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明确提出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此后，微信工作群整顿成为各地执行减负政策的微观切入点。
　　依据这份通知，近期不少地方政府出台新规，要求“原则上一个单位只建一个工作群”“非工作时间不发布工作信息”。新规出台后，在网上掀起了一场关于“下班后微信群是否该禁发工作消息”的大讨论，将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推到台前。

“@所有人，收到请回复”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群”多是不少基层干部的共同感受。秦晴是湖北宜昌伍家岗区委直属机关工委工作人员，上个月她和同事对全区51家单位摸排调查，统计出微信工作群809个;单人拥有工作群数量最多的，超过40个。秦晴发现，不少工作群建群随意，重复和交叉现象严重，“随手点开一个群，@接连不断，‘请查收’‘请报送’‘请回复’之类的信息应接不暇”。
　　“建群的初衷是方便工作，但現在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是负担。”某地包村干部朱蕊（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过去满天飞的纸质表格到如今数不清的“sheet”（注：电子表格），从曾经的当面或电话请示汇报到如今的“群”来“群”往，朱蕊认为形式主义正从线下向线上转移。
　　“我有个工作群，群里的上级部门发消息，最后总会加一句‘收到请回复’。”朱蕊说，她所在村信号不好，稍不注意就错过了，以至于现在一看到未读消息，“整个人都紧绷起来”。
　　随时查看手机，及时回复，已成为不少基层干部的第一生存法则，但要做到并不容易。
　　余渊岐是江西抚州市谷岗乡副乡长，在乡镇工作九年。由于身兼7职，高峰时，他的手机里有27个工作群。
　　每次下村，往往要忙到晚上才能回去。余渊岐说，当夜深人静，攒了一天的群信息已经爆屏，都等着他一一回复。
　　“乡镇工作群、乡村工作群、医保群、农保工作群、卫生计生群、环境卫生群、扶贫攻坚群、党建工作群、第一书记群……这些比较重要的群，一个都不能落。”余渊岐说：“碰到有投票任务的，转发 投票 截图一个不能少，有人@我的，全部要@回去。”
　　在西南某村第一书记袁林（化名）看来，“许多群主有个坏习惯，发通知时喜欢@所有人。”袁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有二十多个工作群，大多设置了免打扰，但因为微信群的@功能，他依然不胜其扰。

“到此一游”的线上秀场

　　工作群是观察基层形式主义的一个微观切口。如果说“群”多是上级给基层带来的负担，那么“到此一游”则是基层干部自身形式主义的体现。

　　所谓“到此一游”，是指浮光掠影、形式花哨的工作作风。用网友的话说，就是“一些干部以微信图片代替工作汇报，到贫困户家不过十来分钟，只为拍个照，让大家知道。”
　　“不知什么时候起，工作群由以前单纯的发布工作、会议通知，变成了晒照片、晒政绩的地方。”余渊岐认为，工作群是个微缩的社会，有认真工作不喜欢发言的，也有做了一点点事情就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的。
　　《解放军报》曾报道过这样一个案例。一次干部讲评会上，武警内蒙古总队包头支队政委刘玉柱点名表扬了部分表现突出的干部，其中不少是经常在微信工作群更新加班动态、并被他点赞的干部。没承想，后来工作群彻底沦为秀场——越来越多的干部跟风效仿，无论是否需要加班都时不时更新两条动态，并配上“努力”“奋斗”的表情包。
　　朱蕊对此现象深恶痛绝。“请不要在工作群发与工作无关的信息。如果你在加班或者觉得工作很辛苦，可以保存到手机留作纪念，完全没必要发在群里，这样只会觉得你作假的成分更高！”
　　晒照片、晒政绩，也跟部分领导注重形式有很大的关系。
　　“工作群好不容易安静了几个小时，领导可能觉得我们是不是都喝酒打牌去了，于是要求‘各村干部都把工作晒一晒’。”余渊岐说，从此，大家养成了睡前晒图的习惯。
　　大家逐张发图，领导看不过来，便提了新要求：“你们可以学某某某，把图拼一下，加几个字一起发嘛。”于是余渊岐们又要花精力去研究拼图技术。

“关键少数”逼出来的形式主义

　　余渊岐曾因为没有及时回复工作群里的要求，挨了领导的批评。一年前，他把自己的遭遇写出来放到网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人民日报》采访过他，上级也派人专程到谷岗乡调研，和他面谈：“工作群出现这么多问题，你觉得原因在哪儿？”余渊岐直言不讳，认为根源在于“关键少数”，即对基层发号施令的主要领导。“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如果你的领导是一个浮夸的人，喜欢看内容，那么你的工作群肯定是看不完的，因为一天到晚都会有人在群里刷屏。”
　　在他看来，“基层的形式主义，很大程度上是上级的官僚主义逼出来的。”
　　水利部门要求一年之内巡逻完所有河段，任务摊派下去，曾作为包村干部的余渊岐每周须巡河一次，每次约半天时间。“但是，除了河长制还有山长制、湖长制、路长制。如果我完全听从相关部门的要求，只能牺牲最重要的脱贫攻坚工作。”
　　余渊岐认为本应相关部门承担的巡河任务，下到基层没有实际意义，反倒会给基层干部造成极大困惑，不得不用形式主义来应对官僚主义。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产生的另一个原因，则是部分基层干部“念歪了经”。
　　“有些人下乡，照几张照片，然后找个地方躲起来，时候到了在群里发图，表示自己一整天都在忙活。”余渊岐说，那些以照片留痕代替工作实际的人，让认真做事、没有照片的人受到的肯定反而少了。 　　去年看到余渊岐吐槽工作群乱象的文章时，朱蕊数了下自己的工作群，23个。时隔一年，这一数字涨到了34。
　　“余渊岐写出我们基层干部的心声。”朱蕊说，“希望这次规范工作群的政策能够真正落到实处，为基层干部减负。”

后微信工作群时代

　　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印发后，全国多地不约而同地将减负任务瞄向工作群，开启了专项整治行动。
　　厦门市同安区纪委党风室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鉴于微信工作群过多过滥，同安区要求每个单位或部门原则上只保留一个群。他们让各部门开展自查，对工作群进行归类、整合、精简，截至目前已清理近900个群。
　　几天前，珠海市香洲区出台《香洲区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工作措施》，其中“一单位只建一个微信工作群”“下班不许发工作消息”的内容引发热议，有人建议全国推广，有人认为落地困难。

　　建群的初衷是方便工作，但现在给工作带来更多的是负担。

　　对此，香洲区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目前他们还在征求意见阶段，如何落实尚在摸索当中。
　　湖北宜昌市伍家岗区已经走在了前面。据介绍，他们将工作群分为对内、对下、服务三大类，对上只保留一个QQ或者微信群，对下充分整合，服务类以高效服务为目的，全区51家单位的809个工作群，整治后仅保留了173个，精简了79%。
　　伍家岗区教育局督导办主任李红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教育局有10个科室，每个科室因为对口多项工作，原来有三四个工作群。整顿后，数量从68个减少到13个。计财科、安全科和勤管科原有的十来个工作群被合并成一个——“伍家计财安全后勤群”。
　　李红梅解释，工作群合并的逻辑基于下级干部的需求。“学校的后勤安全管理副校长的职责正好对口这三个科室。他们原本需要通过10个不同的群接收不同通知，现在只要看这一个群就可以了。”
　　整治不仅带来工作群数量的变化，同时也改变着机关办事人员的工作观念和行为习惯。“以前发通知比较随意，想到就发了。现在同在一个群的科室之间相互监督，更加意识到工作群也是严肃的工作场合。”李红梅提供的一张群聊截图显示，教师管理科的一则通知以文件形式发布，对回复格式也做了要求：“收到请回复‘XX收到20190507通知’”。
　　为巩固整治成果，伍家岗区还出台了《政务信息新媒体网络平台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管理办法》，文件要求：
　　“群成员发布与工作无关的信息，群主或管理员应及时提醒、制止或踢出群聊。”
　　“不得频繁发布非指令性工作动态，不得以在群内发布工作动态当作对实际工作的评价，围观不点赞。”
　　“全区各单位一般只运行一个微信工作群或QQ工作群。单位新增工作类微信群、QQ群须由单位一把手签字后报区委直属机关工委备案。”
　　几名受访的基层干部都担心政策“一刀切”的问题。余渊岐提到，他所在乡至少需要3个群，一是班子成员群，二是乡政府干部群，三是乡村干部群。同时他认为类似政策治标不治本，因为没牵住“关键少数”的牛鼻子。
　　对此，伍家岗的办法是因情施策。“保留联系群众和联系企业的服务类群，對临时性工作群因需设置，工作任务完成后一律解散。”
　　余渊岐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了他心中理想的工作群生态：“我在工作的时间打开，一切无关于我的文字、图片、表情被自动过滤，要阅读的通知和工作内容，按照轻重缓急，一条一条地呈现在我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