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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意义]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互联网治理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而互联网世界中显现出的各种问题也受到广泛的关注，因此对现有理论成果进行梳理，对于理论和实践具有重大意义。[方法/过程]本文使用CiteSpace软件对CNKI数据库2002-2014年间有关互联网治理领域的中文文献进行可视化文献计量分析，剖析了作者与研究机构、研究主题及热点议题、研究主题变迁的现状，并且基于研究主题评述了现有成果的特征。[结果/结论]研究发现，互联网治理领域，同一机构内部的交流多，跨机构的合作少，绝大多数学者的专业背景是传播学；网络安全、网络舆情是成果较为丰富的热点议题；研究主题变迁大致可划分为3个阶段即以互联网的技术、资源、产业为重点的阶段、以内容治理为重点的阶段、研究主题向宽泛内涵发展的阶段。
关键词：互联网治理 中文文献 Cite Space 文献计量
分类号：G251
1 引言
截至201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88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3 951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50.3%，较2014年底提升了2.4个百分点[1]。随着网民规模的扩大，半数中国人口接入互联网，虚拟世界和实体世界的联系越加紧密，互联网空间出现的各种问题逐步为理论界所关切。伴随着互联网的应用普及和创新发展，互联网基础资源配置、数字包容、网络空间的语言多样性、跨境数据流管制、政府数据开放、互联网内容审查、个人数据保护、在线信息资源的知识产权以及网络犯罪、网络恐怖主义和网络战争等一系列全球治理议题应运而生。进入Web 2.0时代以来，互联网治理领域出现的系列新问题，不仅显出了以科层制和官僚制为特征的传统治理机制的失灵，而且提出了“谁在治理、如何治理、治理的合法性”等一系列的急切问题。互联网治理的内涵也更为丰富，既包含对互联网实施治理，也包含基于互联网的政府治理。显然，理论探索需要为上述治理实践提供大量的研究成果。梳理现有研究成果，厘清思路，找准问题，无论对于理论界还是实践者，都意义重大。
联合国互联网治理工作小组（Working Group on Internet Governance，简称WGIG）对互联网治理所下的是定义，互联网治理是指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根据各自的作用制定和实施旨在规范互联网发展和使用的共同原则、准则、规则、决策程序和方案。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取文献计量方法对国内互联网治理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问题进行统计和分析。本文使用的分析工具是CiteSpace[2]。这是一款用于分析并可视化科技文献中出现的变化和趋势的Java应用程序，它利用谱聚类和特征选择算法，进行共现分析和共被引分析，尤其关注随时间发展的知识演进中扮演关键性角色的节点，即知识转折点[3]。
本研究所利用的数据样本主要来自中国知网（CNKI）的核心期刊文献，以“互联网治理”为主题词，文献类型为“期刊论文”，检索的时间跨度为2002-2014年。选择2014年作为比较分析的时间终点，是因为本研究的基本时间单位是年，而该年份是开展本研究最近的一个基本时间单位。选择2002年作为比较分析的时间起点，主要是由于从2002年开始国内对于互联网治理的研究文献逐年连续增加，并且关键词有较强的中心性。用于计量分析的文献为486条记录，导出数据为“全记录+参考文献”的纯文本格式。
3 国内互联网治理研究现状分析
3.1 作者与研究机构
选择作者和机构为共现对象，绘制如图1所示的国内互联网治理研究作者-研究机构分布图：
从图1中不难发现，国内从事互联网治理研究的作者与研究机构的现状为：
第一，同一机构内部的交流多，跨机构的合作少。图1显示，研究机构之间基本没有联系，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作者之间零星的连接较多发生在机构内部比如，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骆毅、曾润喜以及王国华。这说明目前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
第二，绝大多数学者的专业背景是传播学。然而，互联网治理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需要政治学、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信息科学等学者的共同关注，使其研究成果更为多元化。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目前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
第三，从发文频率来看，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机构是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以及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他们的研究领域分别聚焦于多元主体治理范式、网络新媒体、媒介经济以及社会变迁中的互联治理。
第四，相对而言，涌现出一批公开成果相对较多的作者。例如，中国联通集团综合新闻宣传处的付玉辉，其研究方向是网络传播研究、新媒体研究；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曾凡斌，其研究方向是网络新媒体、媒介经济；国家税务总局干部学院政治学（廉政教育）教研室副主任、讲师阚道远，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理论和时事政治、税务系统机关党建和干部队伍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等；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刘瑞生，其研究方向是网络传播和新媒体。
3.2 研究主题及热点议题
为了直观展示研究热点与研究主题之间的关联性，笔者选取出现频次大于15的关键词，绘制了互联网治理主题-热点共现图，如图2所示：
图2中圆形节点的大小代表了主题词出现的频次高低，节点连线的多少代表了该关键词中心度的大小。中心度用来衡量该关键词所代表的研究主题在该领域中地位的概念。中心度越大，说明该节点处于中心位置，同时表明在该领域中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集中度越高，因而对整个研究领域的影响力就越大。
从图2中不难发现，国内互联网治理研究主题及热点议题的现状是：
第一，关于治理主体的研究相对单一。行业主管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是出现在图中的唯一的政府机构。企业方面只出现了关键词——腾讯。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国内的互联网治理主体主要以政府部门为主，市场、社会组织尚未在互联治理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互联网治理更多地强调多中心、多主体博弈、协同、共治、共享，这需要研究先行加以关注。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治理能力作为关键词出现在图中，这说明国内研究关注治理主体的能力建设。 第二，关于治理内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互联网的本体管理比如域名、网络安全、网络舆情、网络谣言、意见领袖、色情信息等。这与研究者的学术背景不无关系，也与国内互联网空间的突出矛盾和政府工作重点密切相关。自媒体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公民、企业、社会组织等通过自媒体即时进行思想交流、营销和宣传等各种活动，同时在互联网空间中进行的各种活动、行为等构成了互联网文化，这些以互联网为媒介产生的现象引起了学者的研究兴趣。但事实上，互联网治理涉及的内容更加广泛，按照联合国互联网治理工作组给出的工作定义，所谓互联网治理“不仅仅是互联网域名和数字地址（这些问题多由互联网指定域名和数字地址分配公司负责处理），还包括其他重大的公共政策问题，比如重要的互联网资源、互联网安全保障，以及发展方面和与互联网使用有关的问题[4]”。这个方面急需系统化研究。
第三，关于治理方式的研究。关键词“专项治理”出现在图中，这说明国内的研究紧跟互联网治理实践——“运动式”治理，缺乏必要的前瞻性。
3.3 研究主题的变迁
在运用CiteSpace进行可视化图谱绘制过程中，为了区分作者-研究机构图与研究主题-热点词的共现图，在节点类型“Node Types”中选择了“Keyword”进行设置，最后绘制出了国内互联网治理的时区图，见图3。图3中节点中心所在的位置显示了该主题词在国内互联网治理研究领域研究文献中第一次出现的时间。
从图3中不难发现，国内互联网治理研究大致可划分为3个阶段：
第一，2002年至2008年是以互联网的技术、资源、产业为重点的研究阶段。这个阶段涉及的热点关键词包括物联网、下一代网络、通信产业等。
第二，2009年至2013年是以内容治理为重点的研究阶段。这个阶段涉及的热点关键词包括舆情、言论、色情。越来越多的文献提到政府治理以及网络治理，互联网主管部门在这一阶段里要针对传播有害信息的网站、不良信息及其链接等采取相关管制措施。
第三，2013年之后是研究主题之内涵日渐宽泛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涉及的热点关键词包括社会治理、治理能力、多元治理[5]。
4 重点领域研究和典型研究成果
国内学术界对互联网治理的研究随着实践的深入在不断深化，而且涉及到互联网的方方面面。其中网络安全和网络舆情是两个成果尤为丰富的领域。然而，绝大多数研究仍处在纸上谈兵的阶段，真正被公共政策采纳的还是比较少。这可能是因为研究成果过于分散，研究机构、研究者的合作较少，从而难以形成影响力。
4.1 关于网络安全的研究重技术、重国别研究、重图书馆信息安全
从现有的文献研究来看，国内有关网络安全的研究重点关注以下3个主题：
第一，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技术研究。随着人们对互联网依赖性的增加，个人信息保护成为矛盾突出的现实问题。现有研究多数从技术视角切入，讨论最多的技术主要涉及信息保护技术、身份证技术、防火墙技术以及数据加密技术等。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郭晓苗和李金晶。郭晓苗较全面地介绍了保护互联网上信息安全的技术，包括防火墙、数据加密、病毒防治技术、入侵检测技术、IC卡技术，同时她认为互联网安全是相对的，信息安全系数越高付出的代价越高，增加网络信息安全的措施不可避免地要消耗网络资源或者限制资源的使用[6]。李金晶则详细论述了信息安全领域中身份证认证的各种实现方法、技术及发展趋势，她认为在电子支付领域，身份认证技术作为认证技术和网络安全技术将发挥出它的重要作用[7]。
第二，关于保护网络安全的国别研究。在对国外经验进行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程群。他通过对美国政府网络安全策略的演变的分析，剖析其特点和实质，认为中国应该从国家安全的高度，建立和强化制度化的防范机制和加强网络技术的自主创新[8]。在保障信息安全的国际准则研究方面，华涛认为，欧洲国家、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信息安全的顾虑主要都是针对美国的，因而推动全球化时代信息安全的国际体制的建立和实施势在必行。通过有关信息安全的国际性协议或规则，限制美国对上述国家的可能损害是重要选择[9]。张新宝以“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为范本探讨制定“网络信息安全国际公约”，提出了“网络信息安全国际公约”的五大原则：尊重主权、尊重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信息安全和互联网自由、国家行为合法性、企业自律[10]。
第三，更多的研究聚焦于高校图书馆的信息安全，探究图书馆信息安全面临的问题及防范对策。谢汝昆认为造成网络不安全的因素有：软件、Internet、防火墙自身带来的安全漏洞，同时指出高校图书馆网络安全建设存在安全意识单薄、管理制度不健全和队伍建设落后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11]。李文渊则提出了影响数字图书馆网络信息安全的因素包括：环境因素和意外事故、管理因素、计算机网络病毒、黑客的攻击、版权保护问题，并且从管理者制度、防火墙技术、网络病毒预防、数据的备份工作以及数字水印技术方面提出了相应的防范建议[12]。
4.2 关于网络舆情的研究相对全面
现阶段国内关于网络舆情的研究大致涉及4类主题：
第一，关于网络舆论主体的研究。具体包括了网络舆论本体和网络舆论主体的表现。对于网络舆论主体的界定众说纷纭，有的研究者认为公众是唯一的主体，有的研究者认为公众和新闻媒介监督组织构成网络舆论监督的二元结构。代表性研究者郭光华认为在传统视野中，舆论主体因具有“非实体”性特征，所以难以界定，但是网络给舆论主体提供了一个新型的交流平台，因而根据网络的特点将网络舆论主体界定为网民[13]。另一位研究者张桂霞则探究了网络舆论主体在网络中的行为表现，她认为中国网络舆论主体表现出来群体极化倾向：对外表现为网络民族主义，对内表现为网络批判现实主义。这是现实社会分化和各利益集团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网络世界的投影[14]。 第二，网络舆论的形成及其成因的研究。对于网络公共舆论的形成，突出的研究者郑萍和薛冰基于哈贝马斯协商民主理论，分析了网络公共舆论的形成机理，将网络舆论的形成分为话题集结阶段、争议辩论阶段和趋同意见形成阶段，在这些步骤、程序和阶段相互间的转换递进中，网络公共舆论形成的内在机理清晰地显现出来[15]。黄永林等研究者探究了网络舆论的形成原因，认为利益相关、价值共振、情感共鸣是网络舆论产生的根本原因，而利益相关则是原因当中的核心因素，因为价值观在本质上是对“利（权）益分配（保障）原则与方式”的看法，维护或反对某种价值观的实质是为了从长远角度维护或反对某种利（权）益；情感的褒贬往往也因“利（权）益分配（保障）原则与方式”所引致[16]。
第三，网络舆论监督和引导的研究。网络舆论监督是一把双刃剑。对于舆论监督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孙健和徐祖迎认为，网络舆论监督极大地增强了公民的话语权，但是也存在不足，网络舆论监督的缺点主要表现为网络暴力和媒体审判。因此除了从制度、技术、伦理3个维度需要加强对网络监督的正确引导和合理规范外，还需要从加强传统媒体对网络的监督、规范网络报道的内容和方式等方面进行有效监督，从而追求一种健康、理性的网络舆论监督[17]。对于网络舆论的引导，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面对层出不穷的网络舆论事件，政府应该进一步增强危机意识，着力提升网络舆情的回应能力；及时公开信息，切实把握舆论导向；加强法治建设，善用法律手段实施监管；畅通民众利益表达渠道，规范网络政治参与者行为，着手进行网络舆论的引导[18]。
第四，对网络舆论影响的研究。主要包括网络舆论对政府制定政策的影响以及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有关网络舆论对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影响的研究较多，研究者们都共同探究了网络舆论对政府政策的制定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因而对政府官员分析网络舆论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判断网络舆论究竟是否为主流民意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关系到决策信息的采信问题，而虚拟社会的阶层结构分布不同，动摇了网络舆论代表主流民意的判断，网络民意有可能对政府决策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19]。唐克超从较为宏观层面对网络舆论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互联网已经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影响我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若对网络舆论监管、疏导和引导不力， 在西方及敌对势力煽动和利用下， 将直接影响和危害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20]。
4.3 国内互联网治理研究关注特殊人群
国内互联网治理研究尤其关注大学生、青少年。针对这类特殊人群，从现有的文献研究来看，国内研究重点关注以下3个主题：
第一，关于网瘾问题研究。该研究主题的代表性研究者林绚晖和阎巩固对大学生网络成瘾现象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通过对福州大学的大学生进行广泛的问卷发现：大学生上网人群中网络成瘾者占9.6%。上网成瘾的发生与上网时间、上网参与程度没有必然的联系[21]。针对青少年的网瘾问题，则集中于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问题的研究。佐斌、马红宇通过对10省市的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中专生）和大学生进行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我国青少年中有79.3%玩过网络游戏，成瘾比例为3.2%。他们认为青少年时期的特殊心理、网络游戏本身的吸引力，以及家庭环境、学校教育与管理、社会监管等方面都是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重要影响因素[22]。
第二，有关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研究。网络对大学生政治参与存在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宋争辉认为网络激发了大学生的政治参与热情，拓宽了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渠道，培育了大学生的参政精神，然而消极影响也是存在的，他从大学生自身以及制度建设等角度对大学生有序的政治参与提出了建议[23]。邹静琴、王静、苏粤3位研究者对广东8所高校的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进行了现状调查。结果分析显示，大学生对社会公共事务和国家政治生活高度关注却并不参与，属于活跃而沉默的观察者，同时对主流意识形态有高度认同[24]。还有学者对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现实”与“网络”两种方式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行为与认知脱节，现实政治参与仍然表现出很强的功利性，而网络政治参与稍具理想主义色彩[25]。
第三，网络对大学生和青少年生活和思想价值观的影响。这一研究主题内容广泛，具体包括大学生、青少年的网上娱乐活动、信息获取和传播、交友、身体健康、购物行为以及通过网络求职等，基本上网络渗透到于大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网络对大学生思想和价值观影响的研究主要体现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有学者认为网络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个性心理都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宋元林认为，应该通过实行教育与管理相结合、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疏导与堵截相结合、网上与网下相结合、主动引导与平等交流相结合、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基本工作方法做好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26]。
5 结论
文献计量学方法帮助我们客观、全面地把握了国内互联网治理研究的主题脉络及其变化规律，数据分析呈现出的历史迫使我们思考未来的研究进路。
通过对国内互联网治理研究现状的分析发现：目前国内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从作者与研究机构的角度看，国内同一研究机构内部的交流多，跨机构的合作少；绝大多数的互联网治理研究的学者的专业背景是传播学，但是该领域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需要多个学科的学者共同关注。从研究主题和热点议题的角度看，关于治理主体的研究相对单一；治理内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互联网的本体管理；国内互联网治理的治理方式缺乏必要的前瞻性。
通过对国内互联网治理重点研究领域和典型研究成果的解析发现：国内互联网治理研究领域中关于网络安全的研究，主要呈现出重技术、重国别研究、重图书馆信息安全的特征；关于网络舆情的研究相对全面；国内互联网治理研究关注特殊人群。当前国内互联治理研究领域的研究主要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研究机构之间、研究者之间的合作交流较少；研究者的学科背景较为单一；研究主题主要以本体管理为主，对与互联网相关的议题，研究还不够。因而，互联网研究主题的系统化以及跨学科的研究应该成为未来互联网治理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互联网治理 中文文献 Cite Space 文献计量
分类号：G251
1 引言
截至201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88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3 951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50.3%，较2014年底提升了2.4个百分点[1]。随着网民规模的扩大，半数中国人口接入互联网，虚拟世界和实体世界的联系越加紧密，互联网空间出现的各种问题逐步为理论界所关切。伴随着互联网的应用普及和创新发展，互联网基础资源配置、数字包容、网络空间的语言多样性、跨境数据流管制、政府数据开放、互联网内容审查、个人数据保护、在线信息资源的知识产权以及网络犯罪、网络恐怖主义和网络战争等一系列全球治理议题应运而生。进入Web 2.0时代以来，互联网治理领域出现的系列新问题，不仅显出了以科层制和官僚制为特征的传统治理机制的失灵，而且提出了“谁在治理、如何治理、治理的合法性”等一系列的急切问题。互联网治理的内涵也更为丰富，既包含对互联网实施治理，也包含基于互联网的政府治理。显然，理论探索需要为上述治理实践提供大量的研究成果。梳理现有研究成果，厘清思路，找准问题，无论对于理论界还是实践者，都意义重大。
联合国互联网治理工作小组（Working Group on Internet Governance，简称WGIG）对互联网治理所下的是定义，互联网治理是指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根据各自的作用制定和实施旨在规范互联网发展和使用的共同原则、准则、规则、决策程序和方案。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取文献计量方法对国内互联网治理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问题进行统计和分析。本文使用的分析工具是CiteSpace[2]。这是一款用于分析并可视化科技文献中出现的变化和趋势的Java应用程序，它利用谱聚类和特征选择算法，进行共现分析和共被引分析，尤其关注随时间发展的知识演进中扮演关键性角色的节点，即知识转折点[3]。
本研究所利用的数据样本主要来自中国知网（CNKI）的核心期刊文献，以“互联网治理”为主题词，文献类型为“期刊论文”，检索的时间跨度为2002-2014年。选择2014年作为比较分析的时间终点，是因为本研究的基本时间单位是年，而该年份是开展本研究最近的一个基本时间单位。选择2002年作为比较分析的时间起点，主要是由于从2002年开始国内对于互联网治理的研究文献逐年连续增加，并且关键词有较强的中心性。用于计量分析的文献为486条记录，导出数据为“全记录+参考文献”的纯文本格式。
3 国内互联网治理研究现状分析
3.1 作者与研究机构
选择作者和机构为共现对象，绘制如图1所示的国内互联网治理研究作者-研究机构分布图：
从图1中不难发现，国内从事互联网治理研究的作者与研究机构的现状为：
第一，同一机构内部的交流多，跨机构的合作少。图1显示，研究机构之间基本没有联系，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作者之间零星的连接较多发生在机构内部比如，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骆毅、曾润喜以及王国华。这说明目前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
第二，绝大多数学者的专业背景是传播学。然而，互联网治理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需要政治学、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信息科学等学者的共同关注，使其研究成果更为多元化。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目前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
第三，从发文频率来看，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机构是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以及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他们的研究领域分别聚焦于多元主体治理范式、网络新媒体、媒介经济以及社会变迁中的互联治理。
第四，相对而言，涌现出一批公开成果相对较多的作者。例如，中国联通集团综合新闻宣传处的付玉辉，其研究方向是网络传播研究、新媒体研究；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曾凡斌，其研究方向是网络新媒体、媒介经济；国家税务总局干部学院政治学（廉政教育）教研室副主任、讲师阚道远，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理论和时事政治、税务系统机关党建和干部队伍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等；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刘瑞生，其研究方向是网络传播和新媒体。
3.2 研究主题及热点议题
为了直观展示研究热点与研究主题之间的关联性，笔者选取出现频次大于15的关键词，绘制了互联网治理主题-热点共现图，如图2所示：
图2中圆形节点的大小代表了主题词出现的频次高低，节点连线的多少代表了该关键词中心度的大小。中心度用来衡量该关键词所代表的研究主题在该领域中地位的概念。中心度越大，说明该节点处于中心位置，同时表明在该领域中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集中度越高，因而对整个研究领域的影响力就越大。
从图2中不难发现，国内互联网治理研究主题及热点议题的现状是：
第一，关于治理主体的研究相对单一。行业主管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是出现在图中的唯一的政府机构。企业方面只出现了关键词——腾讯。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国内的互联网治理主体主要以政府部门为主，市场、社会组织尚未在互联治理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互联网治理更多地强调多中心、多主体博弈、协同、共治、共享，这需要研究先行加以关注。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治理能力作为关键词出现在图中，这说明国内研究关注治理主体的能力建设。 第二，关于治理内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互联网的本体管理比如域名、网络安全、网络舆情、网络谣言、意见领袖、色情信息等。这与研究者的学术背景不无关系，也与国内互联网空间的突出矛盾和政府工作重点密切相关。自媒体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公民、企业、社会组织等通过自媒体即时进行思想交流、营销和宣传等各种活动，同时在互联网空间中进行的各种活动、行为等构成了互联网文化，这些以互联网为媒介产生的现象引起了学者的研究兴趣。但事实上，互联网治理涉及的内容更加广泛，按照联合国互联网治理工作组给出的工作定义，所谓互联网治理“不仅仅是互联网域名和数字地址（这些问题多由互联网指定域名和数字地址分配公司负责处理），还包括其他重大的公共政策问题，比如重要的互联网资源、互联网安全保障，以及发展方面和与互联网使用有关的问题[4]”。这个方面急需系统化研究。
第三，关于治理方式的研究。关键词“专项治理”出现在图中，这说明国内的研究紧跟互联网治理实践——“运动式”治理，缺乏必要的前瞻性。
3.3 研究主题的变迁
在运用CiteSpace进行可视化图谱绘制过程中，为了区分作者-研究机构图与研究主题-热点词的共现图，在节点类型“Node Types”中选择了“Keyword”进行设置，最后绘制出了国内互联网治理的时区图，见图3。图3中节点中心所在的位置显示了该主题词在国内互联网治理研究领域研究文献中第一次出现的时间。
从图3中不难发现，国内互联网治理研究大致可划分为3个阶段：
第一，2002年至2008年是以互联网的技术、资源、产业为重点的研究阶段。这个阶段涉及的热点关键词包括物联网、下一代网络、通信产业等。
第二，2009年至2013年是以内容治理为重点的研究阶段。这个阶段涉及的热点关键词包括舆情、言论、色情。越来越多的文献提到政府治理以及网络治理，互联网主管部门在这一阶段里要针对传播有害信息的网站、不良信息及其链接等采取相关管制措施。
第三，2013年之后是研究主题之内涵日渐宽泛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涉及的热点关键词包括社会治理、治理能力、多元治理[5]。
4 重点领域研究和典型研究成果
国内学术界对互联网治理的研究随着实践的深入在不断深化，而且涉及到互联网的方方面面。其中网络安全和网络舆情是两个成果尤为丰富的领域。然而，绝大多数研究仍处在纸上谈兵的阶段，真正被公共政策采纳的还是比较少。这可能是因为研究成果过于分散，研究机构、研究者的合作较少，从而难以形成影响力。
4.1 关于网络安全的研究重技术、重国别研究、重图书馆信息安全
从现有的文献研究来看，国内有关网络安全的研究重点关注以下3个主题：
第一，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技术研究。随着人们对互联网依赖性的增加，个人信息保护成为矛盾突出的现实问题。现有研究多数从技术视角切入，讨论最多的技术主要涉及信息保护技术、身份证技术、防火墙技术以及数据加密技术等。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郭晓苗和李金晶。郭晓苗较全面地介绍了保护互联网上信息安全的技术，包括防火墙、数据加密、病毒防治技术、入侵检测技术、IC卡技术，同时她认为互联网安全是相对的，信息安全系数越高付出的代价越高，增加网络信息安全的措施不可避免地要消耗网络资源或者限制资源的使用[6]。李金晶则详细论述了信息安全领域中身份证认证的各种实现方法、技术及发展趋势，她认为在电子支付领域，身份认证技术作为认证技术和网络安全技术将发挥出它的重要作用[7]。
第二，关于保护网络安全的国别研究。在对国外经验进行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程群。他通过对美国政府网络安全策略的演变的分析，剖析其特点和实质，认为中国应该从国家安全的高度，建立和强化制度化的防范机制和加强网络技术的自主创新[8]。在保障信息安全的国际准则研究方面，华涛认为，欧洲国家、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信息安全的顾虑主要都是针对美国的，因而推动全球化时代信息安全的国际体制的建立和实施势在必行。通过有关信息安全的国际性协议或规则，限制美国对上述国家的可能损害是重要选择[9]。张新宝以“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为范本探讨制定“网络信息安全国际公约”，提出了“网络信息安全国际公约”的五大原则：尊重主权、尊重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信息安全和互联网自由、国家行为合法性、企业自律[10]。
第三，更多的研究聚焦于高校图书馆的信息安全，探究图书馆信息安全面临的问题及防范对策。谢汝昆认为造成网络不安全的因素有：软件、Internet、防火墙自身带来的安全漏洞，同时指出高校图书馆网络安全建设存在安全意识单薄、管理制度不健全和队伍建设落后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11]。李文渊则提出了影响数字图书馆网络信息安全的因素包括：环境因素和意外事故、管理因素、计算机网络病毒、黑客的攻击、版权保护问题，并且从管理者制度、防火墙技术、网络病毒预防、数据的备份工作以及数字水印技术方面提出了相应的防范建议[12]。
4.2 关于网络舆情的研究相对全面
现阶段国内关于网络舆情的研究大致涉及4类主题：
第一，关于网络舆论主体的研究。具体包括了网络舆论本体和网络舆论主体的表现。对于网络舆论主体的界定众说纷纭，有的研究者认为公众是唯一的主体，有的研究者认为公众和新闻媒介监督组织构成网络舆论监督的二元结构。代表性研究者郭光华认为在传统视野中，舆论主体因具有“非实体”性特征，所以难以界定，但是网络给舆论主体提供了一个新型的交流平台，因而根据网络的特点将网络舆论主体界定为网民[13]。另一位研究者张桂霞则探究了网络舆论主体在网络中的行为表现，她认为中国网络舆论主体表现出来群体极化倾向：对外表现为网络民族主义，对内表现为网络批判现实主义。这是现实社会分化和各利益集团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网络世界的投影[14]。 第二，网络舆论的形成及其成因的研究。对于网络公共舆论的形成，突出的研究者郑萍和薛冰基于哈贝马斯协商民主理论，分析了网络公共舆论的形成机理，将网络舆论的形成分为话题集结阶段、争议辩论阶段和趋同意见形成阶段，在这些步骤、程序和阶段相互间的转换递进中，网络公共舆论形成的内在机理清晰地显现出来[15]。黄永林等研究者探究了网络舆论的形成原因，认为利益相关、价值共振、情感共鸣是网络舆论产生的根本原因，而利益相关则是原因当中的核心因素，因为价值观在本质上是对“利（权）益分配（保障）原则与方式”的看法，维护或反对某种价值观的实质是为了从长远角度维护或反对某种利（权）益；情感的褒贬往往也因“利（权）益分配（保障）原则与方式”所引致[16]。
第三，网络舆论监督和引导的研究。网络舆论监督是一把双刃剑。对于舆论监督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孙健和徐祖迎认为，网络舆论监督极大地增强了公民的话语权，但是也存在不足，网络舆论监督的缺点主要表现为网络暴力和媒体审判。因此除了从制度、技术、伦理3个维度需要加强对网络监督的正确引导和合理规范外，还需要从加强传统媒体对网络的监督、规范网络报道的内容和方式等方面进行有效监督，从而追求一种健康、理性的网络舆论监督[17]。对于网络舆论的引导，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面对层出不穷的网络舆论事件，政府应该进一步增强危机意识，着力提升网络舆情的回应能力；及时公开信息，切实把握舆论导向；加强法治建设，善用法律手段实施监管；畅通民众利益表达渠道，规范网络政治参与者行为，着手进行网络舆论的引导[18]。
第四，对网络舆论影响的研究。主要包括网络舆论对政府制定政策的影响以及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有关网络舆论对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影响的研究较多，研究者们都共同探究了网络舆论对政府政策的制定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因而对政府官员分析网络舆论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判断网络舆论究竟是否为主流民意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关系到决策信息的采信问题，而虚拟社会的阶层结构分布不同，动摇了网络舆论代表主流民意的判断，网络民意有可能对政府决策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19]。唐克超从较为宏观层面对网络舆论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互联网已经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影响我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若对网络舆论监管、疏导和引导不力， 在西方及敌对势力煽动和利用下， 将直接影响和危害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20]。
4.3 国内互联网治理研究关注特殊人群
国内互联网治理研究尤其关注大学生、青少年。针对这类特殊人群，从现有的文献研究来看，国内研究重点关注以下3个主题：
第一，关于网瘾问题研究。该研究主题的代表性研究者林绚晖和阎巩固对大学生网络成瘾现象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通过对福州大学的大学生进行广泛的问卷发现：大学生上网人群中网络成瘾者占9.6%。上网成瘾的发生与上网时间、上网参与程度没有必然的联系[21]。针对青少年的网瘾问题，则集中于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问题的研究。佐斌、马红宇通过对10省市的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中专生）和大学生进行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我国青少年中有79.3%玩过网络游戏，成瘾比例为3.2%。他们认为青少年时期的特殊心理、网络游戏本身的吸引力，以及家庭环境、学校教育与管理、社会监管等方面都是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重要影响因素[22]。
第二，有关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研究。网络对大学生政治参与存在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宋争辉认为网络激发了大学生的政治参与热情，拓宽了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渠道，培育了大学生的参政精神，然而消极影响也是存在的，他从大学生自身以及制度建设等角度对大学生有序的政治参与提出了建议[23]。邹静琴、王静、苏粤3位研究者对广东8所高校的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进行了现状调查。结果分析显示，大学生对社会公共事务和国家政治生活高度关注却并不参与，属于活跃而沉默的观察者，同时对主流意识形态有高度认同[24]。还有学者对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现实”与“网络”两种方式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行为与认知脱节，现实政治参与仍然表现出很强的功利性，而网络政治参与稍具理想主义色彩[25]。
第三，网络对大学生和青少年生活和思想价值观的影响。这一研究主题内容广泛，具体包括大学生、青少年的网上娱乐活动、信息获取和传播、交友、身体健康、购物行为以及通过网络求职等，基本上网络渗透到于大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网络对大学生思想和价值观影响的研究主要体现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有学者认为网络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个性心理都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宋元林认为，应该通过实行教育与管理相结合、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疏导与堵截相结合、网上与网下相结合、主动引导与平等交流相结合、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基本工作方法做好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26]。
5 结论
文献计量学方法帮助我们客观、全面地把握了国内互联网治理研究的主题脉络及其变化规律，数据分析呈现出的历史迫使我们思考未来的研究进路。
通过对国内互联网治理研究现状的分析发现：目前国内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从作者与研究机构的角度看，国内同一研究机构内部的交流多，跨机构的合作少；绝大多数的互联网治理研究的学者的专业背景是传播学，但是该领域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需要多个学科的学者共同关注。从研究主题和热点议题的角度看，关于治理主体的研究相对单一；治理内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互联网的本体管理；国内互联网治理的治理方式缺乏必要的前瞻性。
通过对国内互联网治理重点研究领域和典型研究成果的解析发现：国内互联网治理研究领域中关于网络安全的研究，主要呈现出重技术、重国别研究、重图书馆信息安全的特征；关于网络舆情的研究相对全面；国内互联网治理研究关注特殊人群。当前国内互联治理研究领域的研究主要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研究机构之间、研究者之间的合作交流较少；研究者的学科背景较为单一；研究主题主要以本体管理为主，对与互联网相关的议题，研究还不够。因而，互联网研究主题的系统化以及跨学科的研究应该成为未来互联网治理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