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教师》：关于中小学校长任期，一般情况下，每届是3到6年。有的地方规定校长连任不能超过两届，到期必须流动到其他学校，而有些地方则没有这一硬性规定。对此您是怎么看待的？
杨世文：从中小学教育发展的可持续性来看，是不应该实行校长任期制。但是允许校长长期执政在有利于提高效率的同时却无法消除负面影响。在当代中国“官本位”观念还比较严重，如果不实行严格的任期制，就很难克服中小学校长身上的官气。什么是“官气”呢？简言之，就是“封建主义残余”。具体说，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一是“官僚主义，衙门作风”。正如邓小平所说，“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好摆门面，好说空话……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贪赃枉法……”
二是“过分集权，个人专断”。有些中小学校长办学成绩突出，但权力欲也随之不断膨胀；有的中小学校长办学成绩不突出，却非常善于揽权，使其他干部无从过问、不敢监督，其结果就是校长越来越无所顾忌，最终导致官僚主义，滋生腐败。
三是“家长作风，颐指气使”。有的中小学校长一个单位任职时间越长官气越重，高高在上，动辄训人，压制民主，打击报复。
四是“大搞特权，主仆颠倒”。有的中小学校长通过制度设计、人事任命等手段形成小集团之后就开始搞特权，典型的表现是在自己的用车、差旅等方面肆意提高标准。
五是“亲疏有别，任人唯亲”。有的校长在工作中重关系而轻能力，有的还通过干预干部任命和职称评定等手段拉帮结派，谁和自己走得近，就让谁担任总务主任、重点班的班主任，就让谁获得各种荣誉称号及各种奖励，甚至使部分教职工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
六是“唯书唯上，思想僵化”。不能将上级指示与本校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对新的领域、要素、方面视而不见，凡事唯书唯上，找依据、等上面、看外面，四平八稳，不去设计各种不同的方案，而是严格按照历史先例的步骤与原则行事，缺乏敢试敢闯敢为人先的精神，极易导致思维僵化保守。
七是“长官意志，人大于法”。认为党纪国法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可以认真执行也可以不认真执行，但领导的话和批示，则非认真执行不可。只要领导，尤其是主要领导点头拍板，就有了“尚方宝剑”，至于对不对，是否经过合法程序，都觉得无所谓。
如果校长在一所学校长期任职，这些问题都有可能会发生。虽然，实行任期制不是清除这些封建主义残余的根本所在，但是，从长远来看，长任制弊大于利。两害相权取其轻，至少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对其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因此，在有些地方实行严格的校长任期制也不是坏事。
《中国教师》：您认为校长本该有的身份是什么，其主要的角色又应当是什么？对校长的绩效考核制度应该如何改进更合理？
杨世文：校长应该是教育家。既然校长定位于教育家，就不应该论行政级别。在西方，校长就没有行政级别，可是照样能够把学校建设好。而校长的主要角色应该是领导者。作为学校的领导者，他必须摒弃官僚主义，大力加强制度建设，实行依法治校。领导的实质是服务，管理的实质是约束。在现代历史条件下，实施管理是必要的，但是，校长不能忘记自己是一个领导者，也就是说要注重提高自己的影响力、服务力和凝聚力。现在，在各行业中普遍存在着管理主义倾向，以为管理是万能的，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仅靠管理吸引不了高级人才，因为管理太硬了。吸引高级人才，需要提供高水平的服务、宽松的环境、和谐的氛围。现在，有的校长在工作中非常严厉，甚至可以说是严酷，从表面上看好像很有魄力，但实际上却不能让人心悦诚服。
校长绩效考核应该分层、分类、分区进行，不能把底子好的学校与底子差的学校混为一谈。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制定绩效考核三级大纲，即国家级层面、省市级层面、县乡级层面；二是实施360度绩效评估，教师、学生、社会广泛参与；三是任期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任期考核力度要大于年度考核力度。
《中国教师》：如果要实行任期制，怎样使校长能够较快融入新环境，以避免新政尚未见效，任期已快要到头的问题？您认为最好的改进办法是什么？
杨世文：如果是委派的校长，往往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新单位骨干教师的认同。因为骨干教师有自己的专业权威、专业地位和专业影响，有自己对教育的追求，如果他对校长的理念、能力和作风不满意，就有可能引发“不是校长选择他，而是他反过来选择校长”的现象发生，最终导致人才的流失。所以，选校长要重视教师的反应，没有教师发自内心的支持，校长也很难把工作做好。
从自己学校的教师队伍中培养、选拔中小学校长，应该成为主渠道，而交流、引进校长，只能作为辅助手段。这样做的优势有以下几点：一是有利于学校发展的连续性；二是有利于校长对于学校情况的深刻把握；三是有利于激励青年教师进取；四是有利于降低学校的治理成本。当然，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采取引进、交流校长的办法，但是，不能变成一种制度，否则便无异于行政机关。
《中国教师》：一线校长普遍反对任期制，他们的理由是，到了一所学校之后首先要了解学校的基本情况，然后要规划，基本上需要三年的过渡期。那么，怎样才能使新任校长尽快进入角色？
杨世文：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作为其前提的问题，效果才会更好。如果能够实现依法治校，哪位校长来了都要依照学校的长远规划推动学校向前发展，就不会存在新任校长的目标游离于学校长期发展目标之外的情况。其次，空降校长本身就有问题，如果多从内部培养校长就不需要前面提到的三年过渡期。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可以轮换，但基层学校的领导最好是来自本校，有些校长上任后进入角色需要的时间长，根本原因还是对校情不了解。所以，选校长不要迷信“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如果在别的学校是人才，为什么在原单位就不能发展起来？当然，本校确实没有合适的人选，那么“空降”也就在所难免了。
《中国教师》：如果校长有任期限制，如何能够避免新任校长“新官上任三把火”，盲目推翻学校以往比较好的政策与做法？
杨世文：为了防止校长追求短期效益，关键是要制定权威的、科学的发展规划。要召开全体教师大会，制定学校的发展规划。发展规划既包括长期规划也包括短期规划，二者应该结合起来。没有长期规划的学校根本算不上现代学校。有了长期目标后还要明确每一任期的具体发展目标，任期目标应该是对大目标的分解，要通过任期目标将长远目标与当前任务有机结合起来。目标制定要达到的效果应当是为了实现长远目标必须高质量地完成当前任务，否则以后的发展就无从谈起。要确保学校长期规划的权威性地位，就要求每一任校长必须根据长期规划制定任期目标，不能在规划之外乱提口号。如果是为了完成规划而实行一些新的方式、方法，也需经过全体教师的民主讨论，达成共识。我们常常说“依法治校”，实际上，学校里最大的“法”就是发展规划。发展规划一经制定，就不能随意改变，否则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一旦发展规划制定完毕，每任校长上任就必须维护这个规划，并在规划范围内开展工作。也就是说，规划要高于个人权力，而权力不能大于规划。
目前，学校发展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每一届领导班子都把学校定位设置得很高，都去说那些最远的目标，而实际上在任期之内又根本实现不了。以大学为例，曾一度在全国掀起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热，但是，创办世界一流大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任校长在五年或十年的时间里怎么可能把学校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呢？其实，不应该每一届校长的任期目标都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可以是建设世界二流大学,但很少听到有人敢于这样直面现实，并明确宣布自己任期的具体目标。
当然，口号提得高些，具有鼓舞士气的作用，但是，空话没有意义。因此，如何完成自己任期内的迫切任务，才是重中之重。至于每一届所完成的迫切任务的总和，即使不说，也会必然表现出来。
《中国教师》：对校长的权力监督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机制？
杨世文：我觉得必要的时候学校可以搞大民主，直接实行全体教职员工民主选举校长的制度。在缺乏民主的情况下，学校的教职工往往成为被管理，乃至被统治的对象，根本谈不上什么权力监督。当然，在现行制度框架下，也可以采取一些具体手段对校长进行权力监督。一是公开化，包括人、财、物等方面内容；二是建立学校董事会、监事会；三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专家治校制度；四是加大媒体对校长的权力监督力度；五是进一步健全上级机关的督导、巡视制度；六是拓展教师、学生表达意志的渠道。
《中国教师》：从世界名校哈佛大学的治校经验来看，校长的任期长，有助于推动学校改革工作长期、深入地开展；而任期短，就易出现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盲目地搞形象工程，而不注意学校的长远发展，或者无作为、无建树的现象。对比大学与中小学，您认为中小学是否存在同样的问题？中小学是否应该采取类似哈佛大学的政策？
杨世文：有许多办法在外国能行得通，在中国却不行。所以，对于外国的经验，切不可照抄照搬，我们必须要结合自己的国情选择性地借鉴。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不发达的阶段，或者说是人的素质从总体水平来看还不高的阶段。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探索自己的发展方式和方法，因此，我不同意采取哈佛的政策。当人们的物质生活还停留在生存线上的时候，科学文化的素养和价值追求的取向都是有局限性的。不认清这一点，我们就会误判这方面的国情，从而抽象地谈论西方经验。
专家简介：杨世文，法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评审专家，北京市“新世纪百人工程培养人选”。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分党委书记、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社会兼职：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精神文明建设研究所所长、北京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先后获得2008年度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二等奖。研究方向：当代中国发展研究、领导科学。
（责任编辑：张莉婧）
杨世文：从中小学教育发展的可持续性来看，是不应该实行校长任期制。但是允许校长长期执政在有利于提高效率的同时却无法消除负面影响。在当代中国“官本位”观念还比较严重，如果不实行严格的任期制，就很难克服中小学校长身上的官气。什么是“官气”呢？简言之，就是“封建主义残余”。具体说，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一是“官僚主义，衙门作风”。正如邓小平所说，“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好摆门面，好说空话……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贪赃枉法……”
二是“过分集权，个人专断”。有些中小学校长办学成绩突出，但权力欲也随之不断膨胀；有的中小学校长办学成绩不突出，却非常善于揽权，使其他干部无从过问、不敢监督，其结果就是校长越来越无所顾忌，最终导致官僚主义，滋生腐败。
三是“家长作风，颐指气使”。有的中小学校长一个单位任职时间越长官气越重，高高在上，动辄训人，压制民主，打击报复。
四是“大搞特权，主仆颠倒”。有的中小学校长通过制度设计、人事任命等手段形成小集团之后就开始搞特权，典型的表现是在自己的用车、差旅等方面肆意提高标准。
五是“亲疏有别，任人唯亲”。有的校长在工作中重关系而轻能力，有的还通过干预干部任命和职称评定等手段拉帮结派，谁和自己走得近，就让谁担任总务主任、重点班的班主任，就让谁获得各种荣誉称号及各种奖励，甚至使部分教职工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
六是“唯书唯上，思想僵化”。不能将上级指示与本校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对新的领域、要素、方面视而不见，凡事唯书唯上，找依据、等上面、看外面，四平八稳，不去设计各种不同的方案，而是严格按照历史先例的步骤与原则行事，缺乏敢试敢闯敢为人先的精神，极易导致思维僵化保守。
七是“长官意志，人大于法”。认为党纪国法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可以认真执行也可以不认真执行，但领导的话和批示，则非认真执行不可。只要领导，尤其是主要领导点头拍板，就有了“尚方宝剑”，至于对不对，是否经过合法程序，都觉得无所谓。
如果校长在一所学校长期任职，这些问题都有可能会发生。虽然，实行任期制不是清除这些封建主义残余的根本所在，但是，从长远来看，长任制弊大于利。两害相权取其轻，至少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对其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因此，在有些地方实行严格的校长任期制也不是坏事。
《中国教师》：您认为校长本该有的身份是什么，其主要的角色又应当是什么？对校长的绩效考核制度应该如何改进更合理？
杨世文：校长应该是教育家。既然校长定位于教育家，就不应该论行政级别。在西方，校长就没有行政级别，可是照样能够把学校建设好。而校长的主要角色应该是领导者。作为学校的领导者，他必须摒弃官僚主义，大力加强制度建设，实行依法治校。领导的实质是服务，管理的实质是约束。在现代历史条件下，实施管理是必要的，但是，校长不能忘记自己是一个领导者，也就是说要注重提高自己的影响力、服务力和凝聚力。现在，在各行业中普遍存在着管理主义倾向，以为管理是万能的，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仅靠管理吸引不了高级人才，因为管理太硬了。吸引高级人才，需要提供高水平的服务、宽松的环境、和谐的氛围。现在，有的校长在工作中非常严厉，甚至可以说是严酷，从表面上看好像很有魄力，但实际上却不能让人心悦诚服。
校长绩效考核应该分层、分类、分区进行，不能把底子好的学校与底子差的学校混为一谈。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制定绩效考核三级大纲，即国家级层面、省市级层面、县乡级层面；二是实施360度绩效评估，教师、学生、社会广泛参与；三是任期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任期考核力度要大于年度考核力度。
《中国教师》：如果要实行任期制，怎样使校长能够较快融入新环境，以避免新政尚未见效，任期已快要到头的问题？您认为最好的改进办法是什么？
杨世文：如果是委派的校长，往往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新单位骨干教师的认同。因为骨干教师有自己的专业权威、专业地位和专业影响，有自己对教育的追求，如果他对校长的理念、能力和作风不满意，就有可能引发“不是校长选择他，而是他反过来选择校长”的现象发生，最终导致人才的流失。所以，选校长要重视教师的反应，没有教师发自内心的支持，校长也很难把工作做好。
从自己学校的教师队伍中培养、选拔中小学校长，应该成为主渠道，而交流、引进校长，只能作为辅助手段。这样做的优势有以下几点：一是有利于学校发展的连续性；二是有利于校长对于学校情况的深刻把握；三是有利于激励青年教师进取；四是有利于降低学校的治理成本。当然，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采取引进、交流校长的办法，但是，不能变成一种制度，否则便无异于行政机关。
《中国教师》：一线校长普遍反对任期制，他们的理由是，到了一所学校之后首先要了解学校的基本情况，然后要规划，基本上需要三年的过渡期。那么，怎样才能使新任校长尽快进入角色？
杨世文：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作为其前提的问题，效果才会更好。如果能够实现依法治校，哪位校长来了都要依照学校的长远规划推动学校向前发展，就不会存在新任校长的目标游离于学校长期发展目标之外的情况。其次，空降校长本身就有问题，如果多从内部培养校长就不需要前面提到的三年过渡期。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可以轮换，但基层学校的领导最好是来自本校，有些校长上任后进入角色需要的时间长，根本原因还是对校情不了解。所以，选校长不要迷信“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如果在别的学校是人才，为什么在原单位就不能发展起来？当然，本校确实没有合适的人选，那么“空降”也就在所难免了。
《中国教师》：如果校长有任期限制，如何能够避免新任校长“新官上任三把火”，盲目推翻学校以往比较好的政策与做法？
杨世文：为了防止校长追求短期效益，关键是要制定权威的、科学的发展规划。要召开全体教师大会，制定学校的发展规划。发展规划既包括长期规划也包括短期规划，二者应该结合起来。没有长期规划的学校根本算不上现代学校。有了长期目标后还要明确每一任期的具体发展目标，任期目标应该是对大目标的分解，要通过任期目标将长远目标与当前任务有机结合起来。目标制定要达到的效果应当是为了实现长远目标必须高质量地完成当前任务，否则以后的发展就无从谈起。要确保学校长期规划的权威性地位，就要求每一任校长必须根据长期规划制定任期目标，不能在规划之外乱提口号。如果是为了完成规划而实行一些新的方式、方法，也需经过全体教师的民主讨论，达成共识。我们常常说“依法治校”，实际上，学校里最大的“法”就是发展规划。发展规划一经制定，就不能随意改变，否则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一旦发展规划制定完毕，每任校长上任就必须维护这个规划，并在规划范围内开展工作。也就是说，规划要高于个人权力，而权力不能大于规划。
目前，学校发展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每一届领导班子都把学校定位设置得很高，都去说那些最远的目标，而实际上在任期之内又根本实现不了。以大学为例，曾一度在全国掀起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热，但是，创办世界一流大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任校长在五年或十年的时间里怎么可能把学校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呢？其实，不应该每一届校长的任期目标都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可以是建设世界二流大学,但很少听到有人敢于这样直面现实，并明确宣布自己任期的具体目标。
当然，口号提得高些，具有鼓舞士气的作用，但是，空话没有意义。因此，如何完成自己任期内的迫切任务，才是重中之重。至于每一届所完成的迫切任务的总和，即使不说，也会必然表现出来。
《中国教师》：对校长的权力监督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机制？
杨世文：我觉得必要的时候学校可以搞大民主，直接实行全体教职员工民主选举校长的制度。在缺乏民主的情况下，学校的教职工往往成为被管理，乃至被统治的对象，根本谈不上什么权力监督。当然，在现行制度框架下，也可以采取一些具体手段对校长进行权力监督。一是公开化，包括人、财、物等方面内容；二是建立学校董事会、监事会；三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专家治校制度；四是加大媒体对校长的权力监督力度；五是进一步健全上级机关的督导、巡视制度；六是拓展教师、学生表达意志的渠道。
《中国教师》：从世界名校哈佛大学的治校经验来看，校长的任期长，有助于推动学校改革工作长期、深入地开展；而任期短，就易出现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盲目地搞形象工程，而不注意学校的长远发展，或者无作为、无建树的现象。对比大学与中小学，您认为中小学是否存在同样的问题？中小学是否应该采取类似哈佛大学的政策？
杨世文：有许多办法在外国能行得通，在中国却不行。所以，对于外国的经验，切不可照抄照搬，我们必须要结合自己的国情选择性地借鉴。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不发达的阶段，或者说是人的素质从总体水平来看还不高的阶段。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探索自己的发展方式和方法，因此，我不同意采取哈佛的政策。当人们的物质生活还停留在生存线上的时候，科学文化的素养和价值追求的取向都是有局限性的。不认清这一点，我们就会误判这方面的国情，从而抽象地谈论西方经验。
专家简介：杨世文，法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评审专家，北京市“新世纪百人工程培养人选”。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分党委书记、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社会兼职：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精神文明建设研究所所长、北京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先后获得2008年度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二等奖。研究方向：当代中国发展研究、领导科学。
（责任编辑：张莉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