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电影，我已经在重庆拍了三部戏了，《好奇害死猫》《秘岸》《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包括眼下正在播出的网剧《风犬少年的天空》。我一直在用镜头记录家乡的变化和发展。拍《好奇害死猫》的时候，重庆刚刚要大规模地城市扩张，大量的拆迁，一部分人住高楼，一部分人住窄巷；《秘岸》我想反映的是工业化过程中，这个城市带给它的市民的阵痛，投射到小孩子身上是什么情状；《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想拍出重庆业已基本成型的都市感，和它那抹不去的江湖气与烟火气，这是一种奇妙的融合。到了《风犬少年的天空》，我拍的是2004年重庆的校园。
　　为什么是2004年？而不是更切近的当下。网剧主流观众不应该是当下的青少年吗？况且2004年距离你拍摄《将爱情进行到底》的年代不远，彼时的李亚鹏徐静蕾们也不过二十多岁，现在的彭昱畅也是这个岁数，你是怎么总能和年轻人打成一片的？
　　张一白：这个不一定吧，即使是2004年的场景，现在的00后们也不陌生。我拍的大兴村可能还是在我心中，80年代那会儿带学生时的感觉，那種街坊邻居的亲和，大家互相帮衬扶持，逢年过节大家坐在一起吃饭，一家拿出一盘菜，那份氛围啊……我去年年初写了篇过年的稿子，就是回忆每逢过年大家支起一个大石磨盘，孩子们一勺一勺地往磨眼儿里倒米，大人们轮换着推磨，出来的米浆包汤圆。类似这样的生活场景常出现在我梦里，我就在《风犬少年的天空》里拍出了许多。
　　2004年在我看来也比较特殊，千禧年刚过去，网络的一代正成长。04、05年又出来了“海选”，《超级女声》《加油！好男儿》，它们似乎在改变着未来中国年轻人的生态格局，这是走向更开放一代的年轻人，他们身上因袭的东西少了，成功的路径更多了。你说现在的孩子们怎么了？我们不要老端着个架子跟人家交流，也不用刻意去讨好他们，你就跟他们玩儿嘛，一起跑步，一起吃饭，这个过程里很自然就要说话，我也没有孩子，《风犬》里的少年都喊我“老汉儿（重庆人经常如此称呼爸爸）”，说实在的，我挺享受这份从天而降的天伦之乐。我的家里都是书和片子，他们一来，我啥也不看就陪他们玩儿。
　　《将爱》是个青春偶像剧，是个爱情片；《风犬》是青春校园剧，彭昱畅他们怎么走出象牙塔，更生活、更接地气，而且他们的父母都是贩夫走卒，开个小面馆营生。这部戏我讲的是少年成长，在步入社会前他们或主动或被迫走出了舒适区，各种生活状况接踵而至，他们怎么看待，怎么接受，怎么变为主动，这是不管哪一代都曾面对过的问题，而过往偶像剧往往对此回避了，我现在岁数大了，更想思考一些终极问题，我也更自由任性了（笑）。就剧集而言，我现在的确更喜欢网剧，主要是它形式自由，每一集不用一律一个时长，该长则长，该短则短，在叙事上，我本来就喜欢每一集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都有它的起承转合和高潮名场面。

“《我和我的家乡》要体现家国同源”

　　说回《我和我的家乡》，你应该是第六代导演里最早接触主旋律商业大片的了。
　　张一白：我不是第六代导演，这是一套针对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生）的代际划分。
　　那咱们这么说吧，你过往的电影题材多是爱情片或者多是商业类型片，为什么会对宏大叙事感兴趣？
　　张一白：人都怕被一下子框死，我拍爱情戏以后也还会拍。但我平时相当大的一部分阅读都是看历史书，特别是现当代史。刚看完了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现在正在看的是咱们的军旅作家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1901》和长篇历史随笔《1911》，爱得不得了。我还把金一南的纪实文学《苦难辉煌》的版权买来了。所以怎么说呢，我对宏大叙事，对历史的进程还是很感兴趣的。包括对那些非虚构类的文学作品，也一直感兴趣。

　　当这件事儿（电影《我和我的祖国》）让我来做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到惊讶，当然，能够有机会参加这样的拍摄很荣幸。前年12月份我和陈凯歌和黄建新见面的时候，一开始也是在聊这个70年献礼电影怎么做，那天下午我们就提出来了“历史瞬间、全民记忆、迎头相撞”这个概念。概念拎出来，这个电影的基调不言而喻，就是在大的历史背景下，小人物和平凡人的命运。当下的主旋律商业片一定要走这条路，在宏大叙事下关心个体生命的价值，关心普通人你我他的生活本身。这样才会引起共鸣，它会像一个强烈的钩子，勾着你个体经历的回忆融汇其中。
　　看履历你第一次做电影监制，是徐静蕾执导电影《杜拉拉升职记》。之后，除了做导演，策划、监制了多部影视片、剧集，圈里有句话，说你是一名非常好的“产品经理”。
　　张一白：在我理解做“策划”是和做“监制”的工作是一样的，只是说对于《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这两部电影，像这样的电影我在其中担任了“总策划”的工作。我肯定是要从剧本创作阶段就介入的，帮忙出出主意，一直到后期的制作、宣发，我们都在分工合作、全程参与。
　　“出出主意”，那么能不能具体讲几个你比较“得意”的主意呢？
　　张一白：我想强调下，所谓的“主意”都是集体讨论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和我的祖国》，我的“得意之笔”就在于这个片名叫“我和我的祖国”。早先片名是“我的祖国”，后来集体讨论的时候，我提议不如叫“我和我的祖国”，先落在一个“我”字上，陈凯歌总导演听完也是支持我的。《我和我的祖国》每个段落之间的衔接，用手写体画面的引入这也是我的主意，当时我所在的中国电影代表团正去古巴、美国访问，回程飞机上，我开始写日记，我不会用电脑打字，都是用笔手写日记。突然就有了灵感，为什么不把每段的衔接做成一封“家信”的样子呢。

　　怎么在创作过程中找到这些“感动”？
　　张一白：这个问题好，“感动”我觉得是很奇妙的东西。《我和我的家乡》中每一个故事都来自于生活，来自于当下的改变。如果说《我和我的祖国》拍的是每个导演的人生体验的话，拍《我和我的家乡》时对于我们主创大多数人来说，将进入到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对于这种题材，除了走进生活，走进火热的生活之外别无他法。导演和演员先要被中国乡村的改变所改变，才能真正在大银幕上呈现出这种改变。这方面，总监制张艺谋、总导演宁浩，他们对剧本和拍摄的要求都很严格。
　　一开始陈思诚导演想去贵州，他觉得“天眼”很了不起，想去拍中国天眼。我在四川和贵州交界做农村教师的时候，当地的落后和贫穷我是深有体会，所谓“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分平”也苦过我啊。后来看思诚导演拍的成片，有一段有点长，我们建议他剪掉一些空景，他坚持不剪，因为他觉得这就是最打动人心的点：你会看到俯拍的高架桥穿越一座座高山，一辆汽车在其上行驶，这个场景本身好像不表达什么，可是当你听到电影里的台词“两个村子直线距离一公里，可就是分处在两座山头上，走盘山道要一天的时间（大意）”，你就会知道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改变。 　　邓超那个组是去陕西黄土高坡，片中要展现荒漠和沙尘暴，可他们到了西北已经找不到沙漠了，都植树造林了，到处绿树成荫。你只有亲身去到，你才能感受到这些。宁浩导演这次依旧和葛优合作，还是拍张北京的故事，可拍的其实就是他们家发生的事儿。老家亲戚到北京治病，需要一笔钱。宁浩就问要不要资助他？结果人家说村里早就有医保了。这都是真事儿，不是瞎编的。我最佩服的是闫非、彭大魔，他们要拍的是驻村第一书记，在这之前“第一书记”会拍成什么样，观众可能都有自己的预设，但你能想到由沈腾来演吗？我在影院里看，哭得最多的就是这一段落，当马丽说“我要支持你伟大的事业”，我没有发现有人笑场，这里大家都被他们真挚的情感打动了，一对夫妻间怎么就不能这么说话呢？

“我希望《夺冠》能为大家开道”

　　你见证过中国女排近四十年的崛起和制霸，能否讲一个你和中国女排的故事？
　　张一白：中国女排崛起的时候，我正好高中毕业。那个时候是我的人生低谷，不甘心就读在煤矿学校，我一直就是个文青，喜欢写写画画的。煤矿业是一个很艰苦的行业，我在煤矿学校读书的时候，同学都是来自全国各地。有一次去煤矿参观，我们在车上就用收音机听到了一场女排的比赛，宋世雄解说的，我们赢了！那就是特别提气，自己心中那点阴霾也一扫而空，所以我和陈可辛导演见面聊起来，我们都认为女排精神就是时代精神，那是一种不信邪、不畏难，就是要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的精神。
　　看《夺冠》这部电影，最感动你的地方在哪里？
　　张一白：这个片子最终能够见到观众，中间有很多的故事。我们初衷其实是想去塑造一群英雄，喚起这代人对80年代的怀念，导演通过女排的视角，拍了很多80年代的北京，马路上全是自行车、四联儿理发店，邮电大楼，包括还搭出了80年代的首都机场。我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充满感情的，是十分用心地还原历史。
　　对于中国的传记电影，以及体育电影的未来你有何思考？
　　张一白：我觉得中国的传记电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间很多问题的度该怎么拿捏，这个火候怎么掌握，在中国或者说在儒家文化圈，为各种“讳”所“讳”的问题，还是目前创作上的一个瓶颈，陈可辛导演此次已经突破了很多。体育片未来，可能马上还有一些片子要上，我希望《夺冠》能为大家开道，这是我们当下社会需要的类型片，我祝他们好运。未来我要做一部歌舞片，就是反映当下的歌舞片，没有过我才要去做。到这个年龄，我应该任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