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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你熟读历史,可很可能不会说古代“普通话”,它曾有雅言、官话、国语等称呼,是促进国家统一的公器。而以什么方言作为普通话的基础,背后则有各股势力的博弈,普通话的诞生,伴随的是权力更替的精彩历史。
雅言究竟是哪里话
西汉刘向的《说苑》中有一则故事:楚王的弟弟鄂君子皙在河中游玩,划船的是一位越人,他一边划船一边用越语唱了一支歌:滥兮抃草滥,予昌桓泽予昌州,州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惺随河湖。子皙听不懂,忙叫人翻译,歌词是这样的:“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是一首爱慕君子的歌。
这则故事透露出一个信息:春秋战国时,各地言语不通,只好靠翻译。这在《礼记·王制》里可以得到佐证:“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日寄,南方日象,西方日狄辊,北方日译。”彼时中原和各方民族言语不通,靠什么交流呢?翻译。翻译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叫法——寄、象、辊、译。后来“辊译象寄”,特被借指四方少数民族。
五方之民交流要靠翻译,那么就中原一方呢?比如春秋战国时,孔子周游列国,用什么语言传道授业呢?答案在《论语》里能够看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原来孔子说的是一种叫做“雅言”的语言。“雅”即“正”之意,正即标准。所以雅言就是春秋时期汉语的标准语。
雅言又是哪里的话呢?语言学家们根据先秦文献和出土的竹简认定,在上古“雅”又通“夏”,“夏”是西周王畿一代的古名,那么当时的标准语雅言“夏言”,就是王畿一带的方言,周王室所用的语言。
清代学者刘台拱曾提出一个观点,说“王都之音最正”,那么夏商周三代的王都在哪儿?夏朝建都在河洛一带,殷商亦然,而西周时,其东都也在洛阳。综合各方意见,结论是当时的雅言——夏言,当以王畿之地河洛话为基础。当然,彼时河洛话非今之河南话。
即便有雅言,也不是谁都会说。这个从《周礼·秋官》中可窥见一斑。《周礼》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述,文中说到周王用以安抚各国诸侯的办法时,有如下规制:一年(派使者)慰问一次;三年看望一次;五年探视一次;七年聚集(诸侯国的)译官,教以语言,协调辞令;九年聚集(诸侯国的)乐师和史官,授以文字,听习声音——“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
原来,周王朝每到七年和九年之时,就要召集各国的翻译官和乐师、史官来京培训。由此才能在君臣朝会、诸侯会盟时,大家彼此声通意会,不至于鸡同鸭讲。可见,雅言是朝廷之上、外交场合的通用语,孔子要想畅行各国,当然得讲雅言了。士大夫们要用“诗言志”,也得用雅言。而乡野百姓,则各操方言,也能安然度日。
人语相随,语随人变
方言与雅言似乎可以相安无事、一路并行不悖地这么走下去,但实际情形却是,鄂君子皙听不懂的越人“情歌”,早已消失了:三代王畿之地的河洛语,后来也远离故土。无论是方言还是雅言,春秋战国之后,都经历了数次巨大的洗牌,而令语言洗牌的,则是因为战争或自然灾害等原因而引发的移民。在一次次的人口的流动与迁徙中,现代汉语的七大方言和标准语——普通话也渐渐形成。
汉末动乱,百万洛阳人随汉献帝移居长安,中原和关中一带的方言被混化:三国纷争时,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去吴,令江淮方言基本南移;而关中人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将关中方言扩散到荆州地区。《后汉书》《三国志》记述了汉末百姓的大迁徙,这种迁徙促使了汉语的混化和统一。特别是北方方言内部的统一。
另一场影响方言格局的大变动,发生在西晋。公元291年,司马氏皇族内部发生“八王之乱”,引发社会动荡,也引起异族觊觎。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6月,前赵昭文帝匈奴人刘曜先后两次分别攻入晋都洛阳,又陷长安,致西晋灭亡。晋宗室琅砑王司马睿在北方土族的拥戴下即位于建康(南京),为晋元帝,史称东晋,辖有长江中下游,开启了南朝的序幕。
洛京倾覆,北人南渡。彼时建康一带说的是吴侬软语,北来的衣冠土族挟王朝正统之势,以洛阳雅音与之交锋,产生出一种新的雅言——“金陵雅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南北分裂数百年,奇妙的是,南北双方的标准语并没有产生太大的鸿沟,正是因为他们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传统的洛阳读书音靠近。现今可考的最早的韵书,是隋朝陆法言所著《切韵》,它代表了南北朝至隋时期的标准音,这个标准音并不是隋都城长安音,而是以“洛下”和“金陵”南北两大雅言为基础而形成的新的标准音。直到唐宋时期,洛阳读书音仍拥有极高的地位。北宋名臣寇准在与丁谓论及天下语音何处为正时,寇准说“惟西洛人得天下之中”。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中仍有“中原惟洛阳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的说法。
很多北人南渡至福建,诞生了今天被公认为最难懂方言之一的闽南语。最难懂,是因为它保存着许多上古语音、词汇和语法。比如“锅”,先秦时叫“鼎”,闽南语现在还叫“鼎”。吃,则说“食”,下雨,也还依古语叫“落雨”……“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现代的闽南语肯定不是百分之百的北方古语了,但对南迁北人的后代来说,他乡早已是故乡。正是人语相随,语随人变。
普通话的形成
1728年9月9日,随着一道奇特上谕的颁布,福建和广东两省的士子陷入了恐慌之中。因为当朝天子对他们提出严重警告,原因是他们说不好官话。官话是明清时期对标准音的流行称呼。雍正在接见大小臣工时惊讶地发现,福建、广东两省的官员不懂官话,只会说方言。这位劳模皇帝不禁担心,如果把这些满口乡音的闽粤官员派到他省任职为官,又安能“宣读训谕,审断词讼,皆历历清楚,使小民共知而共解”呢?于是皇帝开出一剂治病良方,在闽粤推广大家都能听得懂的官话。为保障谕旨的执行,朝廷规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即学习官话以八年为限,否则将停止闽粤两省的科举考试。
从这次措辞严厉的谕旨中,我们可以看到官话背后的政治力量——官话说得好不好,影响着君臣的沟通与官民的沟通。而最终影响的,则是中央的集权和国家的大一统。
元、明、清三朝建都北京,在首都地位的加持下,北京官话的流行度仍越来越高。至清末民初,北京官话已渐渐具有了通用语的风范。1913年2月15日,一场万众瞩目的大会——读音统一会拉开序幕。在时人观念中,语言不统一,是中国人心涣散的原因之一,而人心渙散则是近代中国挨打的重要原因。尽管中国历史上存在过雅言和官话,但它们都未真正通行于所有地区和所有人群。所以民国肇始,制定能够代表中国的标准音被排上日程。而这种标准音,还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国语,即能代表国家的语言。最终,会议投票通过,仍以北京官话为标准语的基础方言。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投票通过,仍以北京官话为标准语的基础方言。与此同时,国语改名为普通话。
几千年来,从雅言到普通话,不变的,是对国家统一的千古诉求;变了的,则是关于中国该为何样的不同理想。
雅言究竟是哪里话
西汉刘向的《说苑》中有一则故事:楚王的弟弟鄂君子皙在河中游玩,划船的是一位越人,他一边划船一边用越语唱了一支歌:滥兮抃草滥,予昌桓泽予昌州,州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惺随河湖。子皙听不懂,忙叫人翻译,歌词是这样的:“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是一首爱慕君子的歌。
这则故事透露出一个信息:春秋战国时,各地言语不通,只好靠翻译。这在《礼记·王制》里可以得到佐证:“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日寄,南方日象,西方日狄辊,北方日译。”彼时中原和各方民族言语不通,靠什么交流呢?翻译。翻译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叫法——寄、象、辊、译。后来“辊译象寄”,特被借指四方少数民族。
五方之民交流要靠翻译,那么就中原一方呢?比如春秋战国时,孔子周游列国,用什么语言传道授业呢?答案在《论语》里能够看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原来孔子说的是一种叫做“雅言”的语言。“雅”即“正”之意,正即标准。所以雅言就是春秋时期汉语的标准语。
雅言又是哪里的话呢?语言学家们根据先秦文献和出土的竹简认定,在上古“雅”又通“夏”,“夏”是西周王畿一代的古名,那么当时的标准语雅言“夏言”,就是王畿一带的方言,周王室所用的语言。
清代学者刘台拱曾提出一个观点,说“王都之音最正”,那么夏商周三代的王都在哪儿?夏朝建都在河洛一带,殷商亦然,而西周时,其东都也在洛阳。综合各方意见,结论是当时的雅言——夏言,当以王畿之地河洛话为基础。当然,彼时河洛话非今之河南话。
即便有雅言,也不是谁都会说。这个从《周礼·秋官》中可窥见一斑。《周礼》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述,文中说到周王用以安抚各国诸侯的办法时,有如下规制:一年(派使者)慰问一次;三年看望一次;五年探视一次;七年聚集(诸侯国的)译官,教以语言,协调辞令;九年聚集(诸侯国的)乐师和史官,授以文字,听习声音——“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
原来,周王朝每到七年和九年之时,就要召集各国的翻译官和乐师、史官来京培训。由此才能在君臣朝会、诸侯会盟时,大家彼此声通意会,不至于鸡同鸭讲。可见,雅言是朝廷之上、外交场合的通用语,孔子要想畅行各国,当然得讲雅言了。士大夫们要用“诗言志”,也得用雅言。而乡野百姓,则各操方言,也能安然度日。
人语相随,语随人变
方言与雅言似乎可以相安无事、一路并行不悖地这么走下去,但实际情形却是,鄂君子皙听不懂的越人“情歌”,早已消失了:三代王畿之地的河洛语,后来也远离故土。无论是方言还是雅言,春秋战国之后,都经历了数次巨大的洗牌,而令语言洗牌的,则是因为战争或自然灾害等原因而引发的移民。在一次次的人口的流动与迁徙中,现代汉语的七大方言和标准语——普通话也渐渐形成。
汉末动乱,百万洛阳人随汉献帝移居长安,中原和关中一带的方言被混化:三国纷争时,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去吴,令江淮方言基本南移;而关中人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将关中方言扩散到荆州地区。《后汉书》《三国志》记述了汉末百姓的大迁徙,这种迁徙促使了汉语的混化和统一。特别是北方方言内部的统一。
另一场影响方言格局的大变动,发生在西晋。公元291年,司马氏皇族内部发生“八王之乱”,引发社会动荡,也引起异族觊觎。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6月,前赵昭文帝匈奴人刘曜先后两次分别攻入晋都洛阳,又陷长安,致西晋灭亡。晋宗室琅砑王司马睿在北方土族的拥戴下即位于建康(南京),为晋元帝,史称东晋,辖有长江中下游,开启了南朝的序幕。
洛京倾覆,北人南渡。彼时建康一带说的是吴侬软语,北来的衣冠土族挟王朝正统之势,以洛阳雅音与之交锋,产生出一种新的雅言——“金陵雅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南北分裂数百年,奇妙的是,南北双方的标准语并没有产生太大的鸿沟,正是因为他们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传统的洛阳读书音靠近。现今可考的最早的韵书,是隋朝陆法言所著《切韵》,它代表了南北朝至隋时期的标准音,这个标准音并不是隋都城长安音,而是以“洛下”和“金陵”南北两大雅言为基础而形成的新的标准音。直到唐宋时期,洛阳读书音仍拥有极高的地位。北宋名臣寇准在与丁谓论及天下语音何处为正时,寇准说“惟西洛人得天下之中”。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中仍有“中原惟洛阳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的说法。
很多北人南渡至福建,诞生了今天被公认为最难懂方言之一的闽南语。最难懂,是因为它保存着许多上古语音、词汇和语法。比如“锅”,先秦时叫“鼎”,闽南语现在还叫“鼎”。吃,则说“食”,下雨,也还依古语叫“落雨”……“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现代的闽南语肯定不是百分之百的北方古语了,但对南迁北人的后代来说,他乡早已是故乡。正是人语相随,语随人变。
普通话的形成
1728年9月9日,随着一道奇特上谕的颁布,福建和广东两省的士子陷入了恐慌之中。因为当朝天子对他们提出严重警告,原因是他们说不好官话。官话是明清时期对标准音的流行称呼。雍正在接见大小臣工时惊讶地发现,福建、广东两省的官员不懂官话,只会说方言。这位劳模皇帝不禁担心,如果把这些满口乡音的闽粤官员派到他省任职为官,又安能“宣读训谕,审断词讼,皆历历清楚,使小民共知而共解”呢?于是皇帝开出一剂治病良方,在闽粤推广大家都能听得懂的官话。为保障谕旨的执行,朝廷规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即学习官话以八年为限,否则将停止闽粤两省的科举考试。
从这次措辞严厉的谕旨中,我们可以看到官话背后的政治力量——官话说得好不好,影响着君臣的沟通与官民的沟通。而最终影响的,则是中央的集权和国家的大一统。
元、明、清三朝建都北京,在首都地位的加持下,北京官话的流行度仍越来越高。至清末民初,北京官话已渐渐具有了通用语的风范。1913年2月15日,一场万众瞩目的大会——读音统一会拉开序幕。在时人观念中,语言不统一,是中国人心涣散的原因之一,而人心渙散则是近代中国挨打的重要原因。尽管中国历史上存在过雅言和官话,但它们都未真正通行于所有地区和所有人群。所以民国肇始,制定能够代表中国的标准音被排上日程。而这种标准音,还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国语,即能代表国家的语言。最终,会议投票通过,仍以北京官话为标准语的基础方言。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投票通过,仍以北京官话为标准语的基础方言。与此同时,国语改名为普通话。
几千年来,从雅言到普通话,不变的,是对国家统一的千古诉求;变了的,则是关于中国该为何样的不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