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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我原来从小的志愿是学医，想当一名好医生，继承我父母的意愿——治病救人。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正好“七七事变”爆发了，沿海城市的学校大多被迫停办，为了求得一个比较能够安下心来读书的地方，我和同学们不顾交通的困难，徒步走了四天山路，脚都起了血泡。
哪知道日本鬼子轰炸更是频繁，每一次警报一响，我和同学们都得被逃难的人潮挟搂着往城外的山洞里面跑。这一天如果警报不解除，那么这一天就得在山洞里面挨饿整整一天。一股非常屈辱的怒火在我身上燃烧起来，我想为什么日本鬼子敢这么猖狂，想登陆就登陆，想轰炸就轰炸？为什么我们中国老百姓不能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却要四处逃难、妻离子散？为什么我们中国这么大的土地，我却连一块可以安下心来读书的地方都没有？什么道理？这正是因为中国太弱了，弱国就要受人家的欺凌，受人家的宰割。
怎么办？我不学医了，我要学航空，学造船，将来我要制造飞机保卫我们国家的蓝天;或者我要制造军舰，抵御外国从海上进来的侵略。权衡之下，我进了上海交大造船系。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我没有离开过核潜艇的研制领域。
进了研制领域之后，我们面临的困难不仅仅是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工业生产能力低弱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更大的困难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人才，一个也没有。我们缺乏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我们手上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技术资料。我们开始很简单地设想，核潜艇大概就是常规动力潜艇加上一个反应堆就是了，其实完全不然。怎么办？我们考虑来考虑去，决定从调查研究入手，在浩瀚无边的报刊里面要去寻找世界保密控制很严的核潜艇资料，如大海捞针。我们把零零碎碎的资料经过分析、整理，最终汇总成美国核潜艇的总体布局。但是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少分量可以确信，我们心中无底。
正好在这个时候，我们弄来了两个美国华盛顿号导弹核潜艇的儿童玩具模型，我们高兴极了，把这个模型多次肢解，拆了又装，装了又拆。我们发现这两个模型同我们搜集到的资料基本上一样，这就大大地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没有条件，或者条件不具备，怎么办？我们的办法叫作骑驴找马。驴没有马跑得快，但是没有马了，只有驴，那你只能骑驴上路，边走边找，边走边创造条件。如果连驴也没有，那就邁开双腿也得上路，绝不等待。
就以计算手段来说，那个时候哪像今天啊，一秒钟多少亿次的计算机。我们手上有的只是算盘和计算尺，算盘加计算尺，先打起来。为了计算的结果准确可信，我们只好分两组同时进行，这两组计算的结果，如果你得五，我得八，不一样，那么不是你错，就是我错，或者我们两个都错。怎么办？从头再来，一直要算到两个组的最后结论一样，我们才相信你这个计算是准确了。我们的同志硬是咬紧牙关，没有怨言。
新型号的潜水艇在研制最后阶段，交付海军使用之前，都必须进行极限深度的深潜试验。深潜试验，它是一个风险性很大、考验性很大的试验。一张扑克牌大小要承受一吨多海水压力，任何一条焊缝，任何一条管道，任何一个阀门，承受不起海水压力，都会造成艇废人亡的后果。美国有一条王牌核潜艇，叫作“长尾鲨号”，1963年在做一次深潜试验的时候，还不到两百米就沉没海底了，160个官兵没有一个生还。乘试人员担心像美国一样一去不复返，思想波动较大，有个别人给家里写了信，说：我们要出去执行任务，万一回不来，有这样那样未了的事情，请家里代为料理。其实就是遗书。
我们的设计留有足够的安全系数，试验过程我们规定的程序是一个深度一个深度慢慢下降。十米、五米、两米，然后是一米一米地往下探，绝不蛮干，因此安全是有保证的。我是有充分的信心，但我也十分担心，担心是不是还有哪些超出我的知识范围之外、我还没有认识到的潜在危险。我们没有经验，那么怎么办？我说我跟你们一道下去！我下去，不仅仅可以稳定人心，可以鼓舞士气，而更重要的是在整个深潜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我可以协助艇上及时地采取措施，避免恶性事故的扩大。我是总设计师，不仅仅要为这条艇负责，更重要的是要为艇上170个乘试人员的生命安全负责。
大家都清楚，世界上高新尖端技术，尤其对于核潜艇技术，都列为国家最高级别的机密。我们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领导再三向我们强调，一定要确保国家的机密，不容许泄露你们的工作单位，要隐姓埋名、默默无闻，当无名英雄。而且进了这个领域，就得准备干一辈子。如果你犯了错误怎么办？犯了错误也不能走，可以在里面打扫卫生。1958年，我从上海上调北京，走前领导只告诉我：你出差北京，帮助工作。我行李也没有带，一到北京，我就被留住了。我的父母多次地写信问我，你在北京哪一个单位？你到北京去干什么工作？我一直闭口不答复。慢慢地，我也同他们的关系淡化了。
1987年，上海文汇月刊有一篇题目为《赫赫而无名的人生》的长篇报告文学，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中国核潜艇总设计师的人生经历。我把这份报告文学寄给我的母亲，这篇文章永远只提黄总设计师，没有具体的名字。但是他提了一个，他提了黄总设计师的夫人李世英的名字。我母亲一看，文学里面所报告的黄总设计师，就是三十年没有回过老家，而被弟妹们误解为不要家、忘记了养育他的父母、不孝的三儿子，我是老三。虽然我母亲，她一直深信她的儿子不可能忘了养育他的父母，但是三十年一直没有回家，她难免也有怨言。我听我的妹妹讲，我母亲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阅读这篇文章，是满脸泪水呀，我母亲终于自豪不已了。她在痛心之余也自豪，她把我的弟弟妹妹们，还有她的子孙们召集过来，只说了一句话：“三哥的事情，大家要理解，要谅解。”知儿莫若母，母亲这句话传到我的耳朵，我哭了。有人问我忠孝不能双全，你是怎么样理解的？我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我们核潜艇阵线广大员工，他们呕心沥血、淡泊名利、隐姓埋名，他们奉献了一生最宝贵的年华，还奉献了终生。如果你们要问他们这一生有何感想，他们会自豪地说：“这一生没有虚度。”再问他们你们对此生有何评述，那他们会说：“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儿女，此生属于祖国，此生属于事业，此生属于核潜艇，此生无怨无悔！”
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在《开讲啦》的演讲，有删节
（编辑/张金余）
我原来从小的志愿是学医，想当一名好医生，继承我父母的意愿——治病救人。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正好“七七事变”爆发了，沿海城市的学校大多被迫停办，为了求得一个比较能够安下心来读书的地方，我和同学们不顾交通的困难，徒步走了四天山路，脚都起了血泡。
哪知道日本鬼子轰炸更是频繁，每一次警报一响，我和同学们都得被逃难的人潮挟搂着往城外的山洞里面跑。这一天如果警报不解除，那么这一天就得在山洞里面挨饿整整一天。一股非常屈辱的怒火在我身上燃烧起来，我想为什么日本鬼子敢这么猖狂，想登陆就登陆，想轰炸就轰炸？为什么我们中国老百姓不能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却要四处逃难、妻离子散？为什么我们中国这么大的土地，我却连一块可以安下心来读书的地方都没有？什么道理？这正是因为中国太弱了，弱国就要受人家的欺凌，受人家的宰割。
怎么办？我不学医了，我要学航空，学造船，将来我要制造飞机保卫我们国家的蓝天;或者我要制造军舰，抵御外国从海上进来的侵略。权衡之下，我进了上海交大造船系。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我没有离开过核潜艇的研制领域。
进了研制领域之后，我们面临的困难不仅仅是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工业生产能力低弱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更大的困难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人才，一个也没有。我们缺乏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我们手上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技术资料。我们开始很简单地设想，核潜艇大概就是常规动力潜艇加上一个反应堆就是了，其实完全不然。怎么办？我们考虑来考虑去，决定从调查研究入手，在浩瀚无边的报刊里面要去寻找世界保密控制很严的核潜艇资料，如大海捞针。我们把零零碎碎的资料经过分析、整理，最终汇总成美国核潜艇的总体布局。但是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少分量可以确信，我们心中无底。
正好在这个时候，我们弄来了两个美国华盛顿号导弹核潜艇的儿童玩具模型，我们高兴极了，把这个模型多次肢解，拆了又装，装了又拆。我们发现这两个模型同我们搜集到的资料基本上一样，这就大大地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没有条件，或者条件不具备，怎么办？我们的办法叫作骑驴找马。驴没有马跑得快，但是没有马了，只有驴，那你只能骑驴上路，边走边找，边走边创造条件。如果连驴也没有，那就邁开双腿也得上路，绝不等待。
就以计算手段来说，那个时候哪像今天啊，一秒钟多少亿次的计算机。我们手上有的只是算盘和计算尺，算盘加计算尺，先打起来。为了计算的结果准确可信，我们只好分两组同时进行，这两组计算的结果，如果你得五，我得八，不一样，那么不是你错，就是我错，或者我们两个都错。怎么办？从头再来，一直要算到两个组的最后结论一样，我们才相信你这个计算是准确了。我们的同志硬是咬紧牙关，没有怨言。
新型号的潜水艇在研制最后阶段，交付海军使用之前，都必须进行极限深度的深潜试验。深潜试验，它是一个风险性很大、考验性很大的试验。一张扑克牌大小要承受一吨多海水压力，任何一条焊缝，任何一条管道，任何一个阀门，承受不起海水压力，都会造成艇废人亡的后果。美国有一条王牌核潜艇，叫作“长尾鲨号”，1963年在做一次深潜试验的时候，还不到两百米就沉没海底了，160个官兵没有一个生还。乘试人员担心像美国一样一去不复返，思想波动较大，有个别人给家里写了信，说：我们要出去执行任务，万一回不来，有这样那样未了的事情，请家里代为料理。其实就是遗书。
我们的设计留有足够的安全系数，试验过程我们规定的程序是一个深度一个深度慢慢下降。十米、五米、两米，然后是一米一米地往下探，绝不蛮干，因此安全是有保证的。我是有充分的信心，但我也十分担心，担心是不是还有哪些超出我的知识范围之外、我还没有认识到的潜在危险。我们没有经验，那么怎么办？我说我跟你们一道下去！我下去，不仅仅可以稳定人心，可以鼓舞士气，而更重要的是在整个深潜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我可以协助艇上及时地采取措施，避免恶性事故的扩大。我是总设计师，不仅仅要为这条艇负责，更重要的是要为艇上170个乘试人员的生命安全负责。
大家都清楚，世界上高新尖端技术，尤其对于核潜艇技术，都列为国家最高级别的机密。我们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领导再三向我们强调，一定要确保国家的机密，不容许泄露你们的工作单位，要隐姓埋名、默默无闻，当无名英雄。而且进了这个领域，就得准备干一辈子。如果你犯了错误怎么办？犯了错误也不能走，可以在里面打扫卫生。1958年，我从上海上调北京，走前领导只告诉我：你出差北京，帮助工作。我行李也没有带，一到北京，我就被留住了。我的父母多次地写信问我，你在北京哪一个单位？你到北京去干什么工作？我一直闭口不答复。慢慢地，我也同他们的关系淡化了。
1987年，上海文汇月刊有一篇题目为《赫赫而无名的人生》的长篇报告文学，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中国核潜艇总设计师的人生经历。我把这份报告文学寄给我的母亲，这篇文章永远只提黄总设计师，没有具体的名字。但是他提了一个，他提了黄总设计师的夫人李世英的名字。我母亲一看，文学里面所报告的黄总设计师，就是三十年没有回过老家，而被弟妹们误解为不要家、忘记了养育他的父母、不孝的三儿子，我是老三。虽然我母亲，她一直深信她的儿子不可能忘了养育他的父母，但是三十年一直没有回家，她难免也有怨言。我听我的妹妹讲，我母亲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阅读这篇文章，是满脸泪水呀，我母亲终于自豪不已了。她在痛心之余也自豪，她把我的弟弟妹妹们，还有她的子孙们召集过来，只说了一句话：“三哥的事情，大家要理解，要谅解。”知儿莫若母，母亲这句话传到我的耳朵，我哭了。有人问我忠孝不能双全，你是怎么样理解的？我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我们核潜艇阵线广大员工，他们呕心沥血、淡泊名利、隐姓埋名，他们奉献了一生最宝贵的年华，还奉献了终生。如果你们要问他们这一生有何感想，他们会自豪地说：“这一生没有虚度。”再问他们你们对此生有何评述，那他们会说：“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儿女，此生属于祖国，此生属于事业，此生属于核潜艇，此生无怨无悔！”
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在《开讲啦》的演讲，有删节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