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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们
李嘉诚的一天很长。
他一般早上6点钟起床，从香港岛南部深水湾道的家中出发，下山到附近的九洞高尔夫球场，赶在7点前打出第一杆。高尔夫是他少有的爱好之一，这也并非纯粹的消遣，而是商务活动的一部分。他这天的球友，可能是某位住在球会附近的亿万富翁，也可能是他公司里的某个高管，或者是一位新的商业伙伴。
上午10点，李嘉诚就回到了办公室。自从70层的长江中心建成后，他的办公室就搬到了宽大的顶层。他一般要先翻阅一遍报刊。尽管他几乎不接受采访，每年面对媒体都在旗下上市公司的业绩发布会上，但他很关心媒体对他和他的公司的报道。李嘉诚可以用英语和别人交谈，他的英语是小时候自学成才的，但他还是更喜欢阅读中文，讲广东话。因此英文报刊中的有关部分，在他到达前已经翻译成了中文。
乔·史塔威尔在《亚洲教父》中描述了他和媒体的关系：“那些激起他怒火的撰稿人将接到他助手的电话或是收到他的律师函……哪家报纸使他难堪，他就会撤销在那儿的广告。”
李嘉诚会一边拿着文件、邮件，一边给他的高管们打电话，召集他们开会。而公司里的电话系统会向员工直接提示出这是大老板的电话。上午11点半，李嘉诚开始做按摩。此后继续处理一些事情，直到13时吃午饭。饭后，他还要在办公室继续工作两个小时，16时回家。傍晚17时，他很可能再做一次按摩。之后，也许会在18点半与生意伙伴们玩一会儿纸牌。最终，商务晚宴结束后，于22时就寝。他的生活很有规律，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循环下去。
另一位亿万富豪，“新世界”的郑裕彤也是李嘉诚的球友。他对李嘉诚的作息时间有些“意见”，他认为亲自去上班已经“很傻”，而李嘉诚如此辛苦工作则是“更傻”。
郑裕彤曾说道：“我们两个是很好的朋友，都喜欢打高尔夫球，但我其实不大喜欢和他打，因为要清晨6点开始，我还未起床哩！还没到9点就要赶返公司开会。我喜欢多睡一会儿才打球，打完球与老朋友喝喝茶，聊聊天。他会一边打一边讲电话，为何要那么辛苦？”他还特意提到：“我比他舒服得多，我11时许才上班，上班也不多理事。”
郑裕彤比李嘉诚大3岁，今年已经87岁了，担任着“新世界”与“周大福”两家大公司的董事局主席，同时还兼任恒生银行的独立董事。
在香港这块商业战场上，80多岁的老人们仍旧是主角，他们掌控着游戏的话语权。这些顽强的老头们大多奋战在第一线，而不是甘当轻松的顾问、“太上皇”，或者作为资产的所有者，笑看风云。他们还是地区经济的“教父”。
1921年出生的赌王何鸿燊，今年91岁。两年多前，他因中风住院，并引发了一场资产危机。不过只要翻看一下他“倒下”前3个星期的重要日程，就会发现这位耄耋老人有多么重要。
2009年7月11日，何鸿燊要参加澳门特首候选人崔世安的选举问答大会。面对媒体，他不仅评价了崔世安，还要议论香港未来的特首候选人。他公开质疑了澳门政府引入外资博彩企业，造成了恶性竞争，实际上冲击了他垄断的澳门赌场，同时他还宣布成立了澳门博彩业商会。7月26日，澳门特首选举，何鸿燊成为了崔世安最重要的支持者，公开指出不投赞成票的选委将睡不安宁。很难想象，没有赌王的支持，特首的工作该如何展开。两天之后，澳门博彩业商会成立，何鸿燊出任首任会长，他团结了包括银河娱乐、永利度假村、威尼斯人等6家博彩公司的掌门人，誓言结束恶性竞争的局面，“有饭大家食”。
但3天之后，何鸿燊就因中风而入院。此时摆在他面前的重要任务，还有一个月后的澳门立法会选举。他的“四太太”梁安琪要角逐连任，各方利益都需要他去摆平。何鸿燊要操控的并非自家赌桌上的生意，而是澳门赌业的大牌局，这关系到何氏家族的垄断地位。对赌王来说，经济就是政治。
在一次难得的公开演讲中，李嘉诚说他自己从12岁就开始工作。这一年，他刚从老家广东潮州移民到香港。以此计算，勤奋的“超人”已经工作了72年。
李嘉诚的父亲在1943年因肺结核去世，此后他必须扛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和记黄埔公司的杂志曾刊登过一段人物简介，描述了父亲的经历对青年李嘉诚的影响。李嘉诚当时也染上了肺结核。“（这）让李嘉诚相信，金钱多少可以塑造人的尊严。”文章称，“金钱开始与生活本身直接联系起来……成为一种衡量个人价值的尺度，一把通向自由和独立的钥匙。在李嘉诚的早年时代，金钱几乎成了宗教的替代品” 。
霍英东的长子霍震霆这样简述他父亲的一生：“这并不是钱的问题。这是一个游戏。”89岁的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也曾多次尝试退休，但都没有成功。他向家人解释说：“为什么不做生意而去打高尔夫球？这只是另一个游戏而已。”苏海文用近似的措辞概括他的岳父包玉刚的工作动机：“他喜欢这个游戏，他喜欢这个工作。”而世界上最有钱的老头巴菲特的态度也是如此，无非是热爱工作。
时至今日，李嘉诚仍旧没有疲惫。只是吸引他的未必是财富了，也许家族生意对他来说更像一场漫长的游戏。
“超级阶层”
如今这一批80多岁的富豪们大都崛起于“二战”结束之后。战争不仅削弱了殖民地的英商集团，也给了他们积累财富的机会，甚至提供了第一桶金。从某种程度上，这种致富模式决定了他们此后四五十年的商业形态，甚至影响到了财产继承问题。
“二战”后期，何鸿燊从香港来到了澳门，开办了一家小型煤油加工厂。在美国轰炸澳门外围港口的加油站后，他的工厂成了印钞机。更赚钱的生意，则是通过一些隐秘的渠道在珠江口走私大米。“我从战争中赚了很多钱。”他曾经在1995年告诉历史学家菲利普·斯诺。1951年朝鲜战争后，澳门与香港成了突破禁运与走私产业的中心。何鸿燊的船上增加了更多种类的战略性商品，包括波纹铁、橡胶轮胎和凡士林等。
1951年8月《时代》周刊的一份调查报告说：“上周珠江上的货船装满了钢条、锌块、沥青、印度尼西亚的橡胶、巴基斯坦的棉花、美国的卡车、钢管和各种管道。”澳门的码头日夜繁忙，“装有空调的鸦片馆生意兴隆”。走私在当时是一个心照不宣的暴利行业，目的地不仅是被封锁的中国大陆，从原产地泰国运送到闹饥荒的马来西亚，或把工业原料运送到印度尼西亚，都是热门路线。
也不只有走私能够赚到钱，还有许多生意，需要一些特殊的关系才能得到，比如为数万名日本战俘提供饮食。战后地方军事管理局解散后，许多军事或民用剩余物资需要拍卖，一些本地精英因为能够读懂英文的拍卖公报而把握住了机会，以很低的价格取得了这些物资。这其中就包括霍英东。他虽然出身底层，是搬运工的儿子，但他获得了国王学院的奖学金，得以毕业于香港的精英学校。
从战争中获益，不仅需要眼光、知识、胆量，更需要资本、背景与关系。
何鸿燊叔叔是何东爵士，是怡和洋行里最大的买办，也是被允许在太平山居住的第一位华人。他的第一任夫人黎婉华，是一位富有的葡萄牙商人的女儿，她为何鸿燊提供了政治入场券，使他得以进入葡萄牙殖民者的高层精英圈。邵逸夫兄弟是上海纺织业巨头的儿子。利希慎、包玉刚、吴光正等现代富豪也都是出身于大富之家，含着金钥匙落地。
对于那些不能依靠家族产业来为自己事业做辅垫的未来富豪们来说，另一个重要的资源就是妻子的家庭产业。在他们的崛起阶段，与老板的女儿结婚也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新世界集团的郑裕彤，因为婚姻关系而进入了香港著名的周大福珠宝业，这个公司至今仍是他重要的私人公司。
在这些上代就已声名显赫的群体中，李嘉诚的起点则相对低很多。他喜欢说自己是教师的儿子，其父1940年身无分文来到了香港。不过他也并非全无依靠，他的舅舅庄静庵是香港中南钟表行的老板。李嘉诚一家来到香港后就投靠了这位有钱的舅舅。李嘉诚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钟表行里帮忙，后来娶了他的表妹庄月明。李嘉诚的一位老朋友也曾透露，其岳母也给过他额外的经济支持。
美国学者施坚雅在对泰国华人大亨的研究中发现：并不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实际上，他们大都受过很好的教育。他写道：“就所受教育而言，那些领导人毫无疑问是华人圈里的特权阶层。”
只用一代人的时间就由穷人一跃变成富翁的事并不多见。在《亚洲教父》一书中，作者乔·史塔威尔引用一位社会名流艾得里安·泽查的话：“很难在一代就成为教父，因为这不是一个经济开放的社会。在美国你会做到这一点，在英国做到这一点的可能性要低一些，在欧洲大陆的可能性就更低了。”泽查在中国、荷兰、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地都拥有豪华酒店，认识大部分当代大富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华侨研究者王赓武也同意这一说法：“我至今还没找到一个苦力出身的商贾。”
这些大富豪们在战后迅速崛起，尽管他们最初的积累来自不同的隐秘途径，但他们后来的发展却走上相似的道路，商业模式也很接近。最常见的是进入房地产业，收购大片土地，建住宅或者发展收租型的物业，经营自己的酒店、超市和药店，以及港口与码头。此外，便是政府的特许产业，如赌场、电力、通信、能源、进出口专营等。这些行业的共同特点是带有不同程度的垄断性，或是一片土地的垄断，或是某个行业的特许经营，抑或是在某个领域内组成垄断“卡特尔”瓜分市场，如码头和电视台。
日本学者义原国雄将这类富豪阶层称为“超级阶级”。在《东南亚伪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中，他认为“超级阶级”的崛起依赖于受保护的市场、“卡特尔”和公共项目毫无竞争的投标，他们普遍缺乏国际竞争力，把技术的任务留给了外人。义原国雄将其称之为“没有技术的工业化”。东南亚有令人震惊的高楼大厦、现代交通体系以及公用设施，却没有一个本土的大型企业能生产世界一流产品、提供世界一流级的服务，结果也就没有真正的世界品牌。
“超级阶级”对于港口、通信、电力、地产、博彩的热衷程度远甚于竞争激烈的制造、电子、消费品等领域。用今天的话说，他们更愿意做一种平台型的公司，或者某些需要政府特许的领域，坐地收租，赢家通吃。在真正竞争激烈的行业中，例如银行业，大部分家族早就被跨国公司排挤出局了。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带有一定垄断性质的产业也增进了家族的遗产纷争。拥有了这些资源，后面的事情就简单多了，无论是赌场、码头、电信牌照还是酒店，赚钱并不是件困难的事。经营的简单性，也使家族成员更愿意下场操盘，而不是作为股份拥有者食利。
“超级阶级”的继承困境，也是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
父亲的权威
李嘉诚应该庆幸，就继承问题而言，他比老朋友何鸿燊要轻松得多。他只有两个儿子，而何鸿燊有四位太太和17名子女。
豪门家族的爱恨情仇，始终是媒体追逐的热点，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被过度关注着。家族企业及其两代人的冲突也为电视剧提供了丰富的体裁。
李嘉诚曾称自己为“友好的狮子”。在最近的一次发布会上，他不仅公开谈及家族产业的继承方案，而且检讨了父子关系。李嘉诚说：“我这个做父亲的，不现代，有小小错就会骂，不是关系不好，是我恶。”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李嘉诚对两个儿子的培养倾注了巨大的心力。他们不仅从小被安排进董事会旁听，而且在少年时期就被送到美国学习，先后就读斯坦福大学。学成后又委以重任，安排高级经理人辅佐提携。
几十年来，父子三人始终生活在媒体的聚光灯下。妻子庄月明去世后，李嘉诚不仅是一家之主，也是家族企业的绝对权威。他不仅是亚洲首富，也是华人的商业领袖、经营之神，是一个成功学的符号。当他的儿子自然压力很大，稍有失误，即是不肖。
值得注意的是，父子之间始终处于双重角色，既是父子亲情关系，又是企业上下级关系。好父亲与好领导、好上级的标准又是南辕北辙，对儿子来说也是一样。这种角色关系的紧张，普遍存在于家族企业中。
在公共生活中，“教父”们极力塑造慈祥而开明的形象，但他们在家里或公司中，却经常使用自己的权威震慑他人。李嘉诚、郭鹤年等主要大亨的孩子都已步入中年，但依然害怕他们的父亲发怒。为了克服自己的坏脾气，有些亿万富翁甚至需要寻求心理治疗师的帮助。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人生理想与兴趣，但他们从小却都要面对一个严厉的父亲。无论在家里还是公司里，父亲大人始终是绝对的权威。在一部未经授权的传记中，李泽楷谈到他心中的英雄是李光耀而不是李嘉诚。霍英东的长子霍震霆描述了他16岁时的一段奇异的经历：那年他从英国公立学校回到家中度假，父亲派他去购买日立全浸式喷射水翼船，用于香港－澳门航运。对于这艘船的用途，他最后有些悻悻地说道：“我想我的父亲更喜欢去夜总会。”
父亲的权威还常常体现在子女的婚姻问题上，政治－商业、商业－商业间的联姻非常普遍。在一份关于泰国华商家族的调查中，可以看到通过婚姻关系，“教父”们如何织成了一张复杂的政商关系网络。150个华商家族的200名成员中，有8.5%与泰国皇室结亲，25%与官员政客联姻，41%选择了其他富豪家族，普通婚姻只有20%。而选择政商联姻的家族，在房地产、电信或与政府采购相关的行业中更加普遍。有趣的是，如果选择政商联姻，在子女完婚后不久，家族企业股票平均上升4%；反之，如果嫁娶的是寻常人家，资本市场则基本没有反应。
在香港，豪门联姻的故事往往占据了报纸杂志的头条。离合聚散，有喜有悲，绘成了一幅盘根错节的商业图谱。
赌王何鸿燊的女儿何超琼曾嫁给许晋亨，后者是香港名家中建企业集团主席许世勋的儿子，他的爷爷许爱周，为第一代船王。而赌王之子何猷龙，24岁时与香港维他奶集团“太子女”罗秀茵结婚。2009年，香港珠宝大王郑裕彤的长子嫡孙郑志刚耗资1.14亿港元举行婚礼，他迎娶的是“海味大王”的女儿余雅颖。
父系权威得以维系，一个讳莫如深的原因，就在于父亲决定了巨额财产的继承与分配。实际上这也是父亲能够掌控家族的主要手段。没有明文规定谁将接管家庭的哪部分财产，在中国的传统中，并不存在长子继承制。往往大儿子只是作为事业的继承人，如果父亲选择其他子女也很正常。非长子们知道他们不一定没有机会继承父业时，很少会放弃竞争。
特殊资产
1991年郭鹤年曾经回绝了《远东经济评论》的采访，他的理由是：“一般的华人由于种种原因害怕在公共场合露面，他们不喜欢当众洗东西，所以也不喜欢和媒体打交道。”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低调也并非完全是文化性格的原因，也与他们的生意性质密切相关。因为他们无需特别讨好消费者，只要赢得特许经营权就可以了。就像摩根的传记作者罗恩·彻诺所写的：“古老的华尔街觉得它没有义务去向小投资者和一般的市民解释什么。”“教父”们也往往觉得无需解释，因为许多交易都必须拥有政府颁发的许可证或政府给予的特许经营权，其间的过程与曲折双方都不倾向于公开。
观察富豪们的生意，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他们的垄断类产业一直在为其他产业提供源源不断的现金流。和记黄埔曾经的总经理西蒙·莫瑞（Simon Murray）的观察是：“香港到处都是卡特尔，如果政府要给你垄断权，抓住这个机会。”
“教父”们的生意有赖于他们的特殊资产。这类资产的边界很难界定，但至少包括他们所积累的庞大的人脉资源、盘根错节的关系，以及他们的个人气质和品牌。这些特殊资产决定了他们是亿万富翁而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而资产传承与继承的风险也在这里。姻亲可以缔结，公司可以易手，但那些特殊的资本能否被下一代所获得？
赌王可以把博彩牌照交给继承人，但是当几十年后再次投标时，后人是否还有能力继续拿到特许经营的权利？“超人”可以把港口、电力、能源等一大票生意交给小超人，但是在下一个危机时刻，他是否能够获得金融业的资助？
即使这些人脉与关系可以通过介绍与积累获得，那么“教父”们的个人禀赋与商业嗅觉却是难以延续的。
就像末代港都彭定康所说：“李嘉诚的过往记录已经证明，他对市场有过人的领悟能力。他绝对非常善于辨明趋势——在正确的时机投资——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加拿大，还是撒切尔执政时代的英国港口，抑或是20世纪90年代的手机业务，都是如此。”这种对于趋势的判断是李嘉诚的一项重要天赋，使他不断看到机会并把握住机会。
如果以此为标准要求继承人也有这种天才，则是一种苛求。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李泽钜还是李泽楷，只能是他们自己，而不可能化身为另一个“超人”。换句话说，每个接班人都必须走自己的路。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23期）
李嘉诚的一天很长。
他一般早上6点钟起床，从香港岛南部深水湾道的家中出发，下山到附近的九洞高尔夫球场，赶在7点前打出第一杆。高尔夫是他少有的爱好之一，这也并非纯粹的消遣，而是商务活动的一部分。他这天的球友，可能是某位住在球会附近的亿万富翁，也可能是他公司里的某个高管，或者是一位新的商业伙伴。
上午10点，李嘉诚就回到了办公室。自从70层的长江中心建成后，他的办公室就搬到了宽大的顶层。他一般要先翻阅一遍报刊。尽管他几乎不接受采访，每年面对媒体都在旗下上市公司的业绩发布会上，但他很关心媒体对他和他的公司的报道。李嘉诚可以用英语和别人交谈，他的英语是小时候自学成才的，但他还是更喜欢阅读中文，讲广东话。因此英文报刊中的有关部分，在他到达前已经翻译成了中文。
乔·史塔威尔在《亚洲教父》中描述了他和媒体的关系：“那些激起他怒火的撰稿人将接到他助手的电话或是收到他的律师函……哪家报纸使他难堪，他就会撤销在那儿的广告。”
李嘉诚会一边拿着文件、邮件，一边给他的高管们打电话，召集他们开会。而公司里的电话系统会向员工直接提示出这是大老板的电话。上午11点半，李嘉诚开始做按摩。此后继续处理一些事情，直到13时吃午饭。饭后，他还要在办公室继续工作两个小时，16时回家。傍晚17时，他很可能再做一次按摩。之后，也许会在18点半与生意伙伴们玩一会儿纸牌。最终，商务晚宴结束后，于22时就寝。他的生活很有规律，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循环下去。
另一位亿万富豪，“新世界”的郑裕彤也是李嘉诚的球友。他对李嘉诚的作息时间有些“意见”，他认为亲自去上班已经“很傻”，而李嘉诚如此辛苦工作则是“更傻”。
郑裕彤曾说道：“我们两个是很好的朋友，都喜欢打高尔夫球，但我其实不大喜欢和他打，因为要清晨6点开始，我还未起床哩！还没到9点就要赶返公司开会。我喜欢多睡一会儿才打球，打完球与老朋友喝喝茶，聊聊天。他会一边打一边讲电话，为何要那么辛苦？”他还特意提到：“我比他舒服得多，我11时许才上班，上班也不多理事。”
郑裕彤比李嘉诚大3岁，今年已经87岁了，担任着“新世界”与“周大福”两家大公司的董事局主席，同时还兼任恒生银行的独立董事。
在香港这块商业战场上，80多岁的老人们仍旧是主角，他们掌控着游戏的话语权。这些顽强的老头们大多奋战在第一线，而不是甘当轻松的顾问、“太上皇”，或者作为资产的所有者，笑看风云。他们还是地区经济的“教父”。
1921年出生的赌王何鸿燊，今年91岁。两年多前，他因中风住院，并引发了一场资产危机。不过只要翻看一下他“倒下”前3个星期的重要日程，就会发现这位耄耋老人有多么重要。
2009年7月11日，何鸿燊要参加澳门特首候选人崔世安的选举问答大会。面对媒体，他不仅评价了崔世安，还要议论香港未来的特首候选人。他公开质疑了澳门政府引入外资博彩企业，造成了恶性竞争，实际上冲击了他垄断的澳门赌场，同时他还宣布成立了澳门博彩业商会。7月26日，澳门特首选举，何鸿燊成为了崔世安最重要的支持者，公开指出不投赞成票的选委将睡不安宁。很难想象，没有赌王的支持，特首的工作该如何展开。两天之后，澳门博彩业商会成立，何鸿燊出任首任会长，他团结了包括银河娱乐、永利度假村、威尼斯人等6家博彩公司的掌门人，誓言结束恶性竞争的局面，“有饭大家食”。
但3天之后，何鸿燊就因中风而入院。此时摆在他面前的重要任务，还有一个月后的澳门立法会选举。他的“四太太”梁安琪要角逐连任，各方利益都需要他去摆平。何鸿燊要操控的并非自家赌桌上的生意，而是澳门赌业的大牌局，这关系到何氏家族的垄断地位。对赌王来说，经济就是政治。
在一次难得的公开演讲中，李嘉诚说他自己从12岁就开始工作。这一年，他刚从老家广东潮州移民到香港。以此计算，勤奋的“超人”已经工作了72年。
李嘉诚的父亲在1943年因肺结核去世，此后他必须扛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和记黄埔公司的杂志曾刊登过一段人物简介，描述了父亲的经历对青年李嘉诚的影响。李嘉诚当时也染上了肺结核。“（这）让李嘉诚相信，金钱多少可以塑造人的尊严。”文章称，“金钱开始与生活本身直接联系起来……成为一种衡量个人价值的尺度，一把通向自由和独立的钥匙。在李嘉诚的早年时代，金钱几乎成了宗教的替代品” 。
霍英东的长子霍震霆这样简述他父亲的一生：“这并不是钱的问题。这是一个游戏。”89岁的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也曾多次尝试退休，但都没有成功。他向家人解释说：“为什么不做生意而去打高尔夫球？这只是另一个游戏而已。”苏海文用近似的措辞概括他的岳父包玉刚的工作动机：“他喜欢这个游戏，他喜欢这个工作。”而世界上最有钱的老头巴菲特的态度也是如此，无非是热爱工作。
时至今日，李嘉诚仍旧没有疲惫。只是吸引他的未必是财富了，也许家族生意对他来说更像一场漫长的游戏。
“超级阶层”
如今这一批80多岁的富豪们大都崛起于“二战”结束之后。战争不仅削弱了殖民地的英商集团，也给了他们积累财富的机会，甚至提供了第一桶金。从某种程度上，这种致富模式决定了他们此后四五十年的商业形态，甚至影响到了财产继承问题。
“二战”后期，何鸿燊从香港来到了澳门，开办了一家小型煤油加工厂。在美国轰炸澳门外围港口的加油站后，他的工厂成了印钞机。更赚钱的生意，则是通过一些隐秘的渠道在珠江口走私大米。“我从战争中赚了很多钱。”他曾经在1995年告诉历史学家菲利普·斯诺。1951年朝鲜战争后，澳门与香港成了突破禁运与走私产业的中心。何鸿燊的船上增加了更多种类的战略性商品，包括波纹铁、橡胶轮胎和凡士林等。
1951年8月《时代》周刊的一份调查报告说：“上周珠江上的货船装满了钢条、锌块、沥青、印度尼西亚的橡胶、巴基斯坦的棉花、美国的卡车、钢管和各种管道。”澳门的码头日夜繁忙，“装有空调的鸦片馆生意兴隆”。走私在当时是一个心照不宣的暴利行业，目的地不仅是被封锁的中国大陆，从原产地泰国运送到闹饥荒的马来西亚，或把工业原料运送到印度尼西亚，都是热门路线。
也不只有走私能够赚到钱，还有许多生意，需要一些特殊的关系才能得到，比如为数万名日本战俘提供饮食。战后地方军事管理局解散后，许多军事或民用剩余物资需要拍卖，一些本地精英因为能够读懂英文的拍卖公报而把握住了机会，以很低的价格取得了这些物资。这其中就包括霍英东。他虽然出身底层，是搬运工的儿子，但他获得了国王学院的奖学金，得以毕业于香港的精英学校。
从战争中获益，不仅需要眼光、知识、胆量，更需要资本、背景与关系。
何鸿燊叔叔是何东爵士，是怡和洋行里最大的买办，也是被允许在太平山居住的第一位华人。他的第一任夫人黎婉华，是一位富有的葡萄牙商人的女儿，她为何鸿燊提供了政治入场券，使他得以进入葡萄牙殖民者的高层精英圈。邵逸夫兄弟是上海纺织业巨头的儿子。利希慎、包玉刚、吴光正等现代富豪也都是出身于大富之家，含着金钥匙落地。
对于那些不能依靠家族产业来为自己事业做辅垫的未来富豪们来说，另一个重要的资源就是妻子的家庭产业。在他们的崛起阶段，与老板的女儿结婚也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新世界集团的郑裕彤，因为婚姻关系而进入了香港著名的周大福珠宝业，这个公司至今仍是他重要的私人公司。
在这些上代就已声名显赫的群体中，李嘉诚的起点则相对低很多。他喜欢说自己是教师的儿子，其父1940年身无分文来到了香港。不过他也并非全无依靠，他的舅舅庄静庵是香港中南钟表行的老板。李嘉诚一家来到香港后就投靠了这位有钱的舅舅。李嘉诚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钟表行里帮忙，后来娶了他的表妹庄月明。李嘉诚的一位老朋友也曾透露，其岳母也给过他额外的经济支持。
美国学者施坚雅在对泰国华人大亨的研究中发现：并不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实际上，他们大都受过很好的教育。他写道：“就所受教育而言，那些领导人毫无疑问是华人圈里的特权阶层。”
只用一代人的时间就由穷人一跃变成富翁的事并不多见。在《亚洲教父》一书中，作者乔·史塔威尔引用一位社会名流艾得里安·泽查的话：“很难在一代就成为教父，因为这不是一个经济开放的社会。在美国你会做到这一点，在英国做到这一点的可能性要低一些，在欧洲大陆的可能性就更低了。”泽查在中国、荷兰、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地都拥有豪华酒店，认识大部分当代大富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华侨研究者王赓武也同意这一说法：“我至今还没找到一个苦力出身的商贾。”
这些大富豪们在战后迅速崛起，尽管他们最初的积累来自不同的隐秘途径，但他们后来的发展却走上相似的道路，商业模式也很接近。最常见的是进入房地产业，收购大片土地，建住宅或者发展收租型的物业，经营自己的酒店、超市和药店，以及港口与码头。此外，便是政府的特许产业，如赌场、电力、通信、能源、进出口专营等。这些行业的共同特点是带有不同程度的垄断性，或是一片土地的垄断，或是某个行业的特许经营，抑或是在某个领域内组成垄断“卡特尔”瓜分市场，如码头和电视台。
日本学者义原国雄将这类富豪阶层称为“超级阶级”。在《东南亚伪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中，他认为“超级阶级”的崛起依赖于受保护的市场、“卡特尔”和公共项目毫无竞争的投标，他们普遍缺乏国际竞争力，把技术的任务留给了外人。义原国雄将其称之为“没有技术的工业化”。东南亚有令人震惊的高楼大厦、现代交通体系以及公用设施，却没有一个本土的大型企业能生产世界一流产品、提供世界一流级的服务，结果也就没有真正的世界品牌。
“超级阶级”对于港口、通信、电力、地产、博彩的热衷程度远甚于竞争激烈的制造、电子、消费品等领域。用今天的话说，他们更愿意做一种平台型的公司，或者某些需要政府特许的领域，坐地收租，赢家通吃。在真正竞争激烈的行业中，例如银行业，大部分家族早就被跨国公司排挤出局了。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带有一定垄断性质的产业也增进了家族的遗产纷争。拥有了这些资源，后面的事情就简单多了，无论是赌场、码头、电信牌照还是酒店，赚钱并不是件困难的事。经营的简单性，也使家族成员更愿意下场操盘，而不是作为股份拥有者食利。
“超级阶级”的继承困境，也是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
父亲的权威
李嘉诚应该庆幸，就继承问题而言，他比老朋友何鸿燊要轻松得多。他只有两个儿子，而何鸿燊有四位太太和17名子女。
豪门家族的爱恨情仇，始终是媒体追逐的热点，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被过度关注着。家族企业及其两代人的冲突也为电视剧提供了丰富的体裁。
李嘉诚曾称自己为“友好的狮子”。在最近的一次发布会上，他不仅公开谈及家族产业的继承方案，而且检讨了父子关系。李嘉诚说：“我这个做父亲的，不现代，有小小错就会骂，不是关系不好，是我恶。”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李嘉诚对两个儿子的培养倾注了巨大的心力。他们不仅从小被安排进董事会旁听，而且在少年时期就被送到美国学习，先后就读斯坦福大学。学成后又委以重任，安排高级经理人辅佐提携。
几十年来，父子三人始终生活在媒体的聚光灯下。妻子庄月明去世后，李嘉诚不仅是一家之主，也是家族企业的绝对权威。他不仅是亚洲首富，也是华人的商业领袖、经营之神，是一个成功学的符号。当他的儿子自然压力很大，稍有失误，即是不肖。
值得注意的是，父子之间始终处于双重角色，既是父子亲情关系，又是企业上下级关系。好父亲与好领导、好上级的标准又是南辕北辙，对儿子来说也是一样。这种角色关系的紧张，普遍存在于家族企业中。
在公共生活中，“教父”们极力塑造慈祥而开明的形象，但他们在家里或公司中，却经常使用自己的权威震慑他人。李嘉诚、郭鹤年等主要大亨的孩子都已步入中年，但依然害怕他们的父亲发怒。为了克服自己的坏脾气，有些亿万富翁甚至需要寻求心理治疗师的帮助。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人生理想与兴趣，但他们从小却都要面对一个严厉的父亲。无论在家里还是公司里，父亲大人始终是绝对的权威。在一部未经授权的传记中，李泽楷谈到他心中的英雄是李光耀而不是李嘉诚。霍英东的长子霍震霆描述了他16岁时的一段奇异的经历：那年他从英国公立学校回到家中度假，父亲派他去购买日立全浸式喷射水翼船，用于香港－澳门航运。对于这艘船的用途，他最后有些悻悻地说道：“我想我的父亲更喜欢去夜总会。”
父亲的权威还常常体现在子女的婚姻问题上，政治－商业、商业－商业间的联姻非常普遍。在一份关于泰国华商家族的调查中，可以看到通过婚姻关系，“教父”们如何织成了一张复杂的政商关系网络。150个华商家族的200名成员中，有8.5%与泰国皇室结亲，25%与官员政客联姻，41%选择了其他富豪家族，普通婚姻只有20%。而选择政商联姻的家族，在房地产、电信或与政府采购相关的行业中更加普遍。有趣的是，如果选择政商联姻，在子女完婚后不久，家族企业股票平均上升4%；反之，如果嫁娶的是寻常人家，资本市场则基本没有反应。
在香港，豪门联姻的故事往往占据了报纸杂志的头条。离合聚散，有喜有悲，绘成了一幅盘根错节的商业图谱。
赌王何鸿燊的女儿何超琼曾嫁给许晋亨，后者是香港名家中建企业集团主席许世勋的儿子，他的爷爷许爱周，为第一代船王。而赌王之子何猷龙，24岁时与香港维他奶集团“太子女”罗秀茵结婚。2009年，香港珠宝大王郑裕彤的长子嫡孙郑志刚耗资1.14亿港元举行婚礼，他迎娶的是“海味大王”的女儿余雅颖。
父系权威得以维系，一个讳莫如深的原因，就在于父亲决定了巨额财产的继承与分配。实际上这也是父亲能够掌控家族的主要手段。没有明文规定谁将接管家庭的哪部分财产，在中国的传统中，并不存在长子继承制。往往大儿子只是作为事业的继承人，如果父亲选择其他子女也很正常。非长子们知道他们不一定没有机会继承父业时，很少会放弃竞争。
特殊资产
1991年郭鹤年曾经回绝了《远东经济评论》的采访，他的理由是：“一般的华人由于种种原因害怕在公共场合露面，他们不喜欢当众洗东西，所以也不喜欢和媒体打交道。”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低调也并非完全是文化性格的原因，也与他们的生意性质密切相关。因为他们无需特别讨好消费者，只要赢得特许经营权就可以了。就像摩根的传记作者罗恩·彻诺所写的：“古老的华尔街觉得它没有义务去向小投资者和一般的市民解释什么。”“教父”们也往往觉得无需解释，因为许多交易都必须拥有政府颁发的许可证或政府给予的特许经营权，其间的过程与曲折双方都不倾向于公开。
观察富豪们的生意，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他们的垄断类产业一直在为其他产业提供源源不断的现金流。和记黄埔曾经的总经理西蒙·莫瑞（Simon Murray）的观察是：“香港到处都是卡特尔，如果政府要给你垄断权，抓住这个机会。”
“教父”们的生意有赖于他们的特殊资产。这类资产的边界很难界定，但至少包括他们所积累的庞大的人脉资源、盘根错节的关系，以及他们的个人气质和品牌。这些特殊资产决定了他们是亿万富翁而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而资产传承与继承的风险也在这里。姻亲可以缔结，公司可以易手，但那些特殊的资本能否被下一代所获得？
赌王可以把博彩牌照交给继承人，但是当几十年后再次投标时，后人是否还有能力继续拿到特许经营的权利？“超人”可以把港口、电力、能源等一大票生意交给小超人，但是在下一个危机时刻，他是否能够获得金融业的资助？
即使这些人脉与关系可以通过介绍与积累获得，那么“教父”们的个人禀赋与商业嗅觉却是难以延续的。
就像末代港都彭定康所说：“李嘉诚的过往记录已经证明，他对市场有过人的领悟能力。他绝对非常善于辨明趋势——在正确的时机投资——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加拿大，还是撒切尔执政时代的英国港口，抑或是20世纪90年代的手机业务，都是如此。”这种对于趋势的判断是李嘉诚的一项重要天赋，使他不断看到机会并把握住机会。
如果以此为标准要求继承人也有这种天才，则是一种苛求。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李泽钜还是李泽楷，只能是他们自己，而不可能化身为另一个“超人”。换句话说，每个接班人都必须走自己的路。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