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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国民待遇”的取消与否不单纯是在我国政府和外资企业之间的零和博弈，而是牵涉多方利益的复杂博弈。一旦正视此项政策背后的强大驱动力，外资企业就应该明白：取消“超国民待遇”只是序曲。
2011年12月1日，国务院宣布对外资企业征收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至此，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走向终结。消息一出，外资企业齐声抱怨，纷纷对中国的投资环境表示了“失望”，对前途感到“灰心”。
应该说，取消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是我国面临巨大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压力下的必然选择。虽然此举将挤压外资企业的利润空间，使一些仅仅依靠中国市场规模得以生存的外资企业感受到强烈冲击，但中外资企业间的重新洗牌，将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这也正是政策导向用意之所在。换句话说，“超国民待遇”的取消与否不单纯是在我国政府和外资企业之间的零和博弈，而是牵涉多方利益的复杂博弈。一旦正视此项政策背后的强大驱动力，外资企业就应该明白：取消“超国民待遇”只是序曲。
新木桶原则
尽管当前外资企业获取了不菲的盈利，但未来的中国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一方面，庞大市场的强大吸引力必将引致更多国外投资者前来逐利；另一方面，在愈加公平(在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市场规则下，更具竞争力的本土民企也有可能从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竞争的加剧将带来更多的产品供给，也使消费者的偏好更加难以捉摸，出于对这种风险的敬畏和觊觎消费者个性化偏好背后的巨大商机，企业必然走到一起，共同缔结价值网络。因此企业会由“大而全”走向“小而精”，收缩规模边界，纵深打造某一核心竞争力，并通过结网进行联合。
结网这一企业间合作模式的转变，首先将使企业获得更高的收益率。从成本上看，企业可以退出一些效率不高的领域，减少无谓的成本消耗，获得更大的柔性；从收益上看，能够以精准的客户需求为导向进行自由组合，通过杠杆效应获得自身缺乏的资源和能力，以联合生产的形式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这种效应可以用“新木桶原则”来比喻，即众多企业放弃自己木桶中的“短板”，而将各自的“长板”放到一起，共同把“木桶”做大，以便找到丰富的“水源”，装更多的“水”。
其次，结网也会带来更加频繁的交易机会。由于企业并未被某一价值网络锁定，一旦其不能在网络上获得最充分的利益，在信息和运输技术允许的条件下，完全可以为不同的网络服务。即企业的“长板”再参与到“木桶”的组装，完成一次“装水”后，又可以参与到其他“木桶”的组装中。这样，企业由于规模缩小，退出产业链上某些盈利环节(放弃“短板”)的损失，可以通过资产更加频繁的组合变现进行弥补。
可以发现，新格局下，一方面，市场中的资源将流向由客户需求导向的高附加值产业，产业结构得以升级，国家经济增长方式得以转型；另一方面，真正具备实力的企业也可以实现“强者通吃”，获得更加广阔的生存和盈利空间。事实上，从大多国家的经验来看，这种新格局的产生正是产业演化的必然趋势。
但这种意料中的演化却在我国遭遇了困境。部分外资企业在“超国民待遇”的庇护下，依靠成本优势，肆意通过扩大规模汲取利益。既得利益让它们不愿意寻求自身的改变——提高生产效率和进行技术创新。其行为不仅给我国带来了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挤占了本土企业的生存空间，更阻碍了产业结构和形态的良性演进。如此看来，取消“超国民待遇”的洗牌行为显然具有积极意义。
新格局下的中外药方
新格局必然存在新的生存法则，价值网络中谁主沉浮，犹未可知。外资企业在取消“超国民待遇”的序曲声中，应该开始思考如何适应未来的企业新格局。
鉴于不同的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展战略和市场定位的差异，笔者暂且把外资企业粗略地分为三类，试图分别为之开出药方。
类型一：拥有品牌、声誉和社会资本的外资企业。其应该致力于将自己打造成为价值网络中的“舵手”，通过灵敏地识别市场需求，指挥网络成员协同生产，获得组合创新优势。由于控制了整个网络，此类企业将拥有网络收益的剩余索取权，往往获利最为丰厚。
类型二：拥有某一领域技术特长的外资企业。其应该努力成为核心技术的供应商，获得基于技术创新的“熊彼得租金”。这些企业承接的零部件通常是终端产品的核心，自然也能获得丰厚回报。
类型三：仅仅拥有通用技术的外资企业。其应该争取融入更多的价值网络，为更多的终端产品供应零部件，获取基于生产经验和规模经济优势的“李嘉图租金”。基于其较小的贡献和极低的风险，此类企业无法在某一价值网络中获取丰厚回报，只有争取为更多网络服务，以规模取胜。值得注意的是，此类外资企业相对于本土企业并无优势可言，除非其引进了更为先进的生产技术(仍是技术之争)。
而本土企业在取消“超国民待遇”的序曲声中，也应该考虑如何利用新规则。以往，本土企业由于缺乏技术优势，往往是以OEM(贴牌生产)的生产方式融入产业链，主要承接生产加工任务，获取微薄利润，而想要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又苦于外资企业的“整体技术壁垒”。倘若价值网络的时代来临，这种壁垒就有望被突破。
取消“超国民待遇”后的外资企业必将收缩规模，退出某些技术上的非核心环节，此时，“整体技术壁垒”就出现了裂缝。本土企业完全可以先以OEM的模式进入价值网络；然后逐渐承接部分设计任务，转型成为ODM模式(委托设计制造)；接下来承接服务环节，转型成为DMS(设计、制造、售后服务)；最后，转型到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EMS(工程、制造、服务)，而此类企业也通常被称为“交钥匙企业(turn-key)”。
这一过程中，企业已经掌握了“知识诀窍(know-how)”，而剩下的选择，就是“向前一步”建立自主品牌成为网络“舵手”，或者“原地不动”、甘当“专用技术供应商”的问题了。前者的典型是格兰仕，从单纯代工到拥有了自己的品牌；就后者来说，国内缺乏成功案例，但在国外，Solectron、SCI和Celestica之类的EMS虽然没有自主品牌，仅凭借为苹果、惠普、IBM提供解决方案，其业务连续多年保持30％以上的增长，一度被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誉为“旭日东升的黄金宠儿”。
可见，取消“超国民待遇”的序曲，终将被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市场主旋律所取代。未来中国市场将是全新的舞台，相应的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也将迎来一轮新的发展机遇。
2011年12月1日，国务院宣布对外资企业征收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至此，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走向终结。消息一出，外资企业齐声抱怨，纷纷对中国的投资环境表示了“失望”，对前途感到“灰心”。
应该说，取消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是我国面临巨大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压力下的必然选择。虽然此举将挤压外资企业的利润空间，使一些仅仅依靠中国市场规模得以生存的外资企业感受到强烈冲击，但中外资企业间的重新洗牌，将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这也正是政策导向用意之所在。换句话说，“超国民待遇”的取消与否不单纯是在我国政府和外资企业之间的零和博弈，而是牵涉多方利益的复杂博弈。一旦正视此项政策背后的强大驱动力，外资企业就应该明白：取消“超国民待遇”只是序曲。
新木桶原则
尽管当前外资企业获取了不菲的盈利，但未来的中国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一方面，庞大市场的强大吸引力必将引致更多国外投资者前来逐利；另一方面，在愈加公平(在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市场规则下，更具竞争力的本土民企也有可能从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竞争的加剧将带来更多的产品供给，也使消费者的偏好更加难以捉摸，出于对这种风险的敬畏和觊觎消费者个性化偏好背后的巨大商机，企业必然走到一起，共同缔结价值网络。因此企业会由“大而全”走向“小而精”，收缩规模边界，纵深打造某一核心竞争力，并通过结网进行联合。
结网这一企业间合作模式的转变，首先将使企业获得更高的收益率。从成本上看，企业可以退出一些效率不高的领域，减少无谓的成本消耗，获得更大的柔性；从收益上看，能够以精准的客户需求为导向进行自由组合，通过杠杆效应获得自身缺乏的资源和能力，以联合生产的形式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这种效应可以用“新木桶原则”来比喻，即众多企业放弃自己木桶中的“短板”，而将各自的“长板”放到一起，共同把“木桶”做大，以便找到丰富的“水源”，装更多的“水”。
其次，结网也会带来更加频繁的交易机会。由于企业并未被某一价值网络锁定，一旦其不能在网络上获得最充分的利益，在信息和运输技术允许的条件下，完全可以为不同的网络服务。即企业的“长板”再参与到“木桶”的组装，完成一次“装水”后，又可以参与到其他“木桶”的组装中。这样，企业由于规模缩小，退出产业链上某些盈利环节(放弃“短板”)的损失，可以通过资产更加频繁的组合变现进行弥补。
可以发现，新格局下，一方面，市场中的资源将流向由客户需求导向的高附加值产业，产业结构得以升级，国家经济增长方式得以转型；另一方面，真正具备实力的企业也可以实现“强者通吃”，获得更加广阔的生存和盈利空间。事实上，从大多国家的经验来看，这种新格局的产生正是产业演化的必然趋势。
但这种意料中的演化却在我国遭遇了困境。部分外资企业在“超国民待遇”的庇护下，依靠成本优势，肆意通过扩大规模汲取利益。既得利益让它们不愿意寻求自身的改变——提高生产效率和进行技术创新。其行为不仅给我国带来了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挤占了本土企业的生存空间，更阻碍了产业结构和形态的良性演进。如此看来，取消“超国民待遇”的洗牌行为显然具有积极意义。
新格局下的中外药方
新格局必然存在新的生存法则，价值网络中谁主沉浮，犹未可知。外资企业在取消“超国民待遇”的序曲声中，应该开始思考如何适应未来的企业新格局。
鉴于不同的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展战略和市场定位的差异，笔者暂且把外资企业粗略地分为三类，试图分别为之开出药方。
类型一：拥有品牌、声誉和社会资本的外资企业。其应该致力于将自己打造成为价值网络中的“舵手”，通过灵敏地识别市场需求，指挥网络成员协同生产，获得组合创新优势。由于控制了整个网络，此类企业将拥有网络收益的剩余索取权，往往获利最为丰厚。
类型二：拥有某一领域技术特长的外资企业。其应该努力成为核心技术的供应商，获得基于技术创新的“熊彼得租金”。这些企业承接的零部件通常是终端产品的核心，自然也能获得丰厚回报。
类型三：仅仅拥有通用技术的外资企业。其应该争取融入更多的价值网络，为更多的终端产品供应零部件，获取基于生产经验和规模经济优势的“李嘉图租金”。基于其较小的贡献和极低的风险，此类企业无法在某一价值网络中获取丰厚回报，只有争取为更多网络服务，以规模取胜。值得注意的是，此类外资企业相对于本土企业并无优势可言，除非其引进了更为先进的生产技术(仍是技术之争)。
而本土企业在取消“超国民待遇”的序曲声中，也应该考虑如何利用新规则。以往，本土企业由于缺乏技术优势，往往是以OEM(贴牌生产)的生产方式融入产业链，主要承接生产加工任务，获取微薄利润，而想要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又苦于外资企业的“整体技术壁垒”。倘若价值网络的时代来临，这种壁垒就有望被突破。
取消“超国民待遇”后的外资企业必将收缩规模，退出某些技术上的非核心环节，此时，“整体技术壁垒”就出现了裂缝。本土企业完全可以先以OEM的模式进入价值网络；然后逐渐承接部分设计任务，转型成为ODM模式(委托设计制造)；接下来承接服务环节，转型成为DMS(设计、制造、售后服务)；最后，转型到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EMS(工程、制造、服务)，而此类企业也通常被称为“交钥匙企业(turn-key)”。
这一过程中，企业已经掌握了“知识诀窍(know-how)”，而剩下的选择，就是“向前一步”建立自主品牌成为网络“舵手”，或者“原地不动”、甘当“专用技术供应商”的问题了。前者的典型是格兰仕，从单纯代工到拥有了自己的品牌；就后者来说，国内缺乏成功案例，但在国外，Solectron、SCI和Celestica之类的EMS虽然没有自主品牌，仅凭借为苹果、惠普、IBM提供解决方案，其业务连续多年保持30％以上的增长，一度被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誉为“旭日东升的黄金宠儿”。
可见，取消“超国民待遇”的序曲，终将被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市场主旋律所取代。未来中国市场将是全新的舞台，相应的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也将迎来一轮新的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