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是爱回忆往事，特别是有了一点年纪之后。我的回忆总是紧紧跟父亲连在一起，哪怕有太多太多的辛酸和不平。
　　父亲是孤儿。在他三岁时，他的父亲——我的祖父带着未实现的留日梦谢世，十六岁时，他的母亲——我的祖母也因病去世。孤苦伶仃的父亲，凭着自己的努力考入大夏大学商学院。并靠勤工俭学完成大学学业。不幸的身世，造就了父亲寡言然而却坚韧的性格。解放后，父亲在省贸易公司工作，是会计科长。此时，母亲在银行上班。我们一家人过着还算温饱的生活。至今我还难忘那时父亲常在晚上带着我和大的两个弟弟去大公街吃甜酒粑消夜的快乐情景。难忘一家人围坐在床上听父亲读《东周列国志》的那份专注，尽管我还不能体会“百里奚，五羊皮”的凄苦。可惜，这种其乐融融的生活并不长久。
　　57年，反右斗争开始，厄运到了。我记得，那是一天晚上，我家刚吃过晚饭，一位年青的叔叔来到我家，进门就说：“李科长，我写了一首反对官僚主义的小诗，想请你修改一下。”父亲看完后说：“诗，还是要押韵，句末不押韵，我给你改一个字吧。”改完，叔叔高高兴兴地走了。不久，这位叔叔成了右派，说是别有用心，向党进攻。不久他就被送往一个现在我记不起地名的地方劳改去了。从这个时候起，父亲就不再带我们去吃甜酒粑，话更少了，只不时听见他的长长的一声叹息。
　　一天晚上，我听见父亲对母亲说：“单位打击右派的指标没有完成，有人说，会计科长给右派改诗，是别有用心。我怕难逃这一关了。”母亲说：“人正不怕影子歪，随他们去。”果真，“随他们去”。我父亲便成为了右派分子，撤消了科长职务，工资降两级，送到阳关农场改造。
　　从此，我和大弟每周日便要去看望和照顾父亲。那年我12岁，大弟10岁。
　　由于没钱坐车，我们只能步行。要走两个半小时才能走到农场。到达之后，陪父亲劳动，一起吃午饭，下午继续劳动，到四点钟左右，在父亲的再三催促下，我们才依依不舍地返程。有一次，从阳关农场劳动回来，走到和尚坡，实在走不动了，看见一辆平板马车过来，车上除了赶马人外，还有一位男子坐在上面。我鼓起勇气大声喊：“叔叔，我们走不动了，让我们坐坐马车，可以不？”车夫笑着说：“上来吧”。我和弟弟好高兴，千恩万谢地爬上去。谁知那乘车人微笑着说：“要收钱的哟。”收钱?吓得我们姐弟二人又翻身下车。这时，车夫说：“不要吓倒娃娃。他是开玩笑的。上来!”但任凭车夫怎样说，我们再也不敢上车了。我们重又振作起精神赶路，到家时，母亲早已在大门口等候多时了。
　　冬天来临，父亲执意不让我们再去阳关，母亲便让我们半月左右去一次。就在寒假中的一天早上，突然收到父亲的信。信中告知母亲，他的风湿关节炎发作，疼痛厉害，步履艰难。
　　我同大弟快马加鞭地赶到农场。找到工地上，我们远远的就看见爸爸站在一辆板车旁；正艰难的往车中倒土，我心中一酸，大喊一声：“爸爸，”便已泪流满面。我快步冲上去，抢过撮箕，一边倒土，一边对旁边的管教人员说：“叔叔，我们两个帮我爸爸劳动，可不可以?”管教大约是动了恻隐之心，没有说话，只点了点头去劳动。右派伯伯撮土，我们倒土，直到下工。我们扶着父亲，他手中还拄着根木棍，一拐一拐的，别人都买饭来了，我们才拐回宿舍。这时也才发现他们住的宿舍调整了。这是一间农民的住房，楼上就安排给右派们住。一看是楼上，我们都傻眼了：爸爸怎么上去?我记得，爸爸是半跪着爬的楼梯，一脚跪，一脚蹬，我们在楼梯两边扶着，爬上楼，爸爸已是大汗淋淋了。我哭，弟弟也哭。这个房间是个大通间，住着二十来个右派。爸爸的床位在最里头靠板壁的地方，寒风从板壁的缝隙中肆虐着。我们赶紧从爸爸仅有的一床垫絮下抽出油布和报纸，用报纸把缝隙塞住。做完这一切，大弟才去买饭。爸爸摸着我的头，一言不发，眼里满含泪水。
　　87年，也就是父亲被打成右派的20年后，我们一家人分别收到了对父亲的“平反通知书”，我收到这份通知书时，只有一个念头：得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父亲。
　　这天中午，我急急忙忙赶回家，把这份姗姗来迟的通知书送到父亲手中，父亲看完，一句话也不说，停了片刻，长叹一声，老泪长流。然后把它撕成一条、一条，最后揉成一团，送进火炉。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无意中发现父亲在攒钱，我很吃惊：父母的工资加起来不到百元，要养活七口之家怎么攒钱。有天晚上，我偷偷问母亲，正在给弟弟补衣服的母亲头也不抬，只说：“我也劝过你爸爸，但他只说，‘孩子们要读书，一定要读书，没钱怎么行?’他要给你们几姊妹每人存一万元。你爸爸是想圆他的一个梦啊。这钱，能攒就攒点吧。”我顿时心惊，眼泪蒙住了我的双眼，朦胧中，突然想到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他的父亲，我的父亲，一样的肥胖，一样的寡言少语，对子女一样倾注了自身所有的感情。所不同的是：朱先生的父亲着青棉袍，黑布马褂。我的父亲穿的却是严肃的中山装。
　　我们姐弟五人，由于父亲是右派，都未能进入大学读书。但文革结束后，我们通过自身的努力，都分别拿到了自己的大学文凭。当我们把文凭送到他眼前时，父亲止不住的呵、呵的笑。后来，父亲把他攒的这笔钱作为我们家的奖学金，奖给努力学习的孙辈们。
　　93年，已被疾病缠身的父亲住进了医院。
　　医生和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最终还是没能留住父亲。这年年底，父亲带着遗憾与希望，带着对亲人的深深眷恋，走了。我和四个弟弟在悲伤中商定，把父亲葬在幽静的森林公园。我们为他定了一块当时与众不同的石碑，石匠师傅问我碑文怎么写?我想，一般的墓碑写法，实在不能表述我们的感情，便情不自禁提笔写下：“这里，安息着我们最敬爱的父亲李世鹏。几十年来，父亲为了我们的成长含辛茹苦，历尽磨难，直到走完生命的最后历程。我们，及其子孙后代，将永远铭记，永远!”这段文字虽然粗拙，但却是我们对父亲的深爱的记录。
　　人们总说：往事如烟。章伯钧先生的爱女章诒和写了一本书，叫《往事并不如烟》。是啊!往事怎能如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