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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是毛泽东在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文章的主旨即在讨论文章题目所示的“关心群众生活”与“注意工作方法”这两个问题，简明直接，不拖泥带水。但要深刻理解毛泽东点出的这两个问题为何对于中国革命事业如此重要，则要首先对于政治有深刻的理解，这包括看到未来、看到历史大势的政治远见以及政治的组织动员。
看到未来的政治远见与抓住中心任务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的开头提出我党的中心任务：“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谁要是看轻了这个中心任务，谁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工作人员。”能够抓住“现在”的中心任务，离不开远远早于“现在”之前，就有能看到未来的政治远见。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从建党时50多位党员而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在一次次遇到危机时能转危为安，进而发展壮大，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具有能真正地看到未来、看到历史大势的政治远见。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在偏远的井冈山的山沟沟里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客观大势，深刻、全面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确立中国革命所具有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同时分析革命政权存在所需要的主观条件，最终充满预见、充满自信地指出小片工农武装割据政权存在的可能以及最终夺取全国胜利的可能，这给当时很多处于失败、困难中的同志带来了信心。
毛泽东要求共产党员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他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生动形象地阐明了没有预见就不叫领导。他说：“什么叫做领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人们通常看得见大东西，看不见小东西，但是有些大东西，也看不见……陈独秀那个时期，农民要土地，这是一个大东西吧，土地问题是一个大量的普遍存在的东西吧，但是那时候也看不见。凡是政策上犯错误的，一定是大东西看不见。”
毛泽东深刻地揭示所谓预见是要在事物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就能看到其未来的普遍意义。他说：“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这就是《周易》所说“知几，其神乎”，即在大家都还没看到时，却独能把握事物变化先兆的预见性，也就是《周易》坤卦所说“履霜，坚冰至”。
陈独秀没有看到农民与土地，没有预见，也就不能真正看到未来，而毛泽东则看到了中国长时段历史中深深潜藏的社会力量，那就是占当时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明清以来存在的最大社会问题就是人口剧增、土地兼并带来的农民失去土地的问题;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卷入到西方帝国主义主导的全球市场中，农民加剧失去土地，新老问题叠加，这也为中国革命准备了最大的社会力量。毛泽东具有大历史的历史意识，所以最早地认识到中国革命一定要是农民革命、土地革命。中国这一场革命同时也必须是改变中国社会结构的社会革命，这才是最为彻底的革命，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具有革命的彻底性。
正是由于具有能看到未来的政治远见，也才能抓住中心任务，即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提出的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而农民则占了广大群众的大多数。
组织动员群众的重要性与如何动员群众
政治在中国一直以来就是一篇最大的文章。毛泽东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政治不是庸俗理解的权力与政府，而是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政治无所不在。政治，最简单地来说，就是组织动员大多数的民众为了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利益而共同奋斗，共同意味着是“我们共同的”。毛泽东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正是紧紧抓住了政治的本质在于组织动员群众，所以他在文章中强调：“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认识到了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这是第一步，接下来的关键则是如何动员群众进行战争。如果只是直接为动员群众进行战争而动员，则达不到效果，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一语中的地指出：“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呢？当然不能。”
毛泽东强调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那么具体要做哪些工作呢？毛泽东列出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着眼于农民，即“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还要“建立合作社”，毛泽东还指出要“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
毛泽东提出，假如我们对这些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那么，“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毛泽东充满自信地说：“同志们，那时候，我们号召群众参加革命战争，能够不能够呢？能够的，完全能够的。”
毛泽东接着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篇3000字的文章中，大篇幅举了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先是反面的例子，比如汀州市政府以前有一个时期只管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对于群众生活问题一点不理。汀州市群众的具体生活问题是没有柴烧、资本家把盐藏起来没有盐买、米价贵等。这些是汀州市人民群众十分盼望我们的政府帮助他们去解决的实际问题，但是汀州市政府一点也不讨论。最终的结果是扩大红军、动员运输队成绩不理想。与此相反的正面例子，是江西的长冈乡、福建的才溪乡这两个模范乡，扩大红军的工作做得很好，长冈乡青年、壮年男子百人中有80个当红军去了，才溪乡百人中有88个当红军去了。为什么这两个模范乡扩红工作做得如此成功？举几个例子就能明白。长冈乡有一个贫苦农民被火烧掉了一间半房子，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夏荒时乡政府从200多里远的公略县采办了米来救济群众。才溪乡的这类工作也做得非常之好。这两个乡的领导方法是真正的模范领导方法，和汀州市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绝对不同。 在生动分析正反两方面的例子之后，毛泽东郑重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并一一列出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毛泽东心细地关心：“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毛泽东强调：“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这样做的结果，是“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由此则进而“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这里有对政治、政治组织动员最为深刻的洞悉，即共产党给群众解决了他们身边一个个看似细小却是切身的生活问题之后，群众就能由此出发而理解共产党提出的革命战争这一更高的任务。
毛泽东以长冈乡的群众所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来让大家领悟，我们这样做了，“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而当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毛泽东说这是毫无疑问的。最好的例子，就是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实实在在地被我们粉碎了。
毛泽东辛辣地讽刺国民党实行的堡垒政策是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毛泽东一问一答道：“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是！”那么，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毛泽东说出了答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毛泽东充满自信与预见地说道：“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奪取全中国。”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证明了毛泽东当年的论断。
中国共产党极端重视工作方法的优良传统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政策和策略是生命线，政策包括毛泽东所说的“策略原则和具体政策”，政策需要执行、落地，而政策的执行、落地则需要工作方法，“政策”与“方法”二者同等重要。中国共产党从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开始，就形成了极端重视工作方法的优良传统。翻开《毛泽东选集》，我们看到《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一篇篇强调工作方法的文章，工作方法也就是领导方法。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1月，毛泽东又写下了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以过河需要船来形象地譬喻工作方法的必不可少。他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文章紧扣扩大红军的问题，生动地说明不讲究扩大红军的方法，“尽管把扩大红军念一千遍”，结果还是不能成功。
毛泽东再次举例，表扬兴国和赣东北的同志们，“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了，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这体现了“他们是认真地在那里进行工作，他们是仔细地在那里解决问题，他们在革命面前是真正负起了责任”，毛泽东由此将他们提升到“他们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高度，这就是政治之为政治的本质所在。
一言以蔽之，“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二者关乎政治之为政治的本质所在。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看到未来的政治远见与抓住中心任务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的开头提出我党的中心任务：“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谁要是看轻了这个中心任务，谁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工作人员。”能够抓住“现在”的中心任务，离不开远远早于“现在”之前，就有能看到未来的政治远见。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从建党时50多位党员而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在一次次遇到危机时能转危为安，进而发展壮大，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具有能真正地看到未来、看到历史大势的政治远见。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在偏远的井冈山的山沟沟里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客观大势，深刻、全面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确立中国革命所具有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同时分析革命政权存在所需要的主观条件，最终充满预见、充满自信地指出小片工农武装割据政权存在的可能以及最终夺取全国胜利的可能，这给当时很多处于失败、困难中的同志带来了信心。
毛泽东要求共产党员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他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生动形象地阐明了没有预见就不叫领导。他说：“什么叫做领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人们通常看得见大东西，看不见小东西，但是有些大东西，也看不见……陈独秀那个时期，农民要土地，这是一个大东西吧，土地问题是一个大量的普遍存在的东西吧，但是那时候也看不见。凡是政策上犯错误的，一定是大东西看不见。”
毛泽东深刻地揭示所谓预见是要在事物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就能看到其未来的普遍意义。他说：“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这就是《周易》所说“知几，其神乎”，即在大家都还没看到时，却独能把握事物变化先兆的预见性，也就是《周易》坤卦所说“履霜，坚冰至”。
陈独秀没有看到农民与土地，没有预见，也就不能真正看到未来，而毛泽东则看到了中国长时段历史中深深潜藏的社会力量，那就是占当时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明清以来存在的最大社会问题就是人口剧增、土地兼并带来的农民失去土地的问题;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卷入到西方帝国主义主导的全球市场中，农民加剧失去土地，新老问题叠加，这也为中国革命准备了最大的社会力量。毛泽东具有大历史的历史意识，所以最早地认识到中国革命一定要是农民革命、土地革命。中国这一场革命同时也必须是改变中国社会结构的社会革命，这才是最为彻底的革命，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具有革命的彻底性。
正是由于具有能看到未来的政治远见，也才能抓住中心任务，即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提出的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而农民则占了广大群众的大多数。
组织动员群众的重要性与如何动员群众
政治在中国一直以来就是一篇最大的文章。毛泽东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政治不是庸俗理解的权力与政府，而是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政治无所不在。政治，最简单地来说，就是组织动员大多数的民众为了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利益而共同奋斗，共同意味着是“我们共同的”。毛泽东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正是紧紧抓住了政治的本质在于组织动员群众，所以他在文章中强调：“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认识到了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这是第一步，接下来的关键则是如何动员群众进行战争。如果只是直接为动员群众进行战争而动员，则达不到效果，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一语中的地指出：“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呢？当然不能。”
毛泽东强调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那么具体要做哪些工作呢？毛泽东列出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着眼于农民，即“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还要“建立合作社”，毛泽东还指出要“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
毛泽东提出，假如我们对这些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那么，“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毛泽东充满自信地说：“同志们，那时候，我们号召群众参加革命战争，能够不能够呢？能够的，完全能够的。”
毛泽东接着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篇3000字的文章中，大篇幅举了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先是反面的例子，比如汀州市政府以前有一个时期只管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对于群众生活问题一点不理。汀州市群众的具体生活问题是没有柴烧、资本家把盐藏起来没有盐买、米价贵等。这些是汀州市人民群众十分盼望我们的政府帮助他们去解决的实际问题，但是汀州市政府一点也不讨论。最终的结果是扩大红军、动员运输队成绩不理想。与此相反的正面例子，是江西的长冈乡、福建的才溪乡这两个模范乡，扩大红军的工作做得很好，长冈乡青年、壮年男子百人中有80个当红军去了，才溪乡百人中有88个当红军去了。为什么这两个模范乡扩红工作做得如此成功？举几个例子就能明白。长冈乡有一个贫苦农民被火烧掉了一间半房子，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夏荒时乡政府从200多里远的公略县采办了米来救济群众。才溪乡的这类工作也做得非常之好。这两个乡的领导方法是真正的模范领导方法，和汀州市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绝对不同。 在生动分析正反两方面的例子之后，毛泽东郑重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并一一列出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毛泽东心细地关心：“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毛泽东强调：“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这样做的结果，是“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由此则进而“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这里有对政治、政治组织动员最为深刻的洞悉，即共产党给群众解决了他们身边一个个看似细小却是切身的生活问题之后，群众就能由此出发而理解共产党提出的革命战争这一更高的任务。
毛泽东以长冈乡的群众所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来让大家领悟，我们这样做了，“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而当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毛泽东说这是毫无疑问的。最好的例子，就是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实实在在地被我们粉碎了。
毛泽东辛辣地讽刺国民党实行的堡垒政策是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毛泽东一问一答道：“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是！”那么，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毛泽东说出了答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毛泽东充满自信与预见地说道：“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奪取全中国。”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证明了毛泽东当年的论断。
中国共产党极端重视工作方法的优良传统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政策和策略是生命线，政策包括毛泽东所说的“策略原则和具体政策”，政策需要执行、落地，而政策的执行、落地则需要工作方法，“政策”与“方法”二者同等重要。中国共产党从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开始，就形成了极端重视工作方法的优良传统。翻开《毛泽东选集》，我们看到《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一篇篇强调工作方法的文章，工作方法也就是领导方法。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1月，毛泽东又写下了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以过河需要船来形象地譬喻工作方法的必不可少。他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文章紧扣扩大红军的问题，生动地说明不讲究扩大红军的方法，“尽管把扩大红军念一千遍”，结果还是不能成功。
毛泽东再次举例，表扬兴国和赣东北的同志们，“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了，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这体现了“他们是认真地在那里进行工作，他们是仔细地在那里解决问题，他们在革命面前是真正负起了责任”，毛泽东由此将他们提升到“他们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高度，这就是政治之为政治的本质所在。
一言以蔽之，“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二者关乎政治之为政治的本质所在。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