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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语》作为中国两千多年来政治和社会伦理的理论基石，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文化长河中，是国人的必读书目。无论是它的政治主张还是伦理观念，教育原则还是文学理论，不管你是否读过论语，作为一个中国人，你的精神世界和行为方式都会受到《论语》的巨大影响。究其原因，本文认为在于几千年来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对于论语这部儒家经典的多角度，全方位的阐释，使它摆脱了束之高阁成为"文物"的命运，让它从"文学文本"蜕变为"文学作品"，使其在逐渐融汇百家经验的同时，也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丰富延展着内涵，既丰富了审美信息，又扩大了它的审美载体；使中国人将其融入骨血，作为"基因"一般代代相传。本文将通过结合历史的发展，从读者理论角度，谈谈《论语》对于不同时代的读者的意义。
关键词：读者理论；论语；儒家
一、乱世中的《论语》
春秋战国时期，是儒家思想的萌发阶段，这一时期生灵涂炭，群雄争霸，战乱不断。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的愿望就是兴周礼，正朝纲。从《论语》一书中我们便能发现他一生周游列国，宣扬自己的"君子之道"，但鲜有获得君主认可重用的机会，而如"陈蔡之饥"这类窘境却屡见不鲜，这种不为世所用的境遇与诸侯们认为其缺少实践的品格有直接的的关系，纵然孔子是"项类皋陶，肩类子产"的圣贤之人，但是其"礼义，仁爱"的思想并不能为列强们夺取天下产生明显的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法家思想为世所用，最后成为秦朝国家意识形态的原因。
到了东汉末年，随着社会动乱，汉王朝统治力量薄弱，个体意识逐渐觉醒，在经历了两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官学正统的辉煌过后，儒学的地位和认可度又一次受到了打击，人们甚至打出了"非尧舜而薄周孔"的旗号。时至魏晋时期，名士阶层的清谈之风盛行，他们尚玄术，重老庄，对于《论语》的解读也逐渐开始淡化它的治事之用，而着重于对其文章内容里意向玄远，词藻奥妙的语句的分析理解，在这一方面，《世说新语》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其中便有大量的魏晋名士对于《论语》和儒家思想玄奥的理解和阐释，这对于魏晋清谈文风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也丰富了《论语》的艺术内涵。
二、治世中的《论语》
谈到太平盛世中的《论语》意义，除了两汉时期，数宋明时期最需着重笔墨。这一时期封建君主专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为了维护国家稳定和统治根基，《论语》变成了统治者们的思想和政治武器，这主要体现在科举制和程朱理学两个方面。
首先，宋朝首先在科举之中增加了《论语》，作为选拔国家权力机关人才的直接渠道的官方用书，"最终解释权"也落到了国家机关手中，继诗、赋、策、论之后，《论语》也因此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其次，提到对于《论语》治世的意义就不得不提到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对于《论语》的解读，他们将儒家学说中"礼义之道""君子之道"等朴素的哲学思想结合释道两家的观点，总结阐释成了条理清晰，结构严谨的哲学理论，即"万物皆源于理"。从朱熹的《论语集注》中就可以看到，朱子在为《论语》作注时，使用理学思想阐释儒家观念，這样虽然在阅读中延展了作品，但是却因为主观主义倾向，造成了对于《论语》的大量误读，如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看似与《论语》中“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的思想内涵相一致，但是他这里对于《论语》的阐述却显得过于极端以至于轻而易举的变成了统治者控制民智的思想武器；而由《论语》中礼制思想和儒家礼教思想发展而来的“三纲五常”理论，也着实让中国传统封建礼教禁锢中国人的思想百余年的时间。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也正是由于宋明两代的科举考试通行朱熹的《论语集注》，就为这种"新儒学"的思想提供了生长的土壤，也使得理学作为儒学的替代品，如宗教一般逐渐根植于人们的思想之中。
三、当代的《论语》
由于孔子的儒家思想长时间的为封建统治者利用，身上沾满了封建社会赋予它的标签，所以从封建王朝覆灭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论语》作为儒家经典的代表一直都被视为腐朽落后的封建社会的标志——从"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到文革时期的"批林批孔"，仿佛一下又回到了"焚书坑儒"的那个时代，这个时候的《论语》，显然被新时代妖魔化了，出于或破旧立新或防止封建复辟等等政治上的、思想上的原因，革命者们只看到了它属于封建社会的一面，选择性的无视了《论语》这部作品的积极意义。
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愈发自信的中国人逐渐开始正视自己的传统经典，如饥似渴的寻找着传统文化中符合当今时代价值观的精髓，近年来掀起的国学热潮也再一次将孔子推向了"至圣先师"的神坛。人们在通过《论语》等经典得到传统儒家思想洗礼的过程中，也在不断的为《论语》烙上时代的烙印，以《论语》故事为基础的：心灵鸡汤，成功学甚至管理学层出不穷，《论语》在不知不觉中也成为了快餐文化的消费品。
四、结语
对于《论语》这部书，不同的时代自然有不同的阐释，各类的读者也为《论语》增添了新的内涵，正因为无数的读者将自己的个人体验，精神情感加之与《论语》，它才能摆脱变成冷冰冰的文字符号的命运，所谓“读者是创造历史的力量”。纵使其中有诸多偏见和非议，但不能否认的是，千百年来，是流淌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成千上万的智慧之光，一次又一次的赋予着《论语》新的生命价值。
关键词：读者理论；论语；儒家
一、乱世中的《论语》
春秋战国时期，是儒家思想的萌发阶段，这一时期生灵涂炭，群雄争霸，战乱不断。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的愿望就是兴周礼，正朝纲。从《论语》一书中我们便能发现他一生周游列国，宣扬自己的"君子之道"，但鲜有获得君主认可重用的机会，而如"陈蔡之饥"这类窘境却屡见不鲜，这种不为世所用的境遇与诸侯们认为其缺少实践的品格有直接的的关系，纵然孔子是"项类皋陶，肩类子产"的圣贤之人，但是其"礼义，仁爱"的思想并不能为列强们夺取天下产生明显的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法家思想为世所用，最后成为秦朝国家意识形态的原因。
到了东汉末年，随着社会动乱，汉王朝统治力量薄弱，个体意识逐渐觉醒，在经历了两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官学正统的辉煌过后，儒学的地位和认可度又一次受到了打击，人们甚至打出了"非尧舜而薄周孔"的旗号。时至魏晋时期，名士阶层的清谈之风盛行，他们尚玄术，重老庄，对于《论语》的解读也逐渐开始淡化它的治事之用，而着重于对其文章内容里意向玄远，词藻奥妙的语句的分析理解，在这一方面，《世说新语》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其中便有大量的魏晋名士对于《论语》和儒家思想玄奥的理解和阐释，这对于魏晋清谈文风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也丰富了《论语》的艺术内涵。
二、治世中的《论语》
谈到太平盛世中的《论语》意义，除了两汉时期，数宋明时期最需着重笔墨。这一时期封建君主专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为了维护国家稳定和统治根基，《论语》变成了统治者们的思想和政治武器，这主要体现在科举制和程朱理学两个方面。
首先，宋朝首先在科举之中增加了《论语》，作为选拔国家权力机关人才的直接渠道的官方用书，"最终解释权"也落到了国家机关手中，继诗、赋、策、论之后，《论语》也因此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其次，提到对于《论语》治世的意义就不得不提到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对于《论语》的解读，他们将儒家学说中"礼义之道""君子之道"等朴素的哲学思想结合释道两家的观点，总结阐释成了条理清晰，结构严谨的哲学理论，即"万物皆源于理"。从朱熹的《论语集注》中就可以看到，朱子在为《论语》作注时，使用理学思想阐释儒家观念，這样虽然在阅读中延展了作品，但是却因为主观主义倾向，造成了对于《论语》的大量误读，如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看似与《论语》中“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的思想内涵相一致，但是他这里对于《论语》的阐述却显得过于极端以至于轻而易举的变成了统治者控制民智的思想武器；而由《论语》中礼制思想和儒家礼教思想发展而来的“三纲五常”理论，也着实让中国传统封建礼教禁锢中国人的思想百余年的时间。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也正是由于宋明两代的科举考试通行朱熹的《论语集注》，就为这种"新儒学"的思想提供了生长的土壤，也使得理学作为儒学的替代品，如宗教一般逐渐根植于人们的思想之中。
三、当代的《论语》
由于孔子的儒家思想长时间的为封建统治者利用，身上沾满了封建社会赋予它的标签，所以从封建王朝覆灭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论语》作为儒家经典的代表一直都被视为腐朽落后的封建社会的标志——从"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到文革时期的"批林批孔"，仿佛一下又回到了"焚书坑儒"的那个时代，这个时候的《论语》，显然被新时代妖魔化了，出于或破旧立新或防止封建复辟等等政治上的、思想上的原因，革命者们只看到了它属于封建社会的一面，选择性的无视了《论语》这部作品的积极意义。
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愈发自信的中国人逐渐开始正视自己的传统经典，如饥似渴的寻找着传统文化中符合当今时代价值观的精髓，近年来掀起的国学热潮也再一次将孔子推向了"至圣先师"的神坛。人们在通过《论语》等经典得到传统儒家思想洗礼的过程中，也在不断的为《论语》烙上时代的烙印，以《论语》故事为基础的：心灵鸡汤，成功学甚至管理学层出不穷，《论语》在不知不觉中也成为了快餐文化的消费品。
四、结语
对于《论语》这部书，不同的时代自然有不同的阐释，各类的读者也为《论语》增添了新的内涵，正因为无数的读者将自己的个人体验，精神情感加之与《论语》，它才能摆脱变成冷冰冰的文字符号的命运，所谓“读者是创造历史的力量”。纵使其中有诸多偏见和非议，但不能否认的是，千百年来，是流淌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成千上万的智慧之光，一次又一次的赋予着《论语》新的生命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