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浙江产权交易所(下文简称“浙交所”),拍卖大厅内平静如常。
　　如果不是硕大的电子显示屏不断闪烁着买家的实时竞价信息:报价时间、加价幅度、报价、竞买人号码,很容易让人忽略了正在进行的一场竞拍。竞拍的是浙江熊猫乳品有限公司42%的股权、浙江省粮油食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熊猫”乳品类系列商标所有权,总标的评估价1666.17万元。现场不见喧嚣,只有快速变动的报价透着紧张的气息。
　　当其中一位竞买人报出最高价以后,其他竞买人有90秒的时间来考虑是否要加价。如果原股东接受这一最高报价,则有优先购买权。最终,该标的由002号竞买人以1721.17万元买走,溢价55万元。现场的公证机构全程见证了这一切,并通过摄像记录了全过程。竞拍结束后,录影将被刻成光盘,送给竞拍当事人。
　　又是一宗溢价交易。自2004年至2009年,浙交所5年累计完成省属国资交易172宗,评估总价38.65亿元,单向成交金额52.05亿元,成交总价比评估总值高出13.4亿元,平均增值近35%。其中,2007年最突出,共完成省属国资交易40宗,评估总值11.38亿元,成交总价19.87亿元,增值8.49亿元,平均溢价74.59%。而同时期,浙江省市级国资交易平均溢价率只有12.7%。
　　“一定要卖个好价钱!”看着交易完成,浙交所总经理姚上毅对记者说。这个外表儒雅的男士,有着一套非常简单的价值观,“发现价值”是他在解读产权交易市场时重复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四个字,他揣摩了7年。而浙交所,则花了前后14年的时间,来寻找适合自己生存的真经。
　　
　　改制
　　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制带动的“国退民进”风潮在全国各个省市催生出一批产权交易所,浙交所也在1996年应运而生,由省体改委、上市办等三家省政府机构出资约3000万元。但到2000年时,初始资金全部耗光。据称是由于“主要领导个人问题,钱进了不该进的地方”。
　　2003年参与浙交所重建、并成为总经理的姚上毅后来总结为,由于交易所由不同政府部门投资组建,造成监管上谁都管不了;另外,由于经营不善,当时的交易资源很混乱,后来干脆就没有了交易资源,生存困难。
　　一些产权界人士认为,初期的产权交易并没有特别强调“公开、公平、公正”,因为当时的国企大都处于亏损状态,“国退”强调的不是“竞争”,而是“动员民资购买”。所以产权交易所更像是一个办理产权转让手续的机构。
　　交易所改制成为现实选择。2003年12月30日,浙交所由省内的11家龙头企业(其中7家民营企业,4家国有企业)共同发起,不再是事业制性质,而采用有限公司方式,注册资本2200万元,每家股东的股份均等。由于不是政府投资,省国资委没有人事任免权。浙交所的不同项目分别由4个不同的政府部门监管:国有资产转让的项目由省国资委监管;非上市公司股权的转让由省金融办监管;中小企业项目由省经贸委监管。
　　对此,姚上毅认为:“这样的结构有利有弊,最明显的弊端就是可能造成内部人控制。”但另一方面,在调动管理层的自主能动性上非常有效,由于股东之间势均力敌,这给了管理层很多创新的机会。
　　创新
　　最大的创新体现在对“会员制”的变革,独创了“直接受理和间接受理相结合”的运作模式。
　　交易所发展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会员制要求是,任何到交易所挂牌的卖家,不论是国资委指定的、还是非指定的,都必须先向交易所指定的会员(即中介结构)报名,由会员审核、然后代理卖家到交易所进行买卖,并抽取高额比例的佣金费。
　　浙交所起先也照葫芦画瓢,甚至动员大家靠个人资源去拉会员,每个会员要交3万元年费,而其中的20%会奖励给拉来会员的人。这样拉来的会员,虽有数量,但质量很差。
　　“后来我开始反思,会员拉进来干什么?是为了钱做这个么?一个3万、一百个300万,但300万几年就消化掉了。”姚上毅说,“对于会员来讲意义不大,交费进场之后又没有什么项目,或者有项目也是大家排队做,今天轮到你,明天轮到他。慢慢地就没人愿意来了。”
　　两年后,浙交所把会员制由原来的“收费宽进”改变为“免费严进”,即会员可以免费进场,但自身必须带有一定的客户量。由此,一批诸如拍卖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投资公司、私募基金、大型集团、证券公司等被集中到交易所旗下。这些会员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自身拥有强大的客户群,大家共同的纽带就是利润。
　　同时,取消所有挂牌项目都必须通过会员代理的规定。凡是国资委指定的、或者转让方自己找上门来的项目,交易所就直接受理;凡是会员带来的项目,转让方要求由该会员出面,则交易所才间接受理。
　　针对与会员的不同合作方式,在佣金分成上也有细分。例如,某个律师事务所会员带来的客户,挂牌成交后,律所可以拿到50%的分成。如果买家也由该律所带来,则其可拿到80%的分成。
　　交易所还可以和某个会员共同成立一个专门的部门,比如“浙江产权交易所投资业务部”,是与某证券公司合作成立的,证券公司出人做项目,交易所是运作平台,项目完成后,证券公司拿80%的佣金分成,交易所拿20%。
　　目前,浙交所像这样与专业团队合作设立的业务部有:金融资产业务部、投资银行业务部、股权融资业务部、上市策划业务部、金融国际合作业务部、长江流域业务部、风险融资业务部、房地产与投融资业务部等。
　　会员制变革,成为浙交所命运的另一个转折点。
　　高质量的会员,一方面带来有效的供求,另一方面又可以最大程度地寻求资产溢价;价格卖得好,又会吸引更多的买家和卖家进场,以此形成集聚效应和正向循环。
　　“我们让利,宁可把利益让给合作者,我的原则是不在意一家一户赚多少钱,我在意这个平台做多大,平台做大了,交易所才能存活,让每个参与的人都有利可图,大家才会来和我合作。”姚上毅说。
　　在这种思路下,浙交所继2004年亏损80万元后,2005年弥补了上年亏损,并盈利100万元,2007年盈利2000多万元,2008年盈利3000多万元,2009年由于外部经济条件变动,盈利回落到1000多万元。
　　
　　再突围
　　由省国资委主管,给了浙交所一个生存的条件,使其可以以国有产权转让为基础。但是,就像目前其他产交所面临的困境一样,随着国企改制接近尾声,非国有产权的转让逐渐成为市场主角。外部环境的变化,再次向浙交所发起生存挑战。
　　“走市场化也是逼出来的。”姚上毅说。
　　如果说2003年的改制是一次“死而后生”的被动转型,这一次他们开始寻求主动突围。一方面,浙交所把3/4的人力用于非国有产权交易的拓展上,从国有延伸到公有产权、非公有产权;另一方面,浙交所开始构建“产权交易超市”,进行省内扩张。
　　浙江省总共30多家产权交易所,浙交所虽在杭州,但按照有关规定杭州当地的国有和集体企业的股权转让,必须在杭州市产权交易所做,不允许到省级交易所交易。
　　“逼得我要做全省的非国有产权转让这一大块市场。只有这样我才能有活路,要不然下面国有的都被瓜分掉了,我怎么办?”姚上毅说:“杭州市的项目就在眼皮底下,我拉不过来,但其他地市的非指定项目就不一样了,可以动用资源拉过来。”
　　他认为,浙交所的出路在于,要做成一个有效产权转让信息的聚集地以及投融资客户资源的聚集地,聚集多层次的、各种不同的产权信息,像一个超市一样,品种一多,进来的人就会多,在这个平台里交易的成本也会低于在场外交易的成本。
　　据他介绍,2009年浙交所非指定交易首次超过了指定交易,占比接近60%。2004年进场交易的项目,全都是省属国有资产;2005年,近80%是指定性省属国有资产;2006年,非指定性项目的成交占比仅为27%;2007年,浙交所共成交各类项目77宗,成交金额达31.86亿元,其中非指定性项目37宗,占比为48%。当然,在整个成交量里,公共资源(包括国有)仍然占据绝大部分,占比达80%。
　　浙江是民营企业大省,但在浙交所,民营企业产权交易的成交量非常低,连1%都不到。包括接下去要做的林业产权交易、排污权交易,农化产业交易等,民营资本尚未进入这些领域,所以基本上都是国有或事业单位产权交易为主导。
　　“(民营的)有一宗就不得了了。”姚上毅说。这主要是因为,一般民营企业的生命周期是7年,做不好的小企业还没发育成熟就死掉了,做得好的企业都是不肯卖的。做得好的、又能卖掉的民企一般是法院查封的资产,目前这一资产的转让处理是由法院进行的。姚上毅透露,浙江省高院近期到交易所调研,准备要推广司法诉讼资产转让进入产权市场。这让他看到民企进场的一线曙光。
　　作为国内最早投身股票市场的人、曾经的上证所二期的红马甲,姚上毅在资本圈内人脉深厚。说到高兴时,他顺手摸了摸自己有些花白的头发,笑言“其实我现在还很年轻”。随即拿出一张纸,给记者画起了他所认为的产权市场的业务结构图以及市场发展的方向。当提到浙交所的未来发展规划时,他用手画了一个圈,“我希望浙交所能发展成为全国性的产权交易所”。
　　当然,这暂时还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浙交所目前仍以区域市场为主体,绝大部分业务建立在前述非股份公司的产权转让平台之上。
　　2009年1月,浙交所又启动了另一个平台:未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据介绍,该试点对股份公司和客户实行进场制度,即在浙江省注册、股东人数在200人以内、设立满一年的股份公司均可进场,有限责任公司则需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满一年后方可进场。进场客户即股份转让对象只限定于浙江产权交易所会员及公司原有股东等特定投资人。
　　但迄今为止,该平台每天的成交基本上很少,来挂牌的企业也很少。姚上毅的解释是:优质的未上市企业早已被私募基金盯牢了,只要企业预期能够上市,就不会到交易所来挂牌转让。换句话说,大部分产交所,包括浙交所,目前的发展状况还不足以和私募基金相抗衡。“这个平台,可能今后不是以转让为主体,而是以融资为主体,才能做得大。”
　　就此而言,浙江产权交易所的探索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