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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人越来越关心天气了,人们抱怨或者嘲笑天气预报不够准确。每一天,遍布各地的气象观测站发出的数据,都会辗转成为人们饭桌上的谈资。
但城里人并不知道,很多气象观测员工作在人类生存的边界。全国2600多个气象台站中,有四分之一分布在高山、海岛、荒漠、森林等地带,它们被称为艰苦气象台站。艰苦台站共分六个级别,位于内蒙古巴彦浩特的拐子湖气象站属于一类,最艰苦的一级。
而对于在那里的观测员,艰苦,远远不是最黑暗的敌人。
求雨的气象站站长
站在祈雨的人群中,那木尔一点也没有不自在。作为拐子湖气象站的站长,他是“公家人”,受邀参加祈雨仪式,已经是个传统了。
这里是土尔扈特部蒙古族的属地。300年前,随成吉思汗西征的一支土尔扈特部从伏尔加河一路东进,清廷将拐子湖所在的额济纳旗(相当于县),封给这支东归的蒙古族部落居住。这里曾是水草肥美的绿洲。百年间沧海桑田,如今的拐子湖只在夏天才吝啬地露出一点绿色。从1990年代退牧还草政策出台后,拐子湖地区的常驻人口从400锐减到40人。
但到每年农历五月,蒙古族开始最重要的祭祀活动——敖包会到来之时,人们仍会从四面八方云集于此。牧人向敖包祈雨,求得牧草繁茂、牧业丰收。祭典仪式也会邀请苏木(相当于乡)干部,边防派出所等官方代表参加。作为拐子湖气象站站长,那木尔也在受邀之列。
每年的敖包会,气象站的时任站长都会出席。跟牧民们搞好关系,是气象站能在拐子湖坚持五十年的前提之一。当然,站长们乐于参加敖包会的另一个原因是仪式之后的酒会,这是枯燥戈壁生活里难得的乐趣。
酒会上的嘉宾阵容已不能与二十年前相比。那时的拐子湖有卫生院、畜牧站等一整套机构。如今,这里只剩气象站和边防派出所。
那木尔跟派出所所长多喝了几杯。一个让他有些伤感的消息是,或许,派出所也将在近期撤出拐子湖。
派出所也撤出,这里就太孤单了。拐子湖方圆200公里内人迹罕至,每年四个多月为黄沙和大风笼罩,冬夏温差70摄氏度,年平均蒸发量为降水量的100多倍。如果不是来看沙漠,或者体验席卷大半个中国的沙尘暴源头,没人愿意在这鬼地方多待一分钟。
36岁的那木尔已经在拐子湖待了16年。年初,他与一起进拐子湖的十几个兄弟收到了600公里外的一条指令。根据阿拉善盟(相当于地级市)气象局新任局长制定的新政策,所有拐子湖的观测员可选择回到旗气象局,或者继续留下。新政策规定,选择留下的人每月将多收入1000元的野外津贴。
多数人稍稍犹豫后选择了离开,不是1000块太少,而是怕错过这次机会,以后就再出不去了。过去拐子湖的规矩一般是,每隔三五年,一批新人进来,换同等数量的老人调出。1995年后进来的这批站员却始终没等来“新人”。盟局的解释是,人员数量超编,在十数年间没能正常流动起来。
那木尔留了下来。去年他刚被提为站长,他还留下了2005年进站的蔡文军,说服了旗站的好友许延强,陪他一起在拐子湖再干几年。
如今拐子湖的气象观测任务已比过去简单得多。一套自动化的机器帮他们完成温度、湿度、气压、风向风速、降水、地面温度的观测。除地面温度外都进行人工并行观测,但以自动站资料为准发报。必须靠人工完成的观测任务只有云、能、天——记录云状、能见度和各种天气现象三项。
但减负后的观测员们似乎更加感到无聊。每天只用发八次报,一天三个班,每班一人。这项缺少创意的工作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让人怀疑自己的能力。
“我不知道以后除了干这个我还能干嘛。”一位观测员说,终有一天机器会彻底代替人。到那时气象观测员,就彻底变成传说了。
转型也许是五年后,或许是十年。但可以确定的是,那木尔这个年龄的观测员,总得在退休前学些新本事,完成转型。如今气象系统招进来的,都是大学生。他知道后生可畏。
他们这拨人基本可分为两类:要么是气象中专毕业,要么是部队转业进培训班短期学习,然后上岗。那木尔属于后一种。
在他喜欢的电影《我是传奇》里,主人公生活在因病毒蔓延而空荡荡的城市,他一直希望通过寻找抗体而找回真实的人生。那木尔也希望通过自学来获得那种应对未来的“抗体”。但是,他觉得自己很无力。从外面运进来的仪器越来越精密,上面的英文让他晕眩。在额旗休假时,他想报个英语培训班,系统学习下英文。到课堂里,他坐在最后一排,周围是一群牙牙学语的小朋友。他再没去那个学习班。
他体会到那是一种全方位的落后。2004年,全区气象系统人员去呼和浩特进修,那木尔和另五个同事也参加了。大家在会场里议论说CS很好玩,他们听了也跃跃欲试。晚上跑到一个网吧准备联机玩,六个人谁也不知道该怎么进到游戏里。一群小伙子只好尴尬地等网吧老板过来一个个帮着设置。后来进修毕业晚会,大家跟着卡拉OK一起唱歌,那木尔和同事在人群里尴尬万分,他们头一回听啊。
那次进修让他感到极为失落。“我觉得我们跟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为什么差异会那么大?别人会的为什么我们不会?”
在拐子湖,学习是奢侈的事情。这里是全内蒙古唯一没有联网的气象站,他们靠北斗卫星和电话发报。在他们的电脑硬盘里,有几部古老的清宫戏电视剧:《康熙王朝》、《雍正王朝》等等。这些十年前流行的片子,每日循环往复地播出。
作为新任站长,那木尔得在这里待下去,这样将来调出来也会有个好的岗位。他还是想让大家学点什么,他曾经想能不能请个英语老师进来,每天教大家英语,好像不是很实际。
但他总要做点什么,他禁止大家说脏话,哪怕喝酒时也不行。“都快40的人了,不能一张嘴就骂骂咧咧。”那木尔瞅瞅宿舍后面的施工工地,“环境是不大好,但我们不能民工化。”
曾经唯一的女人
拐子湖是男人的天下。气象观测员找对象是个全国性难题,谁愿做一年只能团聚三十天的两地夫妻?
1998年,站里来了个叫段凤莲的女人。她和男友王海龙是内蒙古气象学校的同班同学,毕业后,两人被一起分配到了拐子湖。
段凤莲让这里的男人们都看呆了。除站长外,所有人都是光棍。
他们拿段凤莲开些稍稍过火的玩笑:你胸太小,穿这衣服不好。王海龙坐在男人们中间,只是跟着一起讪笑。“我知道他们都很羡慕我。我也担心(他们)啊,都是火力壮的小伙子。” 王海龙说,“晚上会有人来听门。”
言语间的调戏始终没有停止,段凤莲只能选择无视。“其实我脸上也挂不住,有一次就哭了。”段凤莲说,“我就尽量不把自己当女人,跟大家融在一块。有时候想,我要是个男人多好啊。”段凤莲在拐子湖待的十一年里,几乎没穿过一次裙子。2008年,她调离这里后,大家夸她打扮得漂亮,她还是为拐子湖的时间感到委屈。“我已经过了那个年龄,我觉得我缺少同龄人的女人味。”
十几年里只有一个女同学过来看过她,她只能尽力让自己融入到男人们的各种活动中,她告诉自己别当自己是女人。有次她推开房门,大家围着电视呆呆地在一起看动画片,她也坐下来看。一小时过去,没有人提出换台。“你能体会吗?十几个大男人围在一起看动画片!”
她会一个人走到沙包上散心。在那里,她有了男人们未曾有过的体验。她可以用女人的语言描述那种极端的体验:
天气特别好的时候,我也会去沙包里待一会儿。出去往前就是沙包,一片开阔地。我脑子里就跳跃式地想东西。想完以后就是时空定格的那种感觉:怎么就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呢?好像自己与世隔绝,什么都没有了。就是电影电视里那种静的画面,没有声音,没有画面,就像睡梦里一样。什么都不变。静悄悄的,唯一能听见自己的呼吸,自己在动。那样的时候特别的空洞和害怕。那种时候,就特别希望他们骂你,哪怕睡觉大家瞅着你,都好。
有时她一个人进观测场观测,会觉得一个小时里天空没有任何变化,除了表盘指针往过挪,别的东西都不动。在那样的时候,她总是怀疑是不是出了错。她走到每一种仪器前,把那些数挨个儿看一遍。看完一遍还是不放心,再看一遍。“那种状态让我觉得我的心理状态很不好,跟神经病一样。”
段凤莲害怕值夜班。她一个人趴在地上看仪器,总觉得有东西在后面。她希望丈夫能陪她一起,又不肯明说。
在学校时老师的一句话给她鼓了不少劲:你们应该感觉到骄傲,想同一个时间,全世界有多少人跟你同时踏出观测场,你觉不觉得你的队伍很强大?她觉得这句话充满力量。
拐子湖的冬天异常寒冷,最低气温能达到零下30摄氏度。晚上刮大风,段凤莲听见风声就害怕得睡不着,扭头看看旁边的丈夫,他也躺在那儿醒着呢。但俩人啥也不说。“说什么呢?不说大家都知道。都孤独,说出来反而更孤独。每天生活没有一点新鲜的东西,有什么好说呢。”
所有的人都想着从拐子湖出来,但段凤莲最先成功了。
几乎每隔一两年,就有人跟段凤莲说:听说你要调走了。她很兴奋,因为她是唯一的女性,调出去也合情理。但这种消息却总没有下文,她只好一次次把沮丧失望咽回去。他们本打算出来后再要孩子的,实在调不出来,那也得要孩子了,双方父母说。
孩子生下来之后就放在额旗婆婆家。九个月的时候,段凤莲回额旗,她一个月没见到孩子了。“他站在那儿,光看着我笑,也不往跟前走,不认识我了。”段凤莲伤心极了,她觉得自己太亏欠孩子。回去之后就找领导说,外面有领导来了,她就拉领导喝酒,喝完就哭。
2008年年底,站长告诉段凤莲:你可以回去了。段凤莲不相信,她对站长说:你得给我看调令。
真要走时,段凤莲反而有点伤感。她想自己的十几年留在这里,那些重复的日子像云烟般快速飘散,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她只记得一个美好的日子:某年春天雨水特别多,草也长得比往年多,丈夫骑着幸福250摩托车带她来湖边兜风,她看到马群、牛羊在草丛里吃草。
那真是美啊,她想。
刘天宝的后悔
刚到拐子湖时,段凤莲每次出去,都会坐刘天宝的车。
刘天宝在拐子湖跑了一辈子车。每到发车的前一天,刘天宝就发愁——车在路上抛锚了怎么办。
拐子湖是一座陆上孤岛。如果不是去年修成的沥青油路,进出拐子湖的车辆只能靠车辙印导航。从拐子湖一路向北在光秃秃的戈壁上走上80公里,就能到达S312省道雅干路口。从雅干往东500公里是阿盟所在地,往西120公里是额旗所在地,那里是拐子湖的补给大本营。
在1980年代以前,从拐子湖出来,得骑上两三天的骆驼才能到额旗。1976年,站上配了一部车,刘天宝从观测员转为司机。
有了车,但还是没有路。80公里的戈壁滩,只能按大方向走。去的路跟来的肯定不一样,哪儿平就往哪儿走。
1997年夏天,刘天宝开车从拐子湖出来,开了40公里车坏了。他们在路上等了一天一夜。刘天宝把发动机的水箱水放出来,每人喝两口。时任站长刘富军听说15公里外有牧点,结果跑了四个多小时没找着,他坚持着刚回到原处,就休克过去。第二天下午六点多钟,邮电局的车缓缓开来,大家得救了。
在戈壁滩上,车轮扎在沙里出不来是常事。有年冬夜,车在路上抛锚,车上人冻得不行,就把车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点着取暖。车上能点着的东西都烧掉了。直到现在,观测员们还习惯在车里备着食物和矿泉水,以防不测。
即使车子不出问题,漫长的距离也会稀释车轮的作用。一位站员冬天擦玻璃,哗啦一下玻璃碎了,他手上的筋被割断,等送进额旗医院为时已晚,那只手到现在还使不上劲;站员哈斯其木格有个要好的牧民朋友萨娜,在临产前几天突然肚子疼。等到哈斯其木格赶到,准备请人送去额旗医院,其木格含泪看着萨娜在自己怀里咽了气。
刘天宝说,在拐子湖,一旦得上阑尾炎胃穿孔脑溢血这样的急性病,那只有等死。在拐子湖,人没有跟时间较量的资本。
从拐子湖出来,在距离额旗十公里的时候,路边的绿色会一下子多起来。那是刘天宝感觉最解脱的时刻。“每次一进到那里,哎呀呀,一看见那个树,心里面马上就不一样。再也不怕了,饿不死了。”
他在2001年办了内退,回到额旗养老。如今还会做点跟拐子湖相关的梦,在梦里他开着车,在茫茫戈壁上找不到路。他急得大喊。老伴使劲摇醒他:喊什么喊呢。
刘天宝在拐子湖干了31年,这辈子都给拐子湖了。他最欣慰的事,是把儿子的工作问题解决了,安排到拐子湖气象站工作。
他对自己工作的总结是“跟待监狱差不多”,但当儿子高中毕业,他毫不犹豫地让他来拐子湖。儿子不大情愿——你干了一辈子,还想让我干?他哼了一声:你能找到更好的也行。儿子软了,在拐子湖一待15年。
后来,刘天宝有些后悔。他总觉得儿子性格内向,不善交际,跟刚成年就进拐子湖有很大关系。被改变的岂止他儿子?几乎所有人都说,拐子湖重塑了他们的性格。他们变得狂躁、寡言、出来后不适应社会,见到人多车多就觉得烦躁头疼。饭局上闷头喝酒,坐办公室里默默抽烟。
今年年初的调动新政策一下来,儿子很是犹豫,毕竟留下来可以每月多拿一千。他赶紧让儿子出来:下届领导换了政策怎么办?
跟所有拐子湖的人一样,他也嫌气象部门赚得少。1980年代时,说起来是国家工作人员,是香饽饽,现在比地方公务员工资矮一截。
其实早在1980年代,刘天宝就蠢蠢欲动,他想停薪留职出来单干,因为那时会开车的比较少,但领导一吓唬,他就没敢再吱声。2000年,刘天宝一满50岁就办了内退手续,出来之后他狠狠开了几年个体车,赚了几万块钱。2007年他生了一场病,肾结石。去银川住院,大夫很明白地说:你是额济纳拐子湖的?那儿风沙大,吃的沙子多,你们那儿来的结石病人太多啦。
一些东西在改变。
令人窒息的宁静在这个夏天被轰隆隆的施工声打破。预计到八月,拐子湖气象站的七名观测员,就可以住进新楼。这栋大楼可以让每个人都能享受一套配有独立卫浴的公寓。他们再不用急慌慌地冲到观测站后面那个几十年的旱厕。新的房子里会有一套太阳能供电系统,这样每间屋子里都会有空调。他们再不用夏天做冰块枕头,辗转反侧不得安眠。
有些东西不会改变。
比如,他们都做过一个同样的噩梦——报还没发!从床上坐起来,穿上衣服赶紧往值班室跑,跑进去一看,哎里面有人,不是我的班啊。一身冷汗。
这个恶梦的来源是那个铁的要求:无论出现何种情况,观测结果必须在正点后三分钟内发出来。
但城里人并不知道,很多气象观测员工作在人类生存的边界。全国2600多个气象台站中,有四分之一分布在高山、海岛、荒漠、森林等地带,它们被称为艰苦气象台站。艰苦台站共分六个级别,位于内蒙古巴彦浩特的拐子湖气象站属于一类,最艰苦的一级。
而对于在那里的观测员,艰苦,远远不是最黑暗的敌人。
求雨的气象站站长
站在祈雨的人群中,那木尔一点也没有不自在。作为拐子湖气象站的站长,他是“公家人”,受邀参加祈雨仪式,已经是个传统了。
这里是土尔扈特部蒙古族的属地。300年前,随成吉思汗西征的一支土尔扈特部从伏尔加河一路东进,清廷将拐子湖所在的额济纳旗(相当于县),封给这支东归的蒙古族部落居住。这里曾是水草肥美的绿洲。百年间沧海桑田,如今的拐子湖只在夏天才吝啬地露出一点绿色。从1990年代退牧还草政策出台后,拐子湖地区的常驻人口从400锐减到40人。
但到每年农历五月,蒙古族开始最重要的祭祀活动——敖包会到来之时,人们仍会从四面八方云集于此。牧人向敖包祈雨,求得牧草繁茂、牧业丰收。祭典仪式也会邀请苏木(相当于乡)干部,边防派出所等官方代表参加。作为拐子湖气象站站长,那木尔也在受邀之列。
每年的敖包会,气象站的时任站长都会出席。跟牧民们搞好关系,是气象站能在拐子湖坚持五十年的前提之一。当然,站长们乐于参加敖包会的另一个原因是仪式之后的酒会,这是枯燥戈壁生活里难得的乐趣。
酒会上的嘉宾阵容已不能与二十年前相比。那时的拐子湖有卫生院、畜牧站等一整套机构。如今,这里只剩气象站和边防派出所。
那木尔跟派出所所长多喝了几杯。一个让他有些伤感的消息是,或许,派出所也将在近期撤出拐子湖。
派出所也撤出,这里就太孤单了。拐子湖方圆200公里内人迹罕至,每年四个多月为黄沙和大风笼罩,冬夏温差70摄氏度,年平均蒸发量为降水量的100多倍。如果不是来看沙漠,或者体验席卷大半个中国的沙尘暴源头,没人愿意在这鬼地方多待一分钟。
36岁的那木尔已经在拐子湖待了16年。年初,他与一起进拐子湖的十几个兄弟收到了600公里外的一条指令。根据阿拉善盟(相当于地级市)气象局新任局长制定的新政策,所有拐子湖的观测员可选择回到旗气象局,或者继续留下。新政策规定,选择留下的人每月将多收入1000元的野外津贴。
多数人稍稍犹豫后选择了离开,不是1000块太少,而是怕错过这次机会,以后就再出不去了。过去拐子湖的规矩一般是,每隔三五年,一批新人进来,换同等数量的老人调出。1995年后进来的这批站员却始终没等来“新人”。盟局的解释是,人员数量超编,在十数年间没能正常流动起来。
那木尔留了下来。去年他刚被提为站长,他还留下了2005年进站的蔡文军,说服了旗站的好友许延强,陪他一起在拐子湖再干几年。
如今拐子湖的气象观测任务已比过去简单得多。一套自动化的机器帮他们完成温度、湿度、气压、风向风速、降水、地面温度的观测。除地面温度外都进行人工并行观测,但以自动站资料为准发报。必须靠人工完成的观测任务只有云、能、天——记录云状、能见度和各种天气现象三项。
但减负后的观测员们似乎更加感到无聊。每天只用发八次报,一天三个班,每班一人。这项缺少创意的工作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让人怀疑自己的能力。
“我不知道以后除了干这个我还能干嘛。”一位观测员说,终有一天机器会彻底代替人。到那时气象观测员,就彻底变成传说了。
转型也许是五年后,或许是十年。但可以确定的是,那木尔这个年龄的观测员,总得在退休前学些新本事,完成转型。如今气象系统招进来的,都是大学生。他知道后生可畏。
他们这拨人基本可分为两类:要么是气象中专毕业,要么是部队转业进培训班短期学习,然后上岗。那木尔属于后一种。
在他喜欢的电影《我是传奇》里,主人公生活在因病毒蔓延而空荡荡的城市,他一直希望通过寻找抗体而找回真实的人生。那木尔也希望通过自学来获得那种应对未来的“抗体”。但是,他觉得自己很无力。从外面运进来的仪器越来越精密,上面的英文让他晕眩。在额旗休假时,他想报个英语培训班,系统学习下英文。到课堂里,他坐在最后一排,周围是一群牙牙学语的小朋友。他再没去那个学习班。
他体会到那是一种全方位的落后。2004年,全区气象系统人员去呼和浩特进修,那木尔和另五个同事也参加了。大家在会场里议论说CS很好玩,他们听了也跃跃欲试。晚上跑到一个网吧准备联机玩,六个人谁也不知道该怎么进到游戏里。一群小伙子只好尴尬地等网吧老板过来一个个帮着设置。后来进修毕业晚会,大家跟着卡拉OK一起唱歌,那木尔和同事在人群里尴尬万分,他们头一回听啊。
那次进修让他感到极为失落。“我觉得我们跟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为什么差异会那么大?别人会的为什么我们不会?”
在拐子湖,学习是奢侈的事情。这里是全内蒙古唯一没有联网的气象站,他们靠北斗卫星和电话发报。在他们的电脑硬盘里,有几部古老的清宫戏电视剧:《康熙王朝》、《雍正王朝》等等。这些十年前流行的片子,每日循环往复地播出。
作为新任站长,那木尔得在这里待下去,这样将来调出来也会有个好的岗位。他还是想让大家学点什么,他曾经想能不能请个英语老师进来,每天教大家英语,好像不是很实际。
但他总要做点什么,他禁止大家说脏话,哪怕喝酒时也不行。“都快40的人了,不能一张嘴就骂骂咧咧。”那木尔瞅瞅宿舍后面的施工工地,“环境是不大好,但我们不能民工化。”
曾经唯一的女人
拐子湖是男人的天下。气象观测员找对象是个全国性难题,谁愿做一年只能团聚三十天的两地夫妻?
1998年,站里来了个叫段凤莲的女人。她和男友王海龙是内蒙古气象学校的同班同学,毕业后,两人被一起分配到了拐子湖。
段凤莲让这里的男人们都看呆了。除站长外,所有人都是光棍。
他们拿段凤莲开些稍稍过火的玩笑:你胸太小,穿这衣服不好。王海龙坐在男人们中间,只是跟着一起讪笑。“我知道他们都很羡慕我。我也担心(他们)啊,都是火力壮的小伙子。” 王海龙说,“晚上会有人来听门。”
言语间的调戏始终没有停止,段凤莲只能选择无视。“其实我脸上也挂不住,有一次就哭了。”段凤莲说,“我就尽量不把自己当女人,跟大家融在一块。有时候想,我要是个男人多好啊。”段凤莲在拐子湖待的十一年里,几乎没穿过一次裙子。2008年,她调离这里后,大家夸她打扮得漂亮,她还是为拐子湖的时间感到委屈。“我已经过了那个年龄,我觉得我缺少同龄人的女人味。”
十几年里只有一个女同学过来看过她,她只能尽力让自己融入到男人们的各种活动中,她告诉自己别当自己是女人。有次她推开房门,大家围着电视呆呆地在一起看动画片,她也坐下来看。一小时过去,没有人提出换台。“你能体会吗?十几个大男人围在一起看动画片!”
她会一个人走到沙包上散心。在那里,她有了男人们未曾有过的体验。她可以用女人的语言描述那种极端的体验:
天气特别好的时候,我也会去沙包里待一会儿。出去往前就是沙包,一片开阔地。我脑子里就跳跃式地想东西。想完以后就是时空定格的那种感觉:怎么就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呢?好像自己与世隔绝,什么都没有了。就是电影电视里那种静的画面,没有声音,没有画面,就像睡梦里一样。什么都不变。静悄悄的,唯一能听见自己的呼吸,自己在动。那样的时候特别的空洞和害怕。那种时候,就特别希望他们骂你,哪怕睡觉大家瞅着你,都好。
有时她一个人进观测场观测,会觉得一个小时里天空没有任何变化,除了表盘指针往过挪,别的东西都不动。在那样的时候,她总是怀疑是不是出了错。她走到每一种仪器前,把那些数挨个儿看一遍。看完一遍还是不放心,再看一遍。“那种状态让我觉得我的心理状态很不好,跟神经病一样。”
段凤莲害怕值夜班。她一个人趴在地上看仪器,总觉得有东西在后面。她希望丈夫能陪她一起,又不肯明说。
在学校时老师的一句话给她鼓了不少劲:你们应该感觉到骄傲,想同一个时间,全世界有多少人跟你同时踏出观测场,你觉不觉得你的队伍很强大?她觉得这句话充满力量。
拐子湖的冬天异常寒冷,最低气温能达到零下30摄氏度。晚上刮大风,段凤莲听见风声就害怕得睡不着,扭头看看旁边的丈夫,他也躺在那儿醒着呢。但俩人啥也不说。“说什么呢?不说大家都知道。都孤独,说出来反而更孤独。每天生活没有一点新鲜的东西,有什么好说呢。”
所有的人都想着从拐子湖出来,但段凤莲最先成功了。
几乎每隔一两年,就有人跟段凤莲说:听说你要调走了。她很兴奋,因为她是唯一的女性,调出去也合情理。但这种消息却总没有下文,她只好一次次把沮丧失望咽回去。他们本打算出来后再要孩子的,实在调不出来,那也得要孩子了,双方父母说。
孩子生下来之后就放在额旗婆婆家。九个月的时候,段凤莲回额旗,她一个月没见到孩子了。“他站在那儿,光看着我笑,也不往跟前走,不认识我了。”段凤莲伤心极了,她觉得自己太亏欠孩子。回去之后就找领导说,外面有领导来了,她就拉领导喝酒,喝完就哭。
2008年年底,站长告诉段凤莲:你可以回去了。段凤莲不相信,她对站长说:你得给我看调令。
真要走时,段凤莲反而有点伤感。她想自己的十几年留在这里,那些重复的日子像云烟般快速飘散,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她只记得一个美好的日子:某年春天雨水特别多,草也长得比往年多,丈夫骑着幸福250摩托车带她来湖边兜风,她看到马群、牛羊在草丛里吃草。
那真是美啊,她想。
刘天宝的后悔
刚到拐子湖时,段凤莲每次出去,都会坐刘天宝的车。
刘天宝在拐子湖跑了一辈子车。每到发车的前一天,刘天宝就发愁——车在路上抛锚了怎么办。
拐子湖是一座陆上孤岛。如果不是去年修成的沥青油路,进出拐子湖的车辆只能靠车辙印导航。从拐子湖一路向北在光秃秃的戈壁上走上80公里,就能到达S312省道雅干路口。从雅干往东500公里是阿盟所在地,往西120公里是额旗所在地,那里是拐子湖的补给大本营。
在1980年代以前,从拐子湖出来,得骑上两三天的骆驼才能到额旗。1976年,站上配了一部车,刘天宝从观测员转为司机。
有了车,但还是没有路。80公里的戈壁滩,只能按大方向走。去的路跟来的肯定不一样,哪儿平就往哪儿走。
1997年夏天,刘天宝开车从拐子湖出来,开了40公里车坏了。他们在路上等了一天一夜。刘天宝把发动机的水箱水放出来,每人喝两口。时任站长刘富军听说15公里外有牧点,结果跑了四个多小时没找着,他坚持着刚回到原处,就休克过去。第二天下午六点多钟,邮电局的车缓缓开来,大家得救了。
在戈壁滩上,车轮扎在沙里出不来是常事。有年冬夜,车在路上抛锚,车上人冻得不行,就把车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点着取暖。车上能点着的东西都烧掉了。直到现在,观测员们还习惯在车里备着食物和矿泉水,以防不测。
即使车子不出问题,漫长的距离也会稀释车轮的作用。一位站员冬天擦玻璃,哗啦一下玻璃碎了,他手上的筋被割断,等送进额旗医院为时已晚,那只手到现在还使不上劲;站员哈斯其木格有个要好的牧民朋友萨娜,在临产前几天突然肚子疼。等到哈斯其木格赶到,准备请人送去额旗医院,其木格含泪看着萨娜在自己怀里咽了气。
刘天宝说,在拐子湖,一旦得上阑尾炎胃穿孔脑溢血这样的急性病,那只有等死。在拐子湖,人没有跟时间较量的资本。
从拐子湖出来,在距离额旗十公里的时候,路边的绿色会一下子多起来。那是刘天宝感觉最解脱的时刻。“每次一进到那里,哎呀呀,一看见那个树,心里面马上就不一样。再也不怕了,饿不死了。”
他在2001年办了内退,回到额旗养老。如今还会做点跟拐子湖相关的梦,在梦里他开着车,在茫茫戈壁上找不到路。他急得大喊。老伴使劲摇醒他:喊什么喊呢。
刘天宝在拐子湖干了31年,这辈子都给拐子湖了。他最欣慰的事,是把儿子的工作问题解决了,安排到拐子湖气象站工作。
他对自己工作的总结是“跟待监狱差不多”,但当儿子高中毕业,他毫不犹豫地让他来拐子湖。儿子不大情愿——你干了一辈子,还想让我干?他哼了一声:你能找到更好的也行。儿子软了,在拐子湖一待15年。
后来,刘天宝有些后悔。他总觉得儿子性格内向,不善交际,跟刚成年就进拐子湖有很大关系。被改变的岂止他儿子?几乎所有人都说,拐子湖重塑了他们的性格。他们变得狂躁、寡言、出来后不适应社会,见到人多车多就觉得烦躁头疼。饭局上闷头喝酒,坐办公室里默默抽烟。
今年年初的调动新政策一下来,儿子很是犹豫,毕竟留下来可以每月多拿一千。他赶紧让儿子出来:下届领导换了政策怎么办?
跟所有拐子湖的人一样,他也嫌气象部门赚得少。1980年代时,说起来是国家工作人员,是香饽饽,现在比地方公务员工资矮一截。
其实早在1980年代,刘天宝就蠢蠢欲动,他想停薪留职出来单干,因为那时会开车的比较少,但领导一吓唬,他就没敢再吱声。2000年,刘天宝一满50岁就办了内退手续,出来之后他狠狠开了几年个体车,赚了几万块钱。2007年他生了一场病,肾结石。去银川住院,大夫很明白地说:你是额济纳拐子湖的?那儿风沙大,吃的沙子多,你们那儿来的结石病人太多啦。
一些东西在改变。
令人窒息的宁静在这个夏天被轰隆隆的施工声打破。预计到八月,拐子湖气象站的七名观测员,就可以住进新楼。这栋大楼可以让每个人都能享受一套配有独立卫浴的公寓。他们再不用急慌慌地冲到观测站后面那个几十年的旱厕。新的房子里会有一套太阳能供电系统,这样每间屋子里都会有空调。他们再不用夏天做冰块枕头,辗转反侧不得安眠。
有些东西不会改变。
比如,他们都做过一个同样的噩梦——报还没发!从床上坐起来,穿上衣服赶紧往值班室跑,跑进去一看,哎里面有人,不是我的班啊。一身冷汗。
这个恶梦的来源是那个铁的要求:无论出现何种情况,观测结果必须在正点后三分钟内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