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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海简介:陈忠海,男,汉族,1961年生,河南信阳市人,中共党员,郑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历史学博士,现任郑州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教授。任2001年～2005年、2006年～2010年教育部档案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档案学会第五、第六、第七届理事会理事,河南省档案学会第五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第六届理事会副理事长。2007年,被确定为“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长期从事档案学、图书馆学本科教学和科学研究,是档案学硕士学科第一带头人,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带头人之一,情报学和档案学硕士生导师。独著一部、主编参编多部著作、教材,从事专业教学与科研20年来,共发表论文56篇,其中,发表在核心期刊50篇,国家一级期刊19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档案学》全文转载11篇。
访谈主持人:宋慧蓉
宋慧蓉(以下简称“宋”):陈教授您好!欢迎做客《名家访谈》节目,我代表广大会员欢迎您的到来!
陈忠海(以下简称“陈”):不客气,大家都是同事和朋友,同时又是会友。
宋:曾老说过“研究历史,古为今用”,您在郑州大学本科段学的是历史学,这一背景,对您的档案学研究的思维或方法有无影响?
陈:学习历史学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够帮助确立自己的历史主义方法观,学会历史地看待现实问题,避免狭隘和偏激。
宋:“历史是面镜子”。在人民大学进修的那一年,是您人生的转折点吧,您对哪位老师印象最深刻?
陈:是在1986至1987学年。因为1987年要招收第一届档案学本科生,缺乏必要的专业课教师,我就由团务工作岗位转到了教师工作岗位。工作两年之后再去学习,目的明确,针对性强,半学期就自学完了档案学本科专业的主要课程,然后,就去资料室看专业期刊,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当时,档案学院指定和宝荣教授做我的指导教师。他告诉我,治学的基本方法是:首先,要具备专业基础知识,然后,看专业期刊,培养学术意识,进入学术前沿,了解学术动态;其次是追溯性地向前看近三年的专业文章;最后,自己订几本像《档案学研究》、《档案学通讯》、《中国档案》等之类的专业杂志,一直往后看,不要问为什么。和教授当时是大牌专家,他的话让我非常受用。20多年来,我就是这样一直坚持着。
宋:1987年,郑州大学刚创办档案学专业时,您为何选择教《档案学概论》、《档案管理学》这两门课?
陈:被动地选择,或者说无可选择。来校任教的、转岗的和同时进修的都做了选择,剩下的课程本来不多,教研室主任王金玉老师指定我必须选择这两门课程。为什么?一门是专业基础课程,一门是专业核心课程,难呗。
宋:您这是知难而行!1994年,刚30多岁的您就担任了文博学院的副院长,以后又先后担任了信息管理系的副主任、书记、主任,主持全面工作,同时,又担任教育部教指会委员和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您的工作、事业可谓顺利。
陈:谈不上,那个时候什么都不知道。表面上看是够顺利的,实际上,十几年来,自己在工作中一直充满压力和艰辛。一是要谨慎处理复杂的人事关系;二是要努力筹措发放教职工岗位津贴所需的经费(学校发放40%,院系自筹60%);三是要公平地切好蛋糕,合理地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四是要全力利用和创造各种机会,抓好大事、要事,抓出成效;五是要挤出时间搞好自己的教学,尤其是科研工作,起到应有的表率作用;六是要承担不少的社会工作,尽到服务社会的责任;七是在高校改革的过程中,事务性的工作比过去更多,时间不够用。平常忙于工作,双休日、节假日做自己的科研,十几年来基本如此。在此过程中,10年的副职生涯对自己的磨练和成长至关重要。它让我学会了付出、反省、忍耐、宽容和睿智。
宋:一本独著,四本分别主编和参编,从事专业教学与科研20年来,共发表论文56篇,其中,发表在核心期刊50篇,国家一级期刊19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档案学》全文转载11篇。硕果累累!您是何时开始写作的,选题又是如何确定的?
陈:刚毕业,就为信阳地区《地方志》编辑委员会收集地方史料,接触到近代河南省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将相关资料加以整理,写出了《北洋时期的彰德兵变》,发表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5期上。这得益于当时学报的责任编辑,他积极扶持青年人,不厌其烦地修改,耐心地解释其中的道理。1988年,即从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回来的第二年,就在《档案管理》上开始发表档案学论文。1992年,开始在《档案学研究》上发表论文,1997年,进入写作的第一个高峰期。我讲授《档案学概论》和《档案管理学》,围绕教学从事研究是基本的要求。从在人民大学学习期间开始,学术积累的重点就放在基础理论和档案馆理论和方法上,也自然形成了研究领域和方向。可以说,我是重点围绕《档案学概论》和《档案管理学》的内容积累、思考和确定选题的。
宋:目前,档案学研究在高校非常活跃,而在基层相对沉寂,对此,您持何态度?
陈:档案学是一门学科,也是一门学问。它的最大品质就是学术。学术来自实践,但又高于实践,需要高度抽象和概括。学术贵在思辨,需要存同求异。高校教师是一个高智力群体,他们的天职就是做学术研究。每个高校都对教师的科学研究成果,尤其是发表学术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作出了刚性的规定。同时,教师们有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动力,有被同行认可的欲望和压力。每一个有理想的高校教师,无不数十年如一日地积累、思考,然后将整理出的思想变成论文见诸报刊。至于理论联系实际,就像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很难用两三句话说清楚。档案局、馆的实际工作者们的主要任务是业务指导、执法检查和收齐、管好、用活档案资源,做学术研究只是他们的业余爱好。由于参照公务员确定了相应岗位和绩效工资,大家无需再走档案专业技术职务之路。即便是评定档案专业技术职务,世界各国也都是以衡量工作业绩为主,科研成果为辅。档案专业技术职务与高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不是一个范畴,不可同日而语。应当承认,从总体上讲,档案队伍的学历和智力结构从总体上讲,与高校教师队伍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真心希望档案部门的同志力所能及地进行一些业务研究,个别有较高学识的做一些学术研究,希望档案部门的领导能够对在业务研究和学术研究中做出贡献的同志予以表彰和奖励。
宋:现在,《档案管理》杂志社就鼓励基层多写作,在地市、县区组稿,《档案界》论坛和杂志上发表了几期,反响很不错。
布里奇福特说过,“档案鉴定对档案学专业来说,是最具有挑战性的领域”,我们很想知道,性格沉稳的您为何会对档案鉴定那么感兴趣?
陈:首先,是教学的需要。档案鉴定理论是档案学三大基础理论之一,从高龄案卷应当受到尊重到国家宏观鉴定战略都是西方人提出的。这是他们系统总结各国文件与档案鉴定实践提出的,并被实践证明是相对科学 和可行的理论。由于我国文件和档案鉴定实践长期处于不稳定和滞后的状态,学习和消化外国鉴定理论就成为当务之急。其次是兴趣使然。1996年,在我国北京召开的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系统总结了20世纪档案理论发展的轨迹,令人耳目一新。我被加拿大学者特里·库克所作主报告的恢宏之气深深吸引了。联想到国内档案鉴定理论的匮乏、实践的停滞、学界和实际工作者众多的困惑,遂决定在这个“最具挑战性的领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
宋:您在2000年前后,写了不少档案鉴定方面的文章,并出了《档案鉴定的理论与实践》一书,您对当前档案鉴定有何看法?
陈:我当时特别强调建立以社会分析和职能鉴定为核心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强调严把归档鉴定关,区分两类组织:有移交档案任务的以档案馆为主界定“齐全完整”,无移交档案任务的以本单位为主界定“齐全完整”,以此为基础尽快展开试点工作。现在看来,2006年,国家档案局制定的机关文件材料归档与不归档的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体现了“以人为本”、“以馆为主”和“职能鉴定”的思想。档案鉴定的核心是对文件向档案转化的控制,至于入馆鉴定、开放鉴定、真伪鉴定、销毁鉴定都属于后续鉴定,是档案馆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应当正常开展起来。大家热议的档案“鉴而不销,销而不毁”看来还会持续下去。各级档案馆又进入新一轮馆库建设时期,还要接受电子文件和开展档案数字化并提供网络在线服务,其他都会被置于从属地位,销毁鉴定也不例外。
宋:随着馆藏档案资料数量的急剧增长,优化馆藏的呼声越来越强,但“雷声大,雨点小”,影响了档案管理现代化的进程,对此,您如何看待?
陈:经鉴定需要销毁的档案,可以采取数字化扫描技术,将待销档案扫描后再转移到缩微胶卷和平片上,经过相关手续审批后将档案原件销毁,从技术上讲不难办到。之所以出现如此问题,关键是优化馆藏首先是站在档案馆或社会的角度解决收集什么和如何收集;其次是电子文件的接收和馆藏档案的数字化问题。对后续鉴定,尤其是销毁鉴定难以顾及是可以理解的。这也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的形势决定的,不能过多地责难档案部门。
宋:中华文明在数千年的历史里,档案屡遭劫难“书之五厄”、“书之十厄”,我们该如何接受教训?
陈: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档案遭受损毁有不可抗拒的因素:人为因素,如战争;自然灾害,如地震、水灾、火灾等。伴随着国民素质的提高、国家的重视和技术的飞速发展,可控因素也逐渐增多,如建造具有防火、防水、防盗、抗震和恒温、恒湿的库房,实行文件和档案的异质异地备份,紧急状态时对档案的及时转移,建立电子文件灾难恢复系统,等等。更重要的是,要将档案信息以各种形式传播出去,实现档案信息的社会组织和公民分散保存,缓解由于高度集中统一管理所带来的风险压力。
宋:有备无患啊,“华南虎照片”真伪一说,为文档的鉴定敲了警钟,是否首先应当开展真伪鉴定?
陈:真伪鉴定过去一直在做。文件归档时强调收发文处理单、定稿和印本一同移交,科技档案强调图物相符,通过及时更改保证档案内容的真实有效。真正出现问题的主要在涉及组织和个人利益的专门档案领域,例如人事档案、会计档案、招(投)标档案,等等。即便是这些领域,档案部门进行真伪鉴定也一直未曾间断。问题是档案部门做的工作属于后端控制,而真正有效的是开展前端控制和过程控制。这是其他部门的工作范畴,容不得档案部门染指。我们可以成为档案形成过程的积极参与者,但不会成为主导者。档案真伪涉及复杂的社会背景、人际关系、管理体制和监察机制,需要社会风气的好转、信任机制的形成、干部人事制度和会计制度的改革、行政监察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力执行等诸多方面。由此看来,仅仅靠档案部门一家的把关是不够的。
宋:需多方努力才行。在数字化飞速发展的今天,传统的档案鉴定又该如何变化?
陈:应当采取新职能鉴定法,实现批处理。就一个单位而言,档案的重要性取决于文件的重要性,文件的重要性取决于形成它的职能活动。首先对组织内部职能活动进行细分,将细分的结果——职能活动形成的文件依次划分为永久、30年和10年,然后由文件和档案信息系统自动生成文件的保管期限。
宋:目前,很多基层档案馆做档案鉴定就是照着一张档案保管期限表对照操作,谈谈您的看法。
陈: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档案鉴定的根本是制定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具体操作就是对号入座。从1987年到2006年,我国文件材料的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的修订历时19年,跨越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个历史时期。其间,理论的交流、观念的碰撞、思维方式的转变、服务重点的转移使档案部门逐步适应了社会的转型并重新做出了新的定位。
宋:电子文件的全面鉴定则包括内容鉴定和技术鉴定两大方面的因素,对其鉴定要注意什么问题?
陈:两者同样重要。就把握程度而言,档案部门应将重点放在内容鉴定上。
宋:目前,国内档案鉴定理论还存在什么不足?
陈:应该说,我们还没有自己成熟的档案鉴定理论。已有的理论主要是借鉴发达国家的理论并结合我国传统的思想和做法形成的一个混合体。如果鉴定实践开展不足,理论抽象就很难进行。就目前档案鉴定的工作状况而言,理论的推进几乎没有什么空间。
宋:很多专家呼吁档案学要增加一门鉴定学,您一篇文章也有提及,您心目中的鉴定学是什么样的?
陈:学科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将《档案鉴定学》作为档案学的分支学科进行建设是可行的,但不会一蹴而就。《档案利用学》、《档案统计学》、《档案社会学》等都是如此。据说,国内已经有学者着手该著作的编写工作。《档案鉴定学》应当先立个框架,然后逐步丰富内容,大致结构在《论建立档案鉴定学》(《档案学研究》1999年第6期)一文中已经涉及,在此不加赘述。但想要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从形式上讲是可行的,从内容上讲还需假以时日。
宋:我国的档案资源建设现在仍存有“重管轻用”、“重量轻质”等问题,如何解决、未来建设的具体路径是什么?
陈:首先是社会需求不足,档案部门压力小;其次是档案部门自我加压不够,落后于社会发展;然后是对未来社会发展的预见性不够,危机意识和竞争意识不强。为此,应借助新一轮《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的修订之机,修订好地方档案法规,强化档案部门的社会责任。确立公共服务型档案馆的定位,树立服务公众的理念,解决好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进一步深化档案部门责任制和工作岗位责任制,加大奖励和惩处的力度。走出去,多了解国外同行的情况和国内图书馆、博物馆的运行状况,探究差距,分析原因,寻找出路。
宋:您对河南目前的档案资源建设有什么看法,有什么可行性的建议?
陈:当前,档案资源建设无非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电子文件中心建设,二是档案资源整合。其他省份都有先例,也有所谓的各种“模式”。河南省在两个领域 都属于后进者。应根据省情、市情、县情确定自己的发展道路,不应简单地照搬、照抄。希望河南省能够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多元发展,体现自我特色。
宋:河南的历史、文化底蕴厚重,发展前景远大。
陈:这是公认的。
宋:档案馆的职能及功能建设应向何处发展?
陈:档案馆的职能是由《档案法》确定的,具有稳定性,概括起来就是保管、利用和研究三大职能。保管和利用是基本职能,又是核心职能。研究是附属职能。职能的具体实现要靠功能的支撑。功能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演变的。国家档案局去年提出“五位一体”的公共服务型档案馆功能建设目标,强化了政府公共信息和档案信息的服务功能以及电子文件中心建设功能。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新的《行政监察法》将公共领域的服务主体,包括政府信息公开主体纳入行政监察的范围,强化档案馆公共服务功能建设已是大势所趋。
宋:电子文件接收和电子档案管理是当前之急。档案馆该采取什么途径和措施来加强馆藏建设?
陈:档案局(馆)历来被看做是党委和政府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又处于这两大系统的末端,居于依附地位。将电子文件中心建设纳入党委和政府办公自动化系统具有根本意义。为此,电子文件的归宿必须作为党委和政府文件管理信息系统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才能保证电子文件资源建设的长期稳定性和可操作性。
宋:您主持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档案法立法思想与立法原则研究》,请问,档案法规的现状及特点,下一步需要如何完善,通过这个项目希望达到什么目的,对法规建设起到什么作用?
陈:我国《档案法》和《档案法实施办法》形成于1987年,修订于1996年,总体上讲,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和政府管制色彩。政府的权力过大,权力与责任不对等;公民的义务过多,权利与义务不对等。同时,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也不平衡。档案封闭期过长,利用手续繁琐。有对社会组织和公民问责的制度安排,缺乏对政府问责的制度安排。法律修改不透明,立法技术瑕疵较多。地方法规与上位法和同位法大量条款重复,存在抵触现象,地方特色不突出,缺乏针对性。通过课题研究,从宏观上理清一些观念和基本认识,从微观上找到存在的不足或缺陷。当然,这是学术研究,提出的观点和问题也是一家之言,希望对档案立法和执法工作者有所帮助和启迪。
宋:您认为《档案法》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有冲突吗,如何协调?
陈:有一些冲突。例如,已公开的政府信息(文件)到档案馆是否还要封闭。有人认为,公开的政府信息只是现行文件,不包括背景信息。档案馆封闭的档案既包括归档的文件,还包括文件的背景信息。我们课题组成员认为,档案封闭不仅要考虑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协调,还要考虑与《保密法》的衔接。如果将档案封闭期与文件保密时限联系起来会更好一些。按照秘密10年、机密20年、绝密30年的时限规定,将秘密和无密但有背景信息的档案封闭lO年、机密20年、绝密30年,除个别需要继续保密的之外,到期一律开放,这样是否会更合理和科学一些。
宋:在档案价值探讨中存在着基本概念内容不明、关系不清的现象,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陈:档案价值的判断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认定层面,一个是实现层面。档案工作者和档案学者研究的是认定层面,着眼点是档案的保存价值,根据是组织内部的职能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档案对整个社会的潜在有用性。社会上的人们,包括用户关注的是实现层面,即档案的可用性和易用性,根据是是否方便利用和利用后可能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将这两个层面分清,分别定义不同概念,有助于搭建学术研究平台。
宋:关于档案概念的本质属性,学术界有十几种观点,如原始记录性、可追溯性等,您为何认为原始记录性材料内容的潜在有用性是档案的本质属性?
陈:这和上面的问题有连带性。档案部门判断的是档案的保存价值,是根据形势变化和客观需要做出的动态性预测。预测的对象与过去相比已发生巨大变化,既不能说是文件,也不能再说是文献,它包括了各种形式和载体的原始记录物。不论载体如何,我们判断的主要是其内容。附加标记和背景信息都属于内容范畴。因为不知道原始记录性材料在何时、由谁利用,利用什么,有何用途,就只能对其潜在的有用性做出分析和预测。这也是对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不断做出修改的主要原因。我认为,档案学界探讨档案的本质属性主要是界定自己管理的对象,确定档案工作者的边界。至于站在社会组织,尤其是用户的角度,可有另外的理解和认识,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宋:您在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主要侧重哪些方面?应用理论又主要侧重哪些方面?
陈:基础理论研究侧重于档案鉴定理论、档案立法理论和档案馆理论方面。应用理论侧重于档案资源管理与开发、档案信息化方法方面。基础理论具有学科支撑作用,代表着学科的成熟程度和发展状况,对应用研究具有规范和指导意义。应用理论研究是基础理论研究的土壤,它的丰富和成熟程度影响和制约着基础理论研究的进步和发展。
宋:我国还未建立起统一的档案门户网站,各地数字档案馆发展缓慢,对于这些问题,您有什么看法?
陈:一是动力不足;二是超稳定意识的影响;三是无用论意识的作祟;四是资金、技术和人才的制约。
宋:信息化的发展对基础理论研究有哪些影响?
陈:首先,是观念上的冲击。它要求我们必须适应新的环境,站在新的语境中思考问题。其次,是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传统工作条件下形成的理论结论,不少地方都需要重新概括和表述。来源原则和全宗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档案鉴定理论的地位会得到进一步的巩固。最后,在传统档案工作向现代档案工作转型的过程中,基础理论的形而上趋势和加强定量化分析的任务更加明显和艰巨。
宋:档案信息化建设迫切需要高素质人才,高等院校培养出的学生怎样才能满足需求?
陈:大学教育,特别是本科教育培养的是基础性的档案专门人才。人才培养没有特定的模式和衡量标准。用实际部门同事的话讲,就是培养想干事、能干事、能够干成事的人。当然,这需要社会的检验。我认为,一是具有良好的思想品质;二是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三是具有团结协作的意识和方法;四是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五是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和信息技术。达到这一标准,就可以说是高素质人才了。
宋:郑州大学自2007年开始,招收档案学硕士研究生已经3年了,是否已形成一定的培养模式或培养方法,您希望学生在研究生阶段能学到些什么?
陈:今年刚有第一届毕业生,满打满算才三届,还不能说形成一定的培养模式和培养方法,需要不断总结和提高。如果毕业三届,会形成一定的模式和方法。我希望研究生能够学到为人处世的技巧,具备优秀的治学品质,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树立学术积累的意识,掌握表达学术思想的方法。
宋:郑州大学信息管理系拥有图书馆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硕士点,在国内同类专业中具有很大优 势,您认为郑大图书馆学或档案学可能拿到博士点吗?
陈:今年国家学位办规定只能按照一级学科申报博士学位点,这需要至少一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点作支撑。我们没有二级学科博士点,只好与其他院系联合申报。至于结果,那就“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了。
宋:希望能早日如愿。郑州大学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实力很强,作为系领导,您是如何处理学科间关系的?
陈:跳出小圈子,将自己看做是一个领导。站在全局上思考和把握问题,为大多数人着想和谋取福利,尊重他人。办事公道,大事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民主。做好自己的教学与科研,当好一名教授。
宋:在就业形势非常严峻的今天,郑州大学信息管理系的本科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保持在85%以上,考研率在38%以上,对此数字,您应该很满意吧?
陈:应该说是满意的,毕竟这样的比例在全校乃至全国都算很高的。
宋:最近,系里的教学或科研方面有何新动向?
陈:今年,有两位教授获得了两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系向河南省学位办申报的“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获得了批准。
宋:您说过一句话:“不迷信权威。”您如何看待学生们质疑、批判甚至超越您的学术观点和成就?
陈:鼓励学生们质疑、批评,这是自己一贯的立场。但遗憾的是,能够向我质疑、勇于批评我的学术观点的学生太少了。希望他们走向工作岗位后,再经过若干年的积累,能够对我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学术观点批评、指正。相信他们会做得比我更好。
宋:您的知识面很宽广,最喜欢看历史、政治等方面的书籍,这些对您的档案学研究有帮助吗?
陈:有帮助,体现在:丰富教学内容,提供研究背景,开阔认识视野,充实内心世界。
宋:“丰富、开阔,提供、充实”,积极有力。在档案学的经典著作中,您觉得哪些书应该读?
陈:《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档案整理与编目手册》、《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报告集》。
宋:您对学生们说过:“选专业就像选对象一样,选好了一辈子幸福。”这是您的亲身体会吗?您有没有想过自己可能成为一名历史学家?
陈:是的。我进入档案学教学和科研领域之后,从未再想过能成为一名历史学家,也不可能再成为一名历史学家了。通过自身努力,成为一名同行认可的档案学者始终是我奋斗的目标。达成这一目标还有不小的距离。
宋:“专注本职,心无旁骛”,您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陈老师很厚道”、“陈老师讲课很思辨”,这是学生对您的评价,您很热爱您的学生吧,行政与教学,您更喜欢哪一个?
陈:热爱,很热爱,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若比较教学与行政,我更喜欢教学。
宋:我想,学生们也会为在人生之路上能遇见您这样的好老师而感觉幸运。现在,有很多作者苦闷于专业稿子发表难,作为《档案管理》的审稿专家,您能给他们些好的建议吗?
陈: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大题小做,小题大做。存同求异,论证周密。格式规范,逻辑严密。
宋:相信这“三十二字”写作真经能给作者们带来启迪。在学术研究上,您有什么好的经验体会,您最近主要在研究或思考哪些问题?
陈:积累、思考、表达,数十年如一日。自然形成研究领域和方向,纵向拓宽,横向深化。山穷水尽时,稍作休息,再勇于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我最近思考和研究的问题,一是将档案立法研究向深度推进;二是对历史上,尤其是古代档案损毁的情况作出详细的调查和分析。
宋:积累、思考、表达,数十年如一日。滴水穿石,功到自然成!祝您新的研究顺利、成功!
宋:您的夫人也是大学院长,你们是出名的模范夫妻,事业与家庭比翼双飞,人生的幸福莫过于此,您幸福的秘诀是什么?
陈:勇于承担生活的重担,勤于家庭事务;倾听和交流,不苛责他人,对家庭负责;尽力帮助双方的亲朋。事业上尽心尽力,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宋:把家庭当成事业去经营,幸福就会自然而来。最后,请您为《档案界》的会员们说一句话好吗?
陈:梅花香自苦寒来。
宋:“梅花香自苦寒来”。言简意赅,寓意深刻。学历史出身的陈教授从接触档案学的那天起,几十年如一日,专注本职,心无旁骛,在自己喜爱的档案学教学和研究领域里默默耕耘,在档案鉴定和档案立法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您的专注与勤恳为年轻人做出了榜样。让我们为您的到来,为您精彩的回答表示感谢!
陈:谢谢大家。欢迎同仁们多提宝贵意见。
(摘自《档案界》网站)
访谈主持人:宋慧蓉
宋慧蓉(以下简称“宋”):陈教授您好!欢迎做客《名家访谈》节目,我代表广大会员欢迎您的到来!
陈忠海(以下简称“陈”):不客气,大家都是同事和朋友,同时又是会友。
宋:曾老说过“研究历史,古为今用”,您在郑州大学本科段学的是历史学,这一背景,对您的档案学研究的思维或方法有无影响?
陈:学习历史学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够帮助确立自己的历史主义方法观,学会历史地看待现实问题,避免狭隘和偏激。
宋:“历史是面镜子”。在人民大学进修的那一年,是您人生的转折点吧,您对哪位老师印象最深刻?
陈:是在1986至1987学年。因为1987年要招收第一届档案学本科生,缺乏必要的专业课教师,我就由团务工作岗位转到了教师工作岗位。工作两年之后再去学习,目的明确,针对性强,半学期就自学完了档案学本科专业的主要课程,然后,就去资料室看专业期刊,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当时,档案学院指定和宝荣教授做我的指导教师。他告诉我,治学的基本方法是:首先,要具备专业基础知识,然后,看专业期刊,培养学术意识,进入学术前沿,了解学术动态;其次是追溯性地向前看近三年的专业文章;最后,自己订几本像《档案学研究》、《档案学通讯》、《中国档案》等之类的专业杂志,一直往后看,不要问为什么。和教授当时是大牌专家,他的话让我非常受用。20多年来,我就是这样一直坚持着。
宋:1987年,郑州大学刚创办档案学专业时,您为何选择教《档案学概论》、《档案管理学》这两门课?
陈:被动地选择,或者说无可选择。来校任教的、转岗的和同时进修的都做了选择,剩下的课程本来不多,教研室主任王金玉老师指定我必须选择这两门课程。为什么?一门是专业基础课程,一门是专业核心课程,难呗。
宋:您这是知难而行!1994年,刚30多岁的您就担任了文博学院的副院长,以后又先后担任了信息管理系的副主任、书记、主任,主持全面工作,同时,又担任教育部教指会委员和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您的工作、事业可谓顺利。
陈:谈不上,那个时候什么都不知道。表面上看是够顺利的,实际上,十几年来,自己在工作中一直充满压力和艰辛。一是要谨慎处理复杂的人事关系;二是要努力筹措发放教职工岗位津贴所需的经费(学校发放40%,院系自筹60%);三是要公平地切好蛋糕,合理地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四是要全力利用和创造各种机会,抓好大事、要事,抓出成效;五是要挤出时间搞好自己的教学,尤其是科研工作,起到应有的表率作用;六是要承担不少的社会工作,尽到服务社会的责任;七是在高校改革的过程中,事务性的工作比过去更多,时间不够用。平常忙于工作,双休日、节假日做自己的科研,十几年来基本如此。在此过程中,10年的副职生涯对自己的磨练和成长至关重要。它让我学会了付出、反省、忍耐、宽容和睿智。
宋:一本独著,四本分别主编和参编,从事专业教学与科研20年来,共发表论文56篇,其中,发表在核心期刊50篇,国家一级期刊19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档案学》全文转载11篇。硕果累累!您是何时开始写作的,选题又是如何确定的?
陈:刚毕业,就为信阳地区《地方志》编辑委员会收集地方史料,接触到近代河南省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将相关资料加以整理,写出了《北洋时期的彰德兵变》,发表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5期上。这得益于当时学报的责任编辑,他积极扶持青年人,不厌其烦地修改,耐心地解释其中的道理。1988年,即从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回来的第二年,就在《档案管理》上开始发表档案学论文。1992年,开始在《档案学研究》上发表论文,1997年,进入写作的第一个高峰期。我讲授《档案学概论》和《档案管理学》,围绕教学从事研究是基本的要求。从在人民大学学习期间开始,学术积累的重点就放在基础理论和档案馆理论和方法上,也自然形成了研究领域和方向。可以说,我是重点围绕《档案学概论》和《档案管理学》的内容积累、思考和确定选题的。
宋:目前,档案学研究在高校非常活跃,而在基层相对沉寂,对此,您持何态度?
陈:档案学是一门学科,也是一门学问。它的最大品质就是学术。学术来自实践,但又高于实践,需要高度抽象和概括。学术贵在思辨,需要存同求异。高校教师是一个高智力群体,他们的天职就是做学术研究。每个高校都对教师的科学研究成果,尤其是发表学术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作出了刚性的规定。同时,教师们有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动力,有被同行认可的欲望和压力。每一个有理想的高校教师,无不数十年如一日地积累、思考,然后将整理出的思想变成论文见诸报刊。至于理论联系实际,就像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很难用两三句话说清楚。档案局、馆的实际工作者们的主要任务是业务指导、执法检查和收齐、管好、用活档案资源,做学术研究只是他们的业余爱好。由于参照公务员确定了相应岗位和绩效工资,大家无需再走档案专业技术职务之路。即便是评定档案专业技术职务,世界各国也都是以衡量工作业绩为主,科研成果为辅。档案专业技术职务与高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不是一个范畴,不可同日而语。应当承认,从总体上讲,档案队伍的学历和智力结构从总体上讲,与高校教师队伍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真心希望档案部门的同志力所能及地进行一些业务研究,个别有较高学识的做一些学术研究,希望档案部门的领导能够对在业务研究和学术研究中做出贡献的同志予以表彰和奖励。
宋:现在,《档案管理》杂志社就鼓励基层多写作,在地市、县区组稿,《档案界》论坛和杂志上发表了几期,反响很不错。
布里奇福特说过,“档案鉴定对档案学专业来说,是最具有挑战性的领域”,我们很想知道,性格沉稳的您为何会对档案鉴定那么感兴趣?
陈:首先,是教学的需要。档案鉴定理论是档案学三大基础理论之一,从高龄案卷应当受到尊重到国家宏观鉴定战略都是西方人提出的。这是他们系统总结各国文件与档案鉴定实践提出的,并被实践证明是相对科学 和可行的理论。由于我国文件和档案鉴定实践长期处于不稳定和滞后的状态,学习和消化外国鉴定理论就成为当务之急。其次是兴趣使然。1996年,在我国北京召开的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系统总结了20世纪档案理论发展的轨迹,令人耳目一新。我被加拿大学者特里·库克所作主报告的恢宏之气深深吸引了。联想到国内档案鉴定理论的匮乏、实践的停滞、学界和实际工作者众多的困惑,遂决定在这个“最具挑战性的领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
宋:您在2000年前后,写了不少档案鉴定方面的文章,并出了《档案鉴定的理论与实践》一书,您对当前档案鉴定有何看法?
陈:我当时特别强调建立以社会分析和职能鉴定为核心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强调严把归档鉴定关,区分两类组织:有移交档案任务的以档案馆为主界定“齐全完整”,无移交档案任务的以本单位为主界定“齐全完整”,以此为基础尽快展开试点工作。现在看来,2006年,国家档案局制定的机关文件材料归档与不归档的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体现了“以人为本”、“以馆为主”和“职能鉴定”的思想。档案鉴定的核心是对文件向档案转化的控制,至于入馆鉴定、开放鉴定、真伪鉴定、销毁鉴定都属于后续鉴定,是档案馆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应当正常开展起来。大家热议的档案“鉴而不销,销而不毁”看来还会持续下去。各级档案馆又进入新一轮馆库建设时期,还要接受电子文件和开展档案数字化并提供网络在线服务,其他都会被置于从属地位,销毁鉴定也不例外。
宋:随着馆藏档案资料数量的急剧增长,优化馆藏的呼声越来越强,但“雷声大,雨点小”,影响了档案管理现代化的进程,对此,您如何看待?
陈:经鉴定需要销毁的档案,可以采取数字化扫描技术,将待销档案扫描后再转移到缩微胶卷和平片上,经过相关手续审批后将档案原件销毁,从技术上讲不难办到。之所以出现如此问题,关键是优化馆藏首先是站在档案馆或社会的角度解决收集什么和如何收集;其次是电子文件的接收和馆藏档案的数字化问题。对后续鉴定,尤其是销毁鉴定难以顾及是可以理解的。这也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的形势决定的,不能过多地责难档案部门。
宋:中华文明在数千年的历史里,档案屡遭劫难“书之五厄”、“书之十厄”,我们该如何接受教训?
陈: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档案遭受损毁有不可抗拒的因素:人为因素,如战争;自然灾害,如地震、水灾、火灾等。伴随着国民素质的提高、国家的重视和技术的飞速发展,可控因素也逐渐增多,如建造具有防火、防水、防盗、抗震和恒温、恒湿的库房,实行文件和档案的异质异地备份,紧急状态时对档案的及时转移,建立电子文件灾难恢复系统,等等。更重要的是,要将档案信息以各种形式传播出去,实现档案信息的社会组织和公民分散保存,缓解由于高度集中统一管理所带来的风险压力。
宋:有备无患啊,“华南虎照片”真伪一说,为文档的鉴定敲了警钟,是否首先应当开展真伪鉴定?
陈:真伪鉴定过去一直在做。文件归档时强调收发文处理单、定稿和印本一同移交,科技档案强调图物相符,通过及时更改保证档案内容的真实有效。真正出现问题的主要在涉及组织和个人利益的专门档案领域,例如人事档案、会计档案、招(投)标档案,等等。即便是这些领域,档案部门进行真伪鉴定也一直未曾间断。问题是档案部门做的工作属于后端控制,而真正有效的是开展前端控制和过程控制。这是其他部门的工作范畴,容不得档案部门染指。我们可以成为档案形成过程的积极参与者,但不会成为主导者。档案真伪涉及复杂的社会背景、人际关系、管理体制和监察机制,需要社会风气的好转、信任机制的形成、干部人事制度和会计制度的改革、行政监察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力执行等诸多方面。由此看来,仅仅靠档案部门一家的把关是不够的。
宋:需多方努力才行。在数字化飞速发展的今天,传统的档案鉴定又该如何变化?
陈:应当采取新职能鉴定法,实现批处理。就一个单位而言,档案的重要性取决于文件的重要性,文件的重要性取决于形成它的职能活动。首先对组织内部职能活动进行细分,将细分的结果——职能活动形成的文件依次划分为永久、30年和10年,然后由文件和档案信息系统自动生成文件的保管期限。
宋:目前,很多基层档案馆做档案鉴定就是照着一张档案保管期限表对照操作,谈谈您的看法。
陈: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档案鉴定的根本是制定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具体操作就是对号入座。从1987年到2006年,我国文件材料的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的修订历时19年,跨越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个历史时期。其间,理论的交流、观念的碰撞、思维方式的转变、服务重点的转移使档案部门逐步适应了社会的转型并重新做出了新的定位。
宋:电子文件的全面鉴定则包括内容鉴定和技术鉴定两大方面的因素,对其鉴定要注意什么问题?
陈:两者同样重要。就把握程度而言,档案部门应将重点放在内容鉴定上。
宋:目前,国内档案鉴定理论还存在什么不足?
陈:应该说,我们还没有自己成熟的档案鉴定理论。已有的理论主要是借鉴发达国家的理论并结合我国传统的思想和做法形成的一个混合体。如果鉴定实践开展不足,理论抽象就很难进行。就目前档案鉴定的工作状况而言,理论的推进几乎没有什么空间。
宋:很多专家呼吁档案学要增加一门鉴定学,您一篇文章也有提及,您心目中的鉴定学是什么样的?
陈:学科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将《档案鉴定学》作为档案学的分支学科进行建设是可行的,但不会一蹴而就。《档案利用学》、《档案统计学》、《档案社会学》等都是如此。据说,国内已经有学者着手该著作的编写工作。《档案鉴定学》应当先立个框架,然后逐步丰富内容,大致结构在《论建立档案鉴定学》(《档案学研究》1999年第6期)一文中已经涉及,在此不加赘述。但想要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从形式上讲是可行的,从内容上讲还需假以时日。
宋:我国的档案资源建设现在仍存有“重管轻用”、“重量轻质”等问题,如何解决、未来建设的具体路径是什么?
陈:首先是社会需求不足,档案部门压力小;其次是档案部门自我加压不够,落后于社会发展;然后是对未来社会发展的预见性不够,危机意识和竞争意识不强。为此,应借助新一轮《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的修订之机,修订好地方档案法规,强化档案部门的社会责任。确立公共服务型档案馆的定位,树立服务公众的理念,解决好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进一步深化档案部门责任制和工作岗位责任制,加大奖励和惩处的力度。走出去,多了解国外同行的情况和国内图书馆、博物馆的运行状况,探究差距,分析原因,寻找出路。
宋:您对河南目前的档案资源建设有什么看法,有什么可行性的建议?
陈:当前,档案资源建设无非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电子文件中心建设,二是档案资源整合。其他省份都有先例,也有所谓的各种“模式”。河南省在两个领域 都属于后进者。应根据省情、市情、县情确定自己的发展道路,不应简单地照搬、照抄。希望河南省能够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多元发展,体现自我特色。
宋:河南的历史、文化底蕴厚重,发展前景远大。
陈:这是公认的。
宋:档案馆的职能及功能建设应向何处发展?
陈:档案馆的职能是由《档案法》确定的,具有稳定性,概括起来就是保管、利用和研究三大职能。保管和利用是基本职能,又是核心职能。研究是附属职能。职能的具体实现要靠功能的支撑。功能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演变的。国家档案局去年提出“五位一体”的公共服务型档案馆功能建设目标,强化了政府公共信息和档案信息的服务功能以及电子文件中心建设功能。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新的《行政监察法》将公共领域的服务主体,包括政府信息公开主体纳入行政监察的范围,强化档案馆公共服务功能建设已是大势所趋。
宋:电子文件接收和电子档案管理是当前之急。档案馆该采取什么途径和措施来加强馆藏建设?
陈:档案局(馆)历来被看做是党委和政府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又处于这两大系统的末端,居于依附地位。将电子文件中心建设纳入党委和政府办公自动化系统具有根本意义。为此,电子文件的归宿必须作为党委和政府文件管理信息系统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才能保证电子文件资源建设的长期稳定性和可操作性。
宋:您主持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档案法立法思想与立法原则研究》,请问,档案法规的现状及特点,下一步需要如何完善,通过这个项目希望达到什么目的,对法规建设起到什么作用?
陈:我国《档案法》和《档案法实施办法》形成于1987年,修订于1996年,总体上讲,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和政府管制色彩。政府的权力过大,权力与责任不对等;公民的义务过多,权利与义务不对等。同时,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也不平衡。档案封闭期过长,利用手续繁琐。有对社会组织和公民问责的制度安排,缺乏对政府问责的制度安排。法律修改不透明,立法技术瑕疵较多。地方法规与上位法和同位法大量条款重复,存在抵触现象,地方特色不突出,缺乏针对性。通过课题研究,从宏观上理清一些观念和基本认识,从微观上找到存在的不足或缺陷。当然,这是学术研究,提出的观点和问题也是一家之言,希望对档案立法和执法工作者有所帮助和启迪。
宋:您认为《档案法》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有冲突吗,如何协调?
陈:有一些冲突。例如,已公开的政府信息(文件)到档案馆是否还要封闭。有人认为,公开的政府信息只是现行文件,不包括背景信息。档案馆封闭的档案既包括归档的文件,还包括文件的背景信息。我们课题组成员认为,档案封闭不仅要考虑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协调,还要考虑与《保密法》的衔接。如果将档案封闭期与文件保密时限联系起来会更好一些。按照秘密10年、机密20年、绝密30年的时限规定,将秘密和无密但有背景信息的档案封闭lO年、机密20年、绝密30年,除个别需要继续保密的之外,到期一律开放,这样是否会更合理和科学一些。
宋:在档案价值探讨中存在着基本概念内容不明、关系不清的现象,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陈:档案价值的判断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认定层面,一个是实现层面。档案工作者和档案学者研究的是认定层面,着眼点是档案的保存价值,根据是组织内部的职能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档案对整个社会的潜在有用性。社会上的人们,包括用户关注的是实现层面,即档案的可用性和易用性,根据是是否方便利用和利用后可能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将这两个层面分清,分别定义不同概念,有助于搭建学术研究平台。
宋:关于档案概念的本质属性,学术界有十几种观点,如原始记录性、可追溯性等,您为何认为原始记录性材料内容的潜在有用性是档案的本质属性?
陈:这和上面的问题有连带性。档案部门判断的是档案的保存价值,是根据形势变化和客观需要做出的动态性预测。预测的对象与过去相比已发生巨大变化,既不能说是文件,也不能再说是文献,它包括了各种形式和载体的原始记录物。不论载体如何,我们判断的主要是其内容。附加标记和背景信息都属于内容范畴。因为不知道原始记录性材料在何时、由谁利用,利用什么,有何用途,就只能对其潜在的有用性做出分析和预测。这也是对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不断做出修改的主要原因。我认为,档案学界探讨档案的本质属性主要是界定自己管理的对象,确定档案工作者的边界。至于站在社会组织,尤其是用户的角度,可有另外的理解和认识,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宋:您在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主要侧重哪些方面?应用理论又主要侧重哪些方面?
陈:基础理论研究侧重于档案鉴定理论、档案立法理论和档案馆理论方面。应用理论侧重于档案资源管理与开发、档案信息化方法方面。基础理论具有学科支撑作用,代表着学科的成熟程度和发展状况,对应用研究具有规范和指导意义。应用理论研究是基础理论研究的土壤,它的丰富和成熟程度影响和制约着基础理论研究的进步和发展。
宋:我国还未建立起统一的档案门户网站,各地数字档案馆发展缓慢,对于这些问题,您有什么看法?
陈:一是动力不足;二是超稳定意识的影响;三是无用论意识的作祟;四是资金、技术和人才的制约。
宋:信息化的发展对基础理论研究有哪些影响?
陈:首先,是观念上的冲击。它要求我们必须适应新的环境,站在新的语境中思考问题。其次,是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传统工作条件下形成的理论结论,不少地方都需要重新概括和表述。来源原则和全宗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档案鉴定理论的地位会得到进一步的巩固。最后,在传统档案工作向现代档案工作转型的过程中,基础理论的形而上趋势和加强定量化分析的任务更加明显和艰巨。
宋:档案信息化建设迫切需要高素质人才,高等院校培养出的学生怎样才能满足需求?
陈:大学教育,特别是本科教育培养的是基础性的档案专门人才。人才培养没有特定的模式和衡量标准。用实际部门同事的话讲,就是培养想干事、能干事、能够干成事的人。当然,这需要社会的检验。我认为,一是具有良好的思想品质;二是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三是具有团结协作的意识和方法;四是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五是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和信息技术。达到这一标准,就可以说是高素质人才了。
宋:郑州大学自2007年开始,招收档案学硕士研究生已经3年了,是否已形成一定的培养模式或培养方法,您希望学生在研究生阶段能学到些什么?
陈:今年刚有第一届毕业生,满打满算才三届,还不能说形成一定的培养模式和培养方法,需要不断总结和提高。如果毕业三届,会形成一定的模式和方法。我希望研究生能够学到为人处世的技巧,具备优秀的治学品质,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树立学术积累的意识,掌握表达学术思想的方法。
宋:郑州大学信息管理系拥有图书馆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硕士点,在国内同类专业中具有很大优 势,您认为郑大图书馆学或档案学可能拿到博士点吗?
陈:今年国家学位办规定只能按照一级学科申报博士学位点,这需要至少一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点作支撑。我们没有二级学科博士点,只好与其他院系联合申报。至于结果,那就“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了。
宋:希望能早日如愿。郑州大学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实力很强,作为系领导,您是如何处理学科间关系的?
陈:跳出小圈子,将自己看做是一个领导。站在全局上思考和把握问题,为大多数人着想和谋取福利,尊重他人。办事公道,大事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民主。做好自己的教学与科研,当好一名教授。
宋:在就业形势非常严峻的今天,郑州大学信息管理系的本科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保持在85%以上,考研率在38%以上,对此数字,您应该很满意吧?
陈:应该说是满意的,毕竟这样的比例在全校乃至全国都算很高的。
宋:最近,系里的教学或科研方面有何新动向?
陈:今年,有两位教授获得了两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系向河南省学位办申报的“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获得了批准。
宋:您说过一句话:“不迷信权威。”您如何看待学生们质疑、批判甚至超越您的学术观点和成就?
陈:鼓励学生们质疑、批评,这是自己一贯的立场。但遗憾的是,能够向我质疑、勇于批评我的学术观点的学生太少了。希望他们走向工作岗位后,再经过若干年的积累,能够对我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学术观点批评、指正。相信他们会做得比我更好。
宋:您的知识面很宽广,最喜欢看历史、政治等方面的书籍,这些对您的档案学研究有帮助吗?
陈:有帮助,体现在:丰富教学内容,提供研究背景,开阔认识视野,充实内心世界。
宋:“丰富、开阔,提供、充实”,积极有力。在档案学的经典著作中,您觉得哪些书应该读?
陈:《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档案整理与编目手册》、《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报告集》。
宋:您对学生们说过:“选专业就像选对象一样,选好了一辈子幸福。”这是您的亲身体会吗?您有没有想过自己可能成为一名历史学家?
陈:是的。我进入档案学教学和科研领域之后,从未再想过能成为一名历史学家,也不可能再成为一名历史学家了。通过自身努力,成为一名同行认可的档案学者始终是我奋斗的目标。达成这一目标还有不小的距离。
宋:“专注本职,心无旁骛”,您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陈老师很厚道”、“陈老师讲课很思辨”,这是学生对您的评价,您很热爱您的学生吧,行政与教学,您更喜欢哪一个?
陈:热爱,很热爱,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若比较教学与行政,我更喜欢教学。
宋:我想,学生们也会为在人生之路上能遇见您这样的好老师而感觉幸运。现在,有很多作者苦闷于专业稿子发表难,作为《档案管理》的审稿专家,您能给他们些好的建议吗?
陈: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大题小做,小题大做。存同求异,论证周密。格式规范,逻辑严密。
宋:相信这“三十二字”写作真经能给作者们带来启迪。在学术研究上,您有什么好的经验体会,您最近主要在研究或思考哪些问题?
陈:积累、思考、表达,数十年如一日。自然形成研究领域和方向,纵向拓宽,横向深化。山穷水尽时,稍作休息,再勇于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我最近思考和研究的问题,一是将档案立法研究向深度推进;二是对历史上,尤其是古代档案损毁的情况作出详细的调查和分析。
宋:积累、思考、表达,数十年如一日。滴水穿石,功到自然成!祝您新的研究顺利、成功!
宋:您的夫人也是大学院长,你们是出名的模范夫妻,事业与家庭比翼双飞,人生的幸福莫过于此,您幸福的秘诀是什么?
陈:勇于承担生活的重担,勤于家庭事务;倾听和交流,不苛责他人,对家庭负责;尽力帮助双方的亲朋。事业上尽心尽力,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宋:把家庭当成事业去经营,幸福就会自然而来。最后,请您为《档案界》的会员们说一句话好吗?
陈:梅花香自苦寒来。
宋:“梅花香自苦寒来”。言简意赅,寓意深刻。学历史出身的陈教授从接触档案学的那天起,几十年如一日,专注本职,心无旁骛,在自己喜爱的档案学教学和研究领域里默默耕耘,在档案鉴定和档案立法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您的专注与勤恳为年轻人做出了榜样。让我们为您的到来,为您精彩的回答表示感谢!
陈:谢谢大家。欢迎同仁们多提宝贵意见。
(摘自《档案界》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