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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将“场域”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1]。阅读活动是一个特殊的场域，在这个场域的各种关系结构中既有现实存在也有历史存在，既有文本叙述的场域也有读者身处的场域。在时空交错的复杂场域里，文化是极为重要的，正如德国人类学家休普勒斯纳所说：“人天生是一种文化生物”[2]，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本文拟从文化场域的角度，以《林黛玉进贾府》[3]为例（下未注明的引文均源自此），对其塑造的主要人物形象进行多元解读。
一、跨“时域”：古今男性视域里的王熙凤
在文化场域的各种文化关系存在结构中，人们最关注的是传承和发展。阅读活动的时间起点是当下，在阅读过程中要穿越文本所涉及的和读者所联想到的历史，然后再回到现实情境中，在历史文化语境与当代文化阐释的交融中完成对文本的跨“时域”理解。
在《林黛玉进贾府》一文的教学中，学生常常有这样的疑惑：为什么书本里对王熙凤的评价都是负面的，而现实中却有很多人欣赏她？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了解古代男性的女性观，以及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男性是如何审视女性的。
1.古代男性的女性观
在以要求女性“三从四德”为核心的我国古代男性观念中，女人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服从，不能凌驾于男性之上。《大戴礼记·本命》中说“妇人，伏于人也”，班固在《白虎通义·三纲六纪》中也讲“妇者，服也，以礼屈服”。其次，女人要柔顺。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晏子就讲“妻柔而正”（《左传》），宋朝司马光在《家范》中也讲“妇人专以柔顺为德，不以强辩为美也”，明朝吕得胜在《女小儿语》中说“笑休高声，说要低语，下气小心，才是妇女”。可见在我国古代男性视域里，女性形象以娴静为美，举止安详，谨言寡笑。
王熙凤的形象与此正相反，她号称“凤辣子”，贾母称其“泼皮破落户”，其外貌是“粉面含春威不露”，行为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在众人“敛声屏气，恭肃严整”时，她从院中笑着走进来，难怪林黛玉“纳罕道：‘这来者系谁，这样放诞无礼’”。
司马光在《家范》中说：“为人妻者，其德有六：一曰柔顺，二曰清洁，三曰不妒，四曰俭约，五曰恭谨，六曰勤劳。”从王熙凤的衣着及对日常生活的安排来看，她并不节俭，反而奢侈。从她对王夫人的言行来看，也很难说恭谨。例如，“才刚带着人到后楼上找缎子，找了这半日，也并没有见昨日太太说的那样的，想是太太记错了”，当着众人的面批评长辈是很无礼的。又如，“想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子们不好了，也只管告诉我”，在贾母和婆婆面前如此叮嘱黛玉，也是有越礼之嫌的。
2.当代男性视域中的王熙凤
从古代男人的女性观来看，王熙凤有很多缺点，但是很多现代男性并不这样认为，因为他们审视女性的角度发生了变化。首先，现代社会提倡男女平等，女性的主体性价值得到尊重。其次，在家庭内部夫妻共同承担养家的责任，妇女也要外出工作，女强人成为了正面形象。因此，王熙凤的精明干练不再是“唯事酒食衣服之礼耳”，也避免了诸如“国不可使预政，家不可使干蛊”（《颜氏家训》）这样无端的异性猜忌。
在当代文化中精明强干是一个突出的优点，由此“泼辣”不再是缺点，而是外向性格的一种类型。古代讲“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现代社会讲人际交往，大声说笑也不再违背礼仪，而是开朗、活泼的外在表现。初见黛玉，王熙凤先是“用帕拭泪”，后“忙转悲为喜”“又忙携黛玉之手”问长问短，最后“亲为捧茶捧果”，这不一定非要解释为“虚伪”，其实这一系列行为是符合交际语境的。她没有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依据交际的需要，揣摩他人心理，顾及他人情绪，照应得很周全。
3.古今视域融合中的王熙凤
当然王熙凤有一个致命的错误，这是古今男性都会批判的，那就是泼辣之外的毒辣。她第一次弄权铁槛寺，谋财三千两银子，还伤及两条人命，“自此凤姐胆识愈壮，以后所作所为，诸如此类，不可胜数”[4]。这是人类唾弃的行为，因为人性崇尚善良。
王熙凤在男权社会里，在权力关系尤为突出的贾府——这个豪门，执掌内府一应事项，善于摆布和处理各种复杂人际关系，是女性中的“极少数”，甚至是“异类”。作为读者，无论褒还是贬，都需要意识到，这个人物在封建大家庭的权力场中，性格被扭曲了。
二、跨“空域”：被贾府场域压迫的林黛玉
一般来说，由于区域、民族、国家的不同，文化场域会有很大差异。从林宅到贾府，由于家境的巨大落差，尚未成年的林黛玉受到了来自贾府场域所特有的豪门文化的“压迫”。无论是贾府的物理环境，还是规矩制度以及人际交往，都给初来乍到的林黛玉带来了压力。
1.豪门的物质文化
我们可以从物质文化的角度审视贾府的物理环境所折射出的富贵信息。贾府正门上的大匾“敕造宁国府”，正内室悬挂皇帝手书“荣禧堂”赤金九龙大匾，以及东安郡王手书对联，都说明贾府的地位之高权势之盛非同一般。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大紫檀雕螭案以及大铜鼎、金蜼彝，汝窑美人觚，十六张楠木交椅等，无一不是稀罕之物。贾府的财富可用“富可敌国”一词来形容。如此的权势，如此的富贵，林黛玉之母才说“与别家不同”，林黛玉之前也只是“听得母亲说过”，她初进贾府的内心震撼可想而知。
2.豪门的制度文化
我们可以从制度文化的角度审视贾府的规矩，这种家庭内部的制度对人的行为有较强的约束力。规矩越多，对人的限制也就越多，也就越有可能形成对人的压制或造成人的压抑。
例如，贾府使用仆人的规矩就特别复杂。先分府内和府外，府内又分为外庭和内院。轿夫一般在府外使用，抬轿入府内只能进到一箭之地，约150步远的地方。府内由十七八岁的小厮应侍，他们的活动范围也仅限于二门以外。二门以内女眷居住的内院由女仆应侍，又分为三等仆妇、二等丫头、一等丫头、大丫鬟、小丫鬟等。贾母见林黛玉只带了极老的奶娘王嬷嬷和十岁的小丫头雪雁，“便将自己身边的一个二等丫头，名唤鹦哥者与了黛玉”。外亦如迎春等例，每人除自幼乳母外，另有四个教引嬷嬷，除贴身掌管钗钏盥沐两个丫鬟外，另有五六个洒扫房屋来往使役的小丫鬟。 由此可见贾府规矩繁多且等级森严，林黛玉进贾府时，不能走正门，只能走角门，也说明了这个问题。贾府的许多规矩与林家的并不一致，但林黛玉进贾府后，知道要入乡随俗，依照贾府的习惯“一一改过来”。
3.豪门的交际文化
林黛玉进贾府后面对一个新的人际环境，豪门的人际关系会复杂些，这给了她很大压力。例如文中写到邢夫人、王夫人、王熙凤，以及老嬷嬷曾四次以礼试探，这让林黛玉如履薄冰。
林黛玉拜见大舅舅贾赦，邢夫人留吃晚饭，黛玉以“还要拜见二舅舅”为由辞谢，邢夫人笑道：“这倒是了。”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邢夫人是知道其中礼数的，她故意试探黛玉是否懂礼。
林黛玉拜见二舅舅贾政，在正室耳房内没有他人的情况下，“老嬷嬷们让黛玉炕上坐，炕沿上却有两个锦褥对设”。这“却”字用得妙，暗示贾政夫妇之位，点明仆人的用心叵测，幸亏黛玉没有去坐。后来到小正房内，炕桌东西各有青缎靠背坐褥，王夫人坐在西边下首，“见黛玉来了，便往东让”，幸亏黛玉知道东边为尊的礼仪，推测应是贾政之位，不去炕上而在椅子上就座。后经王夫人再三催促，黛玉上炕挨着王夫人坐了，但依然未坐贾政之位。
晚宴时，贾母正面独坐，两边四张空椅，王熙凤“忙拉了黛玉在左边第一张椅子上坐了”。我国传统文化以左为尊，左边第一张椅子是除正位之外的最尊位次，舅母、嫂子等长辈在场，黛玉岂能越礼，她再三推让直到贾母解释缘由后，方才落座。
四次试探，黛玉幸好都做出了正确的应对，但问题是：如果她应对失误了，是不是就遗人笑柄了？她的处境是否会变得更艰难？初进贾府，林黛玉就已经全方位感受了豪门错综复杂的关系及其力量撞击。
林黛玉本身家庭没落，在强调“关系”、看重“门第”的社会关系里，她的自由精神更多掩藏在心底，而无疑需要以妥协的方式规避鄙视与攻击。尤其对于林黛玉这个冰雪聪明的才女，这个特别的境遇只能进一步培育出她敏感多疑的性格。我们在她与宝玉的爱情关系里，可以看出的不仅有小儿女的争风吃醋与暧昧甜蜜等，还需要读出林黛玉的内心痛苦与挣扎。她与宝玉对于封建家庭剥夺其自由带有的叛逆性是共通的，同时以他们个体的抗争又无力抵御封建时代文化杀人的软刀子，这是他们成为知己的自然条件。如此来看，林黛玉无疑是内外矛盾冲突性非常突出的一个人。她对宝玉使性子、说狠话等，正是她作为一个封建文化背景里不被看好的女子，自己迫于无奈而本心并不认同的应激反应。
三、跨“领域”：警惕贾宝玉形象的负面效应
在文化场域中，可以依据不同领域里的关系结构进行多角度的思考，例如经济文化、政治文化、伦理文化、审美文化、教育文化等。童庆炳先生认为文学批判应完成从文艺社会学到美学再到文化诗学的转变，从文化的角度审视文学，“研究文学与语言、文学与神话、文学与宗教、文学与科学、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哲学、文学与伦理、文学与道德、文学与教育、文学与民俗等等的相互关系”[5]。
贾宝玉在女人堆里成长，又被封建大家庭里的“老祖宗”呵护，其人其行与众不同，甚至怪诞不经。在语文审美中，除了可以还原人物当时语境、理解生活逻辑和事理因由之外，还需要从现实教育需要出发，在即时阅读语境里引导学生规避负面性。
1.政治文化视角审视所谓“反封建”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审视宝玉形象，得出的结论往往是正面的评价，即他是反封建的、追求自由的。这里有一个逻辑前提，社会是封建社会，家庭是封建家庭，父母是封建家长，教育是封建教育。如此一来，贾宝玉的不服从父亲管教，就是反对封建家长制；不读当时主流社会推崇的“四书”“五经”这样的书籍，是不走仕途之路，是蔑视功名利禄，也就是反对封建教育；不服从父母对婚事的安排，就是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就是追求自由；从家庭出走，就是与封建家庭决裂；甚至他的无所事事、自甘沉沦，都是对封建社会的绝望。
对此，要引导学生进行理性思辨，例如反对包办婚姻就是崇尚自由，就是反封建的行为，这是毫无疑问的，应予以确认。但是不读“四书”“五经”，也与反封建联系起来，就需要辩证思考了，因为“四书”“五经”是儒家的经典著作，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对于这样的著作不是读不读的问题，而是怎样读的问题。
2.道德文化视角审视“滥情与专一”
贾宝玉的情感世界是复杂的，他究竟是专一的情种，还是滥情的“淫人”？这令人很纠结。一方面他对林黛玉是痴情的，另一方面他的性爱取向又是值得警惕的。他与自己的贴身丫头袭人等发生云雨之事；他用轻薄言语调戏王夫人的丫头金钏，导致后者含辱投井自尽；他对自己的随身小厮茗烟随便与小丫头行云雨之事并不批评，只是说“连他的岁数也不问问，别的自然越发不知了。可见他白认得你了”[6]；此外他还与秦钟和琪官蒋玉涵之间有不清不白的关系。可见，贾宝玉的情感世界中确有不负责任的另一面，这是贵族公子哥们的通病，是一种鄙陋、恶劣的惯习，应引起警惕和批判。
3.教育文化视角审视“性别错位与无担当”
教学时经常有学生问这样的问题：“贾宝玉怎么没有男子气？”“贾宝玉人物形象可不可以从官二代、富二代的角度去看？”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贾宝玉是官几代还是富几代，而是在富裕环境中成长的一代人该秉承怎样的教育观念。
贾宝玉利用贾母对他的溺爱，常常称病不去上学，与此同时又“最喜在内帏厮混”，这造成了他的两大弱点：一是不能吃苦，无所担当；二是女性化倾向严重。贾宝玉喜欢调脂弄粉，爱吃女人化妆用的胭脂，爱闻女人身上的香味，爱穿精美的色彩艳丽的服饰。《林黛玉进贾府》一文中两次写他着装，从外边回府，身穿“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脚蹬“青缎粉底小朝靴”；换过居家衣服，身着“银红撒花半旧大袄”，脚穿“厚底大红鞋”。一个男人身着红衣，脚蹬红鞋，女性味十足；居家与外出都是这样的着装，说明他经常如此。文中还写到他的女性化神情，“转盼多情，语言带笑，天然一段风骚，全在眉梢；平生万种风情，悉堆眼角”。
历朝历代读书都是件苦差事，贾宝玉自己不用功苦读，却还讥讽读书人考科举走仕途是“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7]。每个时代都有其局限性，如果对现状不满意，不能用消沉对抗现实，更不能自暴自弃、自甘沉沦。贾宝玉在大观园里做富贵闲人，有些自恋，有些自傲，也有些自私。当危机隐约显现时，他依然没有责任感。“尤氏道：‘谁都像你，真是一心无挂碍，只知道和姊妹们顽笑，饿了吃，困了睡，再过几年，不过还是这样，一点后事也不考虑。’宝玉笑道：‘我能够和姐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么后事不后事。’”[8]这是一个没有担当的男人的所言所行。《西江月》中说“于国于家无望”，这是多么沉痛的话语啊！《西江月》二词，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出发可以理解为似贬实褒，但是也不应忽视其中的警世之意。
总之，从文化场域出发，多角度审视文本，考察其与历史、政治、伦理、道德、教育、民俗等的相互关系，在各种文化力量的碰撞中，在各种审视角度的整合中，能更均衡地考量作品，更深刻地理解作品。
参考文献
[1]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著，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34.
[2]O.F.博尔诺夫著，李其龙等译.教育人类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37.
[3]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3[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
[4][6][7][8]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209，263，486，1014.
[5]童庆炳.“文化诗学”作为文学理论的新构想[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
一、跨“时域”：古今男性视域里的王熙凤
在文化场域的各种文化关系存在结构中，人们最关注的是传承和发展。阅读活动的时间起点是当下，在阅读过程中要穿越文本所涉及的和读者所联想到的历史，然后再回到现实情境中，在历史文化语境与当代文化阐释的交融中完成对文本的跨“时域”理解。
在《林黛玉进贾府》一文的教学中，学生常常有这样的疑惑：为什么书本里对王熙凤的评价都是负面的，而现实中却有很多人欣赏她？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了解古代男性的女性观，以及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男性是如何审视女性的。
1.古代男性的女性观
在以要求女性“三从四德”为核心的我国古代男性观念中，女人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服从，不能凌驾于男性之上。《大戴礼记·本命》中说“妇人，伏于人也”，班固在《白虎通义·三纲六纪》中也讲“妇者，服也，以礼屈服”。其次，女人要柔顺。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晏子就讲“妻柔而正”（《左传》），宋朝司马光在《家范》中也讲“妇人专以柔顺为德，不以强辩为美也”，明朝吕得胜在《女小儿语》中说“笑休高声，说要低语，下气小心，才是妇女”。可见在我国古代男性视域里，女性形象以娴静为美，举止安详，谨言寡笑。
王熙凤的形象与此正相反，她号称“凤辣子”，贾母称其“泼皮破落户”，其外貌是“粉面含春威不露”，行为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在众人“敛声屏气，恭肃严整”时，她从院中笑着走进来，难怪林黛玉“纳罕道：‘这来者系谁，这样放诞无礼’”。
司马光在《家范》中说：“为人妻者，其德有六：一曰柔顺，二曰清洁，三曰不妒，四曰俭约，五曰恭谨，六曰勤劳。”从王熙凤的衣着及对日常生活的安排来看，她并不节俭，反而奢侈。从她对王夫人的言行来看，也很难说恭谨。例如，“才刚带着人到后楼上找缎子，找了这半日，也并没有见昨日太太说的那样的，想是太太记错了”，当着众人的面批评长辈是很无礼的。又如，“想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子们不好了，也只管告诉我”，在贾母和婆婆面前如此叮嘱黛玉，也是有越礼之嫌的。
2.当代男性视域中的王熙凤
从古代男人的女性观来看，王熙凤有很多缺点，但是很多现代男性并不这样认为，因为他们审视女性的角度发生了变化。首先，现代社会提倡男女平等，女性的主体性价值得到尊重。其次，在家庭内部夫妻共同承担养家的责任，妇女也要外出工作，女强人成为了正面形象。因此，王熙凤的精明干练不再是“唯事酒食衣服之礼耳”，也避免了诸如“国不可使预政，家不可使干蛊”（《颜氏家训》）这样无端的异性猜忌。
在当代文化中精明强干是一个突出的优点，由此“泼辣”不再是缺点，而是外向性格的一种类型。古代讲“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现代社会讲人际交往，大声说笑也不再违背礼仪，而是开朗、活泼的外在表现。初见黛玉，王熙凤先是“用帕拭泪”，后“忙转悲为喜”“又忙携黛玉之手”问长问短，最后“亲为捧茶捧果”，这不一定非要解释为“虚伪”，其实这一系列行为是符合交际语境的。她没有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依据交际的需要，揣摩他人心理，顾及他人情绪，照应得很周全。
3.古今视域融合中的王熙凤
当然王熙凤有一个致命的错误，这是古今男性都会批判的，那就是泼辣之外的毒辣。她第一次弄权铁槛寺，谋财三千两银子，还伤及两条人命，“自此凤姐胆识愈壮，以后所作所为，诸如此类，不可胜数”[4]。这是人类唾弃的行为，因为人性崇尚善良。
王熙凤在男权社会里，在权力关系尤为突出的贾府——这个豪门，执掌内府一应事项，善于摆布和处理各种复杂人际关系，是女性中的“极少数”，甚至是“异类”。作为读者，无论褒还是贬，都需要意识到，这个人物在封建大家庭的权力场中，性格被扭曲了。
二、跨“空域”：被贾府场域压迫的林黛玉
一般来说，由于区域、民族、国家的不同，文化场域会有很大差异。从林宅到贾府，由于家境的巨大落差，尚未成年的林黛玉受到了来自贾府场域所特有的豪门文化的“压迫”。无论是贾府的物理环境，还是规矩制度以及人际交往，都给初来乍到的林黛玉带来了压力。
1.豪门的物质文化
我们可以从物质文化的角度审视贾府的物理环境所折射出的富贵信息。贾府正门上的大匾“敕造宁国府”，正内室悬挂皇帝手书“荣禧堂”赤金九龙大匾，以及东安郡王手书对联，都说明贾府的地位之高权势之盛非同一般。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大紫檀雕螭案以及大铜鼎、金蜼彝，汝窑美人觚，十六张楠木交椅等，无一不是稀罕之物。贾府的财富可用“富可敌国”一词来形容。如此的权势，如此的富贵，林黛玉之母才说“与别家不同”，林黛玉之前也只是“听得母亲说过”，她初进贾府的内心震撼可想而知。
2.豪门的制度文化
我们可以从制度文化的角度审视贾府的规矩，这种家庭内部的制度对人的行为有较强的约束力。规矩越多，对人的限制也就越多，也就越有可能形成对人的压制或造成人的压抑。
例如，贾府使用仆人的规矩就特别复杂。先分府内和府外，府内又分为外庭和内院。轿夫一般在府外使用，抬轿入府内只能进到一箭之地，约150步远的地方。府内由十七八岁的小厮应侍，他们的活动范围也仅限于二门以外。二门以内女眷居住的内院由女仆应侍，又分为三等仆妇、二等丫头、一等丫头、大丫鬟、小丫鬟等。贾母见林黛玉只带了极老的奶娘王嬷嬷和十岁的小丫头雪雁，“便将自己身边的一个二等丫头，名唤鹦哥者与了黛玉”。外亦如迎春等例，每人除自幼乳母外，另有四个教引嬷嬷，除贴身掌管钗钏盥沐两个丫鬟外，另有五六个洒扫房屋来往使役的小丫鬟。 由此可见贾府规矩繁多且等级森严，林黛玉进贾府时，不能走正门，只能走角门，也说明了这个问题。贾府的许多规矩与林家的并不一致，但林黛玉进贾府后，知道要入乡随俗，依照贾府的习惯“一一改过来”。
3.豪门的交际文化
林黛玉进贾府后面对一个新的人际环境，豪门的人际关系会复杂些，这给了她很大压力。例如文中写到邢夫人、王夫人、王熙凤，以及老嬷嬷曾四次以礼试探，这让林黛玉如履薄冰。
林黛玉拜见大舅舅贾赦，邢夫人留吃晚饭，黛玉以“还要拜见二舅舅”为由辞谢，邢夫人笑道：“这倒是了。”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邢夫人是知道其中礼数的，她故意试探黛玉是否懂礼。
林黛玉拜见二舅舅贾政，在正室耳房内没有他人的情况下，“老嬷嬷们让黛玉炕上坐，炕沿上却有两个锦褥对设”。这“却”字用得妙，暗示贾政夫妇之位，点明仆人的用心叵测，幸亏黛玉没有去坐。后来到小正房内，炕桌东西各有青缎靠背坐褥，王夫人坐在西边下首，“见黛玉来了，便往东让”，幸亏黛玉知道东边为尊的礼仪，推测应是贾政之位，不去炕上而在椅子上就座。后经王夫人再三催促，黛玉上炕挨着王夫人坐了，但依然未坐贾政之位。
晚宴时，贾母正面独坐，两边四张空椅，王熙凤“忙拉了黛玉在左边第一张椅子上坐了”。我国传统文化以左为尊，左边第一张椅子是除正位之外的最尊位次，舅母、嫂子等长辈在场，黛玉岂能越礼，她再三推让直到贾母解释缘由后，方才落座。
四次试探，黛玉幸好都做出了正确的应对，但问题是：如果她应对失误了，是不是就遗人笑柄了？她的处境是否会变得更艰难？初进贾府，林黛玉就已经全方位感受了豪门错综复杂的关系及其力量撞击。
林黛玉本身家庭没落，在强调“关系”、看重“门第”的社会关系里，她的自由精神更多掩藏在心底，而无疑需要以妥协的方式规避鄙视与攻击。尤其对于林黛玉这个冰雪聪明的才女，这个特别的境遇只能进一步培育出她敏感多疑的性格。我们在她与宝玉的爱情关系里，可以看出的不仅有小儿女的争风吃醋与暧昧甜蜜等，还需要读出林黛玉的内心痛苦与挣扎。她与宝玉对于封建家庭剥夺其自由带有的叛逆性是共通的，同时以他们个体的抗争又无力抵御封建时代文化杀人的软刀子，这是他们成为知己的自然条件。如此来看，林黛玉无疑是内外矛盾冲突性非常突出的一个人。她对宝玉使性子、说狠话等，正是她作为一个封建文化背景里不被看好的女子，自己迫于无奈而本心并不认同的应激反应。
三、跨“领域”：警惕贾宝玉形象的负面效应
在文化场域中，可以依据不同领域里的关系结构进行多角度的思考，例如经济文化、政治文化、伦理文化、审美文化、教育文化等。童庆炳先生认为文学批判应完成从文艺社会学到美学再到文化诗学的转变，从文化的角度审视文学，“研究文学与语言、文学与神话、文学与宗教、文学与科学、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哲学、文学与伦理、文学与道德、文学与教育、文学与民俗等等的相互关系”[5]。
贾宝玉在女人堆里成长，又被封建大家庭里的“老祖宗”呵护，其人其行与众不同，甚至怪诞不经。在语文审美中，除了可以还原人物当时语境、理解生活逻辑和事理因由之外，还需要从现实教育需要出发，在即时阅读语境里引导学生规避负面性。
1.政治文化视角审视所谓“反封建”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审视宝玉形象，得出的结论往往是正面的评价，即他是反封建的、追求自由的。这里有一个逻辑前提，社会是封建社会，家庭是封建家庭，父母是封建家长，教育是封建教育。如此一来，贾宝玉的不服从父亲管教，就是反对封建家长制；不读当时主流社会推崇的“四书”“五经”这样的书籍，是不走仕途之路，是蔑视功名利禄，也就是反对封建教育；不服从父母对婚事的安排，就是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就是追求自由；从家庭出走，就是与封建家庭决裂；甚至他的无所事事、自甘沉沦，都是对封建社会的绝望。
对此，要引导学生进行理性思辨，例如反对包办婚姻就是崇尚自由，就是反封建的行为，这是毫无疑问的，应予以确认。但是不读“四书”“五经”，也与反封建联系起来，就需要辩证思考了，因为“四书”“五经”是儒家的经典著作，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对于这样的著作不是读不读的问题，而是怎样读的问题。
2.道德文化视角审视“滥情与专一”
贾宝玉的情感世界是复杂的，他究竟是专一的情种，还是滥情的“淫人”？这令人很纠结。一方面他对林黛玉是痴情的，另一方面他的性爱取向又是值得警惕的。他与自己的贴身丫头袭人等发生云雨之事；他用轻薄言语调戏王夫人的丫头金钏，导致后者含辱投井自尽；他对自己的随身小厮茗烟随便与小丫头行云雨之事并不批评，只是说“连他的岁数也不问问，别的自然越发不知了。可见他白认得你了”[6]；此外他还与秦钟和琪官蒋玉涵之间有不清不白的关系。可见，贾宝玉的情感世界中确有不负责任的另一面，这是贵族公子哥们的通病，是一种鄙陋、恶劣的惯习，应引起警惕和批判。
3.教育文化视角审视“性别错位与无担当”
教学时经常有学生问这样的问题：“贾宝玉怎么没有男子气？”“贾宝玉人物形象可不可以从官二代、富二代的角度去看？”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贾宝玉是官几代还是富几代，而是在富裕环境中成长的一代人该秉承怎样的教育观念。
贾宝玉利用贾母对他的溺爱，常常称病不去上学，与此同时又“最喜在内帏厮混”，这造成了他的两大弱点：一是不能吃苦，无所担当；二是女性化倾向严重。贾宝玉喜欢调脂弄粉，爱吃女人化妆用的胭脂，爱闻女人身上的香味，爱穿精美的色彩艳丽的服饰。《林黛玉进贾府》一文中两次写他着装，从外边回府，身穿“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脚蹬“青缎粉底小朝靴”；换过居家衣服，身着“银红撒花半旧大袄”，脚穿“厚底大红鞋”。一个男人身着红衣，脚蹬红鞋，女性味十足；居家与外出都是这样的着装，说明他经常如此。文中还写到他的女性化神情，“转盼多情，语言带笑，天然一段风骚，全在眉梢；平生万种风情，悉堆眼角”。
历朝历代读书都是件苦差事，贾宝玉自己不用功苦读，却还讥讽读书人考科举走仕途是“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7]。每个时代都有其局限性，如果对现状不满意，不能用消沉对抗现实，更不能自暴自弃、自甘沉沦。贾宝玉在大观园里做富贵闲人，有些自恋，有些自傲，也有些自私。当危机隐约显现时，他依然没有责任感。“尤氏道：‘谁都像你，真是一心无挂碍，只知道和姊妹们顽笑，饿了吃，困了睡，再过几年，不过还是这样，一点后事也不考虑。’宝玉笑道：‘我能够和姐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么后事不后事。’”[8]这是一个没有担当的男人的所言所行。《西江月》中说“于国于家无望”，这是多么沉痛的话语啊！《西江月》二词，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出发可以理解为似贬实褒，但是也不应忽视其中的警世之意。
总之，从文化场域出发，多角度审视文本，考察其与历史、政治、伦理、道德、教育、民俗等的相互关系，在各种文化力量的碰撞中，在各种审视角度的整合中，能更均衡地考量作品，更深刻地理解作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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