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自有文学史以来，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有它的来路和起点，都有它之所以成为小说的道理。我的短篇小说《赵一曼女士》也同样如此。
　　记得那是一个冬天，我还在《小说林》和《诗林》做总编的工作，所以经常去全国各地（特别是黑龙江境内）组稿。那冬日是去的尚志县。新中国成立前，尚志县称珠河县，那也是我的家乡。接待我的那位当地的文联主席是一位性情中人，看到我的到来非常高兴，多喝了几杯酒，送我回到旅店差不多已经是半夜了，他兴致还很高，我又不好撵他走，灵机一动，就说：听说赵一曼的纪念碑在咱们县里，要不，咱们出去走走，去看看，也醒醒酒？
　　当年的尚志县纯粹是老县城的模样。我还记得那天夜里下着小清雪，我们就那样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通往赵一曼纪念碑的土路上。到了赵一曼的纪念碑前，我拿着手电仔细地瞻仰了这位女烈士的碑塔，发现，这个纪念碑很粗糙，似乎平日的管理也不是很到位。纪念碑就那样静静地矗立在黑暗之中，似乎在欣赏着这漫天的清雪。看到这种情形，我不禁心生悲凉，我虽然不是一个政治觉悟很高的人，但是我觉得，我們后人对她的敬重与爱护还有相当的距离。这样的感受，这样的心情，这样的认识，也就一闪而过了。
　　又几年后，是一个暑期，我的朋友邀请我到江北的那所大学去休息几天。学校有招待所，伙食也不错，加上学生都放假了，校园里也很清静。我在那里每天上午都在招待所里写点儿东西（这也是我多年的习惯），当时正好时任《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的李敬泽向我约稿，我就在校园里写的那四篇短篇小说（其中就有《赵一曼女士》）寄给了他。
　　回想了一下，当时在写《赵一曼女士》这篇小说的时候，我在想，平日里我们看到的那些描写革命烈士的文学作品都充满着激情，渲染得也很充分。不过，我想，能不能这样写，我们把那些所有对英雄的赞美之词全部“删掉”，采用一种平静的态度和语调来重新展示这位英雄，冷静、客观地去写她战斗、被捕、被敌人刑讯直至被杀害的全过程。然后我们再回头看一看，如此表达下的革命烈士还是不是一位英雄。我认为，这样写就更可信，也更有说服力。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以怎样的视角和身份讲述这位革命烈士的事迹呢？经过认真思考之后，我觉得最恰当的，就是一个非共产党员的民主人士的身份去表达这位英雄比较合适。
　　这就是这篇小说为什么称赵一曼是“女士”而不称其为“同志”的原因。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