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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红色山水画”是指产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后，五六十年代进入发展高峰，结束于改革开放之前，将我党“红色”文化及社会主义生产建设题材整合于自然风光中的中国画风景作品。它因“红色”背景而产生，显示出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题材内容的“红色”现实性、主题的特殊性等特征。“红色山水画”的历史性成就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即通过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将社会与历史的视域整合于自然山水中，使山水画的功能与价值更为丰富。
关键词：山水画 现实主义 红色 革新
中图分类号：J20 文献标识码：A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国山水画，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作品中人物一般只起点景作用，自然山水始终是作者最为专注的形象与抒情达意的依托。二是大部分作者是以一己之私情寄于山水景物，社会历史、人情世态较少被作者表现到作品中。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山水画艺术也进入了一个具有革新特质的崭新发展阶段——“红色山水画”应运而生。本文所称“红色山水画”，是指产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后，五六十年代进入发展高峰，结束于改革开放之前，将我党“红色”文化及社会主义生产建设题材整合于自然风光中的中国画风景作品。这是一种与传统中国山水画有着完全不同的审美取向和价值追求的新式山水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艺术界冠之以“新山水”“新国画”之名，研究者重在描述其“新”的题材和内容，由于种种原因，对其本质特征的揭示稍显不够。时过30多年，回首这段山水画历史，其面貌更为完整，特质更为清晰，历史的启示也更为昭然，对于今天的山水画创作有着十分重要的警示意义。
一 红色背景
“红色山水画”的产生是应新中国成立的历史转折机遇而成。对于山水画创作而言，这一历史背景有如下几个特征：一是被表现客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既非旧中国战乱频仍的破败山河，也非缓慢悠游的封建农业文明下的闲山适水，而是一个被亿万劳动人民轰轰烈烈地改造着、变革着的壮丽图景。二是审美主体——画家及广大观众的审美情趣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他们怀着对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无比热爱之情、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热切之心的加入和极大参与之力，认为现实的被改造着的山山水水、风光景物，尤其着重描绘了将“本质力量对象化”到山水中的劳动人民形象和壮举的画面，以及与革命领袖、革命事业相关联的山水景物才是最美的图画。传统老旧的山水画在当时许多人看来，因为有着与“封建”相关联的性质而不被推崇甚至要抛弃。三是党和政府对文艺事业的方针政策及由此而来的艺术家的待遇与封建旧社会相比完全不同。他们被赋予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光荣历史使命，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党的伟大事业的参与者，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较之封建时代的艺人有了天壤之别。尤为重要的是，在党的“二为”方针、“文艺为政治服务”、“三贴近”及其它具体的文艺政策的感召下，山水画家们从创作思想和世界观的深刻精神层面上与党中央、新社会保持高度一致。绝大部分画家都是发自内心地参加写生活动，要“为祖国山河立传”，要把“江山如此多娇”之美绘于笔端。
上述背景的三个特征为崭新的“红色山水画”的产生奠定了艺术创作主客体的全面基础。
二 新颖特质
“红色山水画”在如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决定了其鲜明的特质，我们认为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 创作方法的革新
传统山水画家取法自然的出发点和旨归是通过对山水的模仿，实现对老庄思想的表现，实质更倾向于表现主义。新中国的山水画家采用的是现实主义或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这是在执政党倡导下的一种主旋律式的现实主义。它要求艺术家们必须与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理想保持高度一致。这种创作方法表现在山水画中就是作品中必须体现社会现实性，即新社会的主人——“人民”必须出现，甚至作为重要内容得以展现；或者作品中的风景必须能让观众想起“人民”、“革命”、“领袖”等与社会变革紧密相联的意象。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由于它的倡导者至高无上的领袖身份以及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新颖性、独特性、一定程度上与文艺创作规律的吻合性，这种创作方法受到当时中国文艺界普遍推崇和运用。傅抱石、李可染等艺术大师將这种方法运用得淋漓尽致，产生了一批中国山水画经典之作，强化了当时山水画的“红色”性质，为山水画的发展找到了一条明晰的道路。
2 题材内容的新颖
“红色山水画”有其特定的题材内容，这是此前传统山水画所没有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山水景物中火热的社会主义生产建设题材。建国以来，多次大规模的生产运动被再现于山水风景作品中。如张雪父的《化水灾为水利》谢瑞阶的《三门峡地质勘探》黎雄才的《武汉防汛图》（1956年），宋文治的《采石工地》（1958年）等许多作品，画面中或众多高大的建筑支架，或一望无际的渔船，或星如棋布的炼钢炉，或忙碌行驶的汽车，人声鼎沸，机器轰鸣，一派生机盎然的劳动场面。集体的劳动场景成为与山水并重，乃至更为重要的内容。二是以人物点景的工农业生产生活的题材。与上述题材不同，虽然也是表现生产生活的图景，但人物只少量点缀而已，却成为主题的表现。如刘子久创作于1956年的《为祖国寻找资源》，雄伟绵延的大山占有绝大部分画面空间，只隐约可见一队探矿者在前行着。山水画中有了万物之灵长的奋斗形象，显示出更为丰厚的主题内涵。钱松的《常熟田》，占画面空间极少，但数量却众多的点点帆影表现了常熟县万顷平畴岁岁丰穰中劳动人民勤劳勇敢的美德。石鲁的《古长城外》，关山月的《新开发的公路》，等许多作品都系此类佳构。三是毛泽东诗意题材。特定的政治历史背景，以及毛泽东诗意中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新奇的画境之美，使这一题材为当时山水画家所热衷，产生了极富政治性与诗意美的山水画神品之作。傅抱石、关山月合作的《江山如此多娇》可推为此类作品的翘楚之作，并有着特殊的艺术史意义。此外，李可染的《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张凭的《苍山如海，残阳如雪》、《忽报人间曾伏虎》，等都是此类作品中的优秀代表作。四是红色旅游景点题材。傅抱石的《韶山》，钱松的《红岩》等作品以革命圣地“五个里程碑”及其他重要的革命地为题材，表达了作者对这些地方景物的无比热爱与崇敬之情。
3 主题的红色特质
“红色山水画”一反千百年来的传统审美价值观，其主题是以自然山水为依托，重点刻画或以画题点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宏大题旨，引起受众美感的主要原因不在山水的形貌，而在画面中“人民”的活动或隐含的领袖形象，有着较为显著的我党红色文化的特征，这是“红色山水画”区别于传统山水画的最突出最本质的特征，是其独到的创新之处，是其艺术价值与思想价值之所在。因为人物在其中的重要性，有人主张称其为“山水人物画”，我们认为，这一说法并不妥当。因为在这些作品中，山水风景形象仍占有大部分画面空间，且作者也十分重视对它们的描绘，画中人物的创造激情和读者的审美冲动离不开这些山水风光。因此，仍称之为“山水画”更为适宜。
“红色山水画”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就，其数量之大难以计算，不少作品达到了历史名作的高水平。她是中国山水画历史中不容忽视的一个亮点，给我们以宝贵的启示。
三 历史启示
“红色山水画”与传统山水画比较，更彰显出教育功能和认识功能。它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近30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图景，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社会历史资料。其价值不是传统的仅供欣赏的单纯山水画可比。就艺术创作而言，她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首先，通过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将社会与历史的视域整合于自然山水，山水画的功能与价值将更为丰富；山水画作品中有了人民的活动，更显壮丽雄奇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更具有艺术的积极作用。正如当年徐悲鸿所言：“闲情逸致的山水画……，不可能对人民起教育作用”，“同样使用天才，它能使人欣赏，又能鼓舞人，不是更好过石溪、石涛的山水吗？”历史已过了半个世纪，今天的中国山水画创作似乎并不受广大人民群众普遍的欢迎，笔墨技法水平恐怕并非失去观众的原因，艺术家是否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否遵循了“二为”方向，才是问题的结症所在。正如刘云山同志在全国美协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言：“社会生活蕴藏着文学艺术最基本、最丰富、最生动的创作源泉。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事业，面对如火如荼、充满机遇的改革实践，我们美术工作者只有走出画室，到改革开放的第一线，经济建设的最前沿，社会生活最基层，才能拥有更加开阔的创作视野，源源不断的鲜活素材和更为深刻的人生感悟”。
其次，提高思想修养是艺术家取得成就的先决条件。思想境界高，艺术创作才会有生气、有新面貌。“红色山水画”的艺术家中有不少是早已独具风格的老画家，但他们与时俱进，积极参加到旅行写生的行列中去，在实践中体验新山水新社会之美，“画家的艺术思想变了，对现实中景致的取舍也有了变化，过去认为不入画的延河大桥不仅入了画，而且在钱松的画中还成了画面的主体；过去认为一画就俗的那种写实的故居房屋，在傅抱石的画中依然透露出少有的庄严。”由此看来，只要艺术家勇于投入时代洪流，历练自己的思想感情，手中的笔墨就一定能生发出时代的光辉。
再次，红色主题的艺术有着广泛的受众基础，广大的中國观众崇尚这种有着澎湃激情的作品。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党和政府需要红色艺术去弘扬正气，打击邪气，表达大众情，弱化一己情，广大人民群众呼唤有着浩然之气的黄钟大吕之作。广大中国艺术家，应站在时代前列，吐纳人民心声，表达社会理想与愿望，以昂扬的斗志、立新的态度、革命的情怀，创作更多更好的红色艺术作品，以最大限度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四 结语
“红色山水画”是特定历史时期的艺术产物，充分展示出艺术作品丰富的功能与价值。它摒弃旧式山水画的审美观照经验和艺术功能观，将自然山水审美与社会历史审美完美结合起来，从空间和时间的双重立体维度表述与大众审美相吻合的心象世界和意境。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它秉承“笔墨当随时代”的古训，以入世的艺术态度，抒写新时代的华章。艺术不能取悦于政治，沦为政治的奴仆，但也不能无视时代与大众的审美价值取向，唯“财”是作，唯“老外”是从。山水画固然离不开山水风光之美，但若将山水之美与社会历史的“主旋律”结合起来，必将呈现出更为丰富的美感与功能，山水画家也将因之获得更为丰厚的人生价值。18年前，钱学森同志就有过犀利的见解和富于创新的倡议：“翻开这四册《美术》，也颇有感触：作品都属于已经过去岁月或尚未进入改革大潮的中国。今天中国的突飞猛进呢？美术家和绘画家不该讴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吗？”“我们现在更应注入社会主义中国的时代精神，开创一种新风格的‘城市山水’。艺术家的‘城市山水’也能促进现代化中国的‘山水城市’建设。”在钱老的倡导下，我国的“城市山水画”有所发展，但钱老的这段话，对于今天的许多艺术家仍然有着振聋发聩的意义。
注：本文系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五”（2008年）规划重点项目“新中国红色资源教育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项目负责人：刘家桂。项目编号：08JY01。
参考文献：
[1] 陈履生：《新中国美术图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
[2] 刘云山：《中国艺术报》，2008年12月11日。
[3] 钱学森：《钱学森关于美术的一封信》，《美术》，1992年第11期。
作者简介：
郭明生，男，1964—，江西遂川人，本科，教授，研究方向：美术史论教学，工作单位：井冈山大学艺术学院。
刘家桂，男，1963—，江西泰和人，本科，教授，研究方向：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工作单位：井冈山大学政法学院。
关键词：山水画 现实主义 红色 革新
中图分类号：J20 文献标识码：A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国山水画，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作品中人物一般只起点景作用，自然山水始终是作者最为专注的形象与抒情达意的依托。二是大部分作者是以一己之私情寄于山水景物，社会历史、人情世态较少被作者表现到作品中。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山水画艺术也进入了一个具有革新特质的崭新发展阶段——“红色山水画”应运而生。本文所称“红色山水画”，是指产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后，五六十年代进入发展高峰，结束于改革开放之前，将我党“红色”文化及社会主义生产建设题材整合于自然风光中的中国画风景作品。这是一种与传统中国山水画有着完全不同的审美取向和价值追求的新式山水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艺术界冠之以“新山水”“新国画”之名，研究者重在描述其“新”的题材和内容，由于种种原因，对其本质特征的揭示稍显不够。时过30多年，回首这段山水画历史，其面貌更为完整，特质更为清晰，历史的启示也更为昭然，对于今天的山水画创作有着十分重要的警示意义。
一 红色背景
“红色山水画”的产生是应新中国成立的历史转折机遇而成。对于山水画创作而言，这一历史背景有如下几个特征：一是被表现客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既非旧中国战乱频仍的破败山河，也非缓慢悠游的封建农业文明下的闲山适水，而是一个被亿万劳动人民轰轰烈烈地改造着、变革着的壮丽图景。二是审美主体——画家及广大观众的审美情趣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他们怀着对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无比热爱之情、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热切之心的加入和极大参与之力，认为现实的被改造着的山山水水、风光景物，尤其着重描绘了将“本质力量对象化”到山水中的劳动人民形象和壮举的画面，以及与革命领袖、革命事业相关联的山水景物才是最美的图画。传统老旧的山水画在当时许多人看来，因为有着与“封建”相关联的性质而不被推崇甚至要抛弃。三是党和政府对文艺事业的方针政策及由此而来的艺术家的待遇与封建旧社会相比完全不同。他们被赋予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光荣历史使命，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党的伟大事业的参与者，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较之封建时代的艺人有了天壤之别。尤为重要的是，在党的“二为”方针、“文艺为政治服务”、“三贴近”及其它具体的文艺政策的感召下，山水画家们从创作思想和世界观的深刻精神层面上与党中央、新社会保持高度一致。绝大部分画家都是发自内心地参加写生活动，要“为祖国山河立传”，要把“江山如此多娇”之美绘于笔端。
上述背景的三个特征为崭新的“红色山水画”的产生奠定了艺术创作主客体的全面基础。
二 新颖特质
“红色山水画”在如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决定了其鲜明的特质，我们认为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 创作方法的革新
传统山水画家取法自然的出发点和旨归是通过对山水的模仿，实现对老庄思想的表现，实质更倾向于表现主义。新中国的山水画家采用的是现实主义或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这是在执政党倡导下的一种主旋律式的现实主义。它要求艺术家们必须与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理想保持高度一致。这种创作方法表现在山水画中就是作品中必须体现社会现实性，即新社会的主人——“人民”必须出现，甚至作为重要内容得以展现；或者作品中的风景必须能让观众想起“人民”、“革命”、“领袖”等与社会变革紧密相联的意象。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由于它的倡导者至高无上的领袖身份以及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新颖性、独特性、一定程度上与文艺创作规律的吻合性，这种创作方法受到当时中国文艺界普遍推崇和运用。傅抱石、李可染等艺术大师將这种方法运用得淋漓尽致，产生了一批中国山水画经典之作，强化了当时山水画的“红色”性质，为山水画的发展找到了一条明晰的道路。
2 题材内容的新颖
“红色山水画”有其特定的题材内容，这是此前传统山水画所没有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山水景物中火热的社会主义生产建设题材。建国以来，多次大规模的生产运动被再现于山水风景作品中。如张雪父的《化水灾为水利》谢瑞阶的《三门峡地质勘探》黎雄才的《武汉防汛图》（1956年），宋文治的《采石工地》（1958年）等许多作品，画面中或众多高大的建筑支架，或一望无际的渔船，或星如棋布的炼钢炉，或忙碌行驶的汽车，人声鼎沸，机器轰鸣，一派生机盎然的劳动场面。集体的劳动场景成为与山水并重，乃至更为重要的内容。二是以人物点景的工农业生产生活的题材。与上述题材不同，虽然也是表现生产生活的图景，但人物只少量点缀而已，却成为主题的表现。如刘子久创作于1956年的《为祖国寻找资源》，雄伟绵延的大山占有绝大部分画面空间，只隐约可见一队探矿者在前行着。山水画中有了万物之灵长的奋斗形象，显示出更为丰厚的主题内涵。钱松的《常熟田》，占画面空间极少，但数量却众多的点点帆影表现了常熟县万顷平畴岁岁丰穰中劳动人民勤劳勇敢的美德。石鲁的《古长城外》，关山月的《新开发的公路》，等许多作品都系此类佳构。三是毛泽东诗意题材。特定的政治历史背景，以及毛泽东诗意中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新奇的画境之美，使这一题材为当时山水画家所热衷，产生了极富政治性与诗意美的山水画神品之作。傅抱石、关山月合作的《江山如此多娇》可推为此类作品的翘楚之作，并有着特殊的艺术史意义。此外，李可染的《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张凭的《苍山如海，残阳如雪》、《忽报人间曾伏虎》，等都是此类作品中的优秀代表作。四是红色旅游景点题材。傅抱石的《韶山》，钱松的《红岩》等作品以革命圣地“五个里程碑”及其他重要的革命地为题材，表达了作者对这些地方景物的无比热爱与崇敬之情。
3 主题的红色特质
“红色山水画”一反千百年来的传统审美价值观，其主题是以自然山水为依托，重点刻画或以画题点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宏大题旨，引起受众美感的主要原因不在山水的形貌，而在画面中“人民”的活动或隐含的领袖形象，有着较为显著的我党红色文化的特征，这是“红色山水画”区别于传统山水画的最突出最本质的特征，是其独到的创新之处，是其艺术价值与思想价值之所在。因为人物在其中的重要性，有人主张称其为“山水人物画”，我们认为，这一说法并不妥当。因为在这些作品中，山水风景形象仍占有大部分画面空间，且作者也十分重视对它们的描绘，画中人物的创造激情和读者的审美冲动离不开这些山水风光。因此，仍称之为“山水画”更为适宜。
“红色山水画”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就，其数量之大难以计算，不少作品达到了历史名作的高水平。她是中国山水画历史中不容忽视的一个亮点，给我们以宝贵的启示。
三 历史启示
“红色山水画”与传统山水画比较，更彰显出教育功能和认识功能。它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近30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图景，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社会历史资料。其价值不是传统的仅供欣赏的单纯山水画可比。就艺术创作而言，她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首先，通过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将社会与历史的视域整合于自然山水，山水画的功能与价值将更为丰富；山水画作品中有了人民的活动，更显壮丽雄奇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更具有艺术的积极作用。正如当年徐悲鸿所言：“闲情逸致的山水画……，不可能对人民起教育作用”，“同样使用天才，它能使人欣赏，又能鼓舞人，不是更好过石溪、石涛的山水吗？”历史已过了半个世纪，今天的中国山水画创作似乎并不受广大人民群众普遍的欢迎，笔墨技法水平恐怕并非失去观众的原因，艺术家是否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否遵循了“二为”方向，才是问题的结症所在。正如刘云山同志在全国美协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言：“社会生活蕴藏着文学艺术最基本、最丰富、最生动的创作源泉。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事业，面对如火如荼、充满机遇的改革实践，我们美术工作者只有走出画室，到改革开放的第一线，经济建设的最前沿，社会生活最基层，才能拥有更加开阔的创作视野，源源不断的鲜活素材和更为深刻的人生感悟”。
其次，提高思想修养是艺术家取得成就的先决条件。思想境界高，艺术创作才会有生气、有新面貌。“红色山水画”的艺术家中有不少是早已独具风格的老画家，但他们与时俱进，积极参加到旅行写生的行列中去，在实践中体验新山水新社会之美，“画家的艺术思想变了，对现实中景致的取舍也有了变化，过去认为不入画的延河大桥不仅入了画，而且在钱松的画中还成了画面的主体；过去认为一画就俗的那种写实的故居房屋，在傅抱石的画中依然透露出少有的庄严。”由此看来，只要艺术家勇于投入时代洪流，历练自己的思想感情，手中的笔墨就一定能生发出时代的光辉。
再次，红色主题的艺术有着广泛的受众基础，广大的中國观众崇尚这种有着澎湃激情的作品。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党和政府需要红色艺术去弘扬正气，打击邪气，表达大众情，弱化一己情，广大人民群众呼唤有着浩然之气的黄钟大吕之作。广大中国艺术家，应站在时代前列，吐纳人民心声，表达社会理想与愿望，以昂扬的斗志、立新的态度、革命的情怀，创作更多更好的红色艺术作品，以最大限度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四 结语
“红色山水画”是特定历史时期的艺术产物，充分展示出艺术作品丰富的功能与价值。它摒弃旧式山水画的审美观照经验和艺术功能观，将自然山水审美与社会历史审美完美结合起来，从空间和时间的双重立体维度表述与大众审美相吻合的心象世界和意境。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它秉承“笔墨当随时代”的古训，以入世的艺术态度，抒写新时代的华章。艺术不能取悦于政治，沦为政治的奴仆，但也不能无视时代与大众的审美价值取向，唯“财”是作，唯“老外”是从。山水画固然离不开山水风光之美，但若将山水之美与社会历史的“主旋律”结合起来，必将呈现出更为丰富的美感与功能，山水画家也将因之获得更为丰厚的人生价值。18年前，钱学森同志就有过犀利的见解和富于创新的倡议：“翻开这四册《美术》，也颇有感触：作品都属于已经过去岁月或尚未进入改革大潮的中国。今天中国的突飞猛进呢？美术家和绘画家不该讴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吗？”“我们现在更应注入社会主义中国的时代精神，开创一种新风格的‘城市山水’。艺术家的‘城市山水’也能促进现代化中国的‘山水城市’建设。”在钱老的倡导下，我国的“城市山水画”有所发展，但钱老的这段话，对于今天的许多艺术家仍然有着振聋发聩的意义。
注：本文系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五”（2008年）规划重点项目“新中国红色资源教育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项目负责人：刘家桂。项目编号：08JY01。
参考文献：
[1] 陈履生：《新中国美术图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
[2] 刘云山：《中国艺术报》，2008年12月11日。
[3] 钱学森：《钱学森关于美术的一封信》，《美术》，1992年第11期。
作者简介：
郭明生，男，1964—，江西遂川人，本科，教授，研究方向：美术史论教学，工作单位：井冈山大学艺术学院。
刘家桂，男，1963—，江西泰和人，本科，教授，研究方向：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工作单位：井冈山大学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