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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器美食
“古语云：‘美食不如美器。’斯语是也。”
饮食器具涵盖甚广，炊具、盛食器、酒具、水器、进食器、承器、碾磨器等，都应列入食器行列。袁枚在《随园食单》中说：“古语云：‘美食不如美器。’斯语是也。”这句话似乎成为古人对饮食器具最明晰的判断，同时也将后人对食器的关注点放在了盛食器和酒具等可上桌、可把玩之物上，于此而来的审美观照角度也就从此成为观赏者的心理定式了。
中国饮食讲究“色、香、味、形、声、感”，饮食智慧中蕴含了食色食香的自然情趣、食味食声的人生美韵、食享食用的宴乐恰情和食器中的时空意境。这些通通被包括在中国饮食文化的美学核心上，即“和”。
这件彩陶罐上的神人纹上肢两节、下肢三节，四肢弯曲着向左右张开，顶端分别画有代表手指和脚趾的尖齿。这种极度简化、以线条表达人物形象的变体神人纹是马厂类型彩陶的主要纹样之一。不少学者认为这类图画风格与图腾崇拜有关。
饮食之“色”，讲求色彩之间的对比与协调，主色和辅色、冷色与暖色、单色与跳色的和谐;“香”讲究以内发和外铄两种方法达至菜肴的“和”味之境;“味”讲究阴阳四时，五味之调理;“形”则讲究花刀和食物的造型等元素的搭配……而饮食器具，与“色、香、味、形、声、感”更是达成了随年代而日渐精妙的默契，其调和有序的搭配，共同构成了中国久远的饮食文化。杜甫的《丽人行》中说：“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从中可以窥见美器与美食相配之宜。
器与人和
在古代，礼制是维持社会秩序正常运行的强大支撑。日常用器尤其反映或代表了个人的地位、身份等社会属性，食器也随宴饮者的身份变化用不同的材质表现。贵重珍稀的材质始终是王孙贵族所独享，青铜、金银器、犀角、玉杯、官用瓷器在食器历史中各领风骚。
早期的陶、青铜等食器更多承担了等级秩序中礼器的作用，用以“明尊卑，别上下”。从5000年前仰韶文化中的精美彩陶上，就可以看见许多带有图腾或巫术性质的神秘图案，应该与早期的占卜与祭祀活动有关。商周时期，随着生产技艺的进步，青铜逐渐成为成熟的器皿用材。此时的青铜器较夏及更早期，器型更加多样，代表性的有鼎、甗、簋、鬲、豆、盘、缶、爵、觥、罍、盉等。尤其是鼎，被当作地位的象征和王权的代表。原先仅仅作为烹饪食物之器的鼎，在商周贵族礼乐制度下成为一等重要的礼器。
据《仪礼》和《礼记》记载，周代贵族用鼎有一套严格的制度。鼎常和双耳的簋搭配使用，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平民则一般不能用鼎，所谓“礼不下庶人”。后来，“问鼎”成为春秋诸霸逐鹿中原的隐含代码，单纯的器皿演化成显示礼制、身份的标志，从食器的身份衍生出文化的历史意义。
在古代祭祀活动或日常生活中，华贵之器从来都象征着高位、王权，所以，金银、犀角、玉、琉璃等材质的器物几乎是王侯贵胄的专用物品，也多因他们的讲究，工艺日渐考究，式样愈趋精巧新奇了。器物与人身份相符、品位相投，很有彼此呼应的意味。宋代庄绰《鸡肋编》云：“金碗玉杯，良宴之具也。”黄金、白银被制成饮食器具，其历史可上溯至2500年以前，但因它们的稀有和珍贵，早期使用多有局限，像曾侯乙墓出土的金盏和金杯是所见不多的例子。直到被誉为“亘古难逢的黄金时代”的唐朝，金银器的工艺制作和使用才渐入盛期，从李白所说“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可以想象当时贵族的豪奢生活。
唐代的金银器不只富丽华贵，且具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一些从未有过的造型不断出现，借鉴西方或胡器的纹样，突破了金银容易纤巧有余而气势不足的局限，或清雅素丽，或华丽玲珑，那种自在的王者气息与大唐人的气质面貌结合得非常好。至宋、元、明、清等朝，金银器具的制作工艺更加成熟，用器分类更加讲究，但那种盛唐气象已随朝代更迭了。
宋元时，瓷器发展到大繁荣期。汝、钧、官、哥、定及磁州、耀州、龙泉等几大名窑的冶炼工艺臻至化境。相对于金银等珍稀而贵重的材质，瓷器的适应层面则扩展了很多。明清时，瓷器的生产和发展越发繁荣，饮食器有官用窑、民用窑之分，精美瓷器如洪武釉里红器、永乐甜白釉瓷、成化斗彩器、万历五彩器等，是为朝堂侯府供用，青花瓷则以其活泼、质朴的风格为平民所用。清代康、雍、乾时期，珐琅彩瓷器隽秀典雅，胎体轻薄，享有盛名，仅供皇帝秘玩。
其他如犀角、玉器、漆器、琉璃、珐琅彩等所制食器，也是贵族王侯案几上常备之物。尤其稀有的犀角，因原料珍贵、取材困难，多制成杯，其上镂刻水榭、人物、花草等，既衬托使用者尊贵的身份，又不乏雅致之气。
当然，食器与人的配合并非只以贵贱来分，人的气质与偏好也是人器相合的重要部分。《红楼梦》四十一回中，黛玉、宝钗、宝玉在妙玉处吃茶，文中分别以“（分 瓜）爮斝”“点犀（乔 皿）”“绿玉斗”衬托了三人出尘的气质，而贾母使用的则是端正贵重的成窑瓷杯。文人墨客也常常抛离俗常惯见之物，用竹根、古藤、海螺等为食器，回归自然的野趣与淡泊的隐士风骨恰为暗合。试想，若竹林清风下，用一件垒金嵌宝的盘盏，反而有些荒诞了吧。
器与食和
食器需与饮食者的身份气质相合，更主要的还有与器内之物——饮食相和相生。袁枚在《随园食单》中说：“大抵物贵者器宜大，物贱者器宜小;煎炒宜盘，汤羹宜碗;煎炒宜铁铜，煨煮宜砂罐。”
一般来说，饮食菜肴与器具在色彩、纹饰上的搭配都要求和谐。六七千年前的陶瓷食器已加入丰富的色彩与图案，纹饰浩繁无穷。一般冷菜和夏令莱宜用冷色食器（蓝、绿、青等），热菜、冬令菜和喜庆菜宜用暖色食器（红、橙、黄、赭等）。从纹饰的搭配上来说，若将炒肉丝置于纹理细密的菊花盘中，会予人散乱之感;若置于绿叶盘中，立时赏心悦目。食器搭配时，切忌“靠色”，若将青菜盛在绿色盘中，既显不出食之鲜绿，又埋没了盘的纹饰。而如果改盛在白盘中，则显得清爽悦目，勾人食欲。将嫩黄色的蛋羹盛在绿色的莲瓣碗中，色泽会格外清丽。八珍汤盛于水晶碗中，汤色莹澈见底，透过碗腹，八珍仍清晰可辨。
中国烹调技法如煎、炒、煮、蒸、爆、熘、煲、煨……无所不包，菜肴也因此形态各异。食器与菜肴在形态方面也需搭配和谐，如平底盘是为爆炒菜而来，汤盘是为熘汁菜而来，椭圆盘是为配合整鱼，莲花瓣海碗则因汤菜而生。至于食与器的大小问题，两者须得相称。若菜肴大于食器，则显得邋遢混乱;菜肴小于器具，又让人不忍下箸。所以，平底盘、汤盘中往往有凹凸线，为食、器的最佳结合线。清张英著有《饭有十二合说》，其中指出：“器以瓷为宜，但取精洁，毋尚细巧。瓷太佳，则脆薄易于伤损，心反为其所役，而无自适之趣矣！予但取其中者。”认为如此方能符合食之趣味。
食器和菜肴典故亦常常暗合。“贵妃鸡”盛在饰有仙女拂袖共舞的莲花碗中，食者会想起贵妃醉酒后于百花亭中翩翩起舞的韵事;而糖醋鱼若置于“鲤鱼跳龙门”的盘中，也会情趣大增。以著名的孔府菜肴为证，菜品“带子上朝”系一鸭一鸽制成，而食器也做成鸭子、鸽子连在一起的外形。“金银鱼”是并列的一黄一白两条鱼，盛器也做成两条鱼的形状，半边黄半边白，与食物恰成呼应。
清代，火锅不仅在民间盛行，而且成了一道著名的宫廷菜。清乾隆皇帝痴迷火锅，相传，他曾在宫中大摆“千叟宴”，全席共有火锅1550多个，应邀品尝者达5000余人，成为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火锅盛宴。述：“喝汾酒当用玉杯，因为唐人有诗云‘玉碗盛来琥珀光’，可见玉碗玉杯，能增酒色……这一坛关外白酒，酒味是极好的，只可惜少了一股芳冽之气，最好是用犀角杯盛之而飲，那就醇美无比，须知玉杯增酒之色，犀角杯增酒之香……
一番饮具之论虽然游戏，但已可见国人对饮食与器搭配之讲究。
关于食器与饮食相配的关系，金庸在《笑傲江湖》中有一段生动的描
如果食物是静中有动的美，那么食器的美则更加恒久、隽永。它将自身的端庄、华美等气质舒缓散发，与环境融为一体，让人不自觉地被吸引或诱惑。“食必求饱，然后求美”，食器与食、食者搭配默契的同时，更在与环境的协调中提升了审美高度，也为饮食增添了许多趣味。
食器因材质不同有不同的衬境效果。陶与青铜纯朴质拙，尤其青铜器之狞厉的美适合礼祭的庄重气氛;金银器易衬托华贵的气质;水晶、玻璃有莹澈的美感;瓷器，这种古代适用最广泛的器质，以之光洁、滑润的特点，易与饮食的境吻合，二者相映成趣。唐代时以邢窑为代表的白瓷就被称为“类银”“类雪”，与南方越窑青瓷的“类玉”“类冰”呼应。当时的诗人还将青瓷的釉比作“千峰翠色”“明月染春水”“薄冰盛绿云”“嫩荷涵露”……这样的美器配上食物，自会应景生境，增加层次鲜明的视觉效果和味蕾感受。
官窑胎骨细糯，体态轻盈，釉色青嫩如玉。汝窑釉色莹澈，粉青釉“犹如雨过天晴之天空”……《影梅庵忆语》中曾记录了一段艺术化的饮食生活：“次则梅英、野蔷薇、玫瑰、丹桂、甘菊之屬。至橙黄、橘红、佛手、香橼，去白缕丝，色味更胜。酒后出数十种，五色浮动白瓷中，解酲消渴，金茎仙掌，难于争衡也。”白瓷与数种花色相映衬，香冷清逸，更托出一段饮食的风雅姿容。
中国食器的另一个特点是造型丰富，以不同的形态营造或延伸饮食的趣味感受，或者更能助推宴飨的欢乐。从早期带有图腾或象征意义的红陶狗形鬻、青铜器鹗尊，到后来的鸬鹚勺、鹦鹉杯、鸳鸯壶、焦叶盏、荔枝盘、荷叶杯……从动物到植物，饮食器形几乎无所不包。
为了与场景相和谐，许多极具艺术造型的食器上还镌有与器形相应的古人诗句。如孔府食器的“琵琶形碗”镌以“碧纱待月春调瑟，红袖添香夜读书”;“鸭池”上有“借得南邻放鸭船”“试开云梦羔儿酒”，“桃形碗”则写“万历青钱唐学士，三春红杏宋尚书”，等等。展示饮食美味时，加诸诗词韵味，吃便多了一层气象。
其实，美器与美食之“和”的关系，与诸如国之大事的道理是相通的。从饮食的角度，我们更能看出中华文化的一脉相承。“和”既是以儒家文化为主要构成的中国文化的中心，也是饮食器具美的内核所指。饮食美学乃至食器美学所蕴含的大道，或许正是中国文化几千年延续不断的根源吧。
（摘自《东方艺术》）
青铜时代，藏礼于器
青铜，在中国古代又被称为“吉金”。商同时代，我国的青铜冶铸业发展到了巅峰，青铜器普遍进入当时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时期，它们不仅是祭祀和宴饮时使用的礼器，同时也是日常饮食器物。
作为中国文物最重要的门类之一，青铜器的形制十分丰富。宋人《考古图》首创“以器为类”，将其分为鼎、簋、爵、钟等七大类。在容庚先生的《殷周青铜器通论》中，青铜器被划分为“四部十一门”，酒器部包括盛酒、温酒、饮酒等五门，食器部包括烹煮、盛食等四门，另外，还有水器部和乐器部。其中，酒器和食器与青铜时代的饮食关系最为密切，带动了早期华夏礼乐文明的建立和发展。
青铜千岁酒千尊
《左传》中曾记载周朝大夫刘康公关于政事的说法：“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语》中也说：“夫祀，国之大节也。”祭典，是非常重要的国之大礼，而酒祭又是中华传统祭祀文化中最具特色的仪式。
先民们认为酒可以与天地、神明和先祖相通，因此被列为重要的祭祀用品。《周礼》中将酒分为“五齐三酒”，或专供祭祀，或临事聚饮。在《诗经》中，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设酒诗。
美酒需配美器。在商代中晚期贵族墓葬出土的青铜器中，酒器占比很高，尊、爵、角、觚、斝、觥、觯和卣等一整套酒器成为不可或缺的随葬礼器。商王武丁妻子之墓“妇好”墓中出土的200多件青铜礼器中，酒器就有15种，总计接近200件。
青铜酒器按照用途可分为盛贮、饮酒、挹取、温酒或冰镇等多种类型。酒从酿造之初就需要容器贮存，祭礼和宴饮时更需要容器盛放，以便斟到饮酒器中饮用。因此，盛酒器在青铜酒器中种类最多，可细分为尊、卣、壶、罍、觥和缶等。
尊始于商代，流行于西周至春秋战国，是敞口、高颈、鼓腹、圈足的大型盛酒器。《周礼》载，“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宾客”，可见不管是祭礼还是宴饮，尊都不可或缺。尊的造型、纹饰常以动物形状或图案为主，于是又有牺尊、象尊等名称。《诗经》中有“牺尊锵锵”之语，“牺尊”是状似牛形的盛酒器。
商周时期黄河流域气候温暖湿润，大象、犀牛等活跃于此。这尊商代青铜子母象尊通体浑厚，母象腹部宽大结实，四足粗壮如柱，象鼻屈曲流畅，母象背部有小象一只，立于尊盖上。整体纹饰精美、栩栩如生，是青铜艺术中的精品。以动物为主要造型的尊还有很多，如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四羊方尊，就是将现实主义风格与表面装饰艺术完美结合的精品，被誉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 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的何尊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其造型浑厚，工艺精美，内底铸有铭文12行、122字，记述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东都成周之事，与《尚书》《逸周书》等古代文献记载相合，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何尊底部刻有“宅兹中国”的铭文，这是迄今发现的“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海昏侯墓的发掘是“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在江西南昌的这座西汉大墓里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其中就有一件西周时期的凤乌纹提梁卣。卣是一种特殊的盛酒器，专门用来盛放高级香酒。《诗经》中有“柜鬯一卣”之说。“柜鬯”是黑黍加郁金草酿造而成的香酒，色泽鲜黄，主要用来祭祀神灵。
卣始于商代，盛行于商末周初。其基本形制为椭圆形，口上有盖，盖上有纽，下为圈足，上有提梁。海昏侯墓出土的提梁卣是典型的西周文物，提梁卣上的扉棱十分突出，与一般的青铜器比较，这种带扉棱的青铜器铸造难度要大很多。
青铜壶也是盛酒礼器之一，最早出现在商代，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诗经》有云：“显父饯之，清酒百壶。”其大意是说，显父设宴为人饯行，使用了清醇美酒百壶。《孟子》中也有“箪食壶浆”之语。最著名的青铜壶，当属春秋时期的莲鹤方壶。
作为饮酒器的爵，是最早出现的青铜酒器，盛行于殷代和西周初期。其基本形制为流、注、錾和三足，流为圆弧形，注为三角形，刚柔并济，具有异乎寻常的美感。这种造型奇特的饮酒器为中国所独有。
双层镂雕莲瓣盖上立有一只展翅欲飞的仙鹤，圈足下以两只伏虎支撑壶体，壶体四面装饰蟠龙纹，壶腹部四角各铸一只飞龙。仙鹤、龙耳与器身采用分铸法，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技术，呈现出凝重而活泼的艺术效果。
现代考古学家认为，这种酒器之所以被命名为“爵”，是由于它的造型像一只雀乌，前面有流，好像雀喙，后面有尾，腹下还有细长的足。古代“爵”与“雀”同音，故而得名。《诗经》有云，“以祈尔爵”“酌彼康爵”，诗中之爵当为饮酒之器。商周时期，爵的使用数量与贵族的身份和等级有着密切关系。至周代，出现了一系列等级森严的礼仪制度。《礼记》中记载，“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爵成为贵族封号的等级，也就是爵位。
同为饮酒器的觚，常与爵相伴出土，流行于商代和西周初期。由商入周，觚的外形逐渐变得纤细，腹部细长，觚体多有凸起的扉棱。在商代，青铜觚已经是重要的礼器。《周礼》中说：“献以爵而酬以觚。”在商代墓葬中，觚与爵常“组团”随葬。商礼以觚、爵的不同套数，来区分贵族身份。在“觚爵交错”之间，古人便温文尔雅地完成了社会地位和等级的划分，建立起不可逾越的礼制大防。
古人将酒贮存在尊、罍等大型盛酒器中，要喝时将酒注入放在筵席旁边的壶、觥等小型盛酒器内，然后用勺、斗等挹酒器斟入爵、觚等饮酒器中饮用，此举即是人们常说的“斟酌”，也称“斟酒”。
鉴缶、盘尊等组合式青铜器，是较为常用的温酒器。《说文解字》解释，缶的用途是“盛酒浆”。鉴缶，是由盛酒器“尊缶”与贮存水的“鉴”组成。曾侯乙墓出土的方鉴缶设计奇巧，尊缶置于鉴内，鉴与尊缶之间留有较大空隙，可以放冰块或热水，用以冰酒或温酒。曾侯乙墓的盘尊也由两件器物组成，即盛酒尊和盛尊盘，其作用与鉴缶相同，堪称我国先秦青铜器精品中的精品。
殷墟时代，人们敬畏神明，祭祀频繁，青铜酒器和用酒量都很大。除了作为宗庙礼器，青铜酒器还被广泛运用于宴饮活动中。商人好酒、酗酒之风尤盛，商纣王时有“酒池肉林”之说。甲骨文中也有记载，说许多商代大臣因“酒疾”不能处理国事。
有鉴于商的历史教训，周公旦颁布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禁酒令——《酒诰》，规定殷商遗臣和周代官吏平日不得饮酒，只有参加宗族宴飨、礼敬长者和祭祀之时方可饮酒，违者将受到极为严厉的惩罚。《酒诰》对周代青铜酒器产生了巨大影响，器种显著减少，尊、彝、觚、觥、爵等逐渐走向消亡。同时，又促使另一种酒器“禁”出现。
2017年冬，央视大型文博类综艺节目《国家宝藏》第一季热播，其中由雷佳音守护的国宝“云纹铜禁”令人印象深刻。这件出土于河南淅川春秋晚期楚墓的“云纹铜禁”，外形厚重而瑰丽，工艺十分精良，器物的四周盘龙踞虎，取意为神兽警示。相对于其他青铜酒器，“禁”虽非盛酒器，却是承载其他酒器的器座。正如《仪礼》中所云：“名之为禁者，因为酒戒也。”
瓦瓮匏尊任斟酌
吸取了殷商亡国教训的周人，摈弃“重酒”传统，树立起新的青铜礼器文化，即“重食”文化。在这种背景下，食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也加速了青铜食器向日常生活用具的转变。
青铜食器大致分为炊具和盛具两类。炊具是指烹煮、制作食物的器具，如鼎、鬲、甗、甑、镬和灶等;盛具是指盛放、贮藏食物的器具，如簋、缶、豆、盂和盘等，还包括上等取食器。
青铜鼎是流传最久、数量最多的青铜器，几乎贯穿了整个青铜时代。鼎三足两耳，多为圆形，也有四足方鼎。商代晚期的鼎，形大体重，兽面纹饰，多有铭文。重达0.8吨的后母戊大方鼎是我国目前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古朴典雅，堪称国之重宝。
除了后母戊大方鼎，人面方鼎、卧虎方鼎等也是商代青铜鼎的精品。西周时期，鼎上铭文开始增多，多是奖赏、征战和记事等内容。著名的毛公鼎是铭文字数最多的鼎，其上刻有499个字，铭文内容是西周晚期的宣王为中兴周室，策命重臣毛公革除积弊之事。毛公特铸此鼎以记此事。
鼎最初是一种烹饪的器具。《周易》记载：“鼎，象也。以木巽火，烹饪也。”《说文解字》说：“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宝器”之语说明了鼎的重要价值，也将鼎在众多食器中独特的地位昭示出来。除了祭祀和宴饮，鼎还是权力的标志。西周时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以此“明尊卑，别上下”。
鼎也是国家象征、传国之宝。《史记·封禅书》中说“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征统治九州。九鼎从此被视为立国重器。《左传》记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形成了“国灭鼎迁”的政治传统。春秋时期，楚庄王路过周地，乘机询问九鼎轻重，觊觎周室政权。此后，“问鼎”遂有了企图夺取政权之义。从日常食器到礼器之首，鼎的功能变化，包含着先秦三代生活方式的演进与社会文化的变迁，更是一种历史的选择。
俎是常与鼎配合使用的一种青铜器，是古人切肉用的几案，祭祀时也用来盛放祭肉。《韩非子》中有“身执鼎俎为庖宰”之句，是说厨师一天到晚与鼎和俎打交道。
鬲是另外一种重要的青铜炊具。宋人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古鼎中有三足皆空，中可容物者，所谓鬲也。”鬲的形状多是中空足、袋形腹，始于商代，流行于西周。西周晚期，青铜鬲被广泛作为媵器使用。媵器是为出嫁女子准备的器物，即今天所说的嫁妆，一般由父兄或者夫家铸造。青铜鬲与女子生活密切相关，是重要的陪嫁物，也是宗法制度在婚姻中的体现。
先民们往往先祭祀后饮食，由于祭祀活动漫长，经过复杂的仪式后，热食变成了凉食，特别是寒冷季节，熟食易冷，美味不在。鉴于此，如“刖人守门鬲”这样类似于后世火锅的温食器便应运而生了。
甗区别于鼎、鬲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具有蒸的功能。青铜甗上部为盆状的甑，下部为鬲，上下间隔有孔的铜片——箅。甑内置食，鬲内盛水，下举火烧水，蒸汽上透箅，蒸熟食物，作用类似于现在的蒸锅。历史上，青铜甗首次发现于宋太宗年间。当时长安有人耕地时获得一件青铜器，“初无识者，其状下为鼎，三足，上为方甑，中设铜箅”。
大约在春秋以后，灶逐渐取代了甗，甗慢慢消亡了。
除了鼎、鬲、甗等炊食器，用于盛食的青铜器主要有簋、豆和敦等。
一般来说，鼎用以烹煮或盛装肉食，簋则用来盛放煮熟的黍、稻、稷、梁等主食。簋出现在商早期，盛行于西周。西周时的簋是重要的礼器，地位仅次于鼎，“鼎簋”组合成为周人衡量身份、等级的首要标准。史书记载，周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在祭祀、宴会等重要场合使用，借此彰显权力、地位和身份。
豆原本用于盛放黍、稷，后来逐渐用来在祭祀时盛装肉酱、肉羹，《国语》中就有“一觞酒、一豆肉、一箪饭”的记载。由于豆为常用的日常容器，渐渐地被当作容量单位。
豆始于西周，盛行于春秋战国。西周青铜豆的上部呈圆体盘状，下部多为筒形足，无盖无耳。春秋战国时期，青铜豆柄增高，带有圆纽的盖，腹部有环形耳，饰有蟠螭纹和蛇纹等。
春秋以来，还出现了敦这种食器，并逐渐流行，因其盖、器同形，整体呈卵圆形，俗称“西瓜敦”。
古人食肉常用匕把鼎中的熟肉取出，置于俎上，然后割着吃;食用簋中的米饭、米粥也常用取食器匕。在出土的青铜鼎、鬲和甗中，可以见到配套的青铜匕。青铜匕可以称为最早的调羹。另一种取食器箸，则适于夹取菜品。《三国演义》在描写曹操、刘备纵论天下英雄时，刘备“先主方食，失匕箸”，这里的“匕箸”就是调羹和筷子。
商周饮食风尚，经历了从“重酒”到“重食”的转变，青铜饮食器也完成了从“神器”到“人器”的蜕变。如果说商代青铜饮食器是主要的祭祀道具，那种充满神秘、威严甚至恐怖的原始宗教气息始终萦绕于青铜器之上，呈现出一种“狞厉的美”，那么西周青铜器更多是权力地位、身份等级的标示物，在祭祀之外的朝会、宴会、婚聘和丧葬活动中，体现着“礼”的精神面貌。
平王迁都之后的东周时期，诸侯相互征伐，危逼周室。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青铜饮食器更多地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合乎实用性的器形、更加温暖形象的纹饰，替代了殷商、西周崇尚的凝重庄严的青铜风尚。以自然神、祖先神为代表的神祗崇拜渐渐退出了人们的心灵，而浸染着人间兴味的青铜器，带着活泼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曲终人不见，青铜余古音。”尽管那些“钟鸣鼎食”“觥筹交错”的历史场景早已湮没于时光深处，但穿越千年的沧桑古器仍呈现出一个真实与幻想交织、庄重与华美交错的世界，让人时常怀念那个礼乐纷呈的时代。
低首品鉴回味之余，我们依然需要美好的器物，来承载美味的食物;我们依然需要礼仪，将早已融入骨血的文化基因传承下去。
金樽银盏，盛唐时尚
盛唐之世，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最高峰和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仅从饮食器这一角度来看，贵重的材质、繁丽的纹样、精巧的工艺、大气的造型，无一不折射出盛唐流光溢彩、璀璨绝伦的光辉。
金银作为贵金属，自古以来就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同时，由于具有耐腐蚀、不锈蚀的稳固特性，金银器又被道家方士视为延年益寿之器，《太平御览》中就有“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的说法。再者，金银器的延展性强，富有光泽，也适合加工成器皿。
《宫乐图》画后宫女眷数十人围坐在一张长方大桌的四周，方桌中央放置一只很大的茶釜。画面右侧中间一名女子手执长柄茶勺，正在将茶汤分入茶盏里;她身旁的那名宫女手持茶盏，似乎听乐曲入了神，暂时忘记了饮茶;对面的一名宫女则正在细啜茶汤，侍女在她身后轻轻扶着，似乎怕她醉茶。此图是晚唐宫廷中茶事昌盛的佐证之一。
唐代国力强盛，经济繁荣，上层阶级又有彰显地位、财富以及追求长生不死的心理，所以金银饮食器广泛流行，宫廷中有“金银作坊院”，民间又有私人金银作坊，宫廷与民间的能工巧匠合力将金银工艺推到了巅峰。尽管唐代律法明文规定“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纯玉”“六品以下，不得用浑银”，但并没有多少人在意。
盛唐的贵族生活离不开各种酒宴，宴会上的帝王、妃子、文士、武将等，以金樽银碗来盛装美酒、美食，尽情畅饮、歌舞、吟诗。唐代张鷟所著的小说《游仙窟》，写作者夜宿大宅，与两名女子宴饮，其中写及饮器之珍贵：“众人皆大笑，一时俱坐，即唤香儿取酒。俄尔中间，擎一大钵，可受三升已来，金钿铜环。金盞银杯，江螺海蚌;竹根细眼，树瘿蝎唇;九曲酒池，十盛饮器;觞则兕觥犀角，旭旭然置于座中;勺则鹅项鸭头，汛汛焉浮于酒上。”其中不仅包括金钿铜环为装饰的大酒钵和金盏银杯，还有螺杯和竹根、树瘿所制酒杯，又有十盛饮器以及兕觥、犀觞、鸭头勺等。
说到唐代金银器，必然要提到的是西安何家村遗宝。1970年10月，陕西省西安市何家村出土了两个大陶瓮、一只银罐，里面藏有1000多件器物，其中有许多金银材质的碗、杯、盘、壶、碟等。有的器皿素面无纹，纯以光亮材质取胜，但更多的是工艺精湛的佳作。其中两件鸳鸯莲瓣纹金碗，工艺精湛，瑰丽无比，被誉为“天下第一碗”。
这两件金碗通体遍布鱼子纹。外腹装饰上下两层莲瓣，上层莲瓣錾刻着展翅的鸳鸯，奔走的狐、兔、獐、鹿等珍禽异兽，都衬着花卉纹，鸳鸯还分出雌雄，互相对应;在莲瓣尖上的空隙有长尾鹦鹉、大雁等纹样;下层莲瓣则錾满各式各样的忍冬花草;碗内底刻一朵蔷薇式团花，外底錾刻一只回首而視的鸳鸯。
早在古老的《诗经》里，就有“鸳鸯于飞，毕之罗之;君子万年，福禄宜之”的诗句。鸳鸯是水禽，人们把它们和水中莲花相配，再加上这两两相对的鸳鸯纹、成双的金碗，更衬出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的美好寓意。尤其是狐狸、兔子、鹿等，都有多子多嗣的含义，而鸿雁象征夫妇忠诚，也使得金碗的寓意更加特殊。在小小的金碗里，竟包容着万千世界，这是仅盛唐能制造，也唯有盛唐可拥有的奇迹。
这两件金碗，还和何家村著名的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有关。此件舞马壶高约20厘米，呈扁圆形，宛如北方游牧民族使用的皮囊。肩部有弓形提梁，壶盖作覆莲瓣状，鎏金，以一条银链连在提梁上。壶腹部两侧有两匹鎏金的骏马，曲后肢而蹲，颈上有打着花结的长带飘拂，连长尾也在摇动，骏马口中还衔着一只碗状酒杯。
学者们指出，这正是史籍中所载的舞马。据《旧唐书》记载，唐玄宗李隆基喜爱音乐和设宴聚会，每年八月十五玄宗生日之时，都会有30匹经过精心训练、披金戴银的舞马在身穿黄衫、腰系玉带的少年牵引下，于兴庆宫的勤政楼前随乐曲舞蹈、衔杯献酒祝寿。而这壶上的舞马口中衔着的杯子，正形似鸳鸯莲瓣纹碗。这件舞马壶，印证着史书的记载，把千年前的舞马之形展现在我们面前，其珍贵价值不言而喻。在以唐代为历史背景的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里，主角李泌就用一把类似的壶来斟酒，为此剧值得称道的历史细节。
何家村出土有数件鎏金银碗、鎏金银盘，其工艺与舞马壶相似，都是在银盘、银碗中锤出凸起的纹饰，加以鎏金，使其更为醒目和耀眼，如双鱼纹银碗、双狐纹双桃形银盘、龟纹桃形银盘、熊纹六曲银盘、凤鸟纹六曲银盘、飞廉纹六曲银盘等。
鎏金双鱼纹银碗，碗心饰有回旋嬉戏的鎏金双鱼，与银质相衬，更为显眼;鱼身肥硕，尾、鳍、脊细部还以錾刻刻画;鱼下衬着摆动的水藻，形成宛如浮雕的层次感。可以想见，一旦碗内注入美酒，双鱼就会呈现在水中活泼游动的美感。《诗经》里早有《南有嘉鱼》等诗篇，而双鱼纹也早在汉画像中就有发现，象征着子嗣繁衍、美好吉祥。这件双鱼碗当是继承了此嘉意。
鎏金双狐纹双桃形银盘也颇具匠心，整体为相连的尖桃果形。盘心两只首尾相反而对的狐狸互相顾盼，垂着长尾，狐狸身上鎏金，金光灿烂，与银盘质地相映成趣。桃自古即为寓意长寿之佳果，而狐狸则是多子之象征，白狐、玄狐又是祥瑞之兆。《诗经》有句：“有狐绥绥，在彼淇梁。”桃与狐狸的造型结合，使得此盘蕴含福寿之意。至于龟（长寿）、凤（祥瑞）、熊（得子之兆）、飞廉（神兽）也都是寓意吉祥之纹饰。
何家村出土的一件金筐宝钿团花纹金杯，杯身由4对如意云头纹分成4个区域，每个区域饰一朵由扁金片构成的团花;团花及如意云头纹外缘焊有细密的小金珠，下腹部也有类似的云头纹，外侧也皆焊小金珠，云纹内还可见有小块的白色镶嵌物。这就是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物账碑中记载的“金筐宝钿”，即金丝外缘镶嵌金珠，再镶嵌宝石。唐代小说《游仙窟》里说的大酒钵上有“金钿铜环”，即为此类工艺。 唐代是极为开放的朝代，具有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的胸怀。丝绸之路横贯亚洲，连接地中海各国，畅通无阻，西域文明纷纷传入，为盛唐所吸纳，形成丰富多彩的文化面貌。“胡风”器皿，包括纹饰、造型、工艺等，也深刻影响了唐代饮食器的制作。如源于拜占庭（东罗马帝国）等国的高足杯、八棱金杯、多曲长杯等造型，源自萨桑王朝的徽章式纹样，都吸收了外来因素。但其纹饰等又都带有中国特色，始终以自我意识为主体，而绝不是全盘照搬、毫不选择。这种态度至今仍然可供我们借鉴。
何家村出土的一件狩猎纹高足银杯，造型不是中国固有的，但纹样又是唐式：银杯腹部以鱼子纹为底纹，口沿和底部皆装饰一周缠枝花，腹中部为骑士狩猎图，花丛中小鹿、狐狸等小兽飞奔，戴幞头的骑士纵马追逐、张弓射箭。
银杯造型奇特瑰丽，采用唐代典型的八曲葵扣和圆底碗形。指垫上的鹿与指环吸收了粟特银器的特点，内底的摩羯纹受印度文化的影响，狩猎图中的猎人则是突厥人的形象，侍女游乐又是盛唐时期的典型题材。此杯集中体现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
还有一件双狮纹金铛，下有3个兽形足，又有曲翘的叶状柄，为整件铛增加了灵动之气。铛外壁以水波纹曲线分成9个“S”形区域，其上錾刻双鸟衔绶、方胜、狮子、花卉等纹;内底部有双狮口衔蔓草，相对而立，周围环绕麦穗纹，是萨桑王朝传入的徽章式纹样。铛是中国传统的温酒或煮茶、煮药器具，南北朝时就已出现，与胡风纹饰结合，却也十分协调。
还有伎乐纹八棱金杯，八棱形杯体，珠串圆环形柄。8个棱面上各配一位乐伎，其服饰、发式都有西域特色，而乐伎手执的竖箜篌、曲项琵琶、排箫、拍板等乐器，都是西凉、龟兹的史籍里记载的乐器种类。这件金杯是唐代中外服饰、乐舞、工艺美术完美结合的具体见证。还有鎏金海兽纹银碗等，也都是将唐、胡之风完美结合的佳作。
唐代的玉质饮食器，多是玉盆、玉杯等。如洛阳博物馆所藏唐代的葵口玉盘，形制有如花朵。何家村曾出土一件玛瑙盆，长圆形，朴素无花饰，但盆上有波浪状的天然纹样，很是耐看。
何家村出土的著名的兽首玛瑙杯，整体形似兽角。有专家认为，其形制源于古希腊用于祭祀神灵的圣物“来通”。这款杯的质料为酱红地带橙黄、乳白色的玛瑙，晶莹闪亮，如琉璃一般。兽首雕出圆睁着的眼和尖耳、长角，形似羚羊，又似小鹿，形态温驯可爱;用俏色技巧，恰好将白色的部分刻画为兽眼、兽角，有画龙点睛之感。兽嘴则镶以金盖，金色与玛瑙之色相得益彰，愈加显得华贵。很多学者认为此杯是唐代工匠吸收外域风格后制作的。 《游仙窟》里所说的九曲酒池，实际上是一种多曲长杯。说起来算是源于古罗马帝国的贝壳式长杯，在波斯萨桑王朝时流行，然后传入我国。山西大同曾出土一件北魏时的摩羯海水纹八曲银长杯。唐代，房陵公主墓壁画中也有侍女手持八曲长杯的形象，还有何家村的两件八曲长杯，都可与《游仙窟》的记载相印证。
何家村出土的两件八曲长杯，其中一件为水晶雕成，晶莹剔透，光洁如镜，整体如硕大的花朵。还有一件玉雕忍冬纹八曲长杯，8个曲瓣形杯的杯壁上都有浅浮雕忍冬卷草纹。这都是用传统的玉雕工艺完成的，也属于中外交流的结晶。
金银饮食器珠光宝气，造价高昂，是唐代许多平民难以享用的奢侈品，于是便宜、实用又美观的瓷器在民间备受青睐。李白《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中写有以瓷盘盛饭的句子：“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瓷器造型独特，制作精巧，配合纯粹的釉色，显得简洁大方。
唐代陆羽《茶经》称赞青瓷如玉、如冰，指的是青釉瓷的质感。越窑青瓷的精品秘色瓷，更是深得宫廷贵族、文士珍视。唐代诗人陆龟蒙写《秘色越器》诗，赞越窑中的青瓷釉色如青山翠色，可盛美酒：“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法门寺地宫出土有瓷碗、瓷盘、瓷碟等秘色瓷，釉色莹润，是宫廷所用。其中有两个银棱秘色瓷碗，为五瓣葵花形，涂有黑漆，贴金鸟、银花，精美绝伦，融合了金银平脱技巧。
诗圣杜甫有诗《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说明当时白瓷餐具洁白如霜雪，深得人们喜爱。其中最著名的是邢窑瓷，陆羽《茶经》中说“邢瓷类银”。皮日休《茶瓯》诗也赞美它如月光、如白云：“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
还有以瓷器模仿金银器的，如高足杯、花口杯、花口碗等，愈加显得格调不凡。如河北博物院所藏的一件唐代白釉双鱼单柄杯，釉色莹净，造型、纹饰都仿照金银器而做成海棠形，环形柄;内壁刻花朵纹，杯心印一周串珠纹，刻出两条游鱼，鱼首尾相连在水中嬉戏。
唐代饮食器皿还有漆、竹、木、牙、角等材质的，也都可堪珍视，与金银器共同构成唐代饮食器的华章。这些精美的器物不仅诉说着古代中国的辉煌，更传承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脉。
宋：一饮一啜皆风华
宋代是中国制瓷工艺百花争艳的时期，举世闻名的五大名窑——定、汝、官、哥、钧，都产生干这个时期，另外，耀州窑、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等也各领风骚，烧制出风格多样的作品，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为满足各阶层物质生活和精神享受的需要，宋代瓷器的样式之多远超以往。不少器物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特别是梅瓶、王壶春瓶、注碗、诸葛碗等，更是前所未有的品种。就中国瓷器发展史而言，宋人的审美理念以文人意境胜。他们对瓷器造型的审美追求不再是唐器雍容、博大、丰满、圆浑的形象，而是和同时代其他艺术风格一致，倾向于挺拔、俏丽、雅致，而且逐渐成为一种特有的审美程式。
清雅简淡的感官美
宋瓷的造型，一方面是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反映，一方面又是各瓷窑为保持传统市场和争夺新市场而相互竞争的结果，由此呈现出百家争鸣、千娇百媚的态势。但在总体上是清新自然、簡洁明朗的，格调很高，属于高雅的审美范畴。
宋代瓷器的造型不仅注重继承传统，更为重要的是能在时代美学的大环境中不断推陈出新。例如，自汉代起，青瓷的盘、碗和一些盂、炉的三足多为兽形，入宋后，兽形足却几乎绝迹，多以丰满的乳形足替代，从而加强了形体的统一和完整性，在功能上向简洁、质朴的方向发展。
至于新兴的瓷器造型则更是数不胜数。如多管瓶，因肩部塑有向上直立的管，故名“梅瓶”（又曰“经瓶”），宋代创制，但梅瓶之名始于清代;玉壶春瓶，由诗句“玉壶先春”得名，定窑、耀州窑、磁州窑、龙泉窑、景德镇窑都有烧制;胆式瓶，造型似胆，宋哥窑、钧窑烧造此样式;橄榄瓶，体似橄榄，宋代河南登封窑创制;斗笠碗，因倒置过来形似斗笠，故名，宋代始烧，此后历代均有烧制;提梁壶，为提拿方便，在肩部两端连以半月形提梁，宋耀州窑创制……这些都是带有鲜明宋代美学内涵的造型产品。
其中的玉壶春瓶，敞口、收颈、削肩、硕腹、腹下有圈足，以变化的弧线构成柔和、匀称的瓶体。其特点是有意拉长颈部，提高瓶身向上的态势，是典型的具有宋代特色的器物，在元、明、清时期，景德镇仍有烧造，品种有青花、釉里红、五彩、斗彩、粉彩等。
宋代瓷器的造型比以往更自觉地模仿动植物形象，并呈现出文静典雅或平淡天真的风格，完全不同于唐代以前的厚重华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宋人恬淡清雅的审美观。
宋人常模仿花瓣作为器物的造型，常见的有葵花形、莲花形等。花口瓶就是宋代瓷瓶中比较普遍的一种，因瓶口有如开放的花瓣，故名。景德镇窑、磁州窑、耀州窑都有此样式。南宋后期，龙泉窑还新创了一种葫芦式瓶，瓶身由两截接合为上小下大的束腰式葫芦，造型新颖，令观者赏心悦目。1969年，在河北定县静志寺北宋塔基中出土一件定窑白瓷螺杯，形体呈螺壳状，线条丰满圆润，富有韵律感;白胎白釉，清净柔和，温润似玉;器表装饰层层波浪纹，寓动于静，情景交融，精美宜人，不禁使人联想到两宋文人墨客对酒当歌的诗意与浪漫。
当时还流行一种船形酒器，这在宋人诗词中有案可稽。陆游在《即席》中曰：“要知吾辈不凡处，一吸已干双玉船。”其中所说的玉船至今尚未见到过实物，但在浙江龙泉出土的宋代青瓷酒船却是实实在在的船形酒杯。它借用船舱为杯腹、平缓的船尾为饮酒口，一杯在手，既可品酒尽兴，又可把玩观赏，可谓独具匠心。
收敛温厚的功能美
中国的瓷器造型发展至两宋已是相当完善了，其形式与内容达到了完美融合，在赏心悦目的同时，予人以满足需求的功能美感。这种功能之美，可从注碗、斗笠碗、倒流壶等宋代饮器中略窥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