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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逸先生毕力于清史，“可说是寝于斯，食于斯，学于斯，行于斯。清史是我的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
戴逸，原名戴秉衡，著名历史学家。1926年9月出生于江苏常熟，1946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历任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历史系副主任兼中国历史教研室主任，清史研究所所长，历史系主任，图书馆馆长等，曾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成员、国务院古籍规划小组成员。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博士生导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北京市张自忠路3号，俗称段祺瑞执政府的清陆军部和海军部旧址，是中国人民大学老校区。院子里一座不起眼的平房，桌上放着几本正在审改的清史稿件。除去在清史编委会办公，其余的日子，历史学家戴逸先生就在这里，每天审读六七个小时，一篇篇地核对、修改。从1958年至今，除了“文革”期间下放劳动，戴逸先生从未离开这个院子，埋头治史，由黑发至皓首。
全心修史，从而立至耄耋
2002年8月，国家正式启动新世纪标志性工程——清史纂修。时年76岁的戴逸先生受命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
修史，自古就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易代修史，是我国独有的史学传统。二十四史之后，我国一直没有一部完整、权威的清史。
领衔清史纂修，戴逸先生面对的是上千人的专家学者和浩如烟海的史料。纂修规划共分两大部分，其一为主体工程，是清史的主要内容，分为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等五部分，约百卷，达3000余万字；其二为基础、辅助工程，包括文献、档案、编译、出版等工作，目前已经完成几十亿字，其中《清代诗文集汇编（全800册）》篇幅计约4亿字。
戴逸先生的清史编修历程实则已过半个多世纪。
新中国成立之初，董必武提出编修清史，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1959年，周恩来总理委托历史学家吴晗制订清史规划，吴晗便找了戴逸和郑天挺、任继愈等人商量，当时戴逸才30岁出头。正当酝酿编纂方案时，赶上三年困难时期，起草工作也停止了。
1965年秋，周恩来总理委托中宣部部长周扬召开会议，组成了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郭影秋为首的七人编纂委员会，39岁的戴逸是最年轻的委员。会上决定在中国人民大学建立清史研究所，作为编纂清史的机构。不久，“文革”爆发，修史计划又告夭折。
此后多年直至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屡有纂修清史的倡议。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在“文革”停办之后复校，戴逸受命组建清史研究所，当即呼吁把大型清史的编写任务提到日程上来，并提出规划设想。但限于社会经济环境，各方筹议一再搁置。
2001年，学术界再发呼吁。历经一年半的调研，中央作出启动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决定。此时，戴逸先生不胜感慨，“能够继郭校长之后参与修史，真乃人生幸事。”
用世界的眼光，破解历史谜团
戴逸先生创新的理念和思维体现在清史纂修中。为了把优秀人才集中起来，他煞费苦心。有一位在清史研究上很有建树、某个方面很有专长的老先生，戴逸一连给他写了几封信，他都没答应。戴逸又亲自登门拜访，这位老先生被这种“三顾茅庐”的真诚所感动，加入到清史编纂中。
如今纂修工程还未结束，让他欣慰的是已有一定的成就：一是坚持世界眼光，把清代社会置身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来对照，并吸收海外清史研究的主要成果。二是重视档案文献整理编纂，为后续研究积累了大量资料。三是编纂体例创新，与以往史书相比，增加了通纪、图录部分，传记中增加了类传，史表中增加了事表，典志的数量和涵盖面也大大增加。
在他的建议下，清史创立了很多二十四史没有的新的传记内容。他创立了诸艺传、妇女传，收录了著名相声演员侯宝林的师父、顾太清、王照圆、汪端、秋瑾等代表人物。还发掘更多对中国有贡献的人，如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民族资本家陈启源、中国的第一个西医是黄宽等。
在新清史中光绪死因、太后下嫁等历史谜案，戴逸认为已经过多年的研究，只要是能肯定的，在新清史里就会有定论。比如光绪之死，如果你光看脉案，看档案，永远得不出结论。后来用光绪的头发做的化验，一下子就明确了。这也是多学科研究的一个办法。
以史为鉴，立志于斯
戴逸出生于常熟的一个小官吏家庭，幼时所居之地文化底蕴丰厚，江南著名的藏书楼铁琴铜剑楼就是他青少年时代常去的地方。戴逸先生曾在自述中这样回忆少时的读书时光：“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时，独处小楼之上，青灯黄卷，咿唔讽诵，手握形管，朱蓝粲然。”
也许，戴逸沉潜史学的种子彼时已经种下。1944年高中毕业时，戴逸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学习铁路管理。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恢复招生，戴逸毅然决然地放弃原有的学籍奔赴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 戴逸听过胡适、郑天挺、沈从文、朱光潜等众多著名学者讲课，图书馆里的藏书也令他目不暇接。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使他从学术钻研投入到进步学生运动中。
1948年深秋，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戴逸前往华北解放区的华北大学。为免连累家人，他将原名“秉衡”改为“逸”，表明逃脱藩篱之心。当时，华北大学校长是吴玉章，范文澜、成仿吾、钱俊瑞、田汉、艾思奇等文化名人都在这里工作。戴逸在这里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史，讲授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便是著名中共党史专家胡华。
新中国成立后，华北大学迁往北京，改名为人民大学。戴逸留校从事历史研究，在胡华教授领导的中国革命史组工作，从此正式走上了历史学研究的道路。
戴逸先生至今编写过数百篇文章和10多部著作，《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与《中国近代史稿》《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等是其重要之作。
其中《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书缘起于1969年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中苏两国举行边界谈判，苏联的历史学家带着档案来，可中方没有。“当时有人通知我到外交部去开会，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去了以后，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在会上讲，现在要跟苏联就中苏边界的问题进行谈判，这其中牵涉到很多历史问题，希望我们能够收集这方面的东西。”于是，戴逸花了4年时间，对《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的背景、谈判情况、条约文本和争议问题作了详细研究，以“澄清一些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
平安大街上车水马龙，一片繁华，而喧嚣之外的清史研究所内，戴逸和同仁们正畅叙清史的脉络与细节。
（责编：孙展）
戴逸，原名戴秉衡，著名历史学家。1926年9月出生于江苏常熟，1946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历任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历史系副主任兼中国历史教研室主任，清史研究所所长，历史系主任，图书馆馆长等，曾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成员、国务院古籍规划小组成员。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博士生导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北京市张自忠路3号，俗称段祺瑞执政府的清陆军部和海军部旧址，是中国人民大学老校区。院子里一座不起眼的平房，桌上放着几本正在审改的清史稿件。除去在清史编委会办公，其余的日子，历史学家戴逸先生就在这里，每天审读六七个小时，一篇篇地核对、修改。从1958年至今，除了“文革”期间下放劳动，戴逸先生从未离开这个院子，埋头治史，由黑发至皓首。
全心修史，从而立至耄耋
2002年8月，国家正式启动新世纪标志性工程——清史纂修。时年76岁的戴逸先生受命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
修史，自古就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易代修史，是我国独有的史学传统。二十四史之后，我国一直没有一部完整、权威的清史。
领衔清史纂修，戴逸先生面对的是上千人的专家学者和浩如烟海的史料。纂修规划共分两大部分，其一为主体工程，是清史的主要内容，分为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等五部分，约百卷，达3000余万字；其二为基础、辅助工程，包括文献、档案、编译、出版等工作，目前已经完成几十亿字，其中《清代诗文集汇编（全800册）》篇幅计约4亿字。
戴逸先生的清史编修历程实则已过半个多世纪。
新中国成立之初，董必武提出编修清史，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1959年，周恩来总理委托历史学家吴晗制订清史规划，吴晗便找了戴逸和郑天挺、任继愈等人商量，当时戴逸才30岁出头。正当酝酿编纂方案时，赶上三年困难时期，起草工作也停止了。
1965年秋，周恩来总理委托中宣部部长周扬召开会议，组成了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郭影秋为首的七人编纂委员会，39岁的戴逸是最年轻的委员。会上决定在中国人民大学建立清史研究所，作为编纂清史的机构。不久，“文革”爆发，修史计划又告夭折。
此后多年直至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屡有纂修清史的倡议。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在“文革”停办之后复校，戴逸受命组建清史研究所，当即呼吁把大型清史的编写任务提到日程上来，并提出规划设想。但限于社会经济环境，各方筹议一再搁置。
2001年，学术界再发呼吁。历经一年半的调研，中央作出启动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决定。此时，戴逸先生不胜感慨，“能够继郭校长之后参与修史，真乃人生幸事。”
用世界的眼光，破解历史谜团
戴逸先生创新的理念和思维体现在清史纂修中。为了把优秀人才集中起来，他煞费苦心。有一位在清史研究上很有建树、某个方面很有专长的老先生，戴逸一连给他写了几封信，他都没答应。戴逸又亲自登门拜访，这位老先生被这种“三顾茅庐”的真诚所感动，加入到清史编纂中。
如今纂修工程还未结束，让他欣慰的是已有一定的成就：一是坚持世界眼光，把清代社会置身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来对照，并吸收海外清史研究的主要成果。二是重视档案文献整理编纂，为后续研究积累了大量资料。三是编纂体例创新，与以往史书相比，增加了通纪、图录部分，传记中增加了类传，史表中增加了事表，典志的数量和涵盖面也大大增加。
在他的建议下，清史创立了很多二十四史没有的新的传记内容。他创立了诸艺传、妇女传，收录了著名相声演员侯宝林的师父、顾太清、王照圆、汪端、秋瑾等代表人物。还发掘更多对中国有贡献的人，如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民族资本家陈启源、中国的第一个西医是黄宽等。
在新清史中光绪死因、太后下嫁等历史谜案，戴逸认为已经过多年的研究，只要是能肯定的，在新清史里就会有定论。比如光绪之死，如果你光看脉案，看档案，永远得不出结论。后来用光绪的头发做的化验，一下子就明确了。这也是多学科研究的一个办法。
以史为鉴，立志于斯
戴逸出生于常熟的一个小官吏家庭，幼时所居之地文化底蕴丰厚，江南著名的藏书楼铁琴铜剑楼就是他青少年时代常去的地方。戴逸先生曾在自述中这样回忆少时的读书时光：“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时，独处小楼之上，青灯黄卷，咿唔讽诵，手握形管，朱蓝粲然。”
也许，戴逸沉潜史学的种子彼时已经种下。1944年高中毕业时，戴逸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学习铁路管理。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恢复招生，戴逸毅然决然地放弃原有的学籍奔赴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 戴逸听过胡适、郑天挺、沈从文、朱光潜等众多著名学者讲课，图书馆里的藏书也令他目不暇接。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使他从学术钻研投入到进步学生运动中。
1948年深秋，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戴逸前往华北解放区的华北大学。为免连累家人，他将原名“秉衡”改为“逸”，表明逃脱藩篱之心。当时，华北大学校长是吴玉章，范文澜、成仿吾、钱俊瑞、田汉、艾思奇等文化名人都在这里工作。戴逸在这里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史，讲授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便是著名中共党史专家胡华。
新中国成立后，华北大学迁往北京，改名为人民大学。戴逸留校从事历史研究，在胡华教授领导的中国革命史组工作，从此正式走上了历史学研究的道路。
戴逸先生至今编写过数百篇文章和10多部著作，《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与《中国近代史稿》《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等是其重要之作。
其中《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书缘起于1969年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中苏两国举行边界谈判，苏联的历史学家带着档案来，可中方没有。“当时有人通知我到外交部去开会，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去了以后，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在会上讲，现在要跟苏联就中苏边界的问题进行谈判，这其中牵涉到很多历史问题，希望我们能够收集这方面的东西。”于是，戴逸花了4年时间，对《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的背景、谈判情况、条约文本和争议问题作了详细研究，以“澄清一些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
平安大街上车水马龙，一片繁华，而喧嚣之外的清史研究所内，戴逸和同仁们正畅叙清史的脉络与细节。
（责编：孙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