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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态观认为，人和自然的一切构成了一个生命共同体，彼此是一种生物链或食物链关系，从根本上说，不存在谁高级谁低级，谁重要谁不重要，它们都是生命共同体中的一员。而“生态诗歌”就是一种现代社会反映人和自然关系，追求二者和谐的诗歌。它作为一种诞生于现代社会，批判、反思工业文明积习的一种文化现象，与通常的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以人的利益为唯一价值取向的诗歌有本质上的不同。它把人与自然放在统一的位置，从“生命共同体”互为依存和影响的整体角度来体验和感受，并以对灵魂的反思和生命的体验来调整人与自然日益紧张的关系，抗衡心灵日益物化的精神病相。
然而，生态诗歌不是简单的生态加诗歌，也不是生态观念先行，从概念到概念的诗歌。生态诗歌探索的关键是生态题材和生态思想的诗歌“内化”，它首先是诗歌，而且是一种体现生态美学追求的创新的诗歌。因而在创作和评论中，除了重视形而上的生态思想之“道”外，应着力于生态诗歌的审美创造。生态诗歌具有批判性、体验性和梦想性（或想象性）的美学特性，它既能发挥危机警醒、现实批判的作用，又能引领人们寻找正在消失的生态美，特别是对于启悟人们重回自然的怀抱、体验自然的整体性和神秘性，恢复人的想象力和审美能力，再造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具有独特的意义。
在工业化以及后工业化时代，当人类远离自然，并与自然中生命万物的关系破裂、分离，甚至对立，变成了纯粹的有用或无用的功利考量时，人对自然的审美感觉也就支离破碎。正是在这样的精神背景下，生态诗歌出现了。
美国环境学家杰里·曼德曾这样具体分析现代人的审美危机：“从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等诸多角度来看，我们所体验和理解的世界都已经被加工处理过了。我们对世界的體验再也称不上是直接或者本源的了，而是间接的。”曼德认为环境麻痹了人们的情感，它只要求人们专注于有限的特定事物上，人们的审美能力也由此出现了异化。而生态诗歌营造的诗意境界能够引导人们重新回归自然、融入自然、体验自然，它能使人们的感官重新灵敏起来。生态诗歌通过“澄明之境”的敞开将人们拯救出当下的审美困境。因此，生态诗歌除了具有反思和批判工业文明的积弊并探究生态危机产生的精神根源，倡导可持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意义外，它的美学价值也值得研究者重视，它是生态意识内化为诗歌艺术形态的关键。
生态诗歌的审美不同于传统的自然诗歌的审美，首先体现在生态审美的主体间性上。生态诗歌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传统自然诗歌本质上是不同的，不是主、客二分的关系，而是放在统一的主体位置。有学者认为，在生态文学（包括生态诗歌）中，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交互主体性关系，也可以说是主体间性关系。海德格尔批评了技术对人的统治和对自然的破坏。他提出了“诗意地栖居”的理想，具体地说，就是“大地和苍穹、诸神和凡人，这四者凭原始的一体性交融为一”。这种天、地、神、人四方游戏的思想体现了一种主体间性的思想，也使他的哲学走向审美主义。而埃里克·托德·史密斯则认为，生态批评家与其把“自然导向的文学”（包括生态文学）和批评当作赋予自然“发言权”的途径，不如“简朴地”把文学及其批评看作事物关系（人和自然万物一样也是一种事物）中的特殊联系。只有理清这种关系，我们才能进入相互密切联系的生态整体。
生态诗歌往往从揭示自然的伤痛和诗意消失的悲剧开始，表现诗人的忧伤和悲悯。但更为重要的是，它能够把个体生命与自然重新连接起来，进入相互密切关联的生态整体， 实现主体间性审美，修复和重建人与自然万物互相依存、呼应的关系，唤起人对自然整体的审美感觉、体验，以及对美好境界的想象力。
它注重回归自然、融入自然的心灵过程，人不再是自然的观赏者，而是自然的一部分。物我不分，欲辨忘言，从而呈现出“天人合一”的圆融境界。生态诗歌进入并体验生命共同体中彼此联系、循环不止、生生不息的存在状态，让人重新作为生命共同体中的一员谦逊地走回曾失去的诗意栖居，使灵魂在生命万有中安顿，疗治心灵的伤痛和疾患，而且沉浸于自然的神秘性，唤回久违的敬畏之心。生态诗歌追求在自然中实现主体间性审美，以人性与大地的崭新意象，以语言的“复魅”，营造出整体关联、循环运动、生机焕然的澄明诗境，也就是幻美的诗境。诗人通过想象的力量粘合破裂的现实感觉和精神碎片，从而在自然中呈现神秘，在生命之间呈现精神的澄明，通过主体间性审美的实现，在虚拟的诗歌空间呈现本原的世界，进而指向语言幻境——梦想的境界或所谓“生态乌托邦”。生态诗歌就这样敞开一扇“绿色之门”，让人重新走向自然的“和鸣”。
生态诗歌与一般诗歌的最大区别在于：体现了鲜明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最早阐述生态整体主义的利奥波德强调了生态整体性的价值判断标准：“当一个事情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生态整体主义的核心思想是把生命共同体——即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把人类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生态诗歌正是从生态整体的角度出发，以生态审美构建生态诗境，实现新的诗歌语言艺术创造。
首先是面对现实生态问题的。在处理与生态危机及问题的现实关系中，生态诗歌以宽广的审美视野直面现实的生态状况，关怀人和自然的命运，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扭曲现状、历史及其根源，从而获得一种崭新的、启人灵智的生态诗歌体验，并透现出独特的生态思想。人对自然的掠夺、破坏，从根本上扭曲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诗人把自然和人放在生态整体中体验，便构成了真正生态诗歌的体验。面对生态灾难，畏惧、哀叹或逃避都无计济于事，人类必须正视并做出根本的改变，只有尊重自然、热爱自然，建立一种新的“大地伦理关系”，才是生态诗歌审美体验的起点，而对生态危机和灾难的体验，会让我们更为深切地认识到：自然和人已处于同一条生死与共的“生存链”上。 生态诗歌通过对当代生态危机及其根源的揭示，具有唤醒生态意识的现实动因。但这仅仅是起点，并不能到批判性为止，在破的同时还需要立。在生态价值的认知上，应从人与自然重构和谐关系切入，用整体性的观念重构生态理想，并在诗歌艺术上探索实现生态审美的可能性，从而构建具有创新意义的生态诗学。
在这个构建过程中，实现的路径可以概括为批判、体验和梦想。批判是针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和紧张，反映人类对于生态困境的焦虑，并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人类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的观念。体验是重新回到自然，在具体的地点重新与自然建立联系，让人的灵魂安居。而这种回归和对自然神秘的重新体认，在现实中面对巨大的落差和鸿沟，甚至难以逾越，由此便产生出梦想的可能，即通过诗歌语言来重构一个人与自然关系由对立而复合的诗意栖居，或者说一个由想象而创造出的整体性的世界。批判和体验、梦想互相关联，既有逻辑上的逐层递进，又以实现生态整体审美作为共同旨归，从而共同构筑人与自然主体关系的诗意栖居。
从生态诗歌自身发展而言，我们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是：当代生态诗歌如何处理与传统天人合一观念和古典山水田园诗歌的关系？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山水田园诗歌渐成中国古典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由谢灵运开启的对永嘉山水自然的倾心到陶渊明归田园居的怡然自得，再到以盛唐气象呈现的人与自然“相看两不厌”并在自然中神思梦游的诗意世界，山水田园诗的诗脉源远流长，以至宋、明、清，依然余波回响。显然，古典山水田园诗歌并不是我们所说的生态诗歌，它可以追溯为当代生态诗歌所接续的重要的民族诗歌传统。王维、李白们是生活在自然中的，他们主要面对的是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不同于我们当下生态写作是因为严峻的生态问题和人与自然疏离对立的精神状况;他们本来就在自然中歌吟，当代生态诗人是由生态问题而走回自然，在诗歌中重构人与自然和谐共在的诗意栖居，让破碎的诗境重新修复。生态诗歌既承接上中华“天人合一”的大道本源，又从古典山水田园诗歌中汲取源头清流，从而探索当代生态诗歌的审美重构和诗境再造，同时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实现对山水田园诗歌传统话语体系的现代性承继和转型。
我们倡导的生态诗歌，从传承的角度将接续这个诗歌文脉传统，并以生命共同体的整体生态观为统摄，面对当下生态问题，重新与自然中的地点建立心灵的联系，也重新与古典自然诗歌建立“家族谱系”的根脉联系。回到源头和原点，汲取众流之水，是为了探寻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在的生态理想，重构整体性生态审美诗境。就生态诗歌发展本身，我们应当致力于探索当代中国生态诗歌的创新之路，在丰富而广阔的创作实践基础上继承创新，从而建构当代生态诗学。
诗歌中的生态关系，是从地域感的建立开始的，这个地域性既包括自然地理的，也包括人文地理的、历史传统的，特别是与地域共生的历史风俗文化因子以及与自然一体的生活形态，它们与自然的形貌、气候、物种等等一起构成了一个地域生态诗歌中的元素和气息。
生态诗歌普遍具有地域性特征。如日本生态诗人宫泽贤治，一生在家乡岩手县的农业区生活写作，守望家园，他是“在家”的写作。美国生态诗人斯奈德一生都在寻找心灵的“栖息地”，从印地安文化到日本禅宗，乃至中国古代的诗僧寒山都曾深深吸引他，最后他回到美国，隐居于塞拉山，一时间那里成了“雅皮士”们心中的“圣地”。从这样的特征，或者说这样一种写作现象，我们可以探究一下背后的原因。为什么生态诗人要守住一个地方或找到一个地方来写作？因为这个地方是诗人找到的心灵安顿之所，这是安身立命之地，是容得下肉身放得下靈魂的“道场”，也是生态写作的源泉。不然，精神始终处于漂泊和流浪的状态，灵魂无家可归。我们发现，生态诗人在精神上大多归于一种安静之境，那是灵魂依归、回归自然的安静。
回到一个地点，也是回到时间本身，首先让身体来感知，让自然重新贴近肉身。我们是什么时候静心听一声鸟鸣的？什么时候看天上星星，与所爱的人体验一场流星雨的？上一次你全身心地观察一次壮丽的日出是什么时候？许多人都已模糊，这说明他们已远离自然，渐行渐远，甚至走到了自然的反面，人与自然的关系常常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为什么会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呢？这是工业化时代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技术的进步进一步催生征服自然的冲动，资本社会的消费观、娱乐至上的观念，技术决定论的观念让人们对自然环境必然采取一种掠夺性的态度，自然降格为为我所用的工具，人类为所欲为。资本社会是当代生态危机以及生态灾难的社会根源所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倒错，削弱了人的审美能力。自然已经“祛魅”，诗意已经不在，由此诗歌走向现代主义的“碎片化”和后现代的“消解意义”就成了必然的事。
生态诗歌以语言回到生命的“在场”，回到真实的存在，在具体的地点和场景触及人的感觉和自然之微妙。生态诗人常常与自己生存的地域建立起密不可分的联系，回到具体的地点也就是回到家园，也是把与自然割断的关系重新连接起来。生态诗歌表现出的地域性并不是简单自然主义的表现，它追求的是在自然中实现主体间性审美。
我们是从哪里走错的？生态诗歌就是直面生态危机、精神危机和诗歌审美危机，回到自然的“原点”寻找，重新回到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中与自然建立联系。由此，便开启了新的诗歌旅程，它从说“不”到坚定地说“是”。它回到一个地点一个地域，回到农历二十四节气，回到天地日月的运行，回到四季变化和风霜雨雪的洗礼，回到万物的本真和魅力。这便是一种精神和灵魂的依归，是探寻未来应当如此的生活，从而促使人们在现实中作出应有的改变。
华海，江苏扬州人。已出版《生态诗境》《当代生态诗歌》《华海生态诗抄》《敞开绿色之门》等生态诗集、随笔集、评论集，作品入选《百年新诗百首解读》《新诗排行榜》《中外生态文学作品选》及全国年度诗选。
然而，生态诗歌不是简单的生态加诗歌，也不是生态观念先行，从概念到概念的诗歌。生态诗歌探索的关键是生态题材和生态思想的诗歌“内化”，它首先是诗歌，而且是一种体现生态美学追求的创新的诗歌。因而在创作和评论中，除了重视形而上的生态思想之“道”外，应着力于生态诗歌的审美创造。生态诗歌具有批判性、体验性和梦想性（或想象性）的美学特性，它既能发挥危机警醒、现实批判的作用，又能引领人们寻找正在消失的生态美，特别是对于启悟人们重回自然的怀抱、体验自然的整体性和神秘性，恢复人的想象力和审美能力，再造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具有独特的意义。
一、生态诗歌的审美
在工业化以及后工业化时代，当人类远离自然，并与自然中生命万物的关系破裂、分离，甚至对立，变成了纯粹的有用或无用的功利考量时，人对自然的审美感觉也就支离破碎。正是在这样的精神背景下，生态诗歌出现了。
美国环境学家杰里·曼德曾这样具体分析现代人的审美危机：“从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等诸多角度来看，我们所体验和理解的世界都已经被加工处理过了。我们对世界的體验再也称不上是直接或者本源的了，而是间接的。”曼德认为环境麻痹了人们的情感，它只要求人们专注于有限的特定事物上，人们的审美能力也由此出现了异化。而生态诗歌营造的诗意境界能够引导人们重新回归自然、融入自然、体验自然，它能使人们的感官重新灵敏起来。生态诗歌通过“澄明之境”的敞开将人们拯救出当下的审美困境。因此，生态诗歌除了具有反思和批判工业文明的积弊并探究生态危机产生的精神根源，倡导可持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意义外，它的美学价值也值得研究者重视，它是生态意识内化为诗歌艺术形态的关键。
生态诗歌的审美不同于传统的自然诗歌的审美，首先体现在生态审美的主体间性上。生态诗歌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传统自然诗歌本质上是不同的，不是主、客二分的关系，而是放在统一的主体位置。有学者认为，在生态文学（包括生态诗歌）中，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交互主体性关系，也可以说是主体间性关系。海德格尔批评了技术对人的统治和对自然的破坏。他提出了“诗意地栖居”的理想，具体地说，就是“大地和苍穹、诸神和凡人，这四者凭原始的一体性交融为一”。这种天、地、神、人四方游戏的思想体现了一种主体间性的思想，也使他的哲学走向审美主义。而埃里克·托德·史密斯则认为，生态批评家与其把“自然导向的文学”（包括生态文学）和批评当作赋予自然“发言权”的途径，不如“简朴地”把文学及其批评看作事物关系（人和自然万物一样也是一种事物）中的特殊联系。只有理清这种关系，我们才能进入相互密切联系的生态整体。
生态诗歌往往从揭示自然的伤痛和诗意消失的悲剧开始，表现诗人的忧伤和悲悯。但更为重要的是，它能够把个体生命与自然重新连接起来，进入相互密切关联的生态整体， 实现主体间性审美，修复和重建人与自然万物互相依存、呼应的关系，唤起人对自然整体的审美感觉、体验，以及对美好境界的想象力。
它注重回归自然、融入自然的心灵过程，人不再是自然的观赏者，而是自然的一部分。物我不分，欲辨忘言，从而呈现出“天人合一”的圆融境界。生态诗歌进入并体验生命共同体中彼此联系、循环不止、生生不息的存在状态，让人重新作为生命共同体中的一员谦逊地走回曾失去的诗意栖居，使灵魂在生命万有中安顿，疗治心灵的伤痛和疾患，而且沉浸于自然的神秘性，唤回久违的敬畏之心。生态诗歌追求在自然中实现主体间性审美，以人性与大地的崭新意象，以语言的“复魅”，营造出整体关联、循环运动、生机焕然的澄明诗境，也就是幻美的诗境。诗人通过想象的力量粘合破裂的现实感觉和精神碎片，从而在自然中呈现神秘，在生命之间呈现精神的澄明，通过主体间性审美的实现，在虚拟的诗歌空间呈现本原的世界，进而指向语言幻境——梦想的境界或所谓“生态乌托邦”。生态诗歌就这样敞开一扇“绿色之门”，让人重新走向自然的“和鸣”。
二、生态诗境的重构
生态诗歌与一般诗歌的最大区别在于：体现了鲜明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最早阐述生态整体主义的利奥波德强调了生态整体性的价值判断标准：“当一个事情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生态整体主义的核心思想是把生命共同体——即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把人类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生态诗歌正是从生态整体的角度出发，以生态审美构建生态诗境，实现新的诗歌语言艺术创造。
首先是面对现实生态问题的。在处理与生态危机及问题的现实关系中，生态诗歌以宽广的审美视野直面现实的生态状况，关怀人和自然的命运，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扭曲现状、历史及其根源，从而获得一种崭新的、启人灵智的生态诗歌体验，并透现出独特的生态思想。人对自然的掠夺、破坏，从根本上扭曲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诗人把自然和人放在生态整体中体验，便构成了真正生态诗歌的体验。面对生态灾难，畏惧、哀叹或逃避都无计济于事，人类必须正视并做出根本的改变，只有尊重自然、热爱自然，建立一种新的“大地伦理关系”，才是生态诗歌审美体验的起点，而对生态危机和灾难的体验，会让我们更为深切地认识到：自然和人已处于同一条生死与共的“生存链”上。 生态诗歌通过对当代生态危机及其根源的揭示，具有唤醒生态意识的现实动因。但这仅仅是起点，并不能到批判性为止，在破的同时还需要立。在生态价值的认知上，应从人与自然重构和谐关系切入，用整体性的观念重构生态理想，并在诗歌艺术上探索实现生态审美的可能性，从而构建具有创新意义的生态诗学。
在这个构建过程中，实现的路径可以概括为批判、体验和梦想。批判是针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和紧张，反映人类对于生态困境的焦虑，并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人类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的观念。体验是重新回到自然，在具体的地点重新与自然建立联系，让人的灵魂安居。而这种回归和对自然神秘的重新体认，在现实中面对巨大的落差和鸿沟，甚至难以逾越，由此便产生出梦想的可能，即通过诗歌语言来重构一个人与自然关系由对立而复合的诗意栖居，或者说一个由想象而创造出的整体性的世界。批判和体验、梦想互相关联，既有逻辑上的逐层递进，又以实现生态整体审美作为共同旨归，从而共同构筑人与自然主体关系的诗意栖居。
从生态诗歌自身发展而言，我们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是：当代生态诗歌如何处理与传统天人合一观念和古典山水田园诗歌的关系？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山水田园诗歌渐成中国古典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由谢灵运开启的对永嘉山水自然的倾心到陶渊明归田园居的怡然自得，再到以盛唐气象呈现的人与自然“相看两不厌”并在自然中神思梦游的诗意世界，山水田园诗的诗脉源远流长，以至宋、明、清，依然余波回响。显然，古典山水田园诗歌并不是我们所说的生态诗歌，它可以追溯为当代生态诗歌所接续的重要的民族诗歌传统。王维、李白们是生活在自然中的，他们主要面对的是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不同于我们当下生态写作是因为严峻的生态问题和人与自然疏离对立的精神状况;他们本来就在自然中歌吟，当代生态诗人是由生态问题而走回自然，在诗歌中重构人与自然和谐共在的诗意栖居，让破碎的诗境重新修复。生态诗歌既承接上中华“天人合一”的大道本源，又从古典山水田园诗歌中汲取源头清流，从而探索当代生态诗歌的审美重构和诗境再造，同时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实现对山水田园诗歌传统话语体系的现代性承继和转型。
我们倡导的生态诗歌，从传承的角度将接续这个诗歌文脉传统，并以生命共同体的整体生态观为统摄，面对当下生态问题，重新与自然中的地点建立心灵的联系，也重新与古典自然诗歌建立“家族谱系”的根脉联系。回到源头和原点，汲取众流之水，是为了探寻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在的生态理想，重构整体性生态审美诗境。就生态诗歌发展本身，我们应当致力于探索当代中国生态诗歌的创新之路，在丰富而广阔的创作实践基础上继承创新，从而建构当代生态诗学。
三、生态诗歌的地域性
诗歌中的生态关系，是从地域感的建立开始的，这个地域性既包括自然地理的，也包括人文地理的、历史传统的，特别是与地域共生的历史风俗文化因子以及与自然一体的生活形态，它们与自然的形貌、气候、物种等等一起构成了一个地域生态诗歌中的元素和气息。
生态诗歌普遍具有地域性特征。如日本生态诗人宫泽贤治，一生在家乡岩手县的农业区生活写作，守望家园，他是“在家”的写作。美国生态诗人斯奈德一生都在寻找心灵的“栖息地”，从印地安文化到日本禅宗，乃至中国古代的诗僧寒山都曾深深吸引他，最后他回到美国，隐居于塞拉山，一时间那里成了“雅皮士”们心中的“圣地”。从这样的特征，或者说这样一种写作现象，我们可以探究一下背后的原因。为什么生态诗人要守住一个地方或找到一个地方来写作？因为这个地方是诗人找到的心灵安顿之所，这是安身立命之地，是容得下肉身放得下靈魂的“道场”，也是生态写作的源泉。不然，精神始终处于漂泊和流浪的状态，灵魂无家可归。我们发现，生态诗人在精神上大多归于一种安静之境，那是灵魂依归、回归自然的安静。
回到一个地点，也是回到时间本身，首先让身体来感知，让自然重新贴近肉身。我们是什么时候静心听一声鸟鸣的？什么时候看天上星星，与所爱的人体验一场流星雨的？上一次你全身心地观察一次壮丽的日出是什么时候？许多人都已模糊，这说明他们已远离自然，渐行渐远，甚至走到了自然的反面，人与自然的关系常常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为什么会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呢？这是工业化时代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技术的进步进一步催生征服自然的冲动，资本社会的消费观、娱乐至上的观念，技术决定论的观念让人们对自然环境必然采取一种掠夺性的态度，自然降格为为我所用的工具，人类为所欲为。资本社会是当代生态危机以及生态灾难的社会根源所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倒错，削弱了人的审美能力。自然已经“祛魅”，诗意已经不在，由此诗歌走向现代主义的“碎片化”和后现代的“消解意义”就成了必然的事。
生态诗歌以语言回到生命的“在场”，回到真实的存在，在具体的地点和场景触及人的感觉和自然之微妙。生态诗人常常与自己生存的地域建立起密不可分的联系，回到具体的地点也就是回到家园，也是把与自然割断的关系重新连接起来。生态诗歌表现出的地域性并不是简单自然主义的表现，它追求的是在自然中实现主体间性审美。
我们是从哪里走错的？生态诗歌就是直面生态危机、精神危机和诗歌审美危机，回到自然的“原点”寻找，重新回到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中与自然建立联系。由此，便开启了新的诗歌旅程，它从说“不”到坚定地说“是”。它回到一个地点一个地域，回到农历二十四节气，回到天地日月的运行，回到四季变化和风霜雨雪的洗礼，回到万物的本真和魅力。这便是一种精神和灵魂的依归，是探寻未来应当如此的生活，从而促使人们在现实中作出应有的改变。
华海，江苏扬州人。已出版《生态诗境》《当代生态诗歌》《华海生态诗抄》《敞开绿色之门》等生态诗集、随笔集、评论集，作品入选《百年新诗百首解读》《新诗排行榜》《中外生态文学作品选》及全国年度诗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