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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象牙消费市场，购买了全世界约70%的象牙。因此，在非洲，中国脸是象牙贩子的最爱，也是很多当地人最痛恨的。中国男生黄泓翔则凭借中国脸在“象牙战争”中做了一个好人，并将这个好人一直做了下去。
1
我在美國哥伦比亚大学读完MPA国际发展硕士后，申请了南非金山大学一个专门招募中国记者的环境报道项目，去做象牙、犀牛角贸易的调查报道。
当时我内心非常不解，非洲野生动物的问题，为什么要特地招中国人过去调查呢？
带着这个疑问，我去了非洲。莫桑比克的首都马普托有一个“六月二十五日广场集市”，每周开放一次，一走进这个市场，我立刻就明白了。道路两旁的摊位上摆满了非洲布画、木雕、果壳抽屉、小矿石做的首饰等手工艺品。但是对中国客人而言，这个市场仅仅因“象牙市场”而闻名。
黑人商贩一看到我走过去，就两眼放光，简直就像看到了移动的钱包，然后凑上前来问我：“老板，象牙要吗？犀牛角要吗？”“我们有，不贵！”他们说的中文带着各地的口音，但是一些词汇已经说得非常标准了。
因为我的这张中国脸，黑人什么都和我讲，象牙、犀牛角从哪里来的、价格多少。我拿着手机大摇大摆地拍照，他们也没有丝毫的怀疑。
我逐渐对象牙贸易有了一些了解。象牙有三分之一是长在脸里面的，盗猎者为了获得象牙，是要把大象的脸给削掉的。肯尼亚的象王、世界最大的非洲象萨陶也是因此而被杀的。它的象牙长度及地、每根重超过45公斤。它中毒箭身亡，被盗猎者割走了整个面部。
在非洲当地，盗猎者杀一头大象，能赚两百到三百美金。在市场上，小规模的倒卖者能把一公斤象牙卖到几千美金，一根普通的象牙就有十几到二十公斤重。如今的非洲，牙长的大象已经越来越少见了，因为牙越大就越值钱，盗猎者会优先去猎杀它们，它们的基因也就这样损失了。
原本，我以为在非洲的中国人并不了解象牙制品的由来，后来我发现，他们知道做这些东西要杀死大象，但他们不会因此而不买；我原来觉得年轻人可能不买这些东西，后来发现年轻人也会买。
根据一些国际机构的统计，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象牙市场，购买了约70%的象牙。在一些奢侈品商店，一件象牙制品可以卖到数十万美元，被一些中国富人视为身份的象征。在非洲黑人眼里，没有中国人乃至亚洲人这样的“财神爷”，他们不会想到象牙可以卖出天价。不止是非洲，我到过越南专门走私象牙的一个村庄，当地人把中文说得非常溜，每个人都用微信，而且还有在中国的银行账户。
2
做了几年调查下来，我意识到现在全世界可能有一半的物种濒危，都跟中国人有关。因为中国人买象牙，非洲大象面临盗猎的问题；中国人也是犀牛角的一个大买家；亚洲的穿山甲基本都被中国人吃完了，于是我们现在开始大量地进口非洲穿山甲。
在非洲，还有更多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比如中国人可能会在非洲花园式的办公室里，看到乌龟在上面爬挺有意思的，就把它翻过去了，这个乌龟过几天就死了，这些中国人最后被园区赶了出来。我在纳米比亚遇到一个做建筑的中国朋友，他说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当地人抓一个老鼠或者其他什么东西，跑过来问：“你们吃吗？”
我逐渐意识到，野生动物保护问题已经成了中国人在海外主要的负面形象之一，尤其在非洲。在这里，我的这张中国脸是象牙贩子们的最爱，但也是当地人最恨的。我的一位朋友曾经走在南非街头，突然就有一位白人大妈跑过来指着他的鼻子说：“我要杀光你们的熊猫！因为你们杀我们的大象和犀牛！”
我决定继续留在非洲，既然中国人是野生动物保护问题的一部分，那么中国人也应该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我的朋友，做国际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的朋友奥菲尔也看中了我这张中国脸。他在找我帮忙的时候说：“你知道吗，只要他们听到你那带着浓重中国口音的英语，一定会放下警觉性。”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夸我，但他要找我帮的这个忙，倒是很特别——去做卧底。
他们盯上了乌干达的一个参与多次国际犯罪的走私贩，很想逮捕他。但走私贩非常狡猾，总是怀疑号称帮中国人采购象牙的那名非洲卧底。
于是，我扮成香港买家，摆出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给他打电话：“我现在派兄弟过去，你赶快让他看货啊。还有几十个人等着跟我们做买卖呢，你想不想做这个生意了？如果想，就别废话那么多，赶快带他去看货。”
我把摄像机别在衬衫纽扣里去和他吃饭。我多少有点紧张，因为要一个人面对罪犯，不知道他会不会发现我藏着的摄像机，会不会带人来搜查我，如果发现我是调查员之后，会不会开枪崩了我。
奥菲尔教我，到了现场要表现得比他还警惕，如果你不想被人怀疑，就要先怀疑对方。我站在那里东张西望，话没说几句就开始质问他：我凭什么相信你不是卧底呀？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在骗我、是真的想要做这个生意呢？
走私贩果然越来越放松了，开始不断地安慰我：“哥们儿，你不用这么害怕。我们做这个太多年了，整天跟你们中国人做生意。”
到了约定交易的日子，我依然很紧张，因为不知道当警察出现时这个人会干吗——我是离他最近的一个活物，不知道他会不会拿出枪射向我。
非常幸运的是，这个人太信任我了，以至于警察出现的时候他完全傻了。他根本就没有想象到，一脸迷茫的就被抓了。因为他想不到中国人在这场象牙战役里会站在正确的一边。
像这种打击走私的抓捕我前前后后参与了大概几十次。经常会有走私犯突然抓住我们的包就打开了，有一次包里就藏着我们的摄像机，还好上面放了些卫生纸，他没有起疑。
当时，一个奥地利的纪录片导演正在拍一部关于象牙贸易的片子，通过奥菲尔的介绍，他把我也拍了进去。这部纪录片叫《象牙游戏》，投资人有“小李子”莱昂纳多、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 艾伦，还有Netflix公司。
导演最开始是准备给我打马赛克的，因为对于调查人员来说，这样更能保证人身安全。
可我拒绝了。我和他说，过去，当大家说到象牙贸易、野生动物保护，永远是一样的故事——白人是好人，非洲黑人是坏人，中国人则是极坏的坏人。如果这一次有一个中国人能在象牙战争中做一个好人，那么情况将会变得不一样。这句话最后被他剪到了片子里。
3
做卧底的那一年，我还开始了另一个尝试，成立了一个叫“中南屋”的组织，“忽悠”中国的年轻人来到非洲参与各种项目，帮助华人融入当地，因为在非洲的中国人很少去和当地的土著交朋友，完全没有融入当地的生活，这会让中国人的负面形象更加难以扭转。
“中南屋”成立了之后，我们带着当地的华人组团去剪盗猎者设立的铁丝网、解救被铁丝网缠住的斑马，去野外观鸟，给动物孤儿院打扫卫生。这些活动在非洲举办了不知道多少年，但是很多当地人见到我们会说：这是第一次看到中国人参与野生动物保护活动。尽管有一百万的中国人生活在这里。但过去的仇视和偏见，消除起来并没那么容易。
未来，我还会继续留在非洲，以及，去更多更远的地方，因为，远方就在那里，你没有办法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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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國哥伦比亚大学读完MPA国际发展硕士后，申请了南非金山大学一个专门招募中国记者的环境报道项目，去做象牙、犀牛角贸易的调查报道。
当时我内心非常不解，非洲野生动物的问题，为什么要特地招中国人过去调查呢？
带着这个疑问，我去了非洲。莫桑比克的首都马普托有一个“六月二十五日广场集市”，每周开放一次，一走进这个市场，我立刻就明白了。道路两旁的摊位上摆满了非洲布画、木雕、果壳抽屉、小矿石做的首饰等手工艺品。但是对中国客人而言，这个市场仅仅因“象牙市场”而闻名。
黑人商贩一看到我走过去，就两眼放光，简直就像看到了移动的钱包，然后凑上前来问我：“老板，象牙要吗？犀牛角要吗？”“我们有，不贵！”他们说的中文带着各地的口音，但是一些词汇已经说得非常标准了。
因为我的这张中国脸，黑人什么都和我讲，象牙、犀牛角从哪里来的、价格多少。我拿着手机大摇大摆地拍照，他们也没有丝毫的怀疑。
我逐渐对象牙贸易有了一些了解。象牙有三分之一是长在脸里面的，盗猎者为了获得象牙，是要把大象的脸给削掉的。肯尼亚的象王、世界最大的非洲象萨陶也是因此而被杀的。它的象牙长度及地、每根重超过45公斤。它中毒箭身亡，被盗猎者割走了整个面部。
在非洲当地，盗猎者杀一头大象，能赚两百到三百美金。在市场上，小规模的倒卖者能把一公斤象牙卖到几千美金，一根普通的象牙就有十几到二十公斤重。如今的非洲，牙长的大象已经越来越少见了，因为牙越大就越值钱，盗猎者会优先去猎杀它们，它们的基因也就这样损失了。
原本，我以为在非洲的中国人并不了解象牙制品的由来，后来我发现，他们知道做这些东西要杀死大象，但他们不会因此而不买；我原来觉得年轻人可能不买这些东西，后来发现年轻人也会买。
根据一些国际机构的统计，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象牙市场，购买了约70%的象牙。在一些奢侈品商店，一件象牙制品可以卖到数十万美元，被一些中国富人视为身份的象征。在非洲黑人眼里，没有中国人乃至亚洲人这样的“财神爷”，他们不会想到象牙可以卖出天价。不止是非洲，我到过越南专门走私象牙的一个村庄，当地人把中文说得非常溜，每个人都用微信，而且还有在中国的银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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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几年调查下来，我意识到现在全世界可能有一半的物种濒危，都跟中国人有关。因为中国人买象牙，非洲大象面临盗猎的问题；中国人也是犀牛角的一个大买家；亚洲的穿山甲基本都被中国人吃完了，于是我们现在开始大量地进口非洲穿山甲。
在非洲，还有更多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比如中国人可能会在非洲花园式的办公室里，看到乌龟在上面爬挺有意思的，就把它翻过去了，这个乌龟过几天就死了，这些中国人最后被园区赶了出来。我在纳米比亚遇到一个做建筑的中国朋友，他说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当地人抓一个老鼠或者其他什么东西，跑过来问：“你们吃吗？”
我逐渐意识到，野生动物保护问题已经成了中国人在海外主要的负面形象之一，尤其在非洲。在这里，我的这张中国脸是象牙贩子们的最爱，但也是当地人最恨的。我的一位朋友曾经走在南非街头，突然就有一位白人大妈跑过来指着他的鼻子说：“我要杀光你们的熊猫！因为你们杀我们的大象和犀牛！”
我决定继续留在非洲，既然中国人是野生动物保护问题的一部分，那么中国人也应该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我的朋友，做国际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的朋友奥菲尔也看中了我这张中国脸。他在找我帮忙的时候说：“你知道吗，只要他们听到你那带着浓重中国口音的英语，一定会放下警觉性。”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夸我，但他要找我帮的这个忙，倒是很特别——去做卧底。
他们盯上了乌干达的一个参与多次国际犯罪的走私贩，很想逮捕他。但走私贩非常狡猾，总是怀疑号称帮中国人采购象牙的那名非洲卧底。
于是，我扮成香港买家，摆出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给他打电话：“我现在派兄弟过去，你赶快让他看货啊。还有几十个人等着跟我们做买卖呢，你想不想做这个生意了？如果想，就别废话那么多，赶快带他去看货。”
我把摄像机别在衬衫纽扣里去和他吃饭。我多少有点紧张，因为要一个人面对罪犯，不知道他会不会发现我藏着的摄像机，会不会带人来搜查我，如果发现我是调查员之后，会不会开枪崩了我。
奥菲尔教我，到了现场要表现得比他还警惕，如果你不想被人怀疑，就要先怀疑对方。我站在那里东张西望，话没说几句就开始质问他：我凭什么相信你不是卧底呀？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在骗我、是真的想要做这个生意呢？
走私贩果然越来越放松了，开始不断地安慰我：“哥们儿，你不用这么害怕。我们做这个太多年了，整天跟你们中国人做生意。”
到了约定交易的日子，我依然很紧张，因为不知道当警察出现时这个人会干吗——我是离他最近的一个活物，不知道他会不会拿出枪射向我。
非常幸运的是，这个人太信任我了，以至于警察出现的时候他完全傻了。他根本就没有想象到，一脸迷茫的就被抓了。因为他想不到中国人在这场象牙战役里会站在正确的一边。
像这种打击走私的抓捕我前前后后参与了大概几十次。经常会有走私犯突然抓住我们的包就打开了，有一次包里就藏着我们的摄像机，还好上面放了些卫生纸，他没有起疑。
当时，一个奥地利的纪录片导演正在拍一部关于象牙贸易的片子，通过奥菲尔的介绍，他把我也拍了进去。这部纪录片叫《象牙游戏》，投资人有“小李子”莱昂纳多、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 艾伦，还有Netflix公司。
导演最开始是准备给我打马赛克的，因为对于调查人员来说，这样更能保证人身安全。
可我拒绝了。我和他说，过去，当大家说到象牙贸易、野生动物保护，永远是一样的故事——白人是好人，非洲黑人是坏人，中国人则是极坏的坏人。如果这一次有一个中国人能在象牙战争中做一个好人，那么情况将会变得不一样。这句话最后被他剪到了片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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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卧底的那一年，我还开始了另一个尝试，成立了一个叫“中南屋”的组织，“忽悠”中国的年轻人来到非洲参与各种项目，帮助华人融入当地，因为在非洲的中国人很少去和当地的土著交朋友，完全没有融入当地的生活，这会让中国人的负面形象更加难以扭转。
“中南屋”成立了之后，我们带着当地的华人组团去剪盗猎者设立的铁丝网、解救被铁丝网缠住的斑马，去野外观鸟，给动物孤儿院打扫卫生。这些活动在非洲举办了不知道多少年，但是很多当地人见到我们会说：这是第一次看到中国人参与野生动物保护活动。尽管有一百万的中国人生活在这里。但过去的仇视和偏见，消除起来并没那么容易。
未来，我还会继续留在非洲，以及，去更多更远的地方，因为，远方就在那里，你没有办法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