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时，有个贤能博学的官员岑文本，因为勤于政事而又十分干练，官职不断升迁。
　　贞观十八年（644年），岑文本晋升为中书令，成为万人瞩目的当朝宰相，位极人臣。照说，做官做到这个份上，可谓登上顶峰，荣耀无比。然而，岑文本却高兴不起来，“归家有忧色”，回到家里脸上露出忧虑的神色。他母亲觉得奇怪，问他何故，岑文本回答说：“我既没有特殊功勋，也不是皇上的老臣故旧，骤然间受到如此恩宠，身居宰相高位，担负重大责任（位高责重），所以我才发愁啊。”有亲友前来祝贺他高升，他淡然地说：“今日也，受吊不受贺。”
　　岑文本为何只接受安慰，不接受祝贺呢？
　　原来，岑文本对于做官有着清醒的认识，即随着官位而来的不仅有名利，还有应该担当的责任。而且官位越高，责任越重。可见岑文本“官高而忧”，正是其高度的责任心使然。倘若当官可以不负任何责任，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那还何忧何愁？恐怕世间最容易做的事就是当官了。不过，这叫作尸位素餐，“上不能匡君，下不能益民”，只能为人们所不齿，遭到历史的嘲笑。岑文本是个明白人，深知位高责重，唯恐辜负了圣命、辜负了苍生、辜负了责任，哪还有心去接受别人的祝贺？
　　基于这种为官理念，岑文本不仅淡泊名利，而且尽力于公务，他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殚精竭虑，日理万机，以至于劳累而死。据刘肃《大唐新语》记载，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亲征高丽（在朝鲜半岛），岑文本随行，军中的物资调拨，全部由他掌管。由于操劳过度，“神用顿竭”，他的精力很快就耗尽了。太宗忧虑地说：“岑文本和我一起来，恐怕不能和我一起回去了。”不久，岑文本生病死在军中，时年50岁。平心而论，岑文本虽无轰轰烈烈的惊人之举，但他忧于高位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责任心，以及克己奉公、鞠躬尽瘁的精神，却让人感佩不已。
　　其实，古代的仁人志士，無论处于顺境或逆境，无论当官与否，都有心忧天下的责任意识。柳宗元大呼“官为民役”，要为官者当好人民的仆役，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主持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范仲淹提出“进亦忧，退亦忧”的主张，表达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追求，决不因个人穷达而放弃对天下的责任;林则徐以诗明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为了民族振兴、国家振兴，宁可舍去生命也在所不惜。这些政治、思想、文化上的精英翘楚，不以官高权重、求得个人的荣华富贵为人生目标，而以天下的忧乐为己任。如同唐代的岑文本一样，他们肩负历史赋予的责任和使命，敢于担当，勤于作为，显示出一种清正官员所特有的高风亮节，堪为后世师表。
　　（摘自《杂文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