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并不是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悄然来临的。相反,讨论气候变化及其后果的书早已是汗牛充栋。对地球气候变暖的严重担忧,四分之一个世纪甚至更早以前就有人表示過了,但影响甚微。
　　
　　在过去的几年里,这个议题突然跃升到了讨论和争议的前台——并不是仅在这个或那个国家,而是遍及全世界。许多人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像参加一场战争那样动员起来,但在实际情形中,又没有什么可资辨认和挑战的敌人。
　　
　　我们正在面对的是这样一种危险:它们既无影又无踪,但潜在的后果又是灾难性的。不管别人告诉我们威胁有多大,正视这些威胁总是很难的,因为它们让人感觉不是太真实。同时,生活还得照旧下去,生活的一切快乐和压力也得照旧下去。
　　
　　气候变化的政治学必须处理我所说的“吉登斯悖论”——即全球变暖带来的危险尽管很可怕,但它们在日常的生活中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因此许多人会袖手旁观,不会对它们有任何实际的举动。然而,坐等它们变得有形,变得严重,那时定然是太迟了。
　　
　　有关调查表明,大多数公众认可全球变暖是一个严重威胁,但只有少数人愿意因此彻底地改变自己的生活。在精英当中,气候变化屈尊成了一种姿态政治韬略,听起来宏伟壮阔,但内容空洞。
　　
　　在科学家当中有着这样一种高度共识,即气候变化是实实在在的、危险的,引起气候变化的是人类活动。不过,也有一小部分科学家即所谓的气候变化“怀疑论者”反对这些论断,他们在媒体上也吸引了不少眼球。如果有人建议我们的驾驶员改变他的肆意浪费的方式,他总是会说:“不是还没有证实吗?”
　　
　　现在政治家们已经觉醒过来,认识到了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许多国家最近也出台了各种雄心勃勃的气候变化政策。在过去的几年里,有一道门槛已经被跨过了:大多数政治领导人现在已熟知由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危险,以及应对这些危险的必要性。不过,这还只能算是第一波,将该议题纳入政治议程。第二波必须包括将它深植于我们的制度和公民的日常关切之中。
　　
　　国际社会坐在了同一条船上,至少原则上是如此。旨在限制全球变暖的谈判已在联合国的各种会议上开始,最初在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1997年移到了京都,2007年则转往巴厘岛,目的都是想减少二氧化碳的全球排放。会议还在继续,但迄今为止具体收获还不多。
　　
　　我想要作出这样一个让人吃惊的论断:在当前时期,我们还没有气候变化的政治。换句话说,我们还没有一套将控制全球变暖的雄心壮志变成现实的政治创新,而这是必须要有的。这是一种奇怪的并不可饶恕的缺失。
　　
　　有许多人说,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难度太大的问题,在传统政治的范围内解决不了。我同意他们的说法,因为我们既有的政治思维方式确实需要来一次脱胎换骨的改变。但是,我们还必须在已有的制度下活动,按照尊重代议制民主的方式行事。
　　
　　国家将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活动者,因为它手头掌握的力量太多了,不管你是谈论国内政策还是谈论国际政策。谁也没有办法强迫国家去签署国际的协议,而且即使它们选择这样做了,执行协议的任何内容也主要还是一个个国家的责任。只有在碳价格处于某个需求层次,且戴上了必须从政治层面上制定出来并予以执行这顶桂冠之后,排放交易市场才能运转起来。
　　
　　不提及绿色运动,你就无法讨论气候变化的政治,因为这场运动许多年来已经在环境政治上有了第一位的影响力。“走向绿色”差不多已经成为戮力限制气候变化的同义词。不过,这里有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必须对绿色政治哲学来个去伪存真。
　　
　　我认为,想找到任何一种试图在一定意义上“回到自然”的方法,都是不可能的。保守主义也许有一定的同情价值,但它在对抗全球变暖时本质上将是毫无作为的。事实上,它甚至有可能妨碍我们的努力。作为科技进步的结果,我们好久以前就已经冲破了用来把我们与自然界分开的樊篱。倘若我们严肃地对待气候变化的问题,我们就需要更多的这类东西,而不是更少。
　　
　　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放弃了绿色运动的一个核心概念,即那条警示原则:“不要干扰大自然。”而且,为了阻止气候变化,不管人们怎么说,我们都不想去“拯救地球”,因为地球的存在不依我们的所作所为而定。我们的目标就是保护,如果有可能的话,改善人类在地球上的体面的生活方式。■
　　
　　节选自《气候变化的政治》,详见本期“本刊2月荐书”,略有删改,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