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5月，日本天津驻屯军的军官们正在忙着把驻防北平的宋哲元和张自忠等将军的家宅做成模型，以演练对第二十九军将领宅邸的突然袭击，卢沟桥的硝烟已经隐约可闻。就在这个剑拔弩张的时刻，一本“中国游记”却悄然在东京出版。这就是日本《朝日新闻》资深记者神田正雄所著的《诊断跃进支那》。此人在1936年12月到1937年2月间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将所见所闻收录在了这本书中。
　　关东军总司令看重的人
　　神田正雄，日本栎木县人，1879年出生，毕业于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1909年进入朝日新闻社大阪分社，后因政治立场符合当时日本政府的要求而升任该社政治部部长、对外报道部部长，长期任驻华记者，被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称为“支那通中的支那通”。他还经常以民间人士身份来中国，为日本政府执行特殊使命，是一名身体力行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的忠实信徒。
　　神田是第一个对中国西南地区进行详细描述的日本记者。当时的外国人对这个神秘的地区知之甚少。神田在书中对他和一位当地领导人的会见叙述详尽，不过，他当时还不知道，此人后来会在抗日战争中威名远震——他就是指挥了台儿庄大捷的陆军上将李宗仁。
　　对神田来说，那次广西之行并不是他第一次和李宗仁见面。他在书中讲述，早在1934年1月，李宗仁便曾与他在南宁有过一次颇为愉快的会面。
　　当时，由于在香港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为他提供了一封介绍信，李宗仁对其颇为热情，特意派出副官张一民中校将神田一行接到总部招待所，还请其品尝了“广西名物”果子狸。1月17日，神田与李宗仁进行了会面。
　　神田形容李宗仁是一个“温厚而且充满激情的人。在第一次和笔者见面的时候就能够敞开胸襟，侃侃而谈”。
　　在谈话中，神田印象最深的是李宗仁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的评价：“蒋介石是聪明人。我这里不是说他的缺点。他最善于干的就是巧妙地利用别人让自己坐大。他利用鲍罗廷等俄罗斯人，帮助他完成了北伐，随即发动政变将他们赶走，接着把与他意见不合的同志统统找借口驱逐或是加以剿灭；他利用银行家和财阀获得军资，其手段或是对其渲染赤色威胁，或是抓住这些银行家的弱点进行恫吓，抑或是通过发行军事公债等方法巧妙设饵。最后让这些财阀被其捆绑，除了和他共进退就没路可走。这可是个什么事都只为自己考虑的，如果这样的人取得了国家的支配权，那他是否会真正把国家利益或者国民幸福放在心上就不可知了……”
　　“汪精卫是伶俐人，但是能不能共做大事很有疑问。他的舌辩天下无双，也善于抓住青年男女的心理进行鼓动，这人要是去担当政治外交的工作肯定不负众望，但承担更多的责任就不可言了……”
　　西安事变后的特殊使命
　　神田1937年的这次广西之行也有着特殊的使命。他在书中直言不讳地写道，因西安事变的发生，他才决定前往广西。“设若万一不幸蒋委员长发生什么事情（指死于西安事变），能够争夺中国领导权的人物中，李宗仁、白崇禧二长官有着别人没有的优势。所以，这次访问有着极深的意义。”
　　神田进入广西的路线是从湖南零陵（今永州）出发，经广西全县、兴安至桂林，一路上，到处可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抗日反对者汉奸”等标语。刚进入桂林，便有4名警察以护卫的名义对其随时跟从。尽管借助湖南省主席何键所开的介绍信，神田的人身安全没有问题，但此间气氛已经与3年前显得很不同。
　　然而，好像是要给他吃定心丸，他到达南宁的第二天，李宗仁便派来一名能讲流利日语、名叫陈超琼的少校军官前来相请，并表示当天就愿意接见他。神田喜出望外。
　　对于说服李宗仁与日本“亲善”，神田是有一番判断的。他认为，李宗仁等西南派军阀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水火不容”。在蒋介石与日本交恶的时刻，尽管广西方面一直口头提倡抗日，但实际上存在另起炉灶、与日本接近的可能。
　　然而，事情却完全没有按照神田的思路发展。当他试探性地表示自己愿意为缓和双方关系而奔走时，李宗仁马上发表了一篇类似宣言的讲话，清晰地传达了自己的立场：“有尊驾这样的人努力，将来两国或许能够去除不和，获得重新握手的机会。不过此时此刻，贵国的部分军人却在占据东北之外，又对华北和绥远实施侵略，其影响波及中国全国，这是要灭亡中国的行为。我们不能坐视亡国，故我民族决心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陈超琼少校将这段话翻译过来，让神田一时有些无措。双方本来约定第二天再谈，当晚10点多钟，陈少校来告之约谈取消，还示意神田，在抗日气氛下，他应该早一点离开才比较安全。
　　听到这样的话，神田难免失望万分，因为这意味着李宗仁仅仅与他进行了礼节性谈话，而没有深入的意思。看来，广西的抗日是认真的。
　　刺探西南军情
　　毕竟在中国混迹多年，神田又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能够通过桂北的柳州和南丹去贵州，从贵州再返回上海。陈少校态度明确地拒绝了。神田则近乎无赖地表示，入桂以来，在所经全县、兴安等地有大量的抗日标语，令其十分不安，与其原路返回危险地带，不如干脆走少数民族聚居区，并声称他曾向李宗仁提出走南丹的路线，李宗仁对此未加否定。
　　神田为何如此重视桂北地区的情况呢？据他说是要写一本名为《广西要览》的书。这本书究竟会是什么样子无从考证，因为它最终没能出版。但他的另一部作品《湖南要览》却揭示了神田式“要览”的特殊之处——因其内容翔实可靠，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直接把它拿来，当作军事资料使用。可见神田编制的这种“要览”，实际是为日军侵华军事行动服务的。
　　发现神田对西南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久经沙场的李宗仁很快反应过来——这哪里是游历，这是侦察啊！因此，他给陈超琼少校下了死命令，要求神田原路返回，以减少广西军事情报的泄露。无奈的神田最终悻悻而归。
　　看神田走过的路线，全县、桂林等地正是中日两军1944年浴血奋战的战场——日军几乎是踏着这位“旅行家”的足迹进攻广西的。但从桂北方向，打到南丹，日军却不得不止步。从这个角度来说，正是由于李宗仁勒令神田原路返回的决定，才让很多中国军民避免了更大的牺牲。
　　其实这中间还有一段插曲，在广西具体负责接待神田的两位中国军官张一民和陈超琼，竟然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都在李宗仁、白崇禧的默许下，以半公开的身份在桂军中工作。对坚决奉行反共思想的神田来说，如果地下有知，对自己这段经历一定更有哭笑不得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