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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知行观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理论：早在先秦时期孟子和墨子就分别从道德践行和认识论的角度提出了知行范畴，尔后宋明理学家又对知行关系做了深入探讨，近代中国伟大的民主主义思想家孙中山先生立足于向西方学习救国救民的真理的基础之上，对知行关系做了新阐发。认识与实践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马克思在《提纲》中明确地提出了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实践的新唯物主义，而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阐发的“知行统一观”则是对知行关系的科学总结，从而形成了第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本文通过对比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论来论述两者的汇通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哲学；知行观；实践唯物论
围绕知行关系问题，中国传统哲学大体有三种观点：1.知在行先，这一观点虽在突出知对行的指导作用方面有积极意义，但就其将行隶属于知、片面夸大知的作用方面而言是不正确的。2.行在知先，这一观点虽在强调行对知的基础地位方面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但就其片面地夸大行的作用方面也是不正确的。3.知行合一，由于这样的知行合一只是没有差别的同一性，而不是基于差别的统一性，因此，这一观点还是不正确的。由于这三种观点都不懂得运用辩证法，不是将知与行打为两截，看不到二者的统一，片面地夸大一个方面的作用；就是将知与行混为一谈，看不到二者的差异。因而，对知行关系都没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早在1845年春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已经提出了有别于以往旧唯物主义和一切唯心主义的新唯物主义，这种新唯物论的首要特点就是实践在认识论和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基础地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继承了马恩的实践唯物论观点，并在哲学名篇《实践论》中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关系做了系统总结，形成了科学的知行观即“知行统一观”，从而进一步形成了第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即毛泽东思想。这也意味着在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架起了一座可以汇通的桥梁。
一、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
可以说，知行关系问题是贯穿于整个中国哲学的一条思想主线。其逻辑线索大致如下：先秦子学时代，墨子提出的“三表法”认识论原则，初步接触到知由行来、以行验知和行在知先的思想；孟子在关于道德践履的论述中阐发的“良知良能”说，表述了一种知在行先的知行观。宋明理学时代，理学家们根据自己所建立的理论体系，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知行关系的论述，从二程子和朱熹的知在行先的观点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再到王夫之的知行统一观构成了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由于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许多思想家为了救国救民而学习西方、探求真理，因此，认识论在中国近代百年哲学发展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表现在知行观上就是特别突出行对知的优先地位。
（一）先秦哲学对知行范畴的提出。在先秦哲学中，对知行范畴做过系统论述的首推儒家哲学和墨家哲学。墨家代表人物墨子（约公元前480-前393年）曰：“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们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1]。据此，墨子在论述认识的过程时已涉及到了真理的标准问题，他认为，一种言论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就要看该言论是否符合国家百姓人民的利益，即是说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2]。在这里，孟子从“万物皆备于我”的观点出发，提出了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虑而知的“良知”。良知良能不是人们从外界学习习得的，而是孩提之童生而具足的。表现在知行观上，即是说，人们求得知识才能，不需要到实际中探索、学习和实践，只需要把放弃掉或散失掉的天赋本性和本心找回来。
（二）宋明理学对知行关系的发展。整个宋明理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对道德知识的认识和具体的实践方法，在此基础上理学家们对知行关系做了深入研究。其中理学一系明确提出了知先行后的学说。在知行关系上，二程子赞同“行难知亦难”、知与行相互渗透的观点。但他们更加强调知的一面，《二程遗书》卷十五曰：“须以知为本。知之深，则行之必至，无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之而不能行，只是知的浅”。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公元1130-1200年）则进一步发挥了二程子的学说，认为知在行先。《朱子语类》卷九记载到：“为学须要知得分晓，若义理不明，如何践履”。而作为宋明理学的心学一系则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心学代表人物王阳明（公元1472-1529年）是以他的“心即理”的本体论为基础来论述知与行的关系的。他认为既然吾心本自具足万理，那么履践天理的过程就是事心习心的过程，从工夫论或方法论上来讲，就是知与行的天然式合一，他说：“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总之，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只是在道德实践上的合一，其心学理论乃至整个宋明理学对知行关系的论述都局限于伦理道德的实践领域之内。值得一提的是，明末清初的哲学家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关于知行观的辩证阐发。由于明清之际的社会动荡，这一时期的哲学家从反思明亡的教训开始对整个宋明理学做了深入批判和深刻反思。在知行观上，王夫之认为，“知行相资以为用。惟其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故相资以互用，则于其相互，益知其必分矣。同者不相为用，资于异者乃和同而起功，此定理也”（《礼记章句》卷三十一）。这就是说，知与行是在相分别、相区别的情况下互相作用的。但他又认为，“且夫知也者，固以行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行焉，可以行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行可兼知，知不可兼行”（《尚书引义》卷三）。即在认识的过程中，行是主导的方面。概言之，王夫之提出的“知行相资以为用”和“行可兼知”的知行统一的观点极具辩证法的色彩。 （三）近代中国哲学对知行观的丰富。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了现代化的历程。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孙中山先生（公元1866-1925年）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上对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做了全面探讨，赋予知行范畴新的内容，并把知行学说推向一个新阶段。孙中山认为，知行关系是随着社会的进化而发展变化的，人类的进化分为三个时期，相应地知行关系也有三个发展阶段：一是由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时期；二是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时期；三是自科学发明之后，为知而后行时期。不知而行即以实践作为认识的起点，行而后知即通过实践而获得知识，知而后行即人类进入科学昌明时代之后，用科学知识指导自己的实践。根据上述知行关系发展的三个阶段，孙中山又把知行关系概括为“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既强调了行对知的决定作用，又肯定了知指导行的能动作用，由此他提出了“知难行易”说。辛亥革命失败后，革命党人对革命事业失去信心，他们既不重视革命理论的作用，又缺乏努力实践的勇气。孙中山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中国自殷商以来所谓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学说，数千年来深入人心，起到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因此，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的主张。在这里，“知”是指运用科学和哲学的理性思维方法所形成的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科学知识，以及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理论；“行”包括了生产活动、科学实验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很明显，孙中山对知行关系的深入阐发突破了古代哲学家们把知行范畴仅仅局限于对道德的认识和践履的理解上，而将其引申到了社会历史观和民主革命的实践上来。
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之所以显示出强盛的理论生命力，就在于它的实践的观点和发展的眼光。马克思在《提纲》中彻底批判了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和不彻底性，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提出了崭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纲领和一系列的重要思想，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打好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抗战爆发后，为了总结过去两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及适应新的革命形势，毛泽东同志在抗大作了一系列的哲学演讲，由此形成了著名的“两论”即《矛盾论》和《实践论》，这两篇哲学著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一）马克思《提纲》中建立的实践唯物论。恩格斯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提纲》之所以能享有如此高的评价，就在于它首次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的实践观点。可以说，实践的观点是理解马克思哲学的主要线索。马克思在批判以往的哲学时曾经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结果究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提纲》第一条）[3]。由此可知，从前的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在于不懂得实践活动的意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主体能动性的一面，例如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把实践看作是绝对精神自我发展和自我认识的一个环节。但唯心主义自身的缺点则在于，仅仅把实践理解为抽象的精神活动，夸大了主体的思维能动性，完全不尊重对象的客观性。关于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认识论问题，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亦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提纲》第二条）[3]。由此可见，社会实践是检验认识和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根本标准，因为客观世界既是人们认识的对象，又是人们改造的对象，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正是在改造它的实践活动中实现的。旧唯物主义在世界观上虽然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基本原则，但在社会历史观上却陷入了唯心史观。而马克思则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提纲》第八条）[3]。即是说，社会实践是整个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社会生活的根本内容，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科学的唯物史观。总之，马克思在批判旧唯物主义和一切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新唯物主义，由于强调实践在认识论和社会历史观中的基础地位，因此这种新唯物主义就是一种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历史的唯物主义。
（二）毛泽东《实践论》中提出的科学知行观。众所周知，《实践论》的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知与行的关系就是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毛泽东在这篇论文中揭示了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和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以及系统地阐明了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他所提出的“知行统一观”则科学地解决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人类的所有认识都发源于直接的实践经验，人类知识的增长、认识能力的提高也都是在实践的推动下取得的，并且也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认识的真理性标准。至于认识的发展过程，毛泽东指出，人类认识的发展经历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形式，这种形式呈现出循环往复、辩证上升的发展趋势。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4]。
三、中马的汇通及其当代意义
从上所述，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融会贯通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因此，两者的汇通桥梁就是要勇于进行社会实践，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对当代中国就具有了重大的启迪意义。青年是国家和社会的栋梁，国家的繁荣昌盛和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寄托在青年知识分子的身上。正如中国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所具有的那种舍我其谁的精神和勇于担当的意识一样，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尤其是作为一名具有坚定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要有一种改造世界的责任感。马克思在《提纲》的第十一条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这是马克思给予青年的深厚寄语和殷切希望，也是这篇论文的结语：投入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去，在实践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参考文献】
[1]辛志凤，蒋玉斌，等.墨子译著[M].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2]郭齐勇.中国古典哲学原著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哲学；知行观；实践唯物论
围绕知行关系问题，中国传统哲学大体有三种观点：1.知在行先，这一观点虽在突出知对行的指导作用方面有积极意义，但就其将行隶属于知、片面夸大知的作用方面而言是不正确的。2.行在知先，这一观点虽在强调行对知的基础地位方面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但就其片面地夸大行的作用方面也是不正确的。3.知行合一，由于这样的知行合一只是没有差别的同一性，而不是基于差别的统一性，因此，这一观点还是不正确的。由于这三种观点都不懂得运用辩证法，不是将知与行打为两截，看不到二者的统一，片面地夸大一个方面的作用；就是将知与行混为一谈，看不到二者的差异。因而，对知行关系都没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早在1845年春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已经提出了有别于以往旧唯物主义和一切唯心主义的新唯物主义，这种新唯物论的首要特点就是实践在认识论和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基础地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继承了马恩的实践唯物论观点，并在哲学名篇《实践论》中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关系做了系统总结，形成了科学的知行观即“知行统一观”，从而进一步形成了第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即毛泽东思想。这也意味着在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架起了一座可以汇通的桥梁。
一、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
可以说，知行关系问题是贯穿于整个中国哲学的一条思想主线。其逻辑线索大致如下：先秦子学时代，墨子提出的“三表法”认识论原则，初步接触到知由行来、以行验知和行在知先的思想；孟子在关于道德践履的论述中阐发的“良知良能”说，表述了一种知在行先的知行观。宋明理学时代，理学家们根据自己所建立的理论体系，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知行关系的论述，从二程子和朱熹的知在行先的观点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再到王夫之的知行统一观构成了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由于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许多思想家为了救国救民而学习西方、探求真理，因此，认识论在中国近代百年哲学发展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表现在知行观上就是特别突出行对知的优先地位。
（一）先秦哲学对知行范畴的提出。在先秦哲学中，对知行范畴做过系统论述的首推儒家哲学和墨家哲学。墨家代表人物墨子（约公元前480-前393年）曰：“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们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1]。据此，墨子在论述认识的过程时已涉及到了真理的标准问题，他认为，一种言论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就要看该言论是否符合国家百姓人民的利益，即是说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2]。在这里，孟子从“万物皆备于我”的观点出发，提出了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虑而知的“良知”。良知良能不是人们从外界学习习得的，而是孩提之童生而具足的。表现在知行观上，即是说，人们求得知识才能，不需要到实际中探索、学习和实践，只需要把放弃掉或散失掉的天赋本性和本心找回来。
（二）宋明理学对知行关系的发展。整个宋明理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对道德知识的认识和具体的实践方法，在此基础上理学家们对知行关系做了深入研究。其中理学一系明确提出了知先行后的学说。在知行关系上，二程子赞同“行难知亦难”、知与行相互渗透的观点。但他们更加强调知的一面，《二程遗书》卷十五曰：“须以知为本。知之深，则行之必至，无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之而不能行，只是知的浅”。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公元1130-1200年）则进一步发挥了二程子的学说，认为知在行先。《朱子语类》卷九记载到：“为学须要知得分晓，若义理不明，如何践履”。而作为宋明理学的心学一系则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心学代表人物王阳明（公元1472-1529年）是以他的“心即理”的本体论为基础来论述知与行的关系的。他认为既然吾心本自具足万理，那么履践天理的过程就是事心习心的过程，从工夫论或方法论上来讲，就是知与行的天然式合一，他说：“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总之，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只是在道德实践上的合一，其心学理论乃至整个宋明理学对知行关系的论述都局限于伦理道德的实践领域之内。值得一提的是，明末清初的哲学家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关于知行观的辩证阐发。由于明清之际的社会动荡，这一时期的哲学家从反思明亡的教训开始对整个宋明理学做了深入批判和深刻反思。在知行观上，王夫之认为，“知行相资以为用。惟其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故相资以互用，则于其相互，益知其必分矣。同者不相为用，资于异者乃和同而起功，此定理也”（《礼记章句》卷三十一）。这就是说，知与行是在相分别、相区别的情况下互相作用的。但他又认为，“且夫知也者，固以行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行焉，可以行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行可兼知，知不可兼行”（《尚书引义》卷三）。即在认识的过程中，行是主导的方面。概言之，王夫之提出的“知行相资以为用”和“行可兼知”的知行统一的观点极具辩证法的色彩。 （三）近代中国哲学对知行观的丰富。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了现代化的历程。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孙中山先生（公元1866-1925年）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上对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做了全面探讨，赋予知行范畴新的内容，并把知行学说推向一个新阶段。孙中山认为，知行关系是随着社会的进化而发展变化的，人类的进化分为三个时期，相应地知行关系也有三个发展阶段：一是由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时期；二是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时期；三是自科学发明之后，为知而后行时期。不知而行即以实践作为认识的起点，行而后知即通过实践而获得知识，知而后行即人类进入科学昌明时代之后，用科学知识指导自己的实践。根据上述知行关系发展的三个阶段，孙中山又把知行关系概括为“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既强调了行对知的决定作用，又肯定了知指导行的能动作用，由此他提出了“知难行易”说。辛亥革命失败后，革命党人对革命事业失去信心，他们既不重视革命理论的作用，又缺乏努力实践的勇气。孙中山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中国自殷商以来所谓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学说，数千年来深入人心，起到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因此，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的主张。在这里，“知”是指运用科学和哲学的理性思维方法所形成的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科学知识，以及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理论；“行”包括了生产活动、科学实验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很明显，孙中山对知行关系的深入阐发突破了古代哲学家们把知行范畴仅仅局限于对道德的认识和践履的理解上，而将其引申到了社会历史观和民主革命的实践上来。
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之所以显示出强盛的理论生命力，就在于它的实践的观点和发展的眼光。马克思在《提纲》中彻底批判了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和不彻底性，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提出了崭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纲领和一系列的重要思想，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打好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抗战爆发后，为了总结过去两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及适应新的革命形势，毛泽东同志在抗大作了一系列的哲学演讲，由此形成了著名的“两论”即《矛盾论》和《实践论》，这两篇哲学著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一）马克思《提纲》中建立的实践唯物论。恩格斯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提纲》之所以能享有如此高的评价，就在于它首次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的实践观点。可以说，实践的观点是理解马克思哲学的主要线索。马克思在批判以往的哲学时曾经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结果究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提纲》第一条）[3]。由此可知，从前的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在于不懂得实践活动的意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主体能动性的一面，例如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把实践看作是绝对精神自我发展和自我认识的一个环节。但唯心主义自身的缺点则在于，仅仅把实践理解为抽象的精神活动，夸大了主体的思维能动性，完全不尊重对象的客观性。关于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认识论问题，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亦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提纲》第二条）[3]。由此可见，社会实践是检验认识和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根本标准，因为客观世界既是人们认识的对象，又是人们改造的对象，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正是在改造它的实践活动中实现的。旧唯物主义在世界观上虽然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基本原则，但在社会历史观上却陷入了唯心史观。而马克思则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提纲》第八条）[3]。即是说，社会实践是整个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社会生活的根本内容，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科学的唯物史观。总之，马克思在批判旧唯物主义和一切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新唯物主义，由于强调实践在认识论和社会历史观中的基础地位，因此这种新唯物主义就是一种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历史的唯物主义。
（二）毛泽东《实践论》中提出的科学知行观。众所周知，《实践论》的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知与行的关系就是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毛泽东在这篇论文中揭示了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和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以及系统地阐明了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他所提出的“知行统一观”则科学地解决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人类的所有认识都发源于直接的实践经验，人类知识的增长、认识能力的提高也都是在实践的推动下取得的，并且也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认识的真理性标准。至于认识的发展过程，毛泽东指出，人类认识的发展经历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形式，这种形式呈现出循环往复、辩证上升的发展趋势。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4]。
三、中马的汇通及其当代意义
从上所述，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融会贯通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因此，两者的汇通桥梁就是要勇于进行社会实践，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对当代中国就具有了重大的启迪意义。青年是国家和社会的栋梁，国家的繁荣昌盛和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寄托在青年知识分子的身上。正如中国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所具有的那种舍我其谁的精神和勇于担当的意识一样，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尤其是作为一名具有坚定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要有一种改造世界的责任感。马克思在《提纲》的第十一条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这是马克思给予青年的深厚寄语和殷切希望，也是这篇论文的结语：投入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去，在实践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参考文献】
[1]辛志凤，蒋玉斌，等.墨子译著[M].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2]郭齐勇.中国古典哲学原著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