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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爱玲是一位有着独特气质的女作家，她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闪烁着耀眼光辉的小说世界。她塑造的女性形象尤其是文学史上并不多见的“女疯子”的形象已成为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女疯子
读一个作家，要读她的作品；读她的作品，要读她作品中的人物。而作品中的人物，正是小说的核心。因为他本身是当时的时代背景、风俗民情、社会环境的体现，是大环境下的小个人。他身上承受着来自作者本人生活体验和社会时代环境烙印的双重压力，因此也就愈加丰满，愈加生动，在传达超越他本身的文学意义和社会意义时也就更加任重道远。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人物形象虽也个个有血有肉，呼之欲出。但她笔下的女性形象却与同时代作家塑造的“新时代女性”不同。她描写的女性或愚昧或庸俗或自私或冷漠，鲜有一个正面的女性形象出现。除此之外，张爱玲还在她的小说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似人而又非人”的“女疯子”形象。最典型的就是《金锁记》中的曹七巧。
曹七巧是出生于麻油店的单纯少女，是生活在当时一个宗法社会下最底层的人民弱势群体中的一员。按当时的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讲，她怎么样都不可能嫁到大富豪姜家。然而命运偏偏让姜家二公子从出生时便换上了软骨病，曹七巧那贪图富贵的兄嫂，想攀高枝，于是便把她嫁到了上海富室姜家。自此便是她悲剧命运的开始。
曹七巧嫁到姜家表面是做二房的主子，实际是做残废的奴隶。因为她地位上的卑微，不但姜家的太太、少爷、少奶奶们看不起她，就连那些丫鬟也歧视她。在背地里议论她的卑俗和低贱，不愿侍候她并在背地里骂她“没有教养”，她始终和姜家存在隔膜。曹七巧成了姜家这一硕大棋盘下的微不足道的棋子，填充了位置，却永远被排挤在边缘。
在姜家，出身低微且涉世不深的曹七巧备受欺凌，远离了哥嫂的她如同生活在一个到处布满阴森陷阱的荒岛上，拥有的仅仅是个毫无生活能力的患了骨痨的丈夫。为了生存，曹七巧只能改变自己。就这样，她成了一个处处维护自己生存权利利用悍泼来武装自己的女人。原本有些粗鲁泼辣，却充满活力的女孩变得令人厌恶。然而她仅有的一点“反抗”便是她语言的刻薄、尖酸、充满火药味，这是她作为弱者用以自卫的一种方式。例如在曹七巧一出场便说：“人都齐了。今儿想必我又晚了！怎怪我不迟到——摸着黑梳的头！谁叫我的窗户冲着后院子呢？单单就派了那么间房给我，横竖我们那位眼看是活不长了的，净等着做孤儿寡妇了——不欺负我们，欺负谁？”然而这反抗又成了她悲剧命运的催化剂，这种反抗不如说是她的自甘堕落。她的尖酸刻薄的语言只能让人人都更加厌恶她，以至于分家时她哭天喊地，抱怨自己的不平，却得不到一点安慰，最后只得坐在大厅里独自哭泣。
作为一个正常的女人，情欲自然是生命的一部分。她与风流倜傥的三少爷姜季泽打情骂俏，她在他面前大声呜咽倾吐婚姻生活的不幸。然而幼稚的曹七巧并没有看清姜季泽的本质——一个没落的宗法家庭的寄生虫，他根本不可能也绝对不敢带着七巧去冲破家庭的枷锁，寻找新生活。
姜季泽拒绝了七巧的爱。而曹七巧被嫁入姜家失去了幸福的生活，追求爱情又没有成功，生活的种种挫折与痛苦，使得曹七巧完全丧失了善良的本质，她把一切为了生存而遭受的痛苦转化为一腔报复的怒火，对所有人采取恶毒的态度。
曹七巧以十年的青春，熬死了丈夫，熬死了婆婆，终于在这个家族中赢得了新的生存地位。七巧有了自己的钱，她获得了金钱的支配权。然而金钱对她已不再是贪婪的补偿物，而是变态的占有品和报复的法宝，也使她走上了迷乱、没有人情也没有人性的道路。金钱就像一幅光亮而沉重的枷锁，锁住了她自身，锁住了爱情，也锁住了下一代。
七巧以给长白娶媳妇的方式管住他，但又不让儿子与另一个女人有正常的夫妻生活。她处处接近长白，要长白给她烧烟，陪她通宵聊天。她不能让这最后一个男人从她身边溜走，也不能让他从任何别的女人那里得到快乐。她这是一种病态的对儿子的变相霸占，媳妇最终被残酷地折磨致死，七巧却得到了压抑的宣泄和窥淫欲的满足。在仇视与嫉妒心理的作用下，她破坏儿子与媳妇的正常的夫妻生活，将疯狂的报复施加在自己的亲子身上。
如果说七巧对长白婚事的破坏是出于满足自己的可耻的欲望的话，那么她对长安婚事的破坏则是出于本能的嫉妒，一种补偿心理。
长安近三十几岁时，才经堂妹介绍，认识了童世舫。不久两人订了婚，这是长安人生中最愉快的时光。长安洋溢着幸福的表情刺痛了七巧内心的伤痕。出于本能的嫉妒，为了满足自己的施虐欲，她百般挖苦、讥讽，责骂长安。更恶毒的是她虚设圈套，扼杀了长安“生命里顶完美的一段”。曹七巧对与长安两情相悦的童世舫编造了一个阴毒的谎言：“他的幽娴贞静的中国闺秀是抽鸦片的！”从而连唬带骗地像当年别人毁灭她一样，亲手毁灭了女儿的青春和幸福。
张爱玲的笔不懈地为我们剖析了一个卑微凄楚的女人，她们本充满活力，活泼健康，但由于家庭所迫或自己追求虚荣的原因，把自己的青春、幸福放在天平上待价而沽，来换取冷冰冰的金钱与地位。而长期的性与爱的压抑又使她们的心理扭曲变形，最后衍生成一种疯狂报复的恶毒心理，不仅使自己坠入万劫不复之地，同时也如沼泽般让周边的人沉没下去，从而与爱情、婚姻、幸福永远背道而驰，最后在黄金的枷锁下异化为丧失人性的衣襟魔鬼。
曹七巧的一生是20世纪初无数出生低贱最后变为贵族妇女的综合，她是从无数个20世纪初经历起起伏伏的妇女的经历中幻化出的一个人物。她是平凡的，平凡在于她的悲剧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里俯手可拾；但她又是不平凡的，因为她身上蕴涵着丰富的社会意义。
“在普通人身上寻找传奇，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1]作家创造出这样一个有着疯子般的审慎与机智的人性的女魔鬼形象，为中国现代文学画廊甚至世界文学画廊又贡献了一幅独特的女性画像。时代变迁，而《金锁记》的主人公曹七巧却因刻画得尖锐、深刻、彻底而永远鲜活，森冷逼人。
【注释】
[1]张爱玲.传奇》序，上海杂志出版社，1944年。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张爱玲作品集》，世界文学出版社，2009年。
2、钱理群 温儒敏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作者简介：何丹（1989—），女，汉族，河南安阳人。现为西藏民族学院文学院2013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女疯子
读一个作家，要读她的作品；读她的作品，要读她作品中的人物。而作品中的人物，正是小说的核心。因为他本身是当时的时代背景、风俗民情、社会环境的体现，是大环境下的小个人。他身上承受着来自作者本人生活体验和社会时代环境烙印的双重压力，因此也就愈加丰满，愈加生动，在传达超越他本身的文学意义和社会意义时也就更加任重道远。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人物形象虽也个个有血有肉，呼之欲出。但她笔下的女性形象却与同时代作家塑造的“新时代女性”不同。她描写的女性或愚昧或庸俗或自私或冷漠，鲜有一个正面的女性形象出现。除此之外，张爱玲还在她的小说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似人而又非人”的“女疯子”形象。最典型的就是《金锁记》中的曹七巧。
曹七巧是出生于麻油店的单纯少女，是生活在当时一个宗法社会下最底层的人民弱势群体中的一员。按当时的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讲，她怎么样都不可能嫁到大富豪姜家。然而命运偏偏让姜家二公子从出生时便换上了软骨病，曹七巧那贪图富贵的兄嫂，想攀高枝，于是便把她嫁到了上海富室姜家。自此便是她悲剧命运的开始。
曹七巧嫁到姜家表面是做二房的主子，实际是做残废的奴隶。因为她地位上的卑微，不但姜家的太太、少爷、少奶奶们看不起她，就连那些丫鬟也歧视她。在背地里议论她的卑俗和低贱，不愿侍候她并在背地里骂她“没有教养”，她始终和姜家存在隔膜。曹七巧成了姜家这一硕大棋盘下的微不足道的棋子，填充了位置，却永远被排挤在边缘。
在姜家，出身低微且涉世不深的曹七巧备受欺凌，远离了哥嫂的她如同生活在一个到处布满阴森陷阱的荒岛上，拥有的仅仅是个毫无生活能力的患了骨痨的丈夫。为了生存，曹七巧只能改变自己。就这样，她成了一个处处维护自己生存权利利用悍泼来武装自己的女人。原本有些粗鲁泼辣，却充满活力的女孩变得令人厌恶。然而她仅有的一点“反抗”便是她语言的刻薄、尖酸、充满火药味，这是她作为弱者用以自卫的一种方式。例如在曹七巧一出场便说：“人都齐了。今儿想必我又晚了！怎怪我不迟到——摸着黑梳的头！谁叫我的窗户冲着后院子呢？单单就派了那么间房给我，横竖我们那位眼看是活不长了的，净等着做孤儿寡妇了——不欺负我们，欺负谁？”然而这反抗又成了她悲剧命运的催化剂，这种反抗不如说是她的自甘堕落。她的尖酸刻薄的语言只能让人人都更加厌恶她，以至于分家时她哭天喊地，抱怨自己的不平，却得不到一点安慰，最后只得坐在大厅里独自哭泣。
作为一个正常的女人，情欲自然是生命的一部分。她与风流倜傥的三少爷姜季泽打情骂俏，她在他面前大声呜咽倾吐婚姻生活的不幸。然而幼稚的曹七巧并没有看清姜季泽的本质——一个没落的宗法家庭的寄生虫，他根本不可能也绝对不敢带着七巧去冲破家庭的枷锁，寻找新生活。
姜季泽拒绝了七巧的爱。而曹七巧被嫁入姜家失去了幸福的生活，追求爱情又没有成功，生活的种种挫折与痛苦，使得曹七巧完全丧失了善良的本质，她把一切为了生存而遭受的痛苦转化为一腔报复的怒火，对所有人采取恶毒的态度。
曹七巧以十年的青春，熬死了丈夫，熬死了婆婆，终于在这个家族中赢得了新的生存地位。七巧有了自己的钱，她获得了金钱的支配权。然而金钱对她已不再是贪婪的补偿物，而是变态的占有品和报复的法宝，也使她走上了迷乱、没有人情也没有人性的道路。金钱就像一幅光亮而沉重的枷锁，锁住了她自身，锁住了爱情，也锁住了下一代。
七巧以给长白娶媳妇的方式管住他，但又不让儿子与另一个女人有正常的夫妻生活。她处处接近长白，要长白给她烧烟，陪她通宵聊天。她不能让这最后一个男人从她身边溜走，也不能让他从任何别的女人那里得到快乐。她这是一种病态的对儿子的变相霸占，媳妇最终被残酷地折磨致死，七巧却得到了压抑的宣泄和窥淫欲的满足。在仇视与嫉妒心理的作用下，她破坏儿子与媳妇的正常的夫妻生活，将疯狂的报复施加在自己的亲子身上。
如果说七巧对长白婚事的破坏是出于满足自己的可耻的欲望的话，那么她对长安婚事的破坏则是出于本能的嫉妒，一种补偿心理。
长安近三十几岁时，才经堂妹介绍，认识了童世舫。不久两人订了婚，这是长安人生中最愉快的时光。长安洋溢着幸福的表情刺痛了七巧内心的伤痕。出于本能的嫉妒，为了满足自己的施虐欲，她百般挖苦、讥讽，责骂长安。更恶毒的是她虚设圈套，扼杀了长安“生命里顶完美的一段”。曹七巧对与长安两情相悦的童世舫编造了一个阴毒的谎言：“他的幽娴贞静的中国闺秀是抽鸦片的！”从而连唬带骗地像当年别人毁灭她一样，亲手毁灭了女儿的青春和幸福。
张爱玲的笔不懈地为我们剖析了一个卑微凄楚的女人，她们本充满活力，活泼健康，但由于家庭所迫或自己追求虚荣的原因，把自己的青春、幸福放在天平上待价而沽，来换取冷冰冰的金钱与地位。而长期的性与爱的压抑又使她们的心理扭曲变形，最后衍生成一种疯狂报复的恶毒心理，不仅使自己坠入万劫不复之地，同时也如沼泽般让周边的人沉没下去，从而与爱情、婚姻、幸福永远背道而驰，最后在黄金的枷锁下异化为丧失人性的衣襟魔鬼。
曹七巧的一生是20世纪初无数出生低贱最后变为贵族妇女的综合，她是从无数个20世纪初经历起起伏伏的妇女的经历中幻化出的一个人物。她是平凡的，平凡在于她的悲剧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里俯手可拾；但她又是不平凡的，因为她身上蕴涵着丰富的社会意义。
“在普通人身上寻找传奇，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1]作家创造出这样一个有着疯子般的审慎与机智的人性的女魔鬼形象，为中国现代文学画廊甚至世界文学画廊又贡献了一幅独特的女性画像。时代变迁，而《金锁记》的主人公曹七巧却因刻画得尖锐、深刻、彻底而永远鲜活，森冷逼人。
【注释】
[1]张爱玲.传奇》序，上海杂志出版社，1944年。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张爱玲作品集》，世界文学出版社，2009年。
2、钱理群 温儒敏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作者简介：何丹（1989—），女，汉族，河南安阳人。现为西藏民族学院文学院2013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