”？曾经就职于一家全球最大种子公司的江川（应采访对象要求而采用化名），对《中国周刊》记者表达了他与众不同的观点。他说，美国目前农业人口不到全国人口的2% ，农业产值却居世界首位，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其中玉米的出口量占世界市场的一半。尽管美国的农民也有老龄化的问题，并且一直呈上升趋势，但美国农业依旧具有强大的生产力，农业发展并不存在后继乏人的情况。
究其原因，一是美国大农场规模化的生产，平均每户农民的土地规模在3000亩以上，二是农业生产的盈利性从根本上保证了农业的吸引力。一个全职农民年收入基本都在8到10万美元以上，如果土地面积大的话，有些农民可能会达到50万美元。如今，美国的农民家庭年收入已经达到中产阶级的水平， 比一般的城市居民平均收入水平要高。
而在我国，农民没有种粮积极性。进城务工一天就能挣个三四百元，但老老实实在家种地，不但挣不着钱，连生存都有可能很困难。这是现在广大农村土地撂荒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江川却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如果真的有一天农民都不种地了，“你放心，一定会有人来种的，会有资本介入，会有风投进来。”
他说：“也许我们做不到美国那样的大农业，但只要形成了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运用科技手段提高单产，并且在粮食产后科学地减损，粮食增产尚有巨大的空间。”
在江川眼里，粮食没有“危”，“机”却有不少。而实际上，这几年来已经有很多的国内资本不约而同地“盯”上了农业，以央视为代表的很多主流媒体将他们称为“新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