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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湖南湘西曾是苗族的主要居住地，两南等地的苗族，大多是从湖南辗转迁徙而去。湘西苗族文化绚丽多彩，其中银饰数量巨大，品类繁多，造型奇特，且玲珑雅致，巧夺天工，是苗族文化及情感、财富的特殊载体，其作为具有独特之美的民族工艺这种客观存在，不仅标榜着苗族的财寓，也装扮、美化着苗家人。它凝聚了苗家人的智慧，留有苗家人的历史、文化和审美情趣的烙印，是苗族灿烂文化的象征。湘西苗族原始古朴、纯情善良、温婉乐观的传统美德在银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湘西苗族银饰造型分类
湘西苗族银饰品种繁多，从器物形制和组合的特点及用途来看，大致可分为五类。
(一)头饰。湘两苗族银头饰，包括角、扁、帽、帽檐、帽顺花、发簪、插针、花梳、耳环、旧饰等，品种多，有的造型简单粗犷，有的造型奇特，工艺精湛，是卣族颇具特包的银饰。其中，湘两苗族的银接龙帽，由帽顶、帽身、帽沿以及数块不同大小和形状的银片组成，其造型颇像古时将军的头盔。帽的后缀共有9条，每条长约70厘米，后缀上制有虫、鱼、鸟、兽、花藤等各种银片，银片层层相连，吊齐衣的下沿。采用錾花、锤压、焊接、扭丝等工艺，特显富丽，但是这种接龙帽并不普遍，只有少数富裕人家备有，在“接龙”等比较重大的仪式中穿戴；银帽檐上饰双龙戏珠，或凤凰展翅欲飞，蝴蝶流连花丛，周边并缀镶珠花朵，两头系用寿形银片做挂扣，采用拉丝、錾刻、镂空、编丝、扭丝、镶嵌等工艺，制作尤为精美(图1)。银簪式样繁多，有锥形、梭形、方条形、扁平形、花束形等。耳环一般单丝式、龙头式、环状式、悬吊式、灯笼式等，多采用拉花、编丝、錾刻、镂空、浮雕、镶嵌、焊接等制作工艺。帽花有龙风花鸟动物形、佛像、寿星、八仙形、盘长形、花朵、花篮形等，也是多种工艺融于一器上。
(二)项饰。湘西苗族银项饰，包括项圈、项链等，制作考究。项圈有扭索形、扁形、编花形、素纹圆圈、盘圈形，一般用银丝缠绕做公母套扣，可用来调节大小，此类型器物一般较重，造型粗犷朴实。但亦有精雕细琢者，如扁形花瓣纹银项圈，由4件形制、纹饰相同，大小依次递减的项圈组成，圈身中宽两端窄，佩戴时扣在前而纹饰在后，造型古拙，雕刻细腻，质朴而华美(图2)；八角牌银项饰，由链和八角形银牌饰组成，银牌上錾长命富贵、太极八卦、花卉纹，图案丰富，工艺精湛；银项链则是精巧雅致。
(三)配饰。湘西苗族银配饰式样最为丰富，图案题材十分广泛、造型最为讲究，是当地苗族最具风情的银饰。包括佩于胸前、背后和腰部的各种挂件，如各式压领、吊挂、吊牌、腰链等。吊挂款式最为复杂，有的为纯链形，链的一端或两端带浮雕花形挂扣；有的为链和银牌结合形，银牌层层坠饰，有的多达6层(图3)，链两侧坠饰对称组合，饰瓜果、动物造型银铃铛，又或一些树叶及锥形银角等等，最下端饰其多以“五兵”为坠。以兵器为饰的“五兵佩”，流行于汉代，是当时的避邪之物。苗族银胸吊饰中一方面保留了“五兵佩”的形制，另一方面又对其进行改造，加入刀、剑、牙签、挖耳、镊子等坠饰，所以，“五兵佩”在苗乡被称为“牙签吊”。其中，湘西苗族花鸟纹银吊挂(图4)，下垂石榴、桃子，及锏、刀、凿、剑、牙签、镊、挖耳等坠饰，美观又实用。这些银器制作工艺上多采用錾刻、镂空、浮雕、拉花编丝、锤揲、压模、烧蓝等多种工艺，独具匠心。
(四)手饰。包括手镯、戒指等，是苗家人日常生活中最喜欢佩戴的饰品。其中，手镯有空心筒状、方柱形、圆柱形、扁平形、龙头形、绞丝扭索形等，采用编丝、浮雕、镂空、篓花、焊花等多种工艺，多饰龙纹和花、蝶、鸟纹、八宝纹、几何纹、人面纹，龙纹手镯则以双头龙为主；戒指以宽面为多，多饰花卉、鸟蝶、人物、八折花、寿字、蝙蝠等，也有扭丝造型，采用浮雕、錾刻、银珠焊缀等工艺，小巧而精致。
(五)衣饰。湘西苗族银衣饰不似贵州苗族那样讲究。只是个别的部位进行点缀。包括银披肩、银扣子、胸扣花、钉在个别胸围上的银片等。银披肩红缎作底，花带镶边，披肩共有银饰三层，内沿为八块莲瓣状银片；中间为椭圆形和梯形银片，共八块，呈两两对称排列，银片上分别制有龙、凤、狮子、牡丹等花纹；外沿为菱形银网，银网由一个个的小银圆环将小银练连接而成。银网下吊银须，银须分两层，中间是小梅花，两边是小叶片等。制作这样一件披肩需耗银近一公斤，纹饰精美，在当地，目前很难见到这样的披肩；银衣配片稍小而简单，用来胸襟、衣襟等处。扣花主要作纽扣使用，也有部分缀于衣上作为装饰。
湘西苗族银饰的主要纹样
在苗族银饰中，出现最多、运用地域最广泛的纹样有蝴蝶、龙、凤、花、鸟、瑞兽、几何、瓜果、蝙蝠、人物故事、吉祥纹饰等。有的纹样是苗族土生土长的，有的是在与汉文化交流过程中，吸取汉民族的精华，再融入苗族特殊的个性中发展演变过来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类型。
(一)动物纹。苗族银饰中的动物纹十分丰富，造型也有其独有的韵味和魅力。
1.蝴蝶纹样。蝴蝶妈妈是苗族的始祖，也是苗族的保护神，成为吉祥、幸福的象征(田兵，《苗族古歌》，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5184页)。长期以来，蝴蝶就是苗族集体无意识的始祖意象和图腾纹饰。无论是湘西刺绣还是在湘西苗族银饰纹样中，蝴蝶运用得最为普遍和广泛。有的蝴蝶纹样是蝴蝶与花朵、石榴、桃子的组合，也有的是蝴蝶、龙凤、蝙蝠等组合在一起。蝴蝶造型都是翩翩起舞，灵动飞扬，极富神韵，有的正看是蝴蝶，倒看却变成了花朵和果实。其纹样在头饰、项饰、手饰、配饰，衣饰等苗族银器上都有其存在，出现频率最高，成为苗族最受欢迎的传统纹样之一。蝴蝶纹样在苗族银饰中除了具有不可替代的装饰功能外，据当地苗民介绍，它还是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神话传说、苗族的哲学思想，许多都来源于家喻户晓的“蝴蝶妈妈”的故事。
2.龙形纹样。龙图案主要用于帽、帽檐，帽花，发簪、耳环、手镯、吊挂等佩饰。在同汉文化的交汇、碰撞中，苗族银饰既吸收了汉文化中积极的浪漫主义成分，又大胆创新，融入个性。因而湘西苗族银饰中的龙形象及寓意与汉文化的龙象征不尽相同。龙在汉文化中是力量的象征。而苗族认为龙是护家之神。如，接龙帽便是接龙盛会引龙之主妇佩戴之器。每年春天苗族举行隆重的“接龙”、“迎龙”仪式，将龙从村中水井“请迎”回家(石起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75页)。基于这样独特的文化环境和地理环境，苗族工匠才创造出了具苗族特色的本土化龙形象，如水龙(即我们平常见到的标准型龙)、鱼龙(龙头鱼身)、虾龙(龙头虾身)、双头龙。同时从苗族银饰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中 国龙形象的演变，还可以追溯苗族文化与汉文化的某种渊源。
3.狮子纹样。将狮子纹样单列出来，主要是其运用多，且纹样显著，造型也独特，较多用于帽花、吊挂等佩饰当中(图5)。汉文化中，狮被借以象征人的权势和富贵。苗族则认为狮为吉祥之兽，可以避邪。苗族人每年过年后的正月里都要举行“玩年抢狮”和“百狮会”的大型活动，表演狮舞、登高等节目。湘西苗族的狮子纹样虽受汉狮的影响，但造型有其独创性，基本形态大不相同，狮的外观造型古朴别致、生动形象又有变化。有的是狮和人的合体，有的是狮与花果的组合，有的是狮子抢绣球的造型。
4.禽鸟纹样。禽鸟纹样主要用于帽、帽花、头簪、耳环、吊挂等上。禽鸟纹主要有凤纹，凤的造型变化多样，有的单独成型，如发簪、帽花、耳坠、吊挂坠饰，有的配以折枝花卉，有的似雀似鸡，似鸭似鸽，极具特色，除了这些风鸟造型外，还有白鹤造型。从苗族大量运用鸟纹我们可以看出，苗族民间流行的一种观念认为人死后可以变为鸟，鸟能指路带领人的魂魄通过阴间毛耸山，穿过层层地狱，走到祖宗发祥地的伴侣。把它装饰在银器上，自然就能起到标示自己是鸟的子孙，还得到图腾祖先认同的作用。在某种含义上鸟对苗族而言“具有生殖的意象，成为生殖崇拜的反映”(杨正文，《苗族服饰文化》，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页-182页)。
5.蝙蝠纹样。蝙蝠纹样在苗族银饰中运用也较普遍，造型夸张而独特，与蝴蝶有几分相似，主要出现在耳坠、吊挂、戒指等上。其“蝠”同“福”谐音，意喻“洪福齐天”、“福从天降”等，苗民认为其是吉祥之物的象征，表达了其对美好生活的愿望。
动物造型还有鱼、虾，青蛙、螳螂、鹿、猴、象等等，这些纹样是苗族部落氏族标识的神化表现，体现出最原始的祖先崇拜和图腾思想。动物原型经过解构、重组或夸张变形，从而展示了湘西苗族银饰独特的地方风格。
(二)植物纹。在湘西苗族银饰中，从现实生活中提取创作来源的植物纹是非常突出的，最为普遍。它不仅是构图点缀的主要元素，也是不少苗族银饰中的主题纹饰。我们常见的有牡丹、石榴、佛手、梅花、菊花、茶花、莲花、藕节、桂花、松，芙蓉、金瓜、水草等。苗族银饰无论是头饰、胸颈饰，还是佩饰、首饰等都有此类型的纹样来装饰，有的取其花、有的折其枝、有的用其茎叶，如湘西苗族的许多吊挂中就运用了牡丹、石榴纹饰，更有的直接用梅花、桂花造型，如梅花四方银扣链(图6)，由挂钩、吊牌和主链缀合组成，挂钩、吊牌上雕蝴蝶、果实、莲花、金鱼，主链用梅花形环、管连接，两端挂于胸前，玲珑剔透。经过构图组合，交叉雕制、动静辉映，极富灵性，有着超自然的生命张力，深深蕴涵着苗民热爱自然，也彰显了苗族纯朴的原始文化。
(三)动植物组合纹样。苗族信奉“万物有灵”，崇拜自然，崇拜许多动、植物，苗民认为不同物种因灵性的存硝：可以“互渗”，这一点在苗族银器纹样中多有体现。此类组合图案的银饰较多。一般是动物多占主体地位，植物作衬托。复杂的组合纹样多用于吊挂等。如蝙蜗、佛手、桃子组合在一起，意寓福寿与共；鸟雀石榴，象征子孙繁衍；鱼、莲、石榴组合，反映求子心理。因鱼、石榴、莲多子，启迪着人们去幻想借助鱼、莲、石榴的旺盛生殖功能，来提高和强化人的生殖能力，以期子孙发达。生动的画面同时也体现出苗族人民与自然界的和谐相处。苗族银饰图案有的从汉族传统吉祥图案传承变异而来，因此又保留着汉族文化的特色，如“凤戏牡丹”“龙凤呈祥”“鲤鱼跳龙门”(图7)、“白鹤采莲”“松鹤延年”等。这些组合图案显得亲切、自然、活泼有趣。苗银中动植物组合纹样用在帽、帽饰、项圈、吊挂上。
(四)其他纹样。湘西苗族银饰除上述列举的一些动植物图案、传统特定意义的物象外，有变化多样的几何花纹，如回纹、#字纹、盘长纹、十字纹等，这些独具特色的纹样用来表示苗族迁徙经过这一特定的内涵历史。还有人物纹，人物纹主要是寿星、八仙、佛像、仙翁童子等。也有不少取材于传说故事或戏曲故事、反映世俗生活的图案，如“哪吒闹海”“八仙过海”“西厢记”“刘海戏金蟾”等。另有一些寓意幸福吉祥祈愿的如意纹、八宝纹、“长命富贵”、“福、禄、寿、喜”(图8)等文字纹饰的运用，也活泼有趣。丰富的银饰纹样犹如一本文字史书，反映着苗族人民审美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也折射出苗族文化发展历史和轨迹。湘西苗族银饰的文化意蕴
苗族原本没有本民族的文字，靠神话传说和古歌传承其民族历史和文化。长期的演变发展中，智慧的苗民将自身内涵丰富的文化特征赋予在银饰中，使银饰成为苗族文化的物质载体，而且成为苗文化传承和传播最直观的物象媒介及苗族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苗族银饰中体现的功利文化。苗族相信锋利的金属能够驱邪，笃信白银象征着光明正气，银器能驱邪镇鬼，消灾祈福，保人平安。苗族最早的银饰艺术就萌生于巫术图腾活动之中，银饰被用来作为巫术的器具。湘西凤凰一带苗族的接龙仪式上，苗族接龙主妇会带上接龙帽，据说有保风调雨顺、家人平安幸福的功用。小孩子帽上的吉祥纹饰的银帽花及脖子上戴的项圈、长命锁，就是为了祈求小孩平安富贵，确保顺利长大成人。其他苗族银饰的纹样造型同样具有祈愿功能。如鱼、石榴、鸟纹样祈求多子，蝙蝠、佛手祈愿富贵降临，吊挂上的“松鹤延年”祈求富贵长寿，六角形银算盘上的琴、棋、书、剑、银锭、宝库钥匙等体现了父母对孩子长大成龙成风、文武双全的殷切希望。
(二)苗族银饰体现的民俗心态。苗族注重传统节日，如四月八、赶秋节、苗歌会等。节日里，苗族妇女全身带银与会，这成了苗女展示美丽，表示身份的一份宝贵财富，是苗族传承下来的一种习俗，也是苗族女性在社会交往生活中遵循的一般民俗礼仪。作为一种文化艺术现象，苗族银饰图案体现着浓郁的民族自我认同意识，并在苗族人民生活中世代相传，苗族特殊的社会生活使得苗族银饰作品中沉积了许多历史的、社会的、习俗的内容。在民俗文化中，数量较多的苗族银饰传女不传男，苗族男子往往以外在服饰华丽、银器多少程度来衡量姑娘的身份。所以姑娘们每逢节F1聚会，便精心打扮穿上全套银装，以吸引男性青年。这盛装艺术不仅体现了浓厚的求偶意义，也突出了苗族的女性文化，这成了其族群文化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其族群文化对女性平等文化的一种民俗认同。
(三)银饰纹样中体现的苗族信仰。苗族银饰蕴藏着苗族先民朴素的原始宗教信仰和审美意识。苗族人认为自然界“万物有灵”，事物间可以互相渗透和转化，所以银饰中多动植物组合图案，尤以龙、凤、蝴蝶、狮组合变形最多。对自然界的恐惧或崇拜或服从，促使苗族的多神崇拜。作为图腾崇拜的蝴蝶在苗族刺绣及银饰图案中，已成为一种传统的图腾意象。作为司水的神明之物和护家的家宅神的龙形象在苗族民俗中则显得和蔼可亲，形态变化多样。自然界中的花鸟也被赋予灵性出现在银饰纹样中(杨正文，《苗族服饰文化》，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261-263页)。可以说苗族银饰纹样是原始宗教观念的物化形式，渗透着对超自然神灵的幻想，是千百年来苗族的精神积淀和显现，有着深刻的传统文化内涵。在苗族银饰选题、创作意图、艺术构思、审美情境等方面都可发现神性的灵光，这也是湘西苗族银饰在宗教信仰上所体现出的综合审美特性。
(四)苗族银饰蕴含着民族历史。由于在古代历史上苗族就没有文字加载。因此，研究苗族的历史，除了汉文史志的记载，苗族人民的口头传承外，用苗族银饰来记载历史也是苗族独具特色的传统之一(苗族简史编写组，《苗族简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无论他们的生活发生怎样的变化，蕴含着意味深远的历史含义的花纹图案世代不变的在银饰中保存下来。湘西苗族银饰中除上述列举的一些蝴蝶、龙风等动植物传统组合图案外，还有变形的几何花纹，基本形式是若干长线平行并列等，这些多是传统花纹，少有变化。苗族银饰中还有一种独特的饰物是响铃，不论是项圈还是挂牌、吊牌、围腰吊饰、都常常佩有响铃，这也是一种迁徙的遗风。在响铃声中，人们走过了一道道山水，前呼后应，永不失散。另有一种镇邪饰物就是“牙签、挖耳、镊子、刀、剑”等“五兵坠”在苗族银器中普遍存在。这些沿袭从湘西清代银饰到民国银饰到现代银饰的图案中就能得到很好的佐证。
由此可见，湘西苗族银饰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和审美风格，从中可以透视苗族社会历史和民族文化发展的轨迹，也折射出苗族人的审美追求和价值观念，同时对研究苗族文化的当代转型及与中原文化渊源流变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湘西苗族银饰造型分类
湘西苗族银饰品种繁多，从器物形制和组合的特点及用途来看，大致可分为五类。
(一)头饰。湘两苗族银头饰，包括角、扁、帽、帽檐、帽顺花、发簪、插针、花梳、耳环、旧饰等，品种多，有的造型简单粗犷，有的造型奇特，工艺精湛，是卣族颇具特包的银饰。其中，湘两苗族的银接龙帽，由帽顶、帽身、帽沿以及数块不同大小和形状的银片组成，其造型颇像古时将军的头盔。帽的后缀共有9条，每条长约70厘米，后缀上制有虫、鱼、鸟、兽、花藤等各种银片，银片层层相连，吊齐衣的下沿。采用錾花、锤压、焊接、扭丝等工艺，特显富丽，但是这种接龙帽并不普遍，只有少数富裕人家备有，在“接龙”等比较重大的仪式中穿戴；银帽檐上饰双龙戏珠，或凤凰展翅欲飞，蝴蝶流连花丛，周边并缀镶珠花朵，两头系用寿形银片做挂扣，采用拉丝、錾刻、镂空、编丝、扭丝、镶嵌等工艺，制作尤为精美(图1)。银簪式样繁多，有锥形、梭形、方条形、扁平形、花束形等。耳环一般单丝式、龙头式、环状式、悬吊式、灯笼式等，多采用拉花、编丝、錾刻、镂空、浮雕、镶嵌、焊接等制作工艺。帽花有龙风花鸟动物形、佛像、寿星、八仙形、盘长形、花朵、花篮形等，也是多种工艺融于一器上。
(二)项饰。湘西苗族银项饰，包括项圈、项链等，制作考究。项圈有扭索形、扁形、编花形、素纹圆圈、盘圈形，一般用银丝缠绕做公母套扣，可用来调节大小，此类型器物一般较重，造型粗犷朴实。但亦有精雕细琢者，如扁形花瓣纹银项圈，由4件形制、纹饰相同，大小依次递减的项圈组成，圈身中宽两端窄，佩戴时扣在前而纹饰在后，造型古拙，雕刻细腻，质朴而华美(图2)；八角牌银项饰，由链和八角形银牌饰组成，银牌上錾长命富贵、太极八卦、花卉纹，图案丰富，工艺精湛；银项链则是精巧雅致。
(三)配饰。湘西苗族银配饰式样最为丰富，图案题材十分广泛、造型最为讲究，是当地苗族最具风情的银饰。包括佩于胸前、背后和腰部的各种挂件，如各式压领、吊挂、吊牌、腰链等。吊挂款式最为复杂，有的为纯链形，链的一端或两端带浮雕花形挂扣；有的为链和银牌结合形，银牌层层坠饰，有的多达6层(图3)，链两侧坠饰对称组合，饰瓜果、动物造型银铃铛，又或一些树叶及锥形银角等等，最下端饰其多以“五兵”为坠。以兵器为饰的“五兵佩”，流行于汉代，是当时的避邪之物。苗族银胸吊饰中一方面保留了“五兵佩”的形制，另一方面又对其进行改造，加入刀、剑、牙签、挖耳、镊子等坠饰，所以，“五兵佩”在苗乡被称为“牙签吊”。其中，湘西苗族花鸟纹银吊挂(图4)，下垂石榴、桃子，及锏、刀、凿、剑、牙签、镊、挖耳等坠饰，美观又实用。这些银器制作工艺上多采用錾刻、镂空、浮雕、拉花编丝、锤揲、压模、烧蓝等多种工艺，独具匠心。
(四)手饰。包括手镯、戒指等，是苗家人日常生活中最喜欢佩戴的饰品。其中，手镯有空心筒状、方柱形、圆柱形、扁平形、龙头形、绞丝扭索形等，采用编丝、浮雕、镂空、篓花、焊花等多种工艺，多饰龙纹和花、蝶、鸟纹、八宝纹、几何纹、人面纹，龙纹手镯则以双头龙为主；戒指以宽面为多，多饰花卉、鸟蝶、人物、八折花、寿字、蝙蝠等，也有扭丝造型，采用浮雕、錾刻、银珠焊缀等工艺，小巧而精致。
(五)衣饰。湘西苗族银衣饰不似贵州苗族那样讲究。只是个别的部位进行点缀。包括银披肩、银扣子、胸扣花、钉在个别胸围上的银片等。银披肩红缎作底，花带镶边，披肩共有银饰三层，内沿为八块莲瓣状银片；中间为椭圆形和梯形银片，共八块，呈两两对称排列，银片上分别制有龙、凤、狮子、牡丹等花纹；外沿为菱形银网，银网由一个个的小银圆环将小银练连接而成。银网下吊银须，银须分两层，中间是小梅花，两边是小叶片等。制作这样一件披肩需耗银近一公斤，纹饰精美，在当地，目前很难见到这样的披肩；银衣配片稍小而简单，用来胸襟、衣襟等处。扣花主要作纽扣使用，也有部分缀于衣上作为装饰。
湘西苗族银饰的主要纹样
在苗族银饰中，出现最多、运用地域最广泛的纹样有蝴蝶、龙、凤、花、鸟、瑞兽、几何、瓜果、蝙蝠、人物故事、吉祥纹饰等。有的纹样是苗族土生土长的，有的是在与汉文化交流过程中，吸取汉民族的精华，再融入苗族特殊的个性中发展演变过来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类型。
(一)动物纹。苗族银饰中的动物纹十分丰富，造型也有其独有的韵味和魅力。
1.蝴蝶纹样。蝴蝶妈妈是苗族的始祖，也是苗族的保护神，成为吉祥、幸福的象征(田兵，《苗族古歌》，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5184页)。长期以来，蝴蝶就是苗族集体无意识的始祖意象和图腾纹饰。无论是湘西刺绣还是在湘西苗族银饰纹样中，蝴蝶运用得最为普遍和广泛。有的蝴蝶纹样是蝴蝶与花朵、石榴、桃子的组合，也有的是蝴蝶、龙凤、蝙蝠等组合在一起。蝴蝶造型都是翩翩起舞，灵动飞扬，极富神韵，有的正看是蝴蝶，倒看却变成了花朵和果实。其纹样在头饰、项饰、手饰、配饰，衣饰等苗族银器上都有其存在，出现频率最高，成为苗族最受欢迎的传统纹样之一。蝴蝶纹样在苗族银饰中除了具有不可替代的装饰功能外，据当地苗民介绍，它还是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神话传说、苗族的哲学思想，许多都来源于家喻户晓的“蝴蝶妈妈”的故事。
2.龙形纹样。龙图案主要用于帽、帽檐，帽花，发簪、耳环、手镯、吊挂等佩饰。在同汉文化的交汇、碰撞中，苗族银饰既吸收了汉文化中积极的浪漫主义成分，又大胆创新，融入个性。因而湘西苗族银饰中的龙形象及寓意与汉文化的龙象征不尽相同。龙在汉文化中是力量的象征。而苗族认为龙是护家之神。如，接龙帽便是接龙盛会引龙之主妇佩戴之器。每年春天苗族举行隆重的“接龙”、“迎龙”仪式，将龙从村中水井“请迎”回家(石起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75页)。基于这样独特的文化环境和地理环境，苗族工匠才创造出了具苗族特色的本土化龙形象，如水龙(即我们平常见到的标准型龙)、鱼龙(龙头鱼身)、虾龙(龙头虾身)、双头龙。同时从苗族银饰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中 国龙形象的演变，还可以追溯苗族文化与汉文化的某种渊源。
3.狮子纹样。将狮子纹样单列出来，主要是其运用多，且纹样显著，造型也独特，较多用于帽花、吊挂等佩饰当中(图5)。汉文化中，狮被借以象征人的权势和富贵。苗族则认为狮为吉祥之兽，可以避邪。苗族人每年过年后的正月里都要举行“玩年抢狮”和“百狮会”的大型活动，表演狮舞、登高等节目。湘西苗族的狮子纹样虽受汉狮的影响，但造型有其独创性，基本形态大不相同，狮的外观造型古朴别致、生动形象又有变化。有的是狮和人的合体，有的是狮与花果的组合，有的是狮子抢绣球的造型。
4.禽鸟纹样。禽鸟纹样主要用于帽、帽花、头簪、耳环、吊挂等上。禽鸟纹主要有凤纹，凤的造型变化多样，有的单独成型，如发簪、帽花、耳坠、吊挂坠饰，有的配以折枝花卉，有的似雀似鸡，似鸭似鸽，极具特色，除了这些风鸟造型外，还有白鹤造型。从苗族大量运用鸟纹我们可以看出，苗族民间流行的一种观念认为人死后可以变为鸟，鸟能指路带领人的魂魄通过阴间毛耸山，穿过层层地狱，走到祖宗发祥地的伴侣。把它装饰在银器上，自然就能起到标示自己是鸟的子孙，还得到图腾祖先认同的作用。在某种含义上鸟对苗族而言“具有生殖的意象，成为生殖崇拜的反映”(杨正文，《苗族服饰文化》，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页-182页)。
5.蝙蝠纹样。蝙蝠纹样在苗族银饰中运用也较普遍，造型夸张而独特，与蝴蝶有几分相似，主要出现在耳坠、吊挂、戒指等上。其“蝠”同“福”谐音，意喻“洪福齐天”、“福从天降”等，苗民认为其是吉祥之物的象征，表达了其对美好生活的愿望。
动物造型还有鱼、虾，青蛙、螳螂、鹿、猴、象等等，这些纹样是苗族部落氏族标识的神化表现，体现出最原始的祖先崇拜和图腾思想。动物原型经过解构、重组或夸张变形，从而展示了湘西苗族银饰独特的地方风格。
(二)植物纹。在湘西苗族银饰中，从现实生活中提取创作来源的植物纹是非常突出的，最为普遍。它不仅是构图点缀的主要元素，也是不少苗族银饰中的主题纹饰。我们常见的有牡丹、石榴、佛手、梅花、菊花、茶花、莲花、藕节、桂花、松，芙蓉、金瓜、水草等。苗族银饰无论是头饰、胸颈饰，还是佩饰、首饰等都有此类型的纹样来装饰，有的取其花、有的折其枝、有的用其茎叶，如湘西苗族的许多吊挂中就运用了牡丹、石榴纹饰，更有的直接用梅花、桂花造型，如梅花四方银扣链(图6)，由挂钩、吊牌和主链缀合组成，挂钩、吊牌上雕蝴蝶、果实、莲花、金鱼，主链用梅花形环、管连接，两端挂于胸前，玲珑剔透。经过构图组合，交叉雕制、动静辉映，极富灵性，有着超自然的生命张力，深深蕴涵着苗民热爱自然，也彰显了苗族纯朴的原始文化。
(三)动植物组合纹样。苗族信奉“万物有灵”，崇拜自然，崇拜许多动、植物，苗民认为不同物种因灵性的存硝：可以“互渗”，这一点在苗族银器纹样中多有体现。此类组合图案的银饰较多。一般是动物多占主体地位，植物作衬托。复杂的组合纹样多用于吊挂等。如蝙蜗、佛手、桃子组合在一起，意寓福寿与共；鸟雀石榴，象征子孙繁衍；鱼、莲、石榴组合，反映求子心理。因鱼、石榴、莲多子，启迪着人们去幻想借助鱼、莲、石榴的旺盛生殖功能，来提高和强化人的生殖能力，以期子孙发达。生动的画面同时也体现出苗族人民与自然界的和谐相处。苗族银饰图案有的从汉族传统吉祥图案传承变异而来，因此又保留着汉族文化的特色，如“凤戏牡丹”“龙凤呈祥”“鲤鱼跳龙门”(图7)、“白鹤采莲”“松鹤延年”等。这些组合图案显得亲切、自然、活泼有趣。苗银中动植物组合纹样用在帽、帽饰、项圈、吊挂上。
(四)其他纹样。湘西苗族银饰除上述列举的一些动植物图案、传统特定意义的物象外，有变化多样的几何花纹，如回纹、#字纹、盘长纹、十字纹等，这些独具特色的纹样用来表示苗族迁徙经过这一特定的内涵历史。还有人物纹，人物纹主要是寿星、八仙、佛像、仙翁童子等。也有不少取材于传说故事或戏曲故事、反映世俗生活的图案，如“哪吒闹海”“八仙过海”“西厢记”“刘海戏金蟾”等。另有一些寓意幸福吉祥祈愿的如意纹、八宝纹、“长命富贵”、“福、禄、寿、喜”(图8)等文字纹饰的运用，也活泼有趣。丰富的银饰纹样犹如一本文字史书，反映着苗族人民审美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也折射出苗族文化发展历史和轨迹。湘西苗族银饰的文化意蕴
苗族原本没有本民族的文字，靠神话传说和古歌传承其民族历史和文化。长期的演变发展中，智慧的苗民将自身内涵丰富的文化特征赋予在银饰中，使银饰成为苗族文化的物质载体，而且成为苗文化传承和传播最直观的物象媒介及苗族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苗族银饰中体现的功利文化。苗族相信锋利的金属能够驱邪，笃信白银象征着光明正气，银器能驱邪镇鬼，消灾祈福，保人平安。苗族最早的银饰艺术就萌生于巫术图腾活动之中，银饰被用来作为巫术的器具。湘西凤凰一带苗族的接龙仪式上，苗族接龙主妇会带上接龙帽，据说有保风调雨顺、家人平安幸福的功用。小孩子帽上的吉祥纹饰的银帽花及脖子上戴的项圈、长命锁，就是为了祈求小孩平安富贵，确保顺利长大成人。其他苗族银饰的纹样造型同样具有祈愿功能。如鱼、石榴、鸟纹样祈求多子，蝙蝠、佛手祈愿富贵降临，吊挂上的“松鹤延年”祈求富贵长寿，六角形银算盘上的琴、棋、书、剑、银锭、宝库钥匙等体现了父母对孩子长大成龙成风、文武双全的殷切希望。
(二)苗族银饰体现的民俗心态。苗族注重传统节日，如四月八、赶秋节、苗歌会等。节日里，苗族妇女全身带银与会，这成了苗女展示美丽，表示身份的一份宝贵财富，是苗族传承下来的一种习俗，也是苗族女性在社会交往生活中遵循的一般民俗礼仪。作为一种文化艺术现象，苗族银饰图案体现着浓郁的民族自我认同意识，并在苗族人民生活中世代相传，苗族特殊的社会生活使得苗族银饰作品中沉积了许多历史的、社会的、习俗的内容。在民俗文化中，数量较多的苗族银饰传女不传男，苗族男子往往以外在服饰华丽、银器多少程度来衡量姑娘的身份。所以姑娘们每逢节F1聚会，便精心打扮穿上全套银装，以吸引男性青年。这盛装艺术不仅体现了浓厚的求偶意义，也突出了苗族的女性文化，这成了其族群文化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其族群文化对女性平等文化的一种民俗认同。
(三)银饰纹样中体现的苗族信仰。苗族银饰蕴藏着苗族先民朴素的原始宗教信仰和审美意识。苗族人认为自然界“万物有灵”，事物间可以互相渗透和转化，所以银饰中多动植物组合图案，尤以龙、凤、蝴蝶、狮组合变形最多。对自然界的恐惧或崇拜或服从，促使苗族的多神崇拜。作为图腾崇拜的蝴蝶在苗族刺绣及银饰图案中，已成为一种传统的图腾意象。作为司水的神明之物和护家的家宅神的龙形象在苗族民俗中则显得和蔼可亲，形态变化多样。自然界中的花鸟也被赋予灵性出现在银饰纹样中(杨正文，《苗族服饰文化》，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261-263页)。可以说苗族银饰纹样是原始宗教观念的物化形式，渗透着对超自然神灵的幻想，是千百年来苗族的精神积淀和显现，有着深刻的传统文化内涵。在苗族银饰选题、创作意图、艺术构思、审美情境等方面都可发现神性的灵光，这也是湘西苗族银饰在宗教信仰上所体现出的综合审美特性。
(四)苗族银饰蕴含着民族历史。由于在古代历史上苗族就没有文字加载。因此，研究苗族的历史，除了汉文史志的记载，苗族人民的口头传承外，用苗族银饰来记载历史也是苗族独具特色的传统之一(苗族简史编写组，《苗族简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无论他们的生活发生怎样的变化，蕴含着意味深远的历史含义的花纹图案世代不变的在银饰中保存下来。湘西苗族银饰中除上述列举的一些蝴蝶、龙风等动植物传统组合图案外，还有变形的几何花纹，基本形式是若干长线平行并列等，这些多是传统花纹，少有变化。苗族银饰中还有一种独特的饰物是响铃，不论是项圈还是挂牌、吊牌、围腰吊饰、都常常佩有响铃，这也是一种迁徙的遗风。在响铃声中，人们走过了一道道山水，前呼后应，永不失散。另有一种镇邪饰物就是“牙签、挖耳、镊子、刀、剑”等“五兵坠”在苗族银器中普遍存在。这些沿袭从湘西清代银饰到民国银饰到现代银饰的图案中就能得到很好的佐证。
由此可见，湘西苗族银饰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和审美风格，从中可以透视苗族社会历史和民族文化发展的轨迹，也折射出苗族人的审美追求和价值观念，同时对研究苗族文化的当代转型及与中原文化渊源流变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