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吃，是写手修炼内功时必须过的一关。写自然、写爱情、写人性，大概都不若写吃这一最原始本能见功力。现在再看梁实秋的散文，发现许多篇什都平淡直白，只有写吃的那一部分仍然让人回味。 功力不够的写手笔下的吃容易流俗，像吃饭时的吧唧嘴让人憎恶，所以我得小心翼翼一些。还是写汤吧。因了水的缘故，汤和茶一样，似乎自然就削减了滞重的物质性，透着清雅空灵，让写手觉得先天就占了一点便宜似的。 眼下在南方的太太小姐中间，流行一种全蔬汤，用于减肥。该汤是将黄瓜、花菜、胡萝卜、莴苣等统统放在一起煮，不分青红皂白，你想能是什么味道，还不把肠子都喝青了！这种食疗法，简直与过去用电击法治疗性错罪者如出一辙，都是彻底败坏一个人的食欲或性欲，让你以后一想起这档子事就得吐。
　　汤固然以素为美，但也不能这么个素法。李渔是宣扬“蔬食第一”的主儿，可他真正下起厨来也不作兴一蔬到底，而是用陆之蕈、水之莼制汤，再佐以蟹之黄、鱼之肋，名曰“四美羹”。这四样货色在鲜味排行榜上不是状元就是花魁，天地间的鲜味几乎一网打尽了。只是这种搞法未免过于贪了，有点为林立果选妃的意思。
　　西洋汤则是另外一种风格。首先，像罗宋汤、忌廉汤之类，总把所有东西都煮得个稀巴烂，让人根本辨不出形，在观感上就输了几分；其次是喜欢加入太多的猪油、牛油或奶油，仿佛是加入了大量荤段子，跟素雅就不沾边了。因此，杜拉斯偏要反其道而行之，她不喜欢油腻腻的“猪油鹅肉卷心菜浓汤”，也不喜欢“那种可以一煮再煮的营养汤”。她说自己只爱韭葱汤，“两个中等的韭葱配一公斤的土豆正好”，煮上个10多分钟就足够了，要的就是“最新鲜的绿色植物”，从而让自己的“每一寸肌肉也得到了灌溉”。另一位法国文化界的大师罗兰·巴特也认同此理。他初到日本时，对东方的汤如此之素如此之清如此之薄，觉得不可思议，“在我们法国，清汤是一种很寒碜的汤；但是在日本，牛肉汤之清淡，简直像水，疏疏落落的两三个固体物（所见到的碎片是草、菜的细丝、零零碎碎的鱼肉）在不多的汤水里飘浮着，乍分乍合”，但他很快就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视日本汤为“令人怡然自得的清纯的万应灵剂”。如果附会到比较文化学上去分析，那么西洋汤是水乳交融，将罗兰·巴特所说的“天然性”和“视觉性”完全解构，是浓得化不开的现世欲望，是“此岸”；而中国汤是泾渭分明，肉是肉，汤是汤，尽管被抽去了精华，但肉的全身基本上得以保存，最后阶段则是“得汤忘肉”，预示着由“此岸”摆渡到“彼岸”。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仿佛咖啡之于茶。日本汤在“天然性”和“视觉性”上走得最远，似乎一上来就到达了“彼岸”，不是用来喝的，而是用来观赏和参拜的——无怪乎罗兰·巴特评价说：“它令人想到一脉清泉，想到一种具有深厚生命力的东西……”素雅到这般境界，就是所谓的“禅味”了。因为日本出俳句，所以日本文化的“粉丝”周作人也将其称为“俳味”。如果让周作人来做厨师，他会端出“用挤了虾仁的大虾壳，砸碎了的鞭笋的不能吃的老头，再加干菜而蒸成的不知名叫什么的汤”，毫无“富家厨房的多油多团粉”，毫无“丰腴的气象”，虽然“寒乞相极了”，可挥不去的“俳味”就尽在这“清淡质素”之中了。
　　但这种素、瘦、涩、薄的汁水，除了得道之人，又有谁能消受呢？张爱玲就讥讽周作人谈的吃食过于寡淡过于节俭，而她所推荐的是鸭舌小萝卜汤、烧鸭汤和腰子汤（一副腰子与里脊肉小萝卜同煮）。你不能不承认张爱玲说的全是体己话，这几款汤既美味又家常。读张爱玲的小说，觉得是一个参透千年机锋的狐狸精；看她的作派，又像是过小日子过到偷着乐的小女子。那个写出《金锁记》和《色·戒》等灰冷文字的奇女子，与那个在日据的孤岛步行十里去找冰淇淋吃的享受型女孩，真的是同一个人吗？但张爱玲之所以广受欢迎，恐怕就在于她既没雅过头又没俗到家，身处俗世兼乱世，却又维系了一点点丰腴的生活理想。的确，素上了境界的汤和超凡脱俗的仙女一样，只可远观不可亵玩。我们在努力经由素汤获得顿悟的同时，还得时不时地拐进街头的小店里，来一碗不太中看的酸辣汤，稀溜溜地喝下去——李碧华常说“过上等生活，付中等劳力，享下等情欲”，其实我看还是“享下等食欲”来得方便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