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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你熟读历史，可很可能不会说古代“普通话”，它曾有雅言、官话、国语等称呼，是促进国家统一的公器。而以什么方言作为普通话的基础，背后则有各股势力的博弈，普通话的诞生，伴随的是权力更替的精彩历史。
雅言究竟是哪里话
西汉刘向的《说苑》中有一则故事：楚王的弟弟鄂君子皙在河中游玩，划船的是一位越人，他一边划船一边用越语唱了一支歌：滥兮抃草滥，予昌桓泽予昌州，州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惺随河湖。子皙听不懂，忙叫人翻译，歌词是这样的：“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是一首爱慕君子的歌。
这则故事透露出一个信息：春秋战国时，各地言语不通，只好靠翻译。这在《礼记·王制》里可以得到佐证：“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日寄，南方日象，西方日狄辊，北方日译。”彼时中原和各方民族言语不通，靠什么交流呢？翻译。翻译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叫法——寄、象、辊、译。后来“辊译象寄”，特被借指四方少数民族。
五方之民交流要靠翻译，那么就中原一方呢？比如春秋战国时，孔子周游列国，用什么语言传道授业呢？答案在《论语》里能够看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原来孔子说的是一种叫做“雅言”的语言。“雅”即“正”之意，正即标准。所以雅言就是春秋时期汉语的标准语。
雅言又是哪里的话呢？语言学家们根据先秦文献和出土的竹简认定，在上古“雅”又通“夏”，“夏”是西周王畿一代的古名，那么当时的标准语雅言“夏言”，就是王畿一带的方言，周王室所用的语言。
清代学者刘台拱曾提出一个观点，说“王都之音最正”，那么夏商周三代的王都在哪儿？夏朝建都在河洛一带，殷商亦然，而西周时，其东都也在洛阳。综合各方意见，结论是当时的雅言——夏言，当以王畿之地河洛话为基础。当然，彼时河洛话非今之河南话。
即便有雅言，也不是谁都会说。这个从《周礼·秋官》中可窥见一斑。《周礼》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述，文中说到周王用以安抚各国诸侯的办法时，有如下规制：一年（派使者）慰问一次；三年看望一次；五年探视一次；七年聚集（诸侯国的）译官，教以语言，协调辞令；九年聚集（诸侯国的）乐师和史官，授以文字，听习声音——“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
原来，周王朝每到七年和九年之时，就要召集各国的翻译官和乐师、史官来京培训。由此才能在君臣朝会、诸侯会盟时，大家彼此声通意会，不至于鸡同鸭讲。可见，雅言是朝廷之上、外交场合的通用语，孔子要想畅行各国，当然得讲雅言了。士大夫们要用“诗言志”，也得用雅言。而乡野百姓，则各操方言，也能安然度日。
人语相随，语随人变
方言与雅言似乎可以相安无事、一路并行不悖地这么走下去，但实际情形却是，鄂君子皙听不懂的越人“情歌”，早已消失了：三代王畿之地的河洛语，后来也远离故土。无论是方言还是雅言，春秋战国之后，都经历了数次巨大的洗牌，而令语言洗牌的，则是因为战争或自然灾害等原因而引发的移民。在一次次的人口的流动与迁徙中，现代汉语的七大方言和标准语——普通话也渐渐形成。
汉末动乱，百万洛阳人随汉献帝移居长安，中原和关中一带的方言被混化：三国纷争时，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去吴，令江淮方言基本南移；而关中人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将关中方言扩散到荆州地区。《后汉书》《三国志》记述了汉末百姓的大迁徙，这种迁徙促使了汉语的混化和统一。特别是北方方言内部的统一。
另一场影响方言格局的大变动，发生在西晋。公元291年，司马氏皇族内部发生“八王之乱”，引发社会动荡，也引起异族觊觎。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6月，前赵昭文帝匈奴人刘曜先后两次分别攻入晋都洛阳，又陷长安，致西晋灭亡。晋宗室琅砑王司马睿在北方土族的拥戴下即位于建康（南京），为晋元帝，史称东晋，辖有长江中下游，开启了南朝的序幕。
洛京倾覆，北人南渡。彼时建康一带说的是吴侬软语，北来的衣冠土族挟王朝正统之势，以洛阳雅音与之交锋，产生出一种新的雅言——“金陵雅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南北分裂数百年，奇妙的是，南北双方的标准语并没有产生太大的鸿沟，正是因为他们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传统的洛阳读书音靠近。现今可考的最早的韵书，是隋朝陆法言所著《切韵》，它代表了南北朝至隋时期的标准音，这个标准音并不是隋都城长安音，而是以“洛下”和“金陵”南北两大雅言为基础而形成的新的标准音。直到唐宋时期，洛阳读书音仍拥有极高的地位。北宋名臣寇准在与丁谓论及天下语音何处为正时，寇准说“惟西洛人得天下之中”。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中仍有“中原惟洛阳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的说法。
很多北人南渡至福建，诞生了今天被公认为最难懂方言之一的闽南语。最难懂，是因为它保存着许多上古语音、词汇和语法。比如“锅”，先秦时叫“鼎”，闽南语现在还叫“鼎”。吃，则说“食”，下雨，也还依古语叫“落雨”……“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现代的闽南语肯定不是百分之百的北方古语了，但对南迁北人的后代来说，他乡早已是故乡。正是人语相随，语随人变。
普通话的形成
1728年9月9日，随着一道奇特上谕的颁布，福建和广东两省的士子陷入了恐慌之中。因为当朝天子对他们提出严重警告，原因是他们说不好官话。官话是明清时期对标准音的流行称呼。雍正在接见大小臣工时惊讶地发现，福建、广东两省的官员不懂官话，只会说方言。这位劳模皇帝不禁担心，如果把这些满口乡音的闽粤官员派到他省任职为官，又安能“宣读训谕，审断词讼，皆历历清楚，使小民共知而共解”呢？于是皇帝开出一剂治病良方，在闽粤推广大家都能听得懂的官话。为保障谕旨的执行，朝廷规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即学习官话以八年为限，否则将停止闽粤两省的科举考试。
从这次措辞严厉的谕旨中，我们可以看到官话背后的政治力量——官话说得好不好，影响着君臣的沟通与官民的沟通。而最终影响的，则是中央的集权和国家的大一统。
元、明、清三朝建都北京，在首都地位的加持下，北京官话的流行度仍越来越高。至清末民初，北京官话已渐渐具有了通用语的风范。1913年2月15日，一场万众瞩目的大会——读音统一会拉开序幕。在时人观念中，语言不统一，是中国人心涣散的原因之一，而人心渙散则是近代中国挨打的重要原因。尽管中国历史上存在过雅言和官话，但它们都未真正通行于所有地区和所有人群。所以民国肇始，制定能够代表中国的标准音被排上日程。而这种标准音，还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国语，即能代表国家的语言。最终，会议投票通过，仍以北京官话为标准语的基础方言。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投票通过，仍以北京官话为标准语的基础方言。与此同时，国语改名为普通话。
几千年来，从雅言到普通话，不变的，是对国家统一的千古诉求；变了的，则是关于中国该为何样的不同理想。
雅言究竟是哪里话
西汉刘向的《说苑》中有一则故事：楚王的弟弟鄂君子皙在河中游玩，划船的是一位越人，他一边划船一边用越语唱了一支歌：滥兮抃草滥，予昌桓泽予昌州，州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惺随河湖。子皙听不懂，忙叫人翻译，歌词是这样的：“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是一首爱慕君子的歌。
这则故事透露出一个信息：春秋战国时，各地言语不通，只好靠翻译。这在《礼记·王制》里可以得到佐证：“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日寄，南方日象，西方日狄辊，北方日译。”彼时中原和各方民族言语不通，靠什么交流呢？翻译。翻译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叫法——寄、象、辊、译。后来“辊译象寄”，特被借指四方少数民族。
五方之民交流要靠翻译，那么就中原一方呢？比如春秋战国时，孔子周游列国，用什么语言传道授业呢？答案在《论语》里能够看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原来孔子说的是一种叫做“雅言”的语言。“雅”即“正”之意，正即标准。所以雅言就是春秋时期汉语的标准语。
雅言又是哪里的话呢？语言学家们根据先秦文献和出土的竹简认定，在上古“雅”又通“夏”，“夏”是西周王畿一代的古名，那么当时的标准语雅言“夏言”，就是王畿一带的方言，周王室所用的语言。
清代学者刘台拱曾提出一个观点，说“王都之音最正”，那么夏商周三代的王都在哪儿？夏朝建都在河洛一带，殷商亦然，而西周时，其东都也在洛阳。综合各方意见，结论是当时的雅言——夏言，当以王畿之地河洛话为基础。当然，彼时河洛话非今之河南话。
即便有雅言，也不是谁都会说。这个从《周礼·秋官》中可窥见一斑。《周礼》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述，文中说到周王用以安抚各国诸侯的办法时，有如下规制：一年（派使者）慰问一次；三年看望一次；五年探视一次；七年聚集（诸侯国的）译官，教以语言，协调辞令；九年聚集（诸侯国的）乐师和史官，授以文字，听习声音——“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
原来，周王朝每到七年和九年之时，就要召集各国的翻译官和乐师、史官来京培训。由此才能在君臣朝会、诸侯会盟时，大家彼此声通意会，不至于鸡同鸭讲。可见，雅言是朝廷之上、外交场合的通用语，孔子要想畅行各国，当然得讲雅言了。士大夫们要用“诗言志”，也得用雅言。而乡野百姓，则各操方言，也能安然度日。
人语相随，语随人变
方言与雅言似乎可以相安无事、一路并行不悖地这么走下去，但实际情形却是，鄂君子皙听不懂的越人“情歌”，早已消失了：三代王畿之地的河洛语，后来也远离故土。无论是方言还是雅言，春秋战国之后，都经历了数次巨大的洗牌，而令语言洗牌的，则是因为战争或自然灾害等原因而引发的移民。在一次次的人口的流动与迁徙中，现代汉语的七大方言和标准语——普通话也渐渐形成。
汉末动乱，百万洛阳人随汉献帝移居长安，中原和关中一带的方言被混化：三国纷争时，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去吴，令江淮方言基本南移；而关中人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将关中方言扩散到荆州地区。《后汉书》《三国志》记述了汉末百姓的大迁徙，这种迁徙促使了汉语的混化和统一。特别是北方方言内部的统一。
另一场影响方言格局的大变动，发生在西晋。公元291年，司马氏皇族内部发生“八王之乱”，引发社会动荡，也引起异族觊觎。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6月，前赵昭文帝匈奴人刘曜先后两次分别攻入晋都洛阳，又陷长安，致西晋灭亡。晋宗室琅砑王司马睿在北方土族的拥戴下即位于建康（南京），为晋元帝，史称东晋，辖有长江中下游，开启了南朝的序幕。
洛京倾覆，北人南渡。彼时建康一带说的是吴侬软语，北来的衣冠土族挟王朝正统之势，以洛阳雅音与之交锋，产生出一种新的雅言——“金陵雅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南北分裂数百年，奇妙的是，南北双方的标准语并没有产生太大的鸿沟，正是因为他们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传统的洛阳读书音靠近。现今可考的最早的韵书，是隋朝陆法言所著《切韵》，它代表了南北朝至隋时期的标准音，这个标准音并不是隋都城长安音，而是以“洛下”和“金陵”南北两大雅言为基础而形成的新的标准音。直到唐宋时期，洛阳读书音仍拥有极高的地位。北宋名臣寇准在与丁谓论及天下语音何处为正时，寇准说“惟西洛人得天下之中”。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中仍有“中原惟洛阳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的说法。
很多北人南渡至福建，诞生了今天被公认为最难懂方言之一的闽南语。最难懂，是因为它保存着许多上古语音、词汇和语法。比如“锅”，先秦时叫“鼎”，闽南语现在还叫“鼎”。吃，则说“食”，下雨，也还依古语叫“落雨”……“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现代的闽南语肯定不是百分之百的北方古语了，但对南迁北人的后代来说，他乡早已是故乡。正是人语相随，语随人变。
普通话的形成
1728年9月9日，随着一道奇特上谕的颁布，福建和广东两省的士子陷入了恐慌之中。因为当朝天子对他们提出严重警告，原因是他们说不好官话。官话是明清时期对标准音的流行称呼。雍正在接见大小臣工时惊讶地发现，福建、广东两省的官员不懂官话，只会说方言。这位劳模皇帝不禁担心，如果把这些满口乡音的闽粤官员派到他省任职为官，又安能“宣读训谕，审断词讼，皆历历清楚，使小民共知而共解”呢？于是皇帝开出一剂治病良方，在闽粤推广大家都能听得懂的官话。为保障谕旨的执行，朝廷规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即学习官话以八年为限，否则将停止闽粤两省的科举考试。
从这次措辞严厉的谕旨中，我们可以看到官话背后的政治力量——官话说得好不好，影响着君臣的沟通与官民的沟通。而最终影响的，则是中央的集权和国家的大一统。
元、明、清三朝建都北京，在首都地位的加持下，北京官话的流行度仍越来越高。至清末民初，北京官话已渐渐具有了通用语的风范。1913年2月15日，一场万众瞩目的大会——读音统一会拉开序幕。在时人观念中，语言不统一，是中国人心涣散的原因之一，而人心渙散则是近代中国挨打的重要原因。尽管中国历史上存在过雅言和官话，但它们都未真正通行于所有地区和所有人群。所以民国肇始，制定能够代表中国的标准音被排上日程。而这种标准音，还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国语，即能代表国家的语言。最终，会议投票通过，仍以北京官话为标准语的基础方言。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投票通过，仍以北京官话为标准语的基础方言。与此同时，国语改名为普通话。
几千年来，从雅言到普通话，不变的，是对国家统一的千古诉求；变了的，则是关于中国该为何样的不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