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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
新婚燕尔，我们要在音乐上共同成长。在几个星期里，我全心投入地学习了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十二平均律钢琴曲》上册，对作曲、对位和钢琴演奏的认知得到了一个飞跃。在我的影响下，克拉拉也开始厌倦历年来在父亲指导下选择的曲目，那些以炫技为目的、缺乏音乐灵魂的华而不实之作。此外，为了表彰我在音乐创作和评论上的贡献，图林根的耶拿（Jena）大学授予我荣誉博士学位。
1841起，克拉拉开始把我的钢琴作品设为她音乐会的主要曲目，大力推广。而我则转而投向交响曲的创作，写了热情洋溢、充满生机的《第一“春天”交响曲》（Op.38）和另一首留待日后修改的交响曲《第四交响曲》。
1842年是我的“室内乐年”。除了几首弦乐四重奏和钢琴四重奏，我还要写一首前所未有的钢琴五重奏献给我亲爱的克拉拉。古典主义时期的五重奏配置是钢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因为我要更大地发挥钢琴的作用，所以把低音提琴换成了第二小提琴，以此重新定义了钢琴五重奏的配置——钢琴加弦乐四重奏。12月6日，我们邀请了一些朋友在客厅里首演我的《降E大调钢琴五重奏》（Op.44），由于克拉拉身体不适，由客人中的门德尔松替场，他以高超的视奏水平完成了极其复杂的钢琴部分。可能是看出了我效仿他在《降E大调四重奏中》的做法——在终曲中运用第一乐章的主题作了复调的赋格处理，演出结束后，门德尔松和我紧紧拥抱，毫不吝啬地赞美了我的改革，并建议我为第三乐章再添一个中段，和现有的中段产生对比，增加立体感。所以，当克拉拉1843年1月8日在莱比锡布商大厦的正式首演上，第三乐章有了两个中段。但听众中的李斯特只是敷衍地评价：“莱比锡味道十足！”显然，门德尔松和我的乐风是不对他胃口的，反之亦然。
1843年，门德尔松创立了莱比锡音乐学院，我义不容辞地接受了他的聘请，成为学院的教授。其间，我被爱尔兰小说家莫尔（Moore）的小说所感动，完成了清唱剧《天堂和精灵》（Paradise and the Peri）。这一年，老维克向我们伸出了橄榄枝，他给我写信说：“为了克拉拉和全世界，我们和好吧。现在你已为人夫，还需要我的解释吗？”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能看到自己的两个小孙女，我们的玛丽（Marie，1841-1929）和爱丽丝（Elise，1843-1928）。经过四年的诉讼和冷战，克拉拉终于和父亲重归于好了。
1844年，我陪伴克拉拉一起到俄国巡演。俄国人对克拉拉精湛的技巧佩服得五体投地，有人得知我是她的丈夫，很礼貌地问我：“您也是钢琴家吗？”可见作为作曲家的我远远没有钢琴家克拉拉那么知名啊！其实，我在睡梦中常常会感觉自己是个钢琴家，但惊醒之后，总是怅然。年轻时急于求成的苦练酿成大错，这伤痛可真是挥之不去呀！这一年，门德尔松把一个十四岁的小提琴天才约阿希姆（Joseph Joachim）带到我们家，他们刚刚在伦敦合作演出了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克拉拉和我非常喜爱这位相貌英俊的男孩，后来他成为了我们家的好朋友。
这一年，我开始出现耳鸣，一个尖锐的音符A在我脑中鸣响。这个症状扰得我日夜不安，不得不中断《新音乐杂志》的编辑工作。我开始创作第三首交响曲，但因为在1841年创作的第二首交响曲没有出版，这首便成为了我的《第二交响曲》（Op.61）。
接下来的两年，我们的女儿朱莉（Julie，1845-1872）和儿子艾米尔（Emil，1846-1847）先后来到人间，我也到维也纳、布拉格、柏林和故乡茨维考疗养。我们的长子小艾米尔在他一周岁之前的夭折让我的精神又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18 48年，我们的次子路德维格（Ludwig，1848–1899）的诞生抚平了我的哀伤。我开始一项新的创作：歌剧。早在1842年，我就开始考虑用德国文学作品创作歌剧。作为一名艺术家，我曾经日夜祈祷，让上帝赐予我们朴实而深邃的德国歌剧，像叙事史诗《尼伯龙根之歌》、《罗恩格林》等都是上好的歌剧素材。今年，我终于完成了第一部歌剧《吉诺维瓦》（Genoveva，Op.81）。
1849年，我们移居到德累斯顿的郊区克赖沙（Kreischa），克拉拉又为我生了一个儿子费德南（Ferdinand，1849-1891），心情大好的我迎来了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期。我读了英国诗人拜伦的哲学诗剧《曼弗雷德》（Manfred），主人公对人生和人类都感到失望的愁绪就像一面镜子，照到我内心的最深处。他那傲慢的孤独、不可动摇的执着、对世间伪善的鄙夷、拒绝死前向上帝忏悔而换取永生魄力的行为强烈地震撼了我的灵魂。我满怀激情地为拜伦的这部诗剧写了十六段配乐，包括一首序曲和十五段合唱、重唱、朗诵伴奏和器乐间奏。
在李斯特的支持和运作下，我的呕心力作《浮士德场景》在德累斯顿、莱比锡、魏玛得到了巡演。歌德是德国古典文学的代表人物，他的《浮士德》是德国文化的巅峰之作。文豪自己说过，在德奥音乐家里，只有伟大的莫扎特才有资格为他的《浮士德》配乐。可惜莫扎特死于《浮士德》诞生之前，无缘为之。而我，虽然天资不足以自诩莫扎特，却能够看透作品中人物内心善恶之争的根本，以及主人公浮士德对启蒙精神热烈的追求和对宁静内心的强烈渴望。从1842年开始，我就着手为这部名著配曲，在表现手法上集结了四声部合唱、童声合唱、管弦乐队和七个独唱演员；在音乐形式上运用了德国艺术歌曲、正歌剧、清唱剧，可以说竭尽了我的才华和构思，是文学和音乐的最佳结合。
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相继失去了两位这一时代的杰出音乐家——和我惺惺相惜的门德尔松和被我称为“花丛中的大炮”的肖邦。他们是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是引领我们这个时代的先锋，是照耀在这个混沌夜空的两颗明星。他们的坠落让我无限伤感，对欧洲音乐的未来愈发悲观。
我在1845年曾经创作了一首反映我对钢琴协奏曲改革思想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题献给钢琴家、指挥家希勒（Ferdinand Hiller）。1850年，当希勒到科隆筹建科隆音乐学院时，便邀请我接替他在杜塞尔多夫的音乐总监之职。作为音乐评论家和作曲家，我的声望在杜塞尔多夫是非常高的，刚上任时，乐队成员们都对我仰慕有加。但渐渐地，他们发现我只追随灵感而不恪守纪律的个性，并不符合他们对一个指挥的期待，尴尬地把我给免职了。 1851年，克拉拉决定抛下一切琐事，和我一起去莱茵兰（Rheinland，莱茵河左岸地带）散心。这次旅行，我们在愉快而平静的心情下度过了少有的清闲时光，像是一次两个人的朝圣。回来后，我百感交集，用象征英雄主义的降E大调写下了《第三交响曲“莱茵”》。接着，在女儿尤金妮（Eugenie，1851-1938）出生后，我修订并出版了1841年就写成的、但首演时并不受欢迎的第二首交响乐，以《第四交响乐》为名出版。
1853年的一天，一个年轻人敲响了我的家门。他眉清目秀，神色腼腆，手里拿着一封信和一摞乐谱，说是小提琴家约阿希姆推荐他来找我和克拉拉，想请我们听一下他的演奏和作品。我请他在钢琴前坐下，然后，奇迹发生了——我们的客厅里立刻响起了整个管弦乐队的声浪。我请他稍停，叫来了克拉拉，让她一起来见证一个奇迹——他的奏鸣曲简直就是一部交响乐的缩影，那样丰富、含蓄，处处闪现着诗意，即便是不懂诗歌的人也能被那脱俗的美感所震撼；他的谐谑曲充满了想象和真挚的情感；他对结构的把握如此老道，犹如鬼斧神功，无可挑剔；他的音乐充满了新意，却一点也不离经叛道！我转眼看向克拉拉，她也满眼放光地望着我，难道是上帝听到了我的祈祷，在这乱世派来一位德国音乐的救世主？
1853年10月28日，在停笔十年后，我又在《新音乐杂志》上向全世界隆重推荐了这位前途无量的年轻音乐家——勃拉姆斯，篇名为《新的道路》。文章见刊的当晚，我们在家里设宴庆祝，约阿希姆收到了一件礼物——由我和我的两个门徒勃拉姆斯和迪特里希（Albert Hermann Dietrich）共同创作的一首小提琴曲《F-A-E奏鸣曲》，取自约阿希姆的座右铭“Frei aber einsam”（自由而孤独）的德语首字母。约阿希姆请克拉拉为他钢琴伴奏，当场视奏了这部新鲜出炉的奏鸣曲。我们请他猜一猜每个乐章的作者，他轻松地指认出了迪特里希的第一乐章、勃拉姆斯的第三乐章以及我的第二和第四乐章。接着，我又为约阿希姆写了一首小提琴协奏曲，可惜他并不欣赏，以为是我的疯癫之作，不仅封藏了我的手稿，还在遗嘱里注明一直要到我死后一百年才能够出版和演奏。幸好他的后人没有那么长的耐心，提前解冻了我唯一的一部小提琴协奏曲。
燃尽
1854年1月，约阿希姆和勃拉姆斯邀请我到汉诺威观赏他们俩组织的我在1843年创作的清唱剧《天堂和精灵》的演出。回到杜塞尔多夫后，我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除了高音A的耳鸣，我又开始听到天使的歌声——仿佛是舒伯特或是门德尔松的灵魂的呼唤。一天夜里，他们在我梦中唱起了“精灵主题”——那个我曾在《第二弦乐四重奏》、艺术歌曲《为了年轻人》（für die Jugend）和写给约阿希姆的小提琴协奏曲慢乐章中反复运用过的主题。我从床上坐起，开始为这美妙却伤感的旋律谱写钢琴变奏曲。接连几日，我被幽灵们、天使的歌声、尖利的A和创作中的乐思所包围，极其痛苦。终于在2月27日，我挣脱了他们的纠缠，跳入冰冷的莱茵河去寻找我的归宿。但几天后我又在家里醒来了，原来是被救了。不知是喜是悲，我继续创作。当我完成了主题和五个变奏，拿着墨迹未干的《幽灵变奏曲》（Geistervariationen）冲到克拉拉的房间想让她演奏时，发现她已经不知去向。我追到门口呆立，心中无比惶恐。可怜的克拉拉为我付出了太多——婚前为了嫁给我和父亲决裂；婚后为了养家而奔波各地，全年在欧洲各大城市登台表演；作为我作品的最佳演释者，她不遗余力地演奏、介绍、宣传，让整个欧洲了解了罗伯特·舒曼的音乐；在忙碌的演出、练习、社交生活间隙，她为我生育七次，现在又怀上了第八个孩子。我本应照顾她、保护她、带给她幸福，现在却成了一个拖累她、威胁到全家安全的疯子！或许我该走了，离开她，还她一个更好的人生！
住进理查兹医生的恩德尼西（Endenich）精神病院后，我和克拉拉又不能相见了。这次阻挠我们的不是老维克，而是医生。于是，我们又回到了爱情的起点，再一次用书信交谈。从她那熟悉的笔迹中，我了解到她又为我生了一个儿子菲利克斯（Felix，1854-1879），据说和我长得一模一样；我的门徒们勃拉姆斯、约阿希姆和迪特里希一直在我家走动，帮助她克服生活上、精神上的种种困难；她应我的英国好朋友班尼特（Bennett）之邀，到英国演出我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惊诧于英国人对排练的极度不重视，觉得他们根本无法胜任我这首超前的协奏曲……
我的身体在两年内慢慢地衰退着。1856年7月27日，我正精疲力竭地躺在病床上等待命运的安排，这时，房门被推开了，亲爱的克拉拉又一次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很激动，却很疲惫，听不见她在说什么。我也无力开口，只能挣扎着用眼睛告诉她：“再见，我的爱，不要为我担忧，有‘大卫同盟’的战士们相伴，我们会继续和虚伪与庸俗作斗争，直到光明照亮每一颗被黑暗笼罩的心灵！”
两天后，我燃尽了生命的火苗。
新婚燕尔，我们要在音乐上共同成长。在几个星期里，我全心投入地学习了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十二平均律钢琴曲》上册，对作曲、对位和钢琴演奏的认知得到了一个飞跃。在我的影响下，克拉拉也开始厌倦历年来在父亲指导下选择的曲目，那些以炫技为目的、缺乏音乐灵魂的华而不实之作。此外，为了表彰我在音乐创作和评论上的贡献，图林根的耶拿（Jena）大学授予我荣誉博士学位。
1841起，克拉拉开始把我的钢琴作品设为她音乐会的主要曲目，大力推广。而我则转而投向交响曲的创作，写了热情洋溢、充满生机的《第一“春天”交响曲》（Op.38）和另一首留待日后修改的交响曲《第四交响曲》。
1842年是我的“室内乐年”。除了几首弦乐四重奏和钢琴四重奏，我还要写一首前所未有的钢琴五重奏献给我亲爱的克拉拉。古典主义时期的五重奏配置是钢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因为我要更大地发挥钢琴的作用，所以把低音提琴换成了第二小提琴，以此重新定义了钢琴五重奏的配置——钢琴加弦乐四重奏。12月6日，我们邀请了一些朋友在客厅里首演我的《降E大调钢琴五重奏》（Op.44），由于克拉拉身体不适，由客人中的门德尔松替场，他以高超的视奏水平完成了极其复杂的钢琴部分。可能是看出了我效仿他在《降E大调四重奏中》的做法——在终曲中运用第一乐章的主题作了复调的赋格处理，演出结束后，门德尔松和我紧紧拥抱，毫不吝啬地赞美了我的改革，并建议我为第三乐章再添一个中段，和现有的中段产生对比，增加立体感。所以，当克拉拉1843年1月8日在莱比锡布商大厦的正式首演上，第三乐章有了两个中段。但听众中的李斯特只是敷衍地评价：“莱比锡味道十足！”显然，门德尔松和我的乐风是不对他胃口的，反之亦然。
1843年，门德尔松创立了莱比锡音乐学院，我义不容辞地接受了他的聘请，成为学院的教授。其间，我被爱尔兰小说家莫尔（Moore）的小说所感动，完成了清唱剧《天堂和精灵》（Paradise and the Peri）。这一年，老维克向我们伸出了橄榄枝，他给我写信说：“为了克拉拉和全世界，我们和好吧。现在你已为人夫，还需要我的解释吗？”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能看到自己的两个小孙女，我们的玛丽（Marie，1841-1929）和爱丽丝（Elise，1843-1928）。经过四年的诉讼和冷战，克拉拉终于和父亲重归于好了。
1844年，我陪伴克拉拉一起到俄国巡演。俄国人对克拉拉精湛的技巧佩服得五体投地，有人得知我是她的丈夫，很礼貌地问我：“您也是钢琴家吗？”可见作为作曲家的我远远没有钢琴家克拉拉那么知名啊！其实，我在睡梦中常常会感觉自己是个钢琴家，但惊醒之后，总是怅然。年轻时急于求成的苦练酿成大错，这伤痛可真是挥之不去呀！这一年，门德尔松把一个十四岁的小提琴天才约阿希姆（Joseph Joachim）带到我们家，他们刚刚在伦敦合作演出了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克拉拉和我非常喜爱这位相貌英俊的男孩，后来他成为了我们家的好朋友。
这一年，我开始出现耳鸣，一个尖锐的音符A在我脑中鸣响。这个症状扰得我日夜不安，不得不中断《新音乐杂志》的编辑工作。我开始创作第三首交响曲，但因为在1841年创作的第二首交响曲没有出版，这首便成为了我的《第二交响曲》（Op.61）。
接下来的两年，我们的女儿朱莉（Julie，1845-1872）和儿子艾米尔（Emil，1846-1847）先后来到人间，我也到维也纳、布拉格、柏林和故乡茨维考疗养。我们的长子小艾米尔在他一周岁之前的夭折让我的精神又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18 48年，我们的次子路德维格（Ludwig，1848–1899）的诞生抚平了我的哀伤。我开始一项新的创作：歌剧。早在1842年，我就开始考虑用德国文学作品创作歌剧。作为一名艺术家，我曾经日夜祈祷，让上帝赐予我们朴实而深邃的德国歌剧，像叙事史诗《尼伯龙根之歌》、《罗恩格林》等都是上好的歌剧素材。今年，我终于完成了第一部歌剧《吉诺维瓦》（Genoveva，Op.81）。
1849年，我们移居到德累斯顿的郊区克赖沙（Kreischa），克拉拉又为我生了一个儿子费德南（Ferdinand，1849-1891），心情大好的我迎来了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期。我读了英国诗人拜伦的哲学诗剧《曼弗雷德》（Manfred），主人公对人生和人类都感到失望的愁绪就像一面镜子，照到我内心的最深处。他那傲慢的孤独、不可动摇的执着、对世间伪善的鄙夷、拒绝死前向上帝忏悔而换取永生魄力的行为强烈地震撼了我的灵魂。我满怀激情地为拜伦的这部诗剧写了十六段配乐，包括一首序曲和十五段合唱、重唱、朗诵伴奏和器乐间奏。
在李斯特的支持和运作下，我的呕心力作《浮士德场景》在德累斯顿、莱比锡、魏玛得到了巡演。歌德是德国古典文学的代表人物，他的《浮士德》是德国文化的巅峰之作。文豪自己说过，在德奥音乐家里，只有伟大的莫扎特才有资格为他的《浮士德》配乐。可惜莫扎特死于《浮士德》诞生之前，无缘为之。而我，虽然天资不足以自诩莫扎特，却能够看透作品中人物内心善恶之争的根本，以及主人公浮士德对启蒙精神热烈的追求和对宁静内心的强烈渴望。从1842年开始，我就着手为这部名著配曲，在表现手法上集结了四声部合唱、童声合唱、管弦乐队和七个独唱演员；在音乐形式上运用了德国艺术歌曲、正歌剧、清唱剧，可以说竭尽了我的才华和构思，是文学和音乐的最佳结合。
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相继失去了两位这一时代的杰出音乐家——和我惺惺相惜的门德尔松和被我称为“花丛中的大炮”的肖邦。他们是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是引领我们这个时代的先锋，是照耀在这个混沌夜空的两颗明星。他们的坠落让我无限伤感，对欧洲音乐的未来愈发悲观。
我在1845年曾经创作了一首反映我对钢琴协奏曲改革思想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题献给钢琴家、指挥家希勒（Ferdinand Hiller）。1850年，当希勒到科隆筹建科隆音乐学院时，便邀请我接替他在杜塞尔多夫的音乐总监之职。作为音乐评论家和作曲家，我的声望在杜塞尔多夫是非常高的，刚上任时，乐队成员们都对我仰慕有加。但渐渐地，他们发现我只追随灵感而不恪守纪律的个性，并不符合他们对一个指挥的期待，尴尬地把我给免职了。 1851年，克拉拉决定抛下一切琐事，和我一起去莱茵兰（Rheinland，莱茵河左岸地带）散心。这次旅行，我们在愉快而平静的心情下度过了少有的清闲时光，像是一次两个人的朝圣。回来后，我百感交集，用象征英雄主义的降E大调写下了《第三交响曲“莱茵”》。接着，在女儿尤金妮（Eugenie，1851-1938）出生后，我修订并出版了1841年就写成的、但首演时并不受欢迎的第二首交响乐，以《第四交响乐》为名出版。
1853年的一天，一个年轻人敲响了我的家门。他眉清目秀，神色腼腆，手里拿着一封信和一摞乐谱，说是小提琴家约阿希姆推荐他来找我和克拉拉，想请我们听一下他的演奏和作品。我请他在钢琴前坐下，然后，奇迹发生了——我们的客厅里立刻响起了整个管弦乐队的声浪。我请他稍停，叫来了克拉拉，让她一起来见证一个奇迹——他的奏鸣曲简直就是一部交响乐的缩影，那样丰富、含蓄，处处闪现着诗意，即便是不懂诗歌的人也能被那脱俗的美感所震撼；他的谐谑曲充满了想象和真挚的情感；他对结构的把握如此老道，犹如鬼斧神功，无可挑剔；他的音乐充满了新意，却一点也不离经叛道！我转眼看向克拉拉，她也满眼放光地望着我，难道是上帝听到了我的祈祷，在这乱世派来一位德国音乐的救世主？
1853年10月28日，在停笔十年后，我又在《新音乐杂志》上向全世界隆重推荐了这位前途无量的年轻音乐家——勃拉姆斯，篇名为《新的道路》。文章见刊的当晚，我们在家里设宴庆祝，约阿希姆收到了一件礼物——由我和我的两个门徒勃拉姆斯和迪特里希（Albert Hermann Dietrich）共同创作的一首小提琴曲《F-A-E奏鸣曲》，取自约阿希姆的座右铭“Frei aber einsam”（自由而孤独）的德语首字母。约阿希姆请克拉拉为他钢琴伴奏，当场视奏了这部新鲜出炉的奏鸣曲。我们请他猜一猜每个乐章的作者，他轻松地指认出了迪特里希的第一乐章、勃拉姆斯的第三乐章以及我的第二和第四乐章。接着，我又为约阿希姆写了一首小提琴协奏曲，可惜他并不欣赏，以为是我的疯癫之作，不仅封藏了我的手稿，还在遗嘱里注明一直要到我死后一百年才能够出版和演奏。幸好他的后人没有那么长的耐心，提前解冻了我唯一的一部小提琴协奏曲。
燃尽
1854年1月，约阿希姆和勃拉姆斯邀请我到汉诺威观赏他们俩组织的我在1843年创作的清唱剧《天堂和精灵》的演出。回到杜塞尔多夫后，我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除了高音A的耳鸣，我又开始听到天使的歌声——仿佛是舒伯特或是门德尔松的灵魂的呼唤。一天夜里，他们在我梦中唱起了“精灵主题”——那个我曾在《第二弦乐四重奏》、艺术歌曲《为了年轻人》（für die Jugend）和写给约阿希姆的小提琴协奏曲慢乐章中反复运用过的主题。我从床上坐起，开始为这美妙却伤感的旋律谱写钢琴变奏曲。接连几日，我被幽灵们、天使的歌声、尖利的A和创作中的乐思所包围，极其痛苦。终于在2月27日，我挣脱了他们的纠缠，跳入冰冷的莱茵河去寻找我的归宿。但几天后我又在家里醒来了，原来是被救了。不知是喜是悲，我继续创作。当我完成了主题和五个变奏，拿着墨迹未干的《幽灵变奏曲》（Geistervariationen）冲到克拉拉的房间想让她演奏时，发现她已经不知去向。我追到门口呆立，心中无比惶恐。可怜的克拉拉为我付出了太多——婚前为了嫁给我和父亲决裂；婚后为了养家而奔波各地，全年在欧洲各大城市登台表演；作为我作品的最佳演释者，她不遗余力地演奏、介绍、宣传，让整个欧洲了解了罗伯特·舒曼的音乐；在忙碌的演出、练习、社交生活间隙，她为我生育七次，现在又怀上了第八个孩子。我本应照顾她、保护她、带给她幸福，现在却成了一个拖累她、威胁到全家安全的疯子！或许我该走了，离开她，还她一个更好的人生！
住进理查兹医生的恩德尼西（Endenich）精神病院后，我和克拉拉又不能相见了。这次阻挠我们的不是老维克，而是医生。于是，我们又回到了爱情的起点，再一次用书信交谈。从她那熟悉的笔迹中，我了解到她又为我生了一个儿子菲利克斯（Felix，1854-1879），据说和我长得一模一样；我的门徒们勃拉姆斯、约阿希姆和迪特里希一直在我家走动，帮助她克服生活上、精神上的种种困难；她应我的英国好朋友班尼特（Bennett）之邀，到英国演出我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惊诧于英国人对排练的极度不重视，觉得他们根本无法胜任我这首超前的协奏曲……
我的身体在两年内慢慢地衰退着。1856年7月27日，我正精疲力竭地躺在病床上等待命运的安排，这时，房门被推开了，亲爱的克拉拉又一次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很激动，却很疲惫，听不见她在说什么。我也无力开口，只能挣扎着用眼睛告诉她：“再见，我的爱，不要为我担忧，有‘大卫同盟’的战士们相伴，我们会继续和虚伪与庸俗作斗争，直到光明照亮每一颗被黑暗笼罩的心灵！”
两天后，我燃尽了生命的火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