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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探讨中国模式，关系到对中国和平崛起可能性的评估，这就是为什么应该掌握欧美知识界如何论证中国模式的普遍性。英美专家们对于中国模式“普遍性”的评价大致可归纳为三种观点：中国模式有效、中国模式有前景、中国模式是威胁。英美专家所界定的中国模式聚焦于经济转型及政府作用，深受其价值体系指引。在这样的西方中心论下，中国模式的潜在普遍性就成为一种威胁，随之则将影响人们对中国和平崛起可能性的判断。
关键词 中国模式 普遍性 和平崛起
中国模式对和平崛起的含意
中国的崛起举世瞩目，能否和平崛起更是聚焦了全球目光。其中，为了回答中国是否会是威胁，关于中国模式的探究方兴未艾，并大体可以分为两种观点，即“中国模式是不能输出的中国特殊现象”与“中国模式是具有普遍性潜能的现象”。而中国模式具有潜在普遍性的看法，还是建立在中国有其特殊性的认识之上的，因此，对于欧美的发展模式就成为挑战者或取代者。可见，欧美学者对于中国模式的探讨，关系到外界评估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因此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探讨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应该掌握欧美知识界如何论证中国模式的普遍性。
今日各国皆致力于探求中国成功的奥秘，抽丝剥茧地找出可加以模仿的路径，大卫·蓝普顿（David M. Lampton）就指出：“所谓中国模式应该不是一个模式，而是一种发展的方式。当前看来，这一方式非常成功。……如今在西方国家，有人可能会找碴批评这个、批评那个，但如果是在贫穷国家，中国的方式就很有吸引力。中国方式有很多成功的方面，正是在这些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希望取得成功。总之，世界都在看着中国，看看能从中国的所作所为中学到什么。”①
尽管中国政府事实上并无对外推销任一发展模式的主观想法或行为，②可是只要中国持续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政治和社会的相对稳定，其他国家就会竭力效法它们所见识到的成功关键。③因此，中国模式存在的可能不仅仅是代表中国向世人展现了一个与西方自由民主相对立、适合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发展模式，④其实还蕴藏着更为深远的意义，即中国为世界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仿效的发展方案。⑤Peter Nolan便主张该模式是西方模式以外之可能的有效替代：“中国自己的生存可能提供了一座灯塔，作为对美国主导的走向全球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冲动的一种替代选择，从而促进全球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这不仅是中国的十字路口，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十字路口。”⑥
若干英美专家因此在探究中国发展的特殊趋于深化之余，亦认为中国模式是中国特殊性的现实体现，但是，此等特殊性却未局限该模式具普遍性之可能。再者，鉴于西方模式的明显失灵，以及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于是倡言这一模式当中的“市场 威权”能够对外输出，足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推行现代化发展的参考借鉴。以下整理英美文献中几种关于中国模式具有普遍性的论述，作为探讨中国崛起后中、西方关系的一个依据。
中国模式的政治经济内涵
英美专家们关于中国模式的论述各有千秋，然大多数皆肯定这一模式的核心特征就是“自由经济 威权政治”，亦即在经济方面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出口导向经济；在政治方面则存在一强势的威权政府，维护一党执政：“至少，中国模式是指经济自由化，引入市场以取代苏联式的中央计划体制，引进外资和技术，并且重度地依赖出口。此外，中国模式含括一个专制政权以引导经济的发展，限制进入政策决策过程，以及防止利益集团的形成，如工会，以避免分散经济成长的优先性。”⑦
贾克就认为新兴的中国模式展示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即大有为的政府无所不在，以各种强势手段干预市场的运行。其中更为重要的是，政府是经济策略的缔造者，成功推动了中国经济转型。⑧Rowan Callick则指出，如同其他东亚国家一般，中国亦遵从“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的发展顺序，可是两者的显著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在民主化探索上未能迈出重大步伐，故中国模式可以概括为经济自由加上政治维稳。⑨Leonard却持不同的观点，指陈中国模式显露出另一种资本主义象征——“黄河资本主义”⑩，即结合渐进式经济改革、政府控制及社会本位，也就是政府可通过干预的手段加以改善经济动力，利用市场以资助社会福利，从而实现政治与社会目标。约翰·奈思比（John Naisbitt）则提出另外的见解，主张中国模式是一“纵向民主（或曰‘垂直式民主’）”模式，亦即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指导”与自下而上的“群众参与”的相互作用，逐步推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人宁可要‘宏观引导式领导方法’，也就是由领导人设定总体目标，让人民去发挥造就。由上而下的设定架构以及由下而上的成长，两者交互作用，进步就在这个进化的过程中持续产生。”
虽然各界论者对于中国模式的具体特征在名称、说法上存有异议，不过大多侧重从其中的权力特征、性质或结构，以及经济制度、结构与特征着手，并且根据这两方面的特质来阐述这一模式的相对优势——高效集中、从长计议和富有弹性。Kevin Hassett便清楚表示，专制政权为自由经济的发展带来好处，即政府决策无须一味迎合选民的偏好，以赢得他们的支持。所以相较于政治、经济上皆自由的国家，经济上自由、但政治上则稳定至上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了高效的经济增长。Jennifer Grace Smith则引用刘乃强的论述，指出中国模式相对具有政治可靠性，避免了民主政治运作中可能出现的杂乱无章、政策延宕不决等问题：“中国共产党可以下定决心做任何事情，包括一百八十度地逆转先前所进行的路线，而且都一定会成功。”
另有论者提出，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正当性主要是基于政绩，或者是有赖于威权政府和人民依赖两者之间的共生关系。因此，中国模式不同于西方自由民主的短视近利及权力制衡，针对社会需求采取长期的策略规划，而且弹性务实。是故，中国模式的成功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即通过“看得见的手（政府）”与“看不见的手（市场）”的有效结合，缔造了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奇迹，同时亦表现在政治方面，也就是中国没有陷入不可避免的西化宿命。中共一党执政依然如故，并且于经济转型过程中维持了政治相对稳定。显然，中国的发展经验与既有西方现代化理论背道而驰，中国模式的出现因而可能正在为现代性注入新的内涵，打破了其被西方所独占的局面。诚如贾克所说，中国现代性的浮现立即对西方产生了去中心化和相对化的效应，而这就是中国崛起所代表的深远意涵之一。 中国模式的文化与历史内涵
对于现代化的实现，中国不单只是求助于西方现代性模式，更由于其本质上是一个文明国家，比起其他社会更能深刻地感受到历史和文化的影响，中国于是向文明的过去取材，作为今日发展的借鉴：“在寻求一条道路走出它所面临的巨大挑战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可以利用本国过去的经验作为灵感的来源。他们可以利用丰富的历史经验，为他们的努力提供知识和思辨的给养，坚持以非意识形态的方式‘摸索前进的道路’，‘实事求是地’、现实地、探索性地制定政策，以解决他们面临的并在不断出现的具体问题。”
是以有论者直指，欲洞悉中国模式明显迥异于西方模式的原因及其特殊性，不能仅是检视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必须深入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否则将如同瞎子摸象一般，无法窥得全貌：“中国在1949年以后（特别是1978年以后）的进步显示，中国当代动力的根源主要植基于自己的历史，而非转向西方，即使这在过去隐而不明，也未在百年羞辱里消失不见。”
英美多数专家皆主张，儒家文化是造就中国通往非西方现代化之路径的主要原因，尤其充分体现在其政府是以不同的方式建构，而且扮演不同的角色，其中以贾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最具代表性。该书认为，两千年以来儒家的社会思潮从不间断地教育并且塑造中国，定义了中国政体的本质，即政府高于社会之上，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人民问责，所以即便帝制时代已然瓦解，可是取代帝国政府的却不是西方模式的人民治权，反而是国家治权的得以延续，因此将今天的共产党政权视为偏离历史常轨是错误的。他写道：“虽然1949年的革命带来剧烈的改变，但许多中国政治的基本特色却大致不受影响，1978年以来，这些特色更得到强化。中国政治的许多基本事实也能运用到共产主义时期，就像应用到先前的帝制朝代一样。”
是故，当今中共领导阶层刻意选择政府主导市场的发展模式其实是有其来历的，也就是基于儒家的父权思想，政府享有巨大的政治权威和正统，因而向来采取家长式的领导作风（也经常被比喻为父母），在经济领域里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即使是改革开放也不例外。故“大有为政府”乃是中国政治主轴延续的现象，亦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其次，若干论者认为，由于深受儒家学说中心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十分看重社会秩序与和谐，中国社会的重要特性也就自然而然地强调为统一、稳定、连续、凝聚与团结。因此，政府在中国的作用在于维系社会的集体福祉，以及保证国家的稳定和统一。所以，中国模式的目标从来都不是西方化，而是通过创造经济成长、提升政府效能以维持政治稳定。再者，儒家传统固然支持及有利于政府威权体制，可是其同时也蕴含着民主的元素，亦即主政者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重，负有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责任。是以，有部分论者强调中国模式秉承儒家的“民本主义”，特别是体现在以人为本的发展方向上。其中，Bruce J. Dickson就以中共近年来着力改善政府治理为例，指出中国模式不但实践该党的传统——为人民服务，同时也契合传统的儒家价值观——民本思想。最后，Nolan则抱持相当不同的见解，认为中国模式体现了儒家两方面的思想：一方面是市场本身是一个道德实体，应该服务于社会发展，而非纯粹追逐个人私利；另一方面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责任”观念，即国家的职责在于建立足以满足社会各阶层利益的社会凝聚力，以保持社会稳定及其持续发展。所以，当今中国政府在推动市场发展的同时亦控制市场，使之服务于集体的社会利益，从而建设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政治经济体制，实现一条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的发展道路。因而，他写道：“在目前动荡的环境下，社会凝聚力和政府的重要地位是体制生存（更何况是13亿中国公民的成功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国可以回顾国家历史，寻求一个引导国家发展的道德框架，使市场服务于共同的社会目标。”
此外，也有论者补充道，中国的历史经验或教训亦对中国模式的形塑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是有利于其中的政府威权之维系。这包括缺乏独立组织的传统，以致未能发展出公民社会，以及鉴于历史上国家因分裂、动乱所造成的伤亡惨痛，人民极度恐惧国家再度陷于混乱，因而冀求政治统一与稳定。鉴此，中国与西方发展的最大差异并不是在于个别工业化的时点，反而是在于历史对现代化进程的持续作用。是以，即便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日新月异和全球化的过程之中，但是仍然可见儒家文化、历史传统等对于中国模式的形成及其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同时，这也是造就中国模式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主要原因，故可以说，中国的过去并没有被排拒在中国新发展道路之外，而是被重新地表达，以成为本土现代性的一部分。
中国模式取得普遍性的基础
中国模式可谓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具体体现，因而有其明显的特殊性。不过，鉴于中国在经济上的高速增长和政治上的相对稳定，这一模式的魅力与日俱增，尤其在全球遭逢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之际，西方模式渐趋式微，中国模式相对表现出众，许多发展中国家于是热切渴望模仿后者。Smith便以非洲国家为例，说道：“鉴于中国发展援助模式的明显有效性，以及中国在过去二十年里所成就的庞大经济利益和生活水准的提升，非洲国家领导人、学者和媒体们开始考虑跟随中国经济改革之脚步的好处，而这一点都不足以为奇。”
尽管英美专家们对于中国模式具有“普遍性”的基础何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大致上仍可归纳为以下三种观点：中国模式有效、中国模式有前景、中国模式是威胁。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傲人成就足以证实中国模式的有效性，包括更为妥善地处理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解决五亿人口的脱贫问题以及创造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从而提升长期国内消费需求等。因此，相较于西方模式而言，这一模式明显更切合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足以成为仿效的榜样。尤有甚者，Leonard主张中国模式已经不折不扣地移植到国境之外，从非洲国家、巴西、俄罗斯到越南都在试图模仿这一模式：“多年来，发展中国家对华盛顿共识的‘扁平世界’哲学一直都很不自在。然而，直到最近他们才有一个证实有效的另类选择，也就是结合渐进式经济改革与政府控制的黄河资本主义社会本位。” 第二种观点则是以中国模式的“发展前景”加以推断其普遍性。Dickson指出，中国政府目前正以三种截然不同却又相互关联的方式更新中国模式，分别为：积极创建国家级冠军企业、鼓励中产阶级的持续壮大，以及增加公共财政的投入和改善政府治理。假以时日，这一模式若能成功进化，不仅为中国发展带来新的景象，而且也对世界发展典范提出新的挑战，即高度现代化和非民主政权的与时俱进。Nolan则认为，中国正在摸索一条将市场经济优点和良好社会目标相结合的发展道路，而且此后如能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大大提升政府的作用，从而有效解决当前所面临的社会经济挑战。准此，中国模式有朝一日将会成为全球发展中国家的指路明灯，为如何建设一个稳定的、高度凝聚的现代化社会作出巨大贡献。贾克却持不同见解，主张中国作为世界强权的崛起将因为全球危机而加速，虽然西方世界的衰弱并不会被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取而代之，不过，随着中国国力及其相对优势的与日俱增，其本土文化价值观将不但保持延续且随之增强，同时也会在中国成为超级霸权时获致如同美国在二十世纪的全球影响力，代表着与西方迥异的政治风貌和发展景象。届时，中国模式将与西方模式一般，拥有自己的普遍性，得以成为后者以外的另一选择：“国家总是以自己的经验来看待其他国家。中国成为霸权时，将以自己的价值观与优先顺序来塑造这个世界。因此，如果相信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只限于经济上，那就错了；相反的，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影响很可能极为深远。”
第三种观点是将中国模式看作是危及西方自由民主推广的一个有力威胁，尤其该模式的魅力不单只是停留于那些追求经济增长加威权统治之发展公式的独裁者，甚至还扩及不少实行自由市场改革却不见广泛经济成长的发展中国家里的普通民众。再者，中国还利用软实力攻势对外推销这一模式，于是，有论者纷纷担忧中国模式代表着一种强而有力的确认，即威权政体是提供经济奇迹的最大保障，因而可能导致全球民主发展进程的逆转，故视该模式的普遍性为一种“威胁”。Callick就如此写道：“中国模式至少在显著的部分引入了自由市场经济中已经被证实的成功经验。随着公民们愈来愈富裕，人们的期望是一个非民主政权可以保持甚至提升其自我权力和权威。毫无疑问地，这一模式在中国是有效的，也有可能在其他国家具有相当可行性。”
鉴此，无论英美专家对于具普遍性的中国模式是抱持着正面抑或负面的态度，不过其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共识，也就是这一模式的形成及其发展不乏有中国自己的原创性和特殊性，即：“中国转型的原因，为中国已成功将西方和东亚邻国身上所学到的教训，与自己的历史、文化结合在一起，进而运用并释放自身活力的资源”。
但是鉴于其成功的枢纽——“市场 威权”具有相当的可行性与显著优势，因而，不可否认，中国模式拥有对外输出之可能，足以作为后进国家推进现代化之新的借鉴。
结论
英美知识界所界定的中国模式更多的是一个经济发展模式，大多聚焦于中国的经济转型以及其中的政府作用。相较之下，文献中鲜少论及经济以外的层面，或即使论及时，仍以解释政治经济现象为目的，明显将这一模式予以“简单化”。因此，不禁令人质疑这当中或许存有某种程度上的偏见，甚或是政治考量。亦即，西方对中国模式的解读乃是深受其价值体系的指引，甚或是沿用旧有的冷战思维模式，所以往往使之与西方模式相互对立，以及忽视或刻意回避社会主义遗产对之可能的影响。是以，西方视野下对中国模式普遍性的讨论似乎不免失之于“西方中心论”，也就是视西方当前的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为唯一标准，藉此衡量中国模式的对与错，忘却了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其实亦是遵循先经济、后政治的发展顺序。在这样的西方中心论之下，中国模式的潜在普遍性就成为一种威胁，随之则将影响人们对中国和平崛起可能性的判断。
注释
[美]David M. Lampton：“中国模式为何吸引世界目光”，佚名译，《党建》，2008年第10期。
《经济学人》杂志指出，首先鉴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代价严重威胁政治的稳定，包括环境的破坏、猖獗的腐败问题以及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等，再者，加上美国对于可能与之抗衡的敌人和意识形态的敏感性将会危及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所以中共不但缺乏自信，而且也不愿意提出一个可能的发展模式供其他国家参考仿效。"The Beijing Consensus Is to Keep Quiet，" The Economist， 6 May， 2010，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6059990。
Smith， Jennifer Grace. "The ’Beijing Consensus’： China’s Next Major Export？" China Elections and Governance Review， 2010（5）：38，29-42.
[美]John and Doris Naisbitt：《中国大趋势：八大支柱撑起经济强权》，侯秀琴译，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
[美]J.E.Stiglitz：《全球化及其不满》（中文版序），李杨、章添香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年。
[英]Peter Nolan：“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吕增奎译，《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9期。
Dickson， B. J. "Updating the China Model." Washington Quarterly， 2011.34（4）： 41， 50， 39-58.
[英]Martin Jacques：《当中国统治世界》，李隆生、张逸安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0年。另外必须特别说明的是，贾克强调中国虽然不乏借鉴东亚的发展经验，中国模式因此和东亚模式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然而鉴于中国的规模太大且相当纷杂，以及其又是社会主义国家，明显与东亚其他国家差异太大，故中国现代化的版本必然有所不同，相较之下明显更为复杂，包括歧异的发展阶段将持续共存，以及中共和儒家的重新连结，从而维持其生存等。 Rowan Callick， "The China Model，" The American， 10 November， 2007.http：//www.american.com/archive/2007/november-december-magazine-contents/the-china-model.
Leonard以中国南街村所施行的实验作为借鉴，即市场与集体主义的综合体，因而联想出中国正在实践一种重视社会公平的黄河资本主义。[英]Mark Leonard：《中国怎么想？》，林雨蒨译，台北：行人出版社，2008年。
[英]Mark Leonard：《中国怎么想？》，林雨蒨译，台北：行人出版社，2008年。Leonard在文中强调，中国政府通过紧抓国有企业以防范独立于政治以外的企业家挑战其权威，从而实现政治稳定目标。
西方的民主呈现一个水平的架构，奈思比称之为“横向民主”；中国的民主模式则是一种垂直式架构，奈思比称之为“纵向民主”，由一个庞大且稳定的领导阶层和一个同样庞大的民众基础所构成，通过两者之间由上而下及由下而上的互动交流以实现意见的统一与共识。[美]John and Doris Naisbitt：《中国大趋势：八大支柱撑起经济强权》，侯秀琴译，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
[美]John and Doris Naisbitt：《中国大趋势：八大支柱撑起经济强权》，侯秀琴译，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第61页。
丁学良整理出英语文献里试图描述与评论中国模式的术语（包含少量的汉语术语），指出至少有以下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威权资本主义（authoritarian capitalism，或译为专权资本主义）、新威权主义或新专权主义（Neo-authoritarianism）、权贵资本主义、特权资本主义、党国资本主义（Party-State capitalism），等等。丁学良：《辩论“中国模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0～41页。
丁学良：《辩论“中国模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1页。
Kevin Hassett， "Does Economic Success Require Democracy？" The American，10 May， 2007， http：//www.american.com/archive/2007/may-june-magazine-contents/does-economic-success-require-democracy.
Liu， Naoqiang. "A nationwide system is the secret of China’s rise，"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63557 （accessed Dec. 15， 2009）； quoted in Smith， Jennifer Grace."The ’Beijing Consensus’： China’s Next Major Export？" China Elections and Governance Review.2010. （5）： 32.
其意指中国政府基本上是担任父母的角色，人民则是将自己定位为依赖者，两者之间因而存在一种共生关系，领导者于是被赋予不同形式的信任，拥有较多改变发展方向和政策的自由。引自[英]Martin Jacques：《当中国统治世界》，李隆生、张逸安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0年。
其意指在西方民主下的执政者必须面对任期届满后的改选压力，因此其政策走向比较偏重短期利益与规划，缺乏长期的策略考量。
可参见Howard W. French， "Letter from China： What if Beijing Is Right？" The New York Times， 2 November， 2007， http：//www.nytimes.com/2007/11/02/world/asia/02iht-letter.1.8162318.html；[英]Martin Jacques：《当中国统治世界》，李隆生、张逸安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0年；[美]John and Doris Naisbitt：《中国大趋势：八大支柱撑起经济强权》，侯秀琴译，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
[英]Martin Jacques：《当中国统治世界》，李隆生、张逸安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0年，第190、108～109、108～109、254～259、254、254、266～267、51、477页。
[英]Peter Nolan：《中国处在十字路口》，张瑾译，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第142、189页。
[英]Martin Jacques：《当中国统治世界》，李隆生、张逸安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0年；[英]Martin Jacques：“中国将如何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以国家为例”，王瑾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4期。
[英]Martin Jacques：《当中国统治世界》，李隆生，张逸安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0年；[美]John and Doris Naisbitt：《中国大趋势：八大支柱撑起经济强权》，侯秀琴译，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
[英]Peter Nolan：“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吕增奎译，《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9期；“西媒文章：中国模式的普遍性与独特性”，新华网，2011年10月25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10/25/c_122195662.htm；福山：“中国模式代表集中高效”，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life/2011_04_13_56076.shtml。 Nolan强调，儒家学说主张良好社会的基础在于“仁爱”，而非私利，因此在培育市场发展的同时，不仅应该抑制个人私欲的膨胀，而且不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市场皆不能占据社会主导地位，也不能左右政治体制。[英]Peter Nolan：《中国处在十字路口》，张瑾译，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
[英]Peter Nolan：《中国处在十字路口》，张瑾译，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
相较于西方，中国并不存在教会、贵族或是崛起的商人阶级与政府争权之情形，所以尽管事实上社会存有不同的利益，但却没有形成集体组织以争取政治代表权，反而是通过游说政府或者是寻求个人的恩宠以获得豁免及优势。引自[英]Martin Jacques：《当中国统治世界》，李隆生、张逸安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0年，第255～256页。
[英]Martin Jacques：《当中国统治世界》，李隆生、张逸安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0年。
Smith， Jennifer Grace， "The ’Beijing Consensus’： China’s Next Major Export？" China Elections and Governance Review， 2010，（5）： 34.
Tony Karon， "Why China Does Capitalism Better than the U.S.，" Time，20 January，2011， http：//www.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2043235，00.html.
[英]Martin Jacques：《当中国统治世界》，李隆生、张逸安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0年，第254页；[美]John and Doris Naisbitt，赵启正：《对话：中国模式》，张洪斌、许靖国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
[英]Mark Leonard：《中国怎么想？》，林雨蒨译，台北：行人出版社，2008年，第151～157页。
[英]Mark Leonard：《中国怎么想？》，林雨蒨译，台北：行人出版社，2008年，第157页。
[英]Martin Jacques：《当中国统治世界》，李隆生、张逸安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0年；[英]Martin Jacques：“中国将如何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以国家为例”，王瑾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4期。
其包括不附带任何人权要求的援助和投资、为外国官员与学生所开办的培训项目、孔子学院等新兴的公共外交手段，以及为其他专制性政权在联合国或其他跨国组织内提供外交保护伞等。引自Kurlantzick， Joshua， and Perry Link. "China： Resilient， Sophisticated Authoritarianism."http：//www.underminingdemocracy.org/china/.
Kurlantzick， Joshua， and Perry Link. "China： Resilient， Sophisticated Authoritarianism."http：//www.underminingdemocracy.org/china/.
可参见Kurlantzick， Joshua， and Perry Link.. "China： Resilient， Sophisticated Authoritarianism." http：//www.underminingdemocracy.org/china/；Nicholas D. Kristof and Sheryl Wudunn：《惊蛰·中国》，陈妙香译，台北：智库文化出版社，1996年。
Rowan Callick， "The China Model，" The American， 13 November， 2007， http：//www.american.com/archive/2007/november-december-magazine-contents/the-china-model .
责 编/肖 洁
关键词 中国模式 普遍性 和平崛起
中国模式对和平崛起的含意
中国的崛起举世瞩目，能否和平崛起更是聚焦了全球目光。其中，为了回答中国是否会是威胁，关于中国模式的探究方兴未艾，并大体可以分为两种观点，即“中国模式是不能输出的中国特殊现象”与“中国模式是具有普遍性潜能的现象”。而中国模式具有潜在普遍性的看法，还是建立在中国有其特殊性的认识之上的，因此，对于欧美的发展模式就成为挑战者或取代者。可见，欧美学者对于中国模式的探讨，关系到外界评估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因此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探讨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应该掌握欧美知识界如何论证中国模式的普遍性。
今日各国皆致力于探求中国成功的奥秘，抽丝剥茧地找出可加以模仿的路径，大卫·蓝普顿（David M. Lampton）就指出：“所谓中国模式应该不是一个模式，而是一种发展的方式。当前看来，这一方式非常成功。……如今在西方国家，有人可能会找碴批评这个、批评那个，但如果是在贫穷国家，中国的方式就很有吸引力。中国方式有很多成功的方面，正是在这些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希望取得成功。总之，世界都在看着中国，看看能从中国的所作所为中学到什么。”①
尽管中国政府事实上并无对外推销任一发展模式的主观想法或行为，②可是只要中国持续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政治和社会的相对稳定，其他国家就会竭力效法它们所见识到的成功关键。③因此，中国模式存在的可能不仅仅是代表中国向世人展现了一个与西方自由民主相对立、适合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发展模式，④其实还蕴藏着更为深远的意义，即中国为世界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仿效的发展方案。⑤Peter Nolan便主张该模式是西方模式以外之可能的有效替代：“中国自己的生存可能提供了一座灯塔，作为对美国主导的走向全球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冲动的一种替代选择，从而促进全球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这不仅是中国的十字路口，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十字路口。”⑥
若干英美专家因此在探究中国发展的特殊趋于深化之余，亦认为中国模式是中国特殊性的现实体现，但是，此等特殊性却未局限该模式具普遍性之可能。再者，鉴于西方模式的明显失灵，以及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于是倡言这一模式当中的“市场 威权”能够对外输出，足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推行现代化发展的参考借鉴。以下整理英美文献中几种关于中国模式具有普遍性的论述，作为探讨中国崛起后中、西方关系的一个依据。
中国模式的政治经济内涵
英美专家们关于中国模式的论述各有千秋，然大多数皆肯定这一模式的核心特征就是“自由经济 威权政治”，亦即在经济方面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出口导向经济；在政治方面则存在一强势的威权政府，维护一党执政：“至少，中国模式是指经济自由化，引入市场以取代苏联式的中央计划体制，引进外资和技术，并且重度地依赖出口。此外，中国模式含括一个专制政权以引导经济的发展，限制进入政策决策过程，以及防止利益集团的形成，如工会，以避免分散经济成长的优先性。”⑦
贾克就认为新兴的中国模式展示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即大有为的政府无所不在，以各种强势手段干预市场的运行。其中更为重要的是，政府是经济策略的缔造者，成功推动了中国经济转型。⑧Rowan Callick则指出，如同其他东亚国家一般，中国亦遵从“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的发展顺序，可是两者的显著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在民主化探索上未能迈出重大步伐，故中国模式可以概括为经济自由加上政治维稳。⑨Leonard却持不同的观点，指陈中国模式显露出另一种资本主义象征——“黄河资本主义”⑩，即结合渐进式经济改革、政府控制及社会本位，也就是政府可通过干预的手段加以改善经济动力，利用市场以资助社会福利，从而实现政治与社会目标。约翰·奈思比（John Naisbitt）则提出另外的见解，主张中国模式是一“纵向民主（或曰‘垂直式民主’）”模式，亦即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指导”与自下而上的“群众参与”的相互作用，逐步推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人宁可要‘宏观引导式领导方法’，也就是由领导人设定总体目标，让人民去发挥造就。由上而下的设定架构以及由下而上的成长，两者交互作用，进步就在这个进化的过程中持续产生。”
虽然各界论者对于中国模式的具体特征在名称、说法上存有异议，不过大多侧重从其中的权力特征、性质或结构，以及经济制度、结构与特征着手，并且根据这两方面的特质来阐述这一模式的相对优势——高效集中、从长计议和富有弹性。Kevin Hassett便清楚表示，专制政权为自由经济的发展带来好处，即政府决策无须一味迎合选民的偏好，以赢得他们的支持。所以相较于政治、经济上皆自由的国家，经济上自由、但政治上则稳定至上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了高效的经济增长。Jennifer Grace Smith则引用刘乃强的论述，指出中国模式相对具有政治可靠性，避免了民主政治运作中可能出现的杂乱无章、政策延宕不决等问题：“中国共产党可以下定决心做任何事情，包括一百八十度地逆转先前所进行的路线，而且都一定会成功。”
另有论者提出，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正当性主要是基于政绩，或者是有赖于威权政府和人民依赖两者之间的共生关系。因此，中国模式不同于西方自由民主的短视近利及权力制衡，针对社会需求采取长期的策略规划，而且弹性务实。是故，中国模式的成功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即通过“看得见的手（政府）”与“看不见的手（市场）”的有效结合，缔造了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奇迹，同时亦表现在政治方面，也就是中国没有陷入不可避免的西化宿命。中共一党执政依然如故，并且于经济转型过程中维持了政治相对稳定。显然，中国的发展经验与既有西方现代化理论背道而驰，中国模式的出现因而可能正在为现代性注入新的内涵，打破了其被西方所独占的局面。诚如贾克所说，中国现代性的浮现立即对西方产生了去中心化和相对化的效应，而这就是中国崛起所代表的深远意涵之一。 中国模式的文化与历史内涵
对于现代化的实现，中国不单只是求助于西方现代性模式，更由于其本质上是一个文明国家，比起其他社会更能深刻地感受到历史和文化的影响，中国于是向文明的过去取材，作为今日发展的借鉴：“在寻求一条道路走出它所面临的巨大挑战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可以利用本国过去的经验作为灵感的来源。他们可以利用丰富的历史经验，为他们的努力提供知识和思辨的给养，坚持以非意识形态的方式‘摸索前进的道路’，‘实事求是地’、现实地、探索性地制定政策，以解决他们面临的并在不断出现的具体问题。”
是以有论者直指，欲洞悉中国模式明显迥异于西方模式的原因及其特殊性，不能仅是检视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必须深入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否则将如同瞎子摸象一般，无法窥得全貌：“中国在1949年以后（特别是1978年以后）的进步显示，中国当代动力的根源主要植基于自己的历史，而非转向西方，即使这在过去隐而不明，也未在百年羞辱里消失不见。”
英美多数专家皆主张，儒家文化是造就中国通往非西方现代化之路径的主要原因，尤其充分体现在其政府是以不同的方式建构，而且扮演不同的角色，其中以贾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最具代表性。该书认为，两千年以来儒家的社会思潮从不间断地教育并且塑造中国，定义了中国政体的本质，即政府高于社会之上，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人民问责，所以即便帝制时代已然瓦解，可是取代帝国政府的却不是西方模式的人民治权，反而是国家治权的得以延续，因此将今天的共产党政权视为偏离历史常轨是错误的。他写道：“虽然1949年的革命带来剧烈的改变，但许多中国政治的基本特色却大致不受影响，1978年以来，这些特色更得到强化。中国政治的许多基本事实也能运用到共产主义时期，就像应用到先前的帝制朝代一样。”
是故，当今中共领导阶层刻意选择政府主导市场的发展模式其实是有其来历的，也就是基于儒家的父权思想，政府享有巨大的政治权威和正统，因而向来采取家长式的领导作风（也经常被比喻为父母），在经济领域里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即使是改革开放也不例外。故“大有为政府”乃是中国政治主轴延续的现象，亦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其次，若干论者认为，由于深受儒家学说中心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十分看重社会秩序与和谐，中国社会的重要特性也就自然而然地强调为统一、稳定、连续、凝聚与团结。因此，政府在中国的作用在于维系社会的集体福祉，以及保证国家的稳定和统一。所以，中国模式的目标从来都不是西方化，而是通过创造经济成长、提升政府效能以维持政治稳定。再者，儒家传统固然支持及有利于政府威权体制，可是其同时也蕴含着民主的元素，亦即主政者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重，负有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责任。是以，有部分论者强调中国模式秉承儒家的“民本主义”，特别是体现在以人为本的发展方向上。其中，Bruce J. Dickson就以中共近年来着力改善政府治理为例，指出中国模式不但实践该党的传统——为人民服务，同时也契合传统的儒家价值观——民本思想。最后，Nolan则抱持相当不同的见解，认为中国模式体现了儒家两方面的思想：一方面是市场本身是一个道德实体，应该服务于社会发展，而非纯粹追逐个人私利；另一方面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责任”观念，即国家的职责在于建立足以满足社会各阶层利益的社会凝聚力，以保持社会稳定及其持续发展。所以，当今中国政府在推动市场发展的同时亦控制市场，使之服务于集体的社会利益，从而建设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政治经济体制，实现一条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的发展道路。因而，他写道：“在目前动荡的环境下，社会凝聚力和政府的重要地位是体制生存（更何况是13亿中国公民的成功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国可以回顾国家历史，寻求一个引导国家发展的道德框架，使市场服务于共同的社会目标。”
此外，也有论者补充道，中国的历史经验或教训亦对中国模式的形塑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是有利于其中的政府威权之维系。这包括缺乏独立组织的传统，以致未能发展出公民社会，以及鉴于历史上国家因分裂、动乱所造成的伤亡惨痛，人民极度恐惧国家再度陷于混乱，因而冀求政治统一与稳定。鉴此，中国与西方发展的最大差异并不是在于个别工业化的时点，反而是在于历史对现代化进程的持续作用。是以，即便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日新月异和全球化的过程之中，但是仍然可见儒家文化、历史传统等对于中国模式的形成及其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同时，这也是造就中国模式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主要原因，故可以说，中国的过去并没有被排拒在中国新发展道路之外，而是被重新地表达，以成为本土现代性的一部分。
中国模式取得普遍性的基础
中国模式可谓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具体体现，因而有其明显的特殊性。不过，鉴于中国在经济上的高速增长和政治上的相对稳定，这一模式的魅力与日俱增，尤其在全球遭逢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之际，西方模式渐趋式微，中国模式相对表现出众，许多发展中国家于是热切渴望模仿后者。Smith便以非洲国家为例，说道：“鉴于中国发展援助模式的明显有效性，以及中国在过去二十年里所成就的庞大经济利益和生活水准的提升，非洲国家领导人、学者和媒体们开始考虑跟随中国经济改革之脚步的好处，而这一点都不足以为奇。”
尽管英美专家们对于中国模式具有“普遍性”的基础何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大致上仍可归纳为以下三种观点：中国模式有效、中国模式有前景、中国模式是威胁。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傲人成就足以证实中国模式的有效性，包括更为妥善地处理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解决五亿人口的脱贫问题以及创造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从而提升长期国内消费需求等。因此，相较于西方模式而言，这一模式明显更切合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足以成为仿效的榜样。尤有甚者，Leonard主张中国模式已经不折不扣地移植到国境之外，从非洲国家、巴西、俄罗斯到越南都在试图模仿这一模式：“多年来，发展中国家对华盛顿共识的‘扁平世界’哲学一直都很不自在。然而，直到最近他们才有一个证实有效的另类选择，也就是结合渐进式经济改革与政府控制的黄河资本主义社会本位。” 第二种观点则是以中国模式的“发展前景”加以推断其普遍性。Dickson指出，中国政府目前正以三种截然不同却又相互关联的方式更新中国模式，分别为：积极创建国家级冠军企业、鼓励中产阶级的持续壮大，以及增加公共财政的投入和改善政府治理。假以时日，这一模式若能成功进化，不仅为中国发展带来新的景象，而且也对世界发展典范提出新的挑战，即高度现代化和非民主政权的与时俱进。Nolan则认为，中国正在摸索一条将市场经济优点和良好社会目标相结合的发展道路，而且此后如能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大大提升政府的作用，从而有效解决当前所面临的社会经济挑战。准此，中国模式有朝一日将会成为全球发展中国家的指路明灯，为如何建设一个稳定的、高度凝聚的现代化社会作出巨大贡献。贾克却持不同见解，主张中国作为世界强权的崛起将因为全球危机而加速，虽然西方世界的衰弱并不会被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取而代之，不过，随着中国国力及其相对优势的与日俱增，其本土文化价值观将不但保持延续且随之增强，同时也会在中国成为超级霸权时获致如同美国在二十世纪的全球影响力，代表着与西方迥异的政治风貌和发展景象。届时，中国模式将与西方模式一般，拥有自己的普遍性，得以成为后者以外的另一选择：“国家总是以自己的经验来看待其他国家。中国成为霸权时，将以自己的价值观与优先顺序来塑造这个世界。因此，如果相信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只限于经济上，那就错了；相反的，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影响很可能极为深远。”
第三种观点是将中国模式看作是危及西方自由民主推广的一个有力威胁，尤其该模式的魅力不单只是停留于那些追求经济增长加威权统治之发展公式的独裁者，甚至还扩及不少实行自由市场改革却不见广泛经济成长的发展中国家里的普通民众。再者，中国还利用软实力攻势对外推销这一模式，于是，有论者纷纷担忧中国模式代表着一种强而有力的确认，即威权政体是提供经济奇迹的最大保障，因而可能导致全球民主发展进程的逆转，故视该模式的普遍性为一种“威胁”。Callick就如此写道：“中国模式至少在显著的部分引入了自由市场经济中已经被证实的成功经验。随着公民们愈来愈富裕，人们的期望是一个非民主政权可以保持甚至提升其自我权力和权威。毫无疑问地，这一模式在中国是有效的，也有可能在其他国家具有相当可行性。”
鉴此，无论英美专家对于具普遍性的中国模式是抱持着正面抑或负面的态度，不过其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共识，也就是这一模式的形成及其发展不乏有中国自己的原创性和特殊性，即：“中国转型的原因，为中国已成功将西方和东亚邻国身上所学到的教训，与自己的历史、文化结合在一起，进而运用并释放自身活力的资源”。
但是鉴于其成功的枢纽——“市场 威权”具有相当的可行性与显著优势，因而，不可否认，中国模式拥有对外输出之可能，足以作为后进国家推进现代化之新的借鉴。
结论
英美知识界所界定的中国模式更多的是一个经济发展模式，大多聚焦于中国的经济转型以及其中的政府作用。相较之下，文献中鲜少论及经济以外的层面，或即使论及时，仍以解释政治经济现象为目的，明显将这一模式予以“简单化”。因此，不禁令人质疑这当中或许存有某种程度上的偏见，甚或是政治考量。亦即，西方对中国模式的解读乃是深受其价值体系的指引，甚或是沿用旧有的冷战思维模式，所以往往使之与西方模式相互对立，以及忽视或刻意回避社会主义遗产对之可能的影响。是以，西方视野下对中国模式普遍性的讨论似乎不免失之于“西方中心论”，也就是视西方当前的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为唯一标准，藉此衡量中国模式的对与错，忘却了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其实亦是遵循先经济、后政治的发展顺序。在这样的西方中心论之下，中国模式的潜在普遍性就成为一种威胁，随之则将影响人们对中国和平崛起可能性的判断。
注释
[美]David M. Lampton：“中国模式为何吸引世界目光”，佚名译，《党建》，2008年第10期。
《经济学人》杂志指出，首先鉴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代价严重威胁政治的稳定，包括环境的破坏、猖獗的腐败问题以及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等，再者，加上美国对于可能与之抗衡的敌人和意识形态的敏感性将会危及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所以中共不但缺乏自信，而且也不愿意提出一个可能的发展模式供其他国家参考仿效。"The Beijing Consensus Is to Keep Quiet，" The Economist， 6 May， 2010，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6059990。
Smith， Jennifer Grace. "The ’Beijing Consensus’： China’s Next Major Export？" China Elections and Governance Review， 2010（5）：38，29-42.
[美]John and Doris Naisbitt：《中国大趋势：八大支柱撑起经济强权》，侯秀琴译，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
[美]J.E.Stiglitz：《全球化及其不满》（中文版序），李杨、章添香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年。
[英]Peter Nolan：“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吕增奎译，《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9期。
Dickson， B. J. "Updating the China Model." Washington Quarterly， 2011.34（4）： 41， 50， 39-58.
[英]Martin Jacques：《当中国统治世界》，李隆生、张逸安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0年。另外必须特别说明的是，贾克强调中国虽然不乏借鉴东亚的发展经验，中国模式因此和东亚模式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然而鉴于中国的规模太大且相当纷杂，以及其又是社会主义国家，明显与东亚其他国家差异太大，故中国现代化的版本必然有所不同，相较之下明显更为复杂，包括歧异的发展阶段将持续共存，以及中共和儒家的重新连结，从而维持其生存等。 Rowan Callick， "The China Model，" The American， 10 November， 2007.http：//www.american.com/archive/2007/november-december-magazine-contents/the-china-model.
Leonard以中国南街村所施行的实验作为借鉴，即市场与集体主义的综合体，因而联想出中国正在实践一种重视社会公平的黄河资本主义。[英]Mark Leonard：《中国怎么想？》，林雨蒨译，台北：行人出版社，2008年。
[英]Mark Leonard：《中国怎么想？》，林雨蒨译，台北：行人出版社，2008年。Leonard在文中强调，中国政府通过紧抓国有企业以防范独立于政治以外的企业家挑战其权威，从而实现政治稳定目标。
西方的民主呈现一个水平的架构，奈思比称之为“横向民主”；中国的民主模式则是一种垂直式架构，奈思比称之为“纵向民主”，由一个庞大且稳定的领导阶层和一个同样庞大的民众基础所构成，通过两者之间由上而下及由下而上的互动交流以实现意见的统一与共识。[美]John and Doris Naisbitt：《中国大趋势：八大支柱撑起经济强权》，侯秀琴译，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
[美]John and Doris Naisbitt：《中国大趋势：八大支柱撑起经济强权》，侯秀琴译，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第61页。
丁学良整理出英语文献里试图描述与评论中国模式的术语（包含少量的汉语术语），指出至少有以下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威权资本主义（authoritarian capitalism，或译为专权资本主义）、新威权主义或新专权主义（Neo-authoritarianism）、权贵资本主义、特权资本主义、党国资本主义（Party-State capitalism），等等。丁学良：《辩论“中国模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0～41页。
丁学良：《辩论“中国模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1页。
Kevin Hassett， "Does Economic Success Require Democracy？" The American，10 May， 2007， http：//www.american.com/archive/2007/may-june-magazine-contents/does-economic-success-require-democracy.
Liu， Naoqiang. "A nationwide system is the secret of China’s rise，"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63557 （accessed Dec. 15， 2009）； quoted in Smith， Jennifer Grace."The ’Beijing Consensus’： China’s Next Major Export？" China Elections and Governance Review.2010. （5）： 32.
其意指中国政府基本上是担任父母的角色，人民则是将自己定位为依赖者，两者之间因而存在一种共生关系，领导者于是被赋予不同形式的信任，拥有较多改变发展方向和政策的自由。引自[英]Martin Jacques：《当中国统治世界》，李隆生、张逸安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0年。
其意指在西方民主下的执政者必须面对任期届满后的改选压力，因此其政策走向比较偏重短期利益与规划，缺乏长期的策略考量。
可参见Howard W. French， "Letter from China： What if Beijing Is Right？" The New York Times， 2 November， 2007， http：//www.nytimes.com/2007/11/02/world/asia/02iht-letter.1.8162318.html；[英]Martin Jacques：《当中国统治世界》，李隆生、张逸安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0年；[美]John and Doris Naisbitt：《中国大趋势：八大支柱撑起经济强权》，侯秀琴译，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
[英]Martin Jacques：《当中国统治世界》，李隆生、张逸安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0年，第190、108～109、108～109、254～259、254、254、266～267、51、477页。
[英]Peter Nolan：《中国处在十字路口》，张瑾译，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第142、189页。
[英]Martin Jacques：《当中国统治世界》，李隆生、张逸安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0年；[英]Martin Jacques：“中国将如何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以国家为例”，王瑾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4期。
[英]Martin Jacques：《当中国统治世界》，李隆生，张逸安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0年；[美]John and Doris Naisbitt：《中国大趋势：八大支柱撑起经济强权》，侯秀琴译，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
[英]Peter Nolan：“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吕增奎译，《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9期；“西媒文章：中国模式的普遍性与独特性”，新华网，2011年10月25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10/25/c_122195662.htm；福山：“中国模式代表集中高效”，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life/2011_04_13_56076.shtml。 Nolan强调，儒家学说主张良好社会的基础在于“仁爱”，而非私利，因此在培育市场发展的同时，不仅应该抑制个人私欲的膨胀，而且不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市场皆不能占据社会主导地位，也不能左右政治体制。[英]Peter Nolan：《中国处在十字路口》，张瑾译，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
[英]Peter Nolan：《中国处在十字路口》，张瑾译，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
相较于西方，中国并不存在教会、贵族或是崛起的商人阶级与政府争权之情形，所以尽管事实上社会存有不同的利益，但却没有形成集体组织以争取政治代表权，反而是通过游说政府或者是寻求个人的恩宠以获得豁免及优势。引自[英]Martin Jacques：《当中国统治世界》，李隆生、张逸安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0年，第255～256页。
[英]Martin Jacques：《当中国统治世界》，李隆生、张逸安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0年。
Smith， Jennifer Grace， "The ’Beijing Consensus’： China’s Next Major Export？" China Elections and Governance Review， 2010，（5）： 34.
Tony Karon， "Why China Does Capitalism Better than the U.S.，" Time，20 January，2011， http：//www.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2043235，00.html.
[英]Martin Jacques：《当中国统治世界》，李隆生、张逸安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0年，第254页；[美]John and Doris Naisbitt，赵启正：《对话：中国模式》，张洪斌、许靖国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
[英]Mark Leonard：《中国怎么想？》，林雨蒨译，台北：行人出版社，2008年，第151～157页。
[英]Mark Leonard：《中国怎么想？》，林雨蒨译，台北：行人出版社，2008年，第157页。
[英]Martin Jacques：《当中国统治世界》，李隆生、张逸安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0年；[英]Martin Jacques：“中国将如何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以国家为例”，王瑾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4期。
其包括不附带任何人权要求的援助和投资、为外国官员与学生所开办的培训项目、孔子学院等新兴的公共外交手段，以及为其他专制性政权在联合国或其他跨国组织内提供外交保护伞等。引自Kurlantzick， Joshua， and Perry Link. "China： Resilient， Sophisticated Authoritarianism."http：//www.underminingdemocracy.org/china/.
Kurlantzick， Joshua， and Perry Link. "China： Resilient， Sophisticated Authoritarianism."http：//www.underminingdemocracy.org/china/.
可参见Kurlantzick， Joshua， and Perry Link.. "China： Resilient， Sophisticated Authoritarianism." http：//www.underminingdemocracy.org/china/；Nicholas D. Kristof and Sheryl Wudunn：《惊蛰·中国》，陈妙香译，台北：智库文化出版社，1996年。
Rowan Callick， "The China Model，" The American， 13 November， 2007， http：//www.american.com/archive/2007/november-december-magazine-contents/the-china-model .
责 编/肖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