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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晚清湖北省洪涝灾害的状况
湖北省素称泽国，长江东西横贯，北受汉水，南纳洞庭。作为主要粮棉集中产区的江汉平原，水高田低，极易受到洪涝灾害的侵袭。“环水而居者，半以水边地亩为生涯，全赖堤塍，以资保护。”防洪治水一向是江汉平原经济开发的重要内容。但时至晚清，由于乾道年间江汉湖区堤垸的盲目扩张，河湖水道、水面屡受压迫，蓄泄关系遭到破坏而失去平衡。湖渚渐平，枝河渐湮，穴口故道皆为废舍畎田，水患因而日趋频繁，而且明显地显示出后期甚于前期，无论从记载的年数还是被灾的范围看，道成同光宣各朝都比此前各朝为多，而且损失也更为巨大。仅光绪八年(1882)潜江林家埠一次溃口，就造成“洪涛浩淼，全邑被淹”的后果。光绪九年潜江再遭水灾，乡民俱枵腹耕耘。而胥吏狐假虎威，尚复严追粮米，敲骨吸髓，略不从宽。“凡过此者，但见饿莩载途，疮痍满目，啼饥诉苦，比户皆然。”
由于晚清湖北省发生洪涝灾害的次数之多，以至于按照具体年份实在是不能一一枚举，因此以下仅以1870年的长江特大洪水为例：
1870年大洪水，居宜昌河段历史洪水第一位。此次洪水，主要来自上游嘉陵江连日强大暴雨，推算北碚站洪峰流量57300立方米／秒，约相当于宜昌站洪峰流量的55％，宜昌洪峰流量传播到宜都与清江洪水遭遇，枝城洪峰流量约达110000立方米／秒，超过现在荆州安全泄量1倍。洪水首先漫溃上百里洲堤，全洲被淹没，灾民数万计；继而松滋大口江堤冲溃。大量洪水南分泄形成松滋河。松滋县、公安县的平原圩垸区，都遭水灾，洪水沿荆江直下并南泄洞庭，荆州万城堤幸免于难，洪水经洞庭湖调蓄后，在城陵矶与荆州来洪汇合，使监利以下北岸邹码头等处溃决，荆北一片汪洋。汉口水位27.36米，最大流量65200立方米／秒。据资料记载，当年洪水灾害异常严重。《荆州府志》载：同治九年，公安枝江大水异常，……公安阱湖堤决两处，水漫城垣数尺，衙署庙宇民房倒塌殆尽，数百年未有之奇灾也。《荆州府志》载：夏(监利)县属邹码头处堤溃，沙城等一百五十八垸被水成灾。《沔阳州志》载：夏，江汉并溢。《广济县志》载：七月窝坡宝赛同时溃口，直长共二百余丈，知县刘宗元筹款兴建，十月兴工，次年三月堤民。《黄梅县志》载：人杨家口四号起至黄家口抵宿松堤止，修建新堤。是年沿江汉、汉阳、黄陂、黄冈、鄂城等地亦有庚年大水记载。当上汉水同时涨发，宜城“汉水溢”，钟祥“夏，襄水盛涨，钏堤石牛潭溃，天门已成灾象，地主饥荒”。下游各县同受灾害。汉川因长江汉江并涨，上游襄堤南北俱溃。据《再续行水金鉴》载：当年清帝同治为“宜昌、公安等州县被淹，谕筹款赈抚”，曾下谕“本年夏间湖北大雨时行，江水陡涨，五月间汉水又发，以致宜昌郡城门外概被淹没。荆州南岸公安地方被淹最重，此外松滋、石首、监利、嘉鱼、成年、蒲圻、江夏、汉阳、黄梅及钟祥、荆门、京山、潜江、天门、沔阳、汉阳、汉川、黄陂、孝感、云梦、应城各州县，均因各堤漫溃，田亩淹没，人民迁徙，……。着李翰章等督饬司道筹款发给，量予赈抚”。居历史大洪水第一位的1870年洪水，对长江中游两湖平原酿成的洪灾异常严重，其受灾范围粗略估计达3万多平方公里，其中湖北全省有30州县及武昌等广大平原地区，皆因堤垸漫溃，田禾淹没，人畜漂零，浩劫空前。
二、晚清湖北省洪涝灾害频繁的原因
(一)湖区水乡的滥围私占和上游山林的垦种
各地的豪强地主是湖区水乡滥筑私垸成田的主角。他们在扩占土地的贪欲下，依势恃强，广包强占，或围垦湖泊淤滩；或占种江中沙洲；又或强耕堤脚岸边；不惜以一己利益的扩张造成公共水利破坏的恶果。《皇清经世文编》记载“户政·农政”曰：“自滋生日繁，荒土尽辟。愚民昧于远计，往往废水利而图为田。不独大江大湖之滨，乃数里数顷之湖荡，日渐筑垦……数亩之塘，亦培土改田，一湾之涧，亦截流种稻。”
湖北巡抚彭树葵曾专门为查禁私垸滩地上疏皇帝，他以“人与水争地为利，水必与人争地为殃”为理由，要求实行严禁。其疏云：“无如三襄之水，性浊多沙，最易淤积，有力者因之取利如鹜。始则于岸脚湖心多方截流以成淤，继则借水粮渔课四周筑堤以成垸。”可以看到，“有力者”非单纯地围垦已经淤成的滩地沙洲，而是蓄意拦截水流，人为造成淤滩，进而再围垦成田。这样不适当地与水争地、滥围乱占的结果，就造成了水道阻塞而通流不畅，或致使水面日渐狭窄而洪水宣泄无地，随之而来的便是堤防溃决加剧，水患频生。
对此，不少有识官员屡请严禁，清廷亦曾多次颁发禁令。但是，由于地主豪强和地方官员以及查禁委员各有所图，这些人互相勾结，上瞒下盖，致使每次查禁都变得查而不禁，有名无实。况且查禁乃至刨毁私垸又和统治者的财政收入存在着尖锐矛盾，不少私垸、滩地都因已“丈量起科，输赋朝廷”而得以保留。不少受了贿赂的贪官污吏多以良田美舍不忍弃，国赋正供不可丢为理由反对查禁刨毁私垸滩地；地主豪强则更借口升科纳赋而肆意围垦。所以，“每年查勘，久成具文。县官利其征收，吏胥利其规费，委员则利其馈赠，朦胧申覆，牢不可破，以致愈禁愈增。”很显然，在封建统治下，土述矛盾是根本不可能合理处置的。
垦种上游山林的则主要是各地的贫苦农民。这些人在封建国家和地主的残酷剥削、压榨下，丧失了土地或被迫弃地流亡，为了寻求活路，不得不进入深山老林进行垦种，这与豪强地主为扩张土地而滥围私垦有着很大差别。但是，这些被称为“棚民”的开垦者，大多贫苦无力，没有必需的生产资料，新开山林为田，根本谈不上精耕细作、水土保持，而是刀耕火种，粗放经营，以求广种薄收。这样一来，长期形成的自然植被遭到破坏，一遭雨水，泥沙顺流而下，淤积江河，垫高河底，影响河水畅流；河湖之中淤为洲渚者，又皆被围垦作田，起着加剧前述占碍水道、水区的破坏作用。
(二)水利工程的弊端
1、经费收支中存在的弊端
湖北省的堤防工程在清代除极少数例外，即“紧要处所”为官修，大多为百姓自费承修。一般是按亩派征修防费用，或者先借官项兴工，然后按亩摊征归还。于是，各地豪绅土棍、贪官污吏，便乘征收“土费”之机，互相勾结，以利侵吞分肥。林则徐在湖广总督任上时，对征收土费一事是这样说明的：“楚北江汉堤防延袤二十余州县，岁修需费甚钜……查历来收费办工，或官征官修，或官征民修，或民征民修，三者皆不能无弊。费征于官则必假手于胥吏，费征于民则必诿权于董事，吏胥之多舞弊固不待言，而董事若不得人，亦难驾驭。”他们通过多种手段作弊欺贫庇富、伪造征费册籍，甚至强行拘押业户进行勒索，数额常达应征额的数倍。正是因为民修工程经费一般不查核报销，工程无保固期限，水利员役、矜棍册书才能对堤费任意处理。他们朋比为奸，或挥霍浪费，或偷减侵渔，“削有限之民脂，饱无厌之欲壑。”有关史籍 中，这类记载很多。所谓“佥首事有费，造估册有费，验收工有费。甚至串通册书，要结首事，浮派侵吞，无弊不作，公项遂尽饱私囊。”为司空见惯的现象。贪官污吏敢于侵吞的数额确实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查民间不纳者不过十之一，书差私收者竟至十之七。以百姓之脂膏，饱胥吏之奸囊。”连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不肖官吏“加倍洒派”、“草率从事”、“偷减侵渔”等行为“均属事所必有。”
2、施工的组织管理中存在的弊端
清代湖北省的水利，大多没有专设机构和专职官员管理负责，一般由各地方官兼理其事；而且在很长时期内没有建立工程保固制度。因此，黑暗政治中的各级地方官不把督修水利当作大事，以种种借口来虚应故事、敷衍塞责，成为办理水利工程的惯例。结果使得名为官督民修的各地堤工，成为事实上官不督、民亦不修的状态。因为这些人非专职水利官员，所督修的工程又无保固期限，他们才得以此应付搪塞。地方官利用组织营理制度不完备来敷衍塞责：胥役矜棍则钻官员不亲临督率的空子虚应故事而私吞经费。下面所录有关报告，反映了当时水利工程岁修和抢修的具带情况，通过这些我们得以理解为什么堤防每岁加固而仍不断溃决。《荆州万城堤志》卷末，“疏筑备考”上亦曰：“乃近来楚北有堤各州县，直以修防重事无关考成，遂不免掉以轻心，奉行故事。当未修之先，率多畏难苟安，坐荒时日，及至兴工，并不认真赶修，以致草率偷减，单薄低矬。且于防护抢险事宜，又复漫不经心，任听圩业人等敷衍塞责。一经汛涨，焉有堤不溃之理?甚或堤已决口，犹复掩饰捏禀，不以实告。”如此岁修、抢修，既不及时，又不务实，怎能有完整坚固的堤防?
(三)全局不一致，规计不统一，阻碍着水利的修治
这里涉及到的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上游和下游、南岸和北岸、山区和湖区之间存在着矛盾，对待河口的开塞、河流的疏浚、堤岸的修治等问题，意见互相抵触，以致发生以邻为壑、见灾不救、溃口不堵等异乎寻常的事件。
1、上游和下游
汉水流域各州县曾围绕沿岸支河河口的开塞问题长期发生争执。地居上游的钟祥、荆门等州县主张多开河口泄洪分流，目的是为避免汉水干流在本地漫溃，以省修堤工费。于是，汉水堤防溃决后，对决口不加修复，任凭洪水直注天门，横漫京山，潴聚汉川、应城、孝感、云梦诸县，造成渍淹。而天门、汉川等县当然要求堵筑溃口，并为省修堤工、费，进而要堵塞境内对分泄汉水洪流有重要作用的牛蹄河口，免其在本县境内漫溃，而不考虑江汉大堤的安全。双方各挟所私，相持不下，使得溃口往往不能及时堵筑，支河亦得不到疏浚，下游各州县长期渍淹。
2、南岸和北岸
长江荆江段两岸则是围绕能否舍南岸以救北岸的问题不断发生纠纷。北岸以南岸“所征者(地丁钱粮)少而所费者(蠲缓、赈济、修堤)多”为借口，要求弃南保北；南岸则以“南堤既弃亦无益于北堤，南北均属赤子”为理由反驳之。据《南县乡土笔记》记载：在咸丰十年的一次防洪时，北岸抢险官员，在北堤危险之际，竟向南岸开炮，轰散抢险人群，致南堤先溃，北堤转安。这样以邻为壑的畛域之见，只能阻碍水利的修治，加剧洪涝灾害。
其他在小范围内互不相顾、争执械斗的事件更多。有私决堤岸，以图浊流淤高本垸低洼之田的；有筑坝截流，阻断下游水源的：有图渔业之利而毁堤坝，致使农田变为泽国的。
清代，正是由于上述诸因素否定一面的交互作用，使一个具有丰富水利资源、堪称鱼米之乡的湖北省，长时期处于洪涝灾害不断袭击之下，阻碍了社会生产的更大发展。广大劳动人民在水利建设中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终又不能摆脱遭受惨重灾难的困境。
湖北省素称泽国，长江东西横贯，北受汉水，南纳洞庭。作为主要粮棉集中产区的江汉平原，水高田低，极易受到洪涝灾害的侵袭。“环水而居者，半以水边地亩为生涯，全赖堤塍，以资保护。”防洪治水一向是江汉平原经济开发的重要内容。但时至晚清，由于乾道年间江汉湖区堤垸的盲目扩张，河湖水道、水面屡受压迫，蓄泄关系遭到破坏而失去平衡。湖渚渐平，枝河渐湮，穴口故道皆为废舍畎田，水患因而日趋频繁，而且明显地显示出后期甚于前期，无论从记载的年数还是被灾的范围看，道成同光宣各朝都比此前各朝为多，而且损失也更为巨大。仅光绪八年(1882)潜江林家埠一次溃口，就造成“洪涛浩淼，全邑被淹”的后果。光绪九年潜江再遭水灾，乡民俱枵腹耕耘。而胥吏狐假虎威，尚复严追粮米，敲骨吸髓，略不从宽。“凡过此者，但见饿莩载途，疮痍满目，啼饥诉苦，比户皆然。”
由于晚清湖北省发生洪涝灾害的次数之多，以至于按照具体年份实在是不能一一枚举，因此以下仅以1870年的长江特大洪水为例：
1870年大洪水，居宜昌河段历史洪水第一位。此次洪水，主要来自上游嘉陵江连日强大暴雨，推算北碚站洪峰流量57300立方米／秒，约相当于宜昌站洪峰流量的55％，宜昌洪峰流量传播到宜都与清江洪水遭遇，枝城洪峰流量约达110000立方米／秒，超过现在荆州安全泄量1倍。洪水首先漫溃上百里洲堤，全洲被淹没，灾民数万计；继而松滋大口江堤冲溃。大量洪水南分泄形成松滋河。松滋县、公安县的平原圩垸区，都遭水灾，洪水沿荆江直下并南泄洞庭，荆州万城堤幸免于难，洪水经洞庭湖调蓄后，在城陵矶与荆州来洪汇合，使监利以下北岸邹码头等处溃决，荆北一片汪洋。汉口水位27.36米，最大流量65200立方米／秒。据资料记载，当年洪水灾害异常严重。《荆州府志》载：同治九年，公安枝江大水异常，……公安阱湖堤决两处，水漫城垣数尺，衙署庙宇民房倒塌殆尽，数百年未有之奇灾也。《荆州府志》载：夏(监利)县属邹码头处堤溃，沙城等一百五十八垸被水成灾。《沔阳州志》载：夏，江汉并溢。《广济县志》载：七月窝坡宝赛同时溃口，直长共二百余丈，知县刘宗元筹款兴建，十月兴工，次年三月堤民。《黄梅县志》载：人杨家口四号起至黄家口抵宿松堤止，修建新堤。是年沿江汉、汉阳、黄陂、黄冈、鄂城等地亦有庚年大水记载。当上汉水同时涨发，宜城“汉水溢”，钟祥“夏，襄水盛涨，钏堤石牛潭溃，天门已成灾象，地主饥荒”。下游各县同受灾害。汉川因长江汉江并涨，上游襄堤南北俱溃。据《再续行水金鉴》载：当年清帝同治为“宜昌、公安等州县被淹，谕筹款赈抚”，曾下谕“本年夏间湖北大雨时行，江水陡涨，五月间汉水又发，以致宜昌郡城门外概被淹没。荆州南岸公安地方被淹最重，此外松滋、石首、监利、嘉鱼、成年、蒲圻、江夏、汉阳、黄梅及钟祥、荆门、京山、潜江、天门、沔阳、汉阳、汉川、黄陂、孝感、云梦、应城各州县，均因各堤漫溃，田亩淹没，人民迁徙，……。着李翰章等督饬司道筹款发给，量予赈抚”。居历史大洪水第一位的1870年洪水，对长江中游两湖平原酿成的洪灾异常严重，其受灾范围粗略估计达3万多平方公里，其中湖北全省有30州县及武昌等广大平原地区，皆因堤垸漫溃，田禾淹没，人畜漂零，浩劫空前。
二、晚清湖北省洪涝灾害频繁的原因
(一)湖区水乡的滥围私占和上游山林的垦种
各地的豪强地主是湖区水乡滥筑私垸成田的主角。他们在扩占土地的贪欲下，依势恃强，广包强占，或围垦湖泊淤滩；或占种江中沙洲；又或强耕堤脚岸边；不惜以一己利益的扩张造成公共水利破坏的恶果。《皇清经世文编》记载“户政·农政”曰：“自滋生日繁，荒土尽辟。愚民昧于远计，往往废水利而图为田。不独大江大湖之滨，乃数里数顷之湖荡，日渐筑垦……数亩之塘，亦培土改田，一湾之涧，亦截流种稻。”
湖北巡抚彭树葵曾专门为查禁私垸滩地上疏皇帝，他以“人与水争地为利，水必与人争地为殃”为理由，要求实行严禁。其疏云：“无如三襄之水，性浊多沙，最易淤积，有力者因之取利如鹜。始则于岸脚湖心多方截流以成淤，继则借水粮渔课四周筑堤以成垸。”可以看到，“有力者”非单纯地围垦已经淤成的滩地沙洲，而是蓄意拦截水流，人为造成淤滩，进而再围垦成田。这样不适当地与水争地、滥围乱占的结果，就造成了水道阻塞而通流不畅，或致使水面日渐狭窄而洪水宣泄无地，随之而来的便是堤防溃决加剧，水患频生。
对此，不少有识官员屡请严禁，清廷亦曾多次颁发禁令。但是，由于地主豪强和地方官员以及查禁委员各有所图，这些人互相勾结，上瞒下盖，致使每次查禁都变得查而不禁，有名无实。况且查禁乃至刨毁私垸又和统治者的财政收入存在着尖锐矛盾，不少私垸、滩地都因已“丈量起科，输赋朝廷”而得以保留。不少受了贿赂的贪官污吏多以良田美舍不忍弃，国赋正供不可丢为理由反对查禁刨毁私垸滩地；地主豪强则更借口升科纳赋而肆意围垦。所以，“每年查勘，久成具文。县官利其征收，吏胥利其规费，委员则利其馈赠，朦胧申覆，牢不可破，以致愈禁愈增。”很显然，在封建统治下，土述矛盾是根本不可能合理处置的。
垦种上游山林的则主要是各地的贫苦农民。这些人在封建国家和地主的残酷剥削、压榨下，丧失了土地或被迫弃地流亡，为了寻求活路，不得不进入深山老林进行垦种，这与豪强地主为扩张土地而滥围私垦有着很大差别。但是，这些被称为“棚民”的开垦者，大多贫苦无力，没有必需的生产资料，新开山林为田，根本谈不上精耕细作、水土保持，而是刀耕火种，粗放经营，以求广种薄收。这样一来，长期形成的自然植被遭到破坏，一遭雨水，泥沙顺流而下，淤积江河，垫高河底，影响河水畅流；河湖之中淤为洲渚者，又皆被围垦作田，起着加剧前述占碍水道、水区的破坏作用。
(二)水利工程的弊端
1、经费收支中存在的弊端
湖北省的堤防工程在清代除极少数例外，即“紧要处所”为官修，大多为百姓自费承修。一般是按亩派征修防费用，或者先借官项兴工，然后按亩摊征归还。于是，各地豪绅土棍、贪官污吏，便乘征收“土费”之机，互相勾结，以利侵吞分肥。林则徐在湖广总督任上时，对征收土费一事是这样说明的：“楚北江汉堤防延袤二十余州县，岁修需费甚钜……查历来收费办工，或官征官修，或官征民修，或民征民修，三者皆不能无弊。费征于官则必假手于胥吏，费征于民则必诿权于董事，吏胥之多舞弊固不待言，而董事若不得人，亦难驾驭。”他们通过多种手段作弊欺贫庇富、伪造征费册籍，甚至强行拘押业户进行勒索，数额常达应征额的数倍。正是因为民修工程经费一般不查核报销，工程无保固期限，水利员役、矜棍册书才能对堤费任意处理。他们朋比为奸，或挥霍浪费，或偷减侵渔，“削有限之民脂，饱无厌之欲壑。”有关史籍 中，这类记载很多。所谓“佥首事有费，造估册有费，验收工有费。甚至串通册书，要结首事，浮派侵吞，无弊不作，公项遂尽饱私囊。”为司空见惯的现象。贪官污吏敢于侵吞的数额确实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查民间不纳者不过十之一，书差私收者竟至十之七。以百姓之脂膏，饱胥吏之奸囊。”连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不肖官吏“加倍洒派”、“草率从事”、“偷减侵渔”等行为“均属事所必有。”
2、施工的组织管理中存在的弊端
清代湖北省的水利，大多没有专设机构和专职官员管理负责，一般由各地方官兼理其事；而且在很长时期内没有建立工程保固制度。因此，黑暗政治中的各级地方官不把督修水利当作大事，以种种借口来虚应故事、敷衍塞责，成为办理水利工程的惯例。结果使得名为官督民修的各地堤工，成为事实上官不督、民亦不修的状态。因为这些人非专职水利官员，所督修的工程又无保固期限，他们才得以此应付搪塞。地方官利用组织营理制度不完备来敷衍塞责：胥役矜棍则钻官员不亲临督率的空子虚应故事而私吞经费。下面所录有关报告，反映了当时水利工程岁修和抢修的具带情况，通过这些我们得以理解为什么堤防每岁加固而仍不断溃决。《荆州万城堤志》卷末，“疏筑备考”上亦曰：“乃近来楚北有堤各州县，直以修防重事无关考成，遂不免掉以轻心，奉行故事。当未修之先，率多畏难苟安，坐荒时日，及至兴工，并不认真赶修，以致草率偷减，单薄低矬。且于防护抢险事宜，又复漫不经心，任听圩业人等敷衍塞责。一经汛涨，焉有堤不溃之理?甚或堤已决口，犹复掩饰捏禀，不以实告。”如此岁修、抢修，既不及时，又不务实，怎能有完整坚固的堤防?
(三)全局不一致，规计不统一，阻碍着水利的修治
这里涉及到的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上游和下游、南岸和北岸、山区和湖区之间存在着矛盾，对待河口的开塞、河流的疏浚、堤岸的修治等问题，意见互相抵触，以致发生以邻为壑、见灾不救、溃口不堵等异乎寻常的事件。
1、上游和下游
汉水流域各州县曾围绕沿岸支河河口的开塞问题长期发生争执。地居上游的钟祥、荆门等州县主张多开河口泄洪分流，目的是为避免汉水干流在本地漫溃，以省修堤工费。于是，汉水堤防溃决后，对决口不加修复，任凭洪水直注天门，横漫京山，潴聚汉川、应城、孝感、云梦诸县，造成渍淹。而天门、汉川等县当然要求堵筑溃口，并为省修堤工、费，进而要堵塞境内对分泄汉水洪流有重要作用的牛蹄河口，免其在本县境内漫溃，而不考虑江汉大堤的安全。双方各挟所私，相持不下，使得溃口往往不能及时堵筑，支河亦得不到疏浚，下游各州县长期渍淹。
2、南岸和北岸
长江荆江段两岸则是围绕能否舍南岸以救北岸的问题不断发生纠纷。北岸以南岸“所征者(地丁钱粮)少而所费者(蠲缓、赈济、修堤)多”为借口，要求弃南保北；南岸则以“南堤既弃亦无益于北堤，南北均属赤子”为理由反驳之。据《南县乡土笔记》记载：在咸丰十年的一次防洪时，北岸抢险官员，在北堤危险之际，竟向南岸开炮，轰散抢险人群，致南堤先溃，北堤转安。这样以邻为壑的畛域之见，只能阻碍水利的修治，加剧洪涝灾害。
其他在小范围内互不相顾、争执械斗的事件更多。有私决堤岸，以图浊流淤高本垸低洼之田的；有筑坝截流，阻断下游水源的：有图渔业之利而毁堤坝，致使农田变为泽国的。
清代，正是由于上述诸因素否定一面的交互作用，使一个具有丰富水利资源、堪称鱼米之乡的湖北省，长时期处于洪涝灾害不断袭击之下，阻碍了社会生产的更大发展。广大劳动人民在水利建设中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终又不能摆脱遭受惨重灾难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