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积极应对当前形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十四五”以及未来更长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主线。
　　本书以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视角，从扩大内需、提升供给体系适配性、畅通产业链、坚持双边开放等维度阐述双循环战略的核心内涵和实施策略，帮助读者系统认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新形势下抢抓新机遇，培育新优势。
　　双循环的提出有它的特殊背景，即美国退“群”，实行单边保护主义，破坏WTO（世界贸易组织）机制，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科技战、经济战”等，对中国实施“断供”，以及所谓的“脱钩”“去中国化”等，这使得我们的产业链存在断供风险，国际循环不畅。为应对国内外形势结构性转变，我们要更多依靠国内循环，利用我国的超大市场，把潜力充分发挥出来，拉动供给，创造需求，使我国经济进入更好的良性循环。
　　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

第一，必须坚持扩大内需。

　　从统计数据看，国内销售产值的增加值在GDP（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85%，而出口尽管总额较大，但其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仅为15%左右。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14亿人口的经济增长潜力和大市场优势，把各方面的需求调动起来。
　　其一，激发消费潜力。传统一般消费品制造业仍然具有巨大的潜力，2019年，我国人均GDP已突破1万美元。根据经济学方面的分析，1万美元通常是一个坎儿，达到1万美元，人们便开始高消费。这种高消费不是很奢侈的消费，也不是比发达国家居民高的消费，而是在居民收入中，消费的比重会逐步提升，储蓄的比重会逐步下降，进入新的消费阶段。我国有14亿人口，低收入居民、中等收入居民以及高收入居民消费的有效需求均不足，消費潜力尚未被充分激发。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进一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居民收入，优化社会分配结构，充分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多层次、多元化的内需市场，不断提升大众的消费能力。
　　其二，拓展投资空间。中国有庞大的市场体量，更有大量的投资机会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一是推动城市化、城市群发展。目前，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在发展的中期阶段，美国、欧洲的人均GDP已达五六万美元，我们刚突破1万美元，仍有很多人生活在农村，城市化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目前，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等大城市群达到1.5亿至2亿人的规模，以中东部省会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也达到3000万至5000万人的规模，集聚效应不断增强。这些城市群通过快速交通，将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甚至周边的农村连接起来，解决房地产和其他的供求关系，有效促进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从而促使国内的市场能够更好地循环起来。二是深挖数字经济潜力。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电子商务市场，引领全球。我们应用数字技术的速度也非常快，各个领域不断出现新技术、新的互联网公司，这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互联网独角兽企业的集聚地。同时，数字技术的惠及面很广，除了惠及电商，也惠及滴滴打车、共享单车等。中国有14亿人口，网民数量众多，互联网的覆盖率不断攀升，与数字技术相关的各种产业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且规模巨大，我们要在这方面做好文章。
　　第二，双循环的重点不只是扩大内需，还要在供给侧使产业链、供应链更好地循环，也要更好地创造需求。
　　其一，供给侧的首要任务，就是加强自主科技创新，这是破除产业链断供，畅通双循环的关键因素。在新的历史时期和国际环境中，中国必须具备更强的自主创新能力，补足短板，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要进一步加强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投入保障，构建多元化投入机制，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机构，以及跨学科前沿交叉研究平台，吸收利用全球创新资源，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原始创新研究，引导企业积极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加强对接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成果，加大对战略高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找准源头性技术创新领域，着力攻破关键核心技术，形成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体制，抢占事关长远和全局的科技战略制高点。
　　在这个过程中，一是发展好民营经济。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商业模式创新，风险都极大，这需要民营企业家积极推动。中国的体制优势在“模仿攻关”阶段比较明显，但在“无人区”创造阶段则会式微，因此政府应该制定激励创新的机制，如保护知识产权，资助、奖励创新创业等，让千百万的企业、企业家、科学工作者“胡思乱想”，不断产生新点子，创新创造。二是政府可以制定设置孵化器等普惠政策，并投资一些创新项目，鼓励科技创新。但是政府不能引导和规定发展哪些产业，要敞开这个口，让市场去配置，让企业去创新。三是让市场发挥作用，吸引、鼓励风投资金进入市场，进行市场化资源配置。政府各类奖励补贴，可以以风险投资基金的市场化方式支持，避免出现市场扭曲；政府基金也可以学习风投的做法，积极“跟投”市场关注的行业，分担一部分风险；如果项目成功，就要提前退出，让利于市场，不以高额回报为目的，这样更有利于市场的良性发展。这就需要政府一方面鼓励创新创业，另一方面帮助企业梳理、分析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鼓励一些基金进入这些领域，鼓励产业内部重组，鼓励企业优胜劣汰、兼并重组，使产业结构更加优化。
　　其二，深化体制改革，包括供给侧、产业链、供应链等，消除国民经济循环中的各种梗阻。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基本环节，是促进经济发展，畅通供给循环的关键。过去，我们曾面临地方保护主义，以及资金不到位、有需求没供给、有供给没需求等供需错配、结构性问题，存在很多梗阻。现在，我们要进一步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力度，深化“放管服”改革，减少市场准入限制，减少审批环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政府补贴制度；大力发展数字经济，通过大数据打通交易环节、流通环节、物流环节存在的一系列堵点和梗阻，消除市场上各种显性与隐性的要素流通障碍，促进供求关系进入良性循环。
　　其三，以供给创造需求。一是以更多好产品、更加多元的消费方式拉动需求。中国的制造业仍然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短期内因以前过热而产生的“过剩产业”要转型转移，要改变增长方式，提高增长质量，不能一味“停产”。同时，要积极创新消费新模式、新业态，满足各类消费需求。二是通过降低成本拉动需求。完善政策支撑体系，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除了企业要通过自身转型升级有效降低成本外，政府也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帮助企业降低包括税收、资金、劳动力、土地、公共服务等在内的各项成本，为企业纾困，让企业将更多的精力和资金用于研究和生产，从而更好地刺激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