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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和回归分析,得出社会保障体系对消费需求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收入水平对于消费需求的影响,因此,为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除了增加居民收入之外,还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关键词]社会保障;消费需求增长;Granger因果检验;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F0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2)08-0062-03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由2007年的18.1%下降至2010年的9.2%。因此,国内很多学者将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由出口转向消费需求。然而,我国的消费率却在不断下降,2000年时为62.3%,2010年则降为47.4%,大大低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平均水平。所以,促进消费需求增长,不仅关系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而且关系到社会和谐、民生稳定的问题。
在凯恩斯的消费函数中,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最主要因素。消费首先受到收入的影响,收入越多,消费越多,收入越少,消费越少,二者呈现同向变化关系。凯恩斯指出,边际消费倾向由于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通常小于1。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赚到额外1元钱时,这个人会花掉一部分,并把另一部分储蓄起来。因此,消费增加的比例小于收入增加的比例。凯恩斯又进一步断言,平均消费倾向随着收入增加也呈现递减的趋势。其实除了收入因素以外,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促进消费需求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有效地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本文利用实证分析方法来说明消费需求与收入及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
一、变量和数据说明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选取的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文中选取1995年到2010年的数据作为样本数据。本文用“平均每人每年消费性支出”作为消费指标,以CC表示;用“平均每人每年可支配收入”作为收入指标,以YY表示;在社会保障方面,鉴于无法获得居民在社会保障支出方面的数据,而医疗方面的支出是社会保障支出的一个最重要的支出,其对居民影响也最直接,因此用“医疗保健支出”来代替社会保障支出,以MM表示。
二、实证分析结果
根据上述指标,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收入和社会保障对消费需求产生的影响。
1.变量单位根检验
由于数据均为时间序列,因此要对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平稳性检验可以避免多个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之间可能产生的伪回归,所以在对变量分析之前,利用ADF检验法对以上五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
由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以上三个变量均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经过二阶差分后,在5%显著水平下都拒绝了原假设,五个变量均为二阶单整序列,因此,可以从长期来分析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2.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为检验消费CC和收入YY以及社会保障支出MM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分别对消费和收入、消费和社会保障支出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滞后阶数为2,检验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YY不是CC的Granger原因”的假设被拒绝,“CC不是YY的Granger原因”的假设被接受;“MM不是CC的Granger原因”的假设被拒绝,而“CC不是MM的Granger原因”的假设被接受。因此,收入和社会保障支出都是导致消费需求变化的因素,即收入的增加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都可以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
3.回归分析
经过Granger因果检验,收入和社会保障支出都是引起消费需求变化的因素,因此,建立以下回归模型:
利用EVIEWS软件得到如下最小二乘估计的结果:
括号中数字为t统计量的值,所有回归系数在5%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DW值表明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R2的值表明模型拟合优度非常高。
从回归结果来看,可支配收入(YYt)依然是影响城镇居民消费需求(CCt)的主要因素,当可支配收入增加一个单位,导致消费需求增长0.603个单位,这是符合消费需求理论的。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影响消费需求最主要的因素是社会保障支出,而且其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已经超过了可支配收入对消费需求的作用。社会保障支出(MMt)每增加一个单位,就会带动消费需求增加1.277个单位,二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通过对消费需求与可支配收入、社会保障支出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以及回归分析,可以得出可支配收入和社会保障支出都对消费需求具有单向的因果关系,即收入水平的提高将有利于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也将扩大消费需求。从回归分析的结果中可以看到,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对扩大消费需求的作用要远远大于收入对消费需求的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是影响消费需求的最重要因素。
三、结论与建议
1.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是影响消费需求的最重要因素,二者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传统理论所认为的,影响消费需求的最主要因素——收入,在此次回归分析中则退居于第二位,而且收入对消费需求的影响程度只有社会保障因素对消费需求影响程度的一半,因此,要想扩大内需、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不仅要大幅度增加居民的收入,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说,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的关键。
2.相关建议
(1)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目前,我国还没有《社会保障法》,这就导致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建设过程中缺乏强制性和稳定性。综合性的《社会保障法》要涵盖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全部内容,而且还要体现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理念和基本原则等。
(2)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首先,应进一步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这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让全民参加医保;二是指增加医保的报销范围,让生病的人看得起病,不用再为医药费而发愁。其次,应扩大失业保险覆盖面。不仅城镇职工应加入失业保险,而且还应将符合一定条件的进城务工农民工也纳入失业保险范围,并逐步提高失业保险金偿付标准。其次,进一步推广、普及养老保险。目前,城市居民基本上都已经参加了养老保险,农村大部分人口不在公共养老体制的覆盖范围之内,因此,还应继续将养老保险普及推广至农村,让每一位达到退休年龄的人都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最后,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专项救助。最低生活保障对于解决城乡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问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应密切关注低收入家庭的生活状况,加大各级政府对于社会救助的财政支持力度,加大对困难群体进行专项补贴和社会救助的力度,逐步提高社会救助的水平,保障其基本生活。
(3)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社会保障的实质是向社会成员提供社会风险的规避制度。而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家庭是向社会成员提供保障的主要形式。目前,我国家庭保障的基础还是个人的收入。增加居民收入不仅可以提高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社会保障水平,还可以有效促进需求,可谓是一举两得。因此,政府应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增加居民的收入水平。我国社会消费的中坚力量是中低收入阶层,而这一部分人恰好是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低的群体,同时也是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税收负担重抑制了这一群体的消费。因此,首先应对个人所得税进行调整。国务院已经做出决定,从2011年9月1日起,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从2000元上调至3500元,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低收入者的税负,但是还远远不够,还应该对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进行调整。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应充分考虑不同家庭的具体负担能力,准予扣除成本费用和生计费用。而且对于扣除标准应随着物价水平的变化每年进行一次调整。利用个人所得税扣除标准的调整,增加中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让他们真正发挥社会消费中坚力量的作用。对于部分行业或部门收入偏高的问题,可以通过改革现行国有企业利润分红制度以及引入竞争的方法来解决。
参考文献:
[1]王海燕.中美社会保障制度比较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10.
[2]徐索菲.中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制约因素及对策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11,(4).
[3]张晓峒.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使用指南[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4]李玉宝,刘斌.论后危机时代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与创新[J].江西社会科学,2010,(11).
责任编辑 魏亚男
[关键词]社会保障;消费需求增长;Granger因果检验;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F0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2)08-0062-03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由2007年的18.1%下降至2010年的9.2%。因此,国内很多学者将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由出口转向消费需求。然而,我国的消费率却在不断下降,2000年时为62.3%,2010年则降为47.4%,大大低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平均水平。所以,促进消费需求增长,不仅关系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而且关系到社会和谐、民生稳定的问题。
在凯恩斯的消费函数中,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最主要因素。消费首先受到收入的影响,收入越多,消费越多,收入越少,消费越少,二者呈现同向变化关系。凯恩斯指出,边际消费倾向由于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通常小于1。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赚到额外1元钱时,这个人会花掉一部分,并把另一部分储蓄起来。因此,消费增加的比例小于收入增加的比例。凯恩斯又进一步断言,平均消费倾向随着收入增加也呈现递减的趋势。其实除了收入因素以外,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促进消费需求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有效地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本文利用实证分析方法来说明消费需求与收入及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
一、变量和数据说明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选取的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文中选取1995年到2010年的数据作为样本数据。本文用“平均每人每年消费性支出”作为消费指标,以CC表示;用“平均每人每年可支配收入”作为收入指标,以YY表示;在社会保障方面,鉴于无法获得居民在社会保障支出方面的数据,而医疗方面的支出是社会保障支出的一个最重要的支出,其对居民影响也最直接,因此用“医疗保健支出”来代替社会保障支出,以MM表示。
二、实证分析结果
根据上述指标,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收入和社会保障对消费需求产生的影响。
1.变量单位根检验
由于数据均为时间序列,因此要对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平稳性检验可以避免多个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之间可能产生的伪回归,所以在对变量分析之前,利用ADF检验法对以上五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
由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以上三个变量均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经过二阶差分后,在5%显著水平下都拒绝了原假设,五个变量均为二阶单整序列,因此,可以从长期来分析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2.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为检验消费CC和收入YY以及社会保障支出MM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分别对消费和收入、消费和社会保障支出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滞后阶数为2,检验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YY不是CC的Granger原因”的假设被拒绝,“CC不是YY的Granger原因”的假设被接受;“MM不是CC的Granger原因”的假设被拒绝,而“CC不是MM的Granger原因”的假设被接受。因此,收入和社会保障支出都是导致消费需求变化的因素,即收入的增加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都可以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
3.回归分析
经过Granger因果检验,收入和社会保障支出都是引起消费需求变化的因素,因此,建立以下回归模型:
利用EVIEWS软件得到如下最小二乘估计的结果:
括号中数字为t统计量的值,所有回归系数在5%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DW值表明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R2的值表明模型拟合优度非常高。
从回归结果来看,可支配收入(YYt)依然是影响城镇居民消费需求(CCt)的主要因素,当可支配收入增加一个单位,导致消费需求增长0.603个单位,这是符合消费需求理论的。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影响消费需求最主要的因素是社会保障支出,而且其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已经超过了可支配收入对消费需求的作用。社会保障支出(MMt)每增加一个单位,就会带动消费需求增加1.277个单位,二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通过对消费需求与可支配收入、社会保障支出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以及回归分析,可以得出可支配收入和社会保障支出都对消费需求具有单向的因果关系,即收入水平的提高将有利于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也将扩大消费需求。从回归分析的结果中可以看到,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对扩大消费需求的作用要远远大于收入对消费需求的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是影响消费需求的最重要因素。
三、结论与建议
1.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是影响消费需求的最重要因素,二者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传统理论所认为的,影响消费需求的最主要因素——收入,在此次回归分析中则退居于第二位,而且收入对消费需求的影响程度只有社会保障因素对消费需求影响程度的一半,因此,要想扩大内需、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不仅要大幅度增加居民的收入,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说,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的关键。
2.相关建议
(1)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目前,我国还没有《社会保障法》,这就导致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建设过程中缺乏强制性和稳定性。综合性的《社会保障法》要涵盖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全部内容,而且还要体现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理念和基本原则等。
(2)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首先,应进一步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这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让全民参加医保;二是指增加医保的报销范围,让生病的人看得起病,不用再为医药费而发愁。其次,应扩大失业保险覆盖面。不仅城镇职工应加入失业保险,而且还应将符合一定条件的进城务工农民工也纳入失业保险范围,并逐步提高失业保险金偿付标准。其次,进一步推广、普及养老保险。目前,城市居民基本上都已经参加了养老保险,农村大部分人口不在公共养老体制的覆盖范围之内,因此,还应继续将养老保险普及推广至农村,让每一位达到退休年龄的人都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最后,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专项救助。最低生活保障对于解决城乡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问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应密切关注低收入家庭的生活状况,加大各级政府对于社会救助的财政支持力度,加大对困难群体进行专项补贴和社会救助的力度,逐步提高社会救助的水平,保障其基本生活。
(3)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社会保障的实质是向社会成员提供社会风险的规避制度。而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家庭是向社会成员提供保障的主要形式。目前,我国家庭保障的基础还是个人的收入。增加居民收入不仅可以提高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社会保障水平,还可以有效促进需求,可谓是一举两得。因此,政府应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增加居民的收入水平。我国社会消费的中坚力量是中低收入阶层,而这一部分人恰好是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低的群体,同时也是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税收负担重抑制了这一群体的消费。因此,首先应对个人所得税进行调整。国务院已经做出决定,从2011年9月1日起,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从2000元上调至3500元,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低收入者的税负,但是还远远不够,还应该对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进行调整。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应充分考虑不同家庭的具体负担能力,准予扣除成本费用和生计费用。而且对于扣除标准应随着物价水平的变化每年进行一次调整。利用个人所得税扣除标准的调整,增加中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让他们真正发挥社会消费中坚力量的作用。对于部分行业或部门收入偏高的问题,可以通过改革现行国有企业利润分红制度以及引入竞争的方法来解决。
参考文献:
[1]王海燕.中美社会保障制度比较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10.
[2]徐索菲.中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制约因素及对策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11,(4).
[3]张晓峒.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使用指南[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4]李玉宝,刘斌.论后危机时代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与创新[J].江西社会科学,2010,(11).
责任编辑 魏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