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丹娅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人生的花季》《白城无故事》《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等散文、小说、评论。
　　从我记事起，妈妈就是一个“坏身子”。“坏身子”的来源，据说是因为妈妈从前家里穷，身底子就没有打好。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严重的营养不良。她参加革命后，做的又是基层工作，克己克俭，革命加拼命，因此，各种各样的常见病、多发病就此伏彼起地缠上了母亲。
　　妈妈对疾病的态度，第一是采取穷人通常所用的态度，能拖则拖，不能拖时先采用土方对付；第二是忙时不重视，不忙时重视；第三是吃一堑长一智，得一次病必积累一次治病的经验。
　　妈妈对疾病的态度是否对工作有权宜之效我不知道，但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并不以为然。第一，我一直觉得西药是很灵验的药，几个小药片能解决的问题，土方则要费事得多。譬如说。妈妈治疗因风寒引起的胃肠炎，用的土方是连续几天一早一晚空腹服用由茶、盐、生姜煎熬成的汤汁。因此我觉得土方治病比较而言是一种绝对费事但未必省钱的方法；二是我以为妈妈工作忙时不重视，以致于把小病拖成了大病。治疗起来不仅更为费事而且费时；三是我以为妈妈久病成医的理论，也凭空给她病弱的身体增加了由治病救人的使命感、责任感所带来的额外负担。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年，妈妈的同事苦于久治不愈的胃肠炎或者痢疾(妈妈几乎所有常下乡的同事都患有诸如此类的急性或慢性疾病，据说是因为脾虚胃寒，疲劳过度，饮食不周。卫生欠缺，生冷相激而起的顽症，他们惯用的策略也是拖)，妈妈觉得自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把同事治好。为了赶在食堂开早饭前能让得过且过的同事空腹喝上药，妈妈闻鸡则起，窸窸窣窣地在土制的煤油炉上点火煎熬她的三味汤，熬好后用牙杯装上。为了在寒冬腊月中不冷却。妈妈用毛巾衣物里三层外三层地包裹好，抱在怀里，送到同事宿舍门口，半强制式地命令应门才起的同事喝下她自熬的汤药。不知是那位同事的抗病力强还是妈妈的土方真起作用，总之，在妈妈持之以恒的一段时间汤药灌下后，同事的痼疾果然根除了。还有一年，妈妈原来患有的风湿性关节炎，被她拖得不能再拖了，最后就把她彻底拖进了医院，待到她出院时她竟也学会了一门针灸的功夫。于是三寸银针便经妈妈的用心不仅益于家人，而且频频惠泽于上门求方便的同事或求方便且求不收费的乡亲。记得夏日的晚上，妈妈把电灯牵出狭小的小屋，挂在屋檐下，求针的病人已坐满我为他们摆下的矮凳。凉风习习，芳草葳蕤，病人身戴银针，却也能谈笑风生，这里没有了医院里的压抑，大自然为这种治病场所增添了有情的生趣。妈妈为病人付出了极大的同情心，她常说，牙疼才知疼牙人。她为自己久病成医而自豪，治起他人的疾病来便是不遗余力，且乐此不疲。今天的我们，似乎只能在传说中想象从前那个年代同志之间、乡亲之间，如此一种互相关怀、互相帮助、有情无价的关系。然而我。因为发生在妈妈身上的一些事，使我能真切体验这种关系的深长内涵。
　　成年后，我离开妈妈到外地上学、工作。无论是从前的书信还是今日的通话，妈妈三句话总是不离我的身体健康。她终于悟到一条真理：旺家兴业的最大要素是身体健康，否则一切免谈。而我这时却又能设身处地地理解早年妈妈对病的怠慢态度。也许是妈妈深知此点，因此总是不免唠叨，而我以年轻人惯有态度表现着极其的不耐。前年妈妈的心肌炎又发作了一次，望着病榻上临危的妈妈，我忽然意识到一个非常可怕的事实。因此，当妈妈又一次摆脱病魔的纠缠时，我决心要尽我的所能帮助妈妈实现她对健康的向往。我不仅要让妈妈觉得我l的健康完全有赖于她的关怀与经验，还要让她明白她对生命的坚持就是我健康的最好榜样。因此，当妈妈三天两头通过电话不厌其烦地教我以她退休后学到的种种练身法时，不管我能不能做到，我都要欣喜地告诉妈妈我的收获与得益。我无法就近照顾妈妈，但我希望通过这样的办法能促进妈妈对自己锻炼身体的信心。我希望，在熬过漫长的艰苦岁月后，多病多灾的妈妈能够健康长寿，能够好好享受到我们子女对她的回报，能够好好享受到这个时代一天更比一天好的日子，也使已做了父母的我们仍然拥有我们在世上无可替代的一份母爱。
　　愿天下妈妈都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