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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环境群体性事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负面衍生品，近年来呈现着高发的态势。基于耦合理论与资源动员理论的视角，以“6·26”湖北仙桃事件为例，揭示开放式媒介下邻避运动演化为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多阶段负向耦合机理。邻避运动进一步转化、升级为环境群体性事件，遵循着邻避情结、个体理性计算、意见领袖和政府回应方式等因素在开放式媒介环境下“个体动员→群体会聚→组织对抗”的行动逻辑。因而，邻避运动的治理和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预防，需要营造信任的新媒体环境，完善市场补偿机制，培育公民共同体，推动社区公共事务的居民参与，改善政府回应方式。
关键词：邻避运动;环境群体性事件;新媒体;演化机制;耦合
中图分类号： D63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20）05-0069-10
一、引言
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尚未完全摆脱高污染的窠臼;城市化、工业化发展也削弱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环境污染不仅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也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在此背景下，近年来我国各地邻避运动频繁出现，并在很多的现实案例中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危害性。一般地，邻避运动（Not In My Back Yard，NIMBY）[1]是基于邻避情结的环境利益诉求，且尽管诉求中夹杂着大量不满情绪，伴随着一些抗争行为，但在多数情形下比较温和、有序，政府也常常应对妥当。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一些社会性事件逐渐在微博、微信等网络新媒体上呈现出来，新媒体甚至是多起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载体和触发平台。
新媒体作为面向大众的开放式媒介冲破了原有精英主导的话语能量场，以开放、全民参与、信息共享的特点重构了话语空间，赋予了普通民众更多的表达权，革新了集体行动的动员方式，并可能加剧基层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不信任，降低了温和性的邻避运动向暴力性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演变的阈值，更便于催生冲突性或声势浩大的集体抗争行为，破坏社会稳定和公共秩序。由此引发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新媒体环境下邻避运动转化、升级为群体性事件具有怎样的内在规律呢？本文聚焦于引发邻避运动变化、发展过程的各种影响因素，剖析参与邻避运动的个人或组织是如何“利用”开放式媒介致力于“闹事”，以此来分析局中人的“决策”行为及其引致的博弈互动过程，揭示邻避运动向环境群体性事件演化的作用机制。
二、邻避运动演化的诱发因素
（一）诱发因素的选取
为了讨论邻避运动的升级转化机制，本文首先从“邻避运动的发生、演化”和“开放式媒介的参与”两个视角入手对前人研究进行总结，从中提炼、选择邻避运动演化的诱发因素。
学术界对邻避运动的归因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其一，归因于民众的邻避情结。例如，Peelle等从邻避心理的角度揭示了邻避运动中集体性抗争行动的内在机理[2]，Vitts等基于抗议者的视角提出了邻避情结的概念[3]，刘晶晶等利用案例分析了邻避运动的心理形成过程[4]。其二，归因于风险认知差异。例如，王奎明、钟杨等基于民意调查研究，认为邻避运动的核心是基于风险认知差异的个体利益驱动行为[5]，张乐、童星等分析了民众的从众心理、社会信任缺失以及居民的风险认知偏差对于邻避运动产生的影响[6]，谭爽等探讨了民众的焦虑与风险认知对邻避型社会稳定风险的预测作用[7]。其三，归因于政府的问题。例如，张劲松等认为，政府对边缘民众的忽视以及传统的管理思维阻碍了政府解决邻避运动的效率和效果[8]。王彩波等认为，政府与利益集团的合谋导致了邻避运动的激化[9]。Devine认为，政府信息的不透明以及公众参与的受限是导致邻避冲突出现的重要原因[10]。Terwel等认为，民众对邻避设施的风险感知受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与民众的抵制程度呈反比[11]。其四，归因于资源动员机制。譬如，任孟山等认为，资源动员是邻避运动发展的重要力量[12];汤志伟等探讨了抗争组织形式、抗争性剧目和媒介的使用等邻避运动动员结构[13];倪明胜等梳理了网络抗争资源动员的五种范式[14]。其五，归因于网络舆情及新媒体的传播。例如，李志宏等通过网络媒介下的群体极化现象来解释邻避运动向暴力冲突的演化问题[15];翁士洪、叶笑云基于“参与—回应模型”中的“杜鹃模式”分析了宁波的反PX事件[16];卓四清等学者根据网络舆情理论和大数据技术等新的特点对昆明PX事件的演化机制进行了分析[17];刘德海立足于网络信息传播與利益博弈的视角揭示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演变规律[18];郭小平分析了新媒体作用于环境生存权益的表达机制及新媒体在环境公民社会中的作用[19];尉建文等探讨了新媒体在群体性事件中的中介效应[20]。
综合上述有关邻避运动产生及演化发展的归因解释可以发现，邻避情结、个人理性分析、新媒体参与、意见领袖、社会组织介入、有意挑拨以及政府应对失当等七个变量是影响邻避运动进一步转化升级的重要因素。那么，这里面哪些变量是最具决定性的影响因素，可以用来解释多数具有社会负面影响力的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呢？接下来对比分析近年来发生的十起较为突出的环境群体性事件，从而提炼邻避运动演化升级的关键影响因素。
（二）案例比较
为了佐证上文选取的影响邻避运动向暴力冲突转化的因素的合理性，本文运用美国学者查尔斯·C. 拉金的定性比较分析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21]，选取了10起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的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以及通过分析官方媒体报道、非官方媒体报道、网上社区论坛、贴吧、微博以及知网上31篇相关事件的研究文献，对这些环境社会事件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多案例比较研究（见表1），然后从中选取最关键的影响因素。
根据表1的统计归类，不同的邻避事件有不同的产生背景和发展过程，事件的处置结果也不尽相同。但对比发现，在七个诱发因素中，不法分子的“有意挑拨”以及“社会组织介入”只存在于2起事件中，并不是普遍性的影响因素，而邻避情结、个人理性计算、新媒体参与、意见领袖组织以及政府应对失当却是诱致邻避运动转化升级的五个共性影响因素。基于此，本文选取邻避心理、个人理性计算、开放式媒介、意见领袖以及政府回应方式这五个因素为诱发邻避运动转化为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五个过程变量”。接下来，本文具体以2016年6月湖北省仙桃市民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引发的环境群体性事件为例，从耦合理论和资源动员理论的角度重点剖析五个要素是如何相互耦合、促使邻避运动向环境群体性事件转化的。 三、案例分析
（一）仙桃“6·26群体性事件”梗概
湖北省仙桃市城区面积为70平方公里，人口50万，此前仅有一座垃圾填埋场，因此，仙桃市决定在郑仁口村修建垃圾焚烧厂来处理生活垃圾。项目于2013年4月获省环境保护厅批复，2014年6月25日正式动工。该焚烧厂周围一公里之内，有数个居民小区，三所学校，还有多家食品加工厂，但动工时当地居民未被告知，直到2016年接近完工时才知晓。
2016年6月初，当地居民开始自发组织反对焚烧厂建设，但反对声音并未引起重视。此后，当地的一些微信公众号、论坛和贴吧上开始讨论仙桃垃圾焚烧厂的修建，更多的民众表示反对。2016年6月25日，垃圾焚烧厂即将投产使用，民众开始到垃圾焚烧厂周围游行抗议。但当地政府没有第一时间回应诉求，而是调派警察和武警到场维持秩序。过程中，民众和警察发生了争执，出现了暴力对抗，进而引发了数千人的抗议游行。26日上午，仙桃市政府官网才先后发布两条消息，表示暂缓建设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中午，市长承诺终止焚烧厂建设，但舆论并未减退[22]。28日，多家官方媒体发布停建信息，同时，严厉打击网上谣言，焚烧厂建设项目关闭，事件平息。8月2日，仙桃市委书记冯云乔因遥控指挥应对群体事件，应对不力，工作失职，被免去职务[23]。
（二）仙桃事件的演化过程
仙桃事件从较为理性的邻避运动演化到暴力性的环境群体性事件，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明显的阶段性，经历了不同因素之间的耦合。接下去的分析将表明，正是各项关键影响因素之间的耦合作用，推动着邻避运动向暴力冲突的方向发展。其演变过程如图1所示。
根据新浪和百度发布的权威数据，在“6·26”仙桃事件发生一周前后，网络的搜索指数出现了大幅的波动（见图2、图3），新浪指数和百度指数之前的趋势线一直保持平稳状态，但从6月24日起，趋势线开始上扬，到6月26号达到巅峰状态，新浪客户端当日有60978条信息发布，百度有56623条检索，27日也保持了高热度参与，直至6月28日网络热度才渐渐回落，网上的热度与线下的抗议活动基本保持一致，开放式媒介是仙桃事件的重要传播载体。
1.诱发期：个人反抗
在2016年6月初，垃圾焚烧厂项目即将完工，周边的一些居民才知晓此事，通过微信、微博等方式张贴信息，告知周围熟人。受邻避情结的影响，当地居民普遍对此项目担忧，担心垃圾焚烧厂所产生的空气污染、水污染会严重影响着周边居民的身心健康，且垃圾焚烧厂周围一公里范围内还有几家幼儿园、中小学校和数家食品加工厂，是焚烧厂潜在污染的覆盖领域，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当地居民将抗议付诸行动不仅有情感上的嫌恶，也有对抗争成本收益的权衡。一方面，垃圾焚烧厂的社会收益一定，但周边居民要比非周边居民承担的风险或成本要高得多，利益分配严重不均;另一方面，经验表明，个体的维权成本高昂且收效甚微，但参与到集体行动中，在法不责众的预期下，个人责任和参与成本会大大降低。面对垃圾焚烧厂即将投入使用的现实，经过个人的计算，当地居民实际上采取了集体行动反对垃圾焚烧厂的项目。
总结起来，垃圾焚烧厂建设经新媒体发酵后，邻避情结与个人理性计算开始了耦合，耦合激荡了负面刺激的效果，形成了對抗争垃圾反焚的个人动员，仙桃事件多因素耦合的第一阶段已经实现。但此时，个体所能发挥的力量还很有限，不足以与强势利益集团抗衡。
2.动荡期：群体聚集
在群体聚集的过程中，网络媒体在信息传播、成员联络和社会动员等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仙桃多个论坛和微信公众号发布了垃圾焚烧厂即将建成营运的消息，并分析了焚烧厂产生的污染对于人体健康的危害。其中“仙桃论坛”的相关消息点击量在几天内迅速突破十万，并通过微信、QQ、微博、贴吧等社交媒体迅速传播开来。与此同时，其他各种鱼龙混杂、虚实难辨的相关信息也借助网络媒介迅速传播开来，不乏煽动性言论，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传言是，仙桃修建垃圾焚烧厂并非为了服务本地市民，而是为了处理省会城市武汉的生活垃圾。这一传言导致民众情绪的激化，吸引了大量不明真相的民众参与到事件中来。
此时，草根领袖借助着新媒体平台和网络化手段，凭借着个人的影响力和掌握到的信息，将那些被动员起来的松散民众联结起来，使更多居民会聚成一个组织化的群体，如建立了“仙桃环境保护志愿者”“守卫仙桃市民”微信群、QQ群等若干规模不等的线上非正式组织，广泛吸纳当地民众的加入，发布、共享信息，组织、安排活动，形成一个共同维护自身权益、反对兴建焚烧厂的社区邻里共同体，实现了对数千仙桃市民集体行动的动员，也为邻避运动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转化奠定了组织基础。
3.爆发期：升级对抗
客观上讲，尽管近年来各级政府在邻避事件的惨痛教训中已经学会了通过对话、加强与民众沟通等方式来展现行政行为的进步，但从那些已经发生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来看，引致冲突的邻避设施建设一般都存在“低项目回应率、高事件回应率”的现象，即面对那些可能引发民众不满的邻避项目，政府通常不会主动全面地公开信息;如果只是少数居民表示质疑或温和地对项目表达不满，那么政府往往会采取忽视的态度，甚至会采取强制性方式来回应或应对少数居民的诉求。但一旦民众的不满情绪积聚并发展成为向政府激烈对抗的集体行动时，在维稳逻辑下，政府会倾向于向民众妥协，牺牲长远利益及企业利益。
上述演化升级的行政逻辑在仙桃事件中集中体现出来了。其一，2013年仙桃市决定修建垃圾焚烧厂，但该项目决策当时并未充分履行公开征求意见的程序;其二，在项目动工建设时，除了当地社会关注度不高的仙桃高新技术开发园区网站发布的消息外，也未向周边居民广泛告知;其三，直到2016年垃圾焚烧厂已基本完工准备启用时，附近居民才陆续知晓此事，之后有小规模的民众通过上访和给市长信箱等方式向政府提出诉求，但当地政府并未有效回应，项目继续推进;其四，到了2016年6月，当地网络论坛、微信公众号和微博上质疑项目的市民越来越多，但官方依然回应冷漠且迟钝，引发居民情绪激化，导致政府与民众的摩擦升级，并在26日恶化为大规模抗议游行活动，引起了全国网民的关注和广泛讨论。“闹大”之后，秉承着维稳逻辑，仙桃市政府选择向民众妥协，终止了垃圾焚烧厂的建设。 四、邻避运动转化升级的耦合机理
（一）邻避运动转化升级的三阶段动员
环境群体性事件通常并非环境社会危机事件的初始阶段，而是由邻避运动逐步升级转化而来。一般地，社区民众受到邻避情结和风险认知的影响，对于邻避设施存在抵触情绪，在采取相对比较理性、温和的邻避运动表达诉求无果后，可能会在多重因素耦合作用的影响下催生出具有显著危害性的环境群体性事件。且多因素耦合过程并不是杂乱无序的，而是呈现着时序规律性，实现着层层递进的效果。开放式媒介下整个耦合过程可以通过图4来呈现。
上述耦合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阶段一：基于“邻避情结”与“个体理性计算”的个人动员
邻避运动最基础的组成部分就是个人，而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都起源于参与成员个人的动员。在这一阶段的动员中，开放式媒介扮演了传播者的角色，利用自媒体信息扩散速度快、审查力度低等特点以滚雪球式的方式将事件的初期信息向利益相关个体传递，此时传统媒体因各种限制和时滞没有发声。个人在接受到传递的信息之后，开始了邻避情结和个人理性计算两个因素的耦合，从而实现了对个人的动员，如图5所示。
邻避设施通常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负外部效应，这些负效应主要包括污染、风险集聚和心里不悦等情形[24]。邻避情结是公民进行邻避抗争最核心的内在驱动力[25]，因为邻避设施通常无法实现成本和效益的均衡、对应分布，设施的效益全民共享，但风险无法实现共担。
邻避情结是民众参与环境社会事件的心理基础，但根据资源动员理论，仅仅是负面情绪尚不足以将不满情绪转化为实际行动，民众还需要经过理性计算，权衡得失后才决定是否参与到真实的抗争活动中[26]。这种理性计算主要基于三个方面进行成本收益的评估。其一，邻避设施项目存在的技术风险和感知风险。真正影响民众行为决策的是民众的感知风险。受邻避项目决策及建设中信息不对称和政府公信力下滑等因素的影响，民众对邻避设施的感知风险都比较强，即对高风险的预期及对高损失的恐惧要超过不确定的收益。其二，权衡邻避设施带来的损失和参与抗争的成本。基于过往经验和集体行动的逻辑，在一定的规模下民众均有一种“法不责众”的预期，抗争成本较低，而邻避损失却有较明显的不可逆性。其三，现实中，常规的利益诉求渠道，效率和效果都比较低，个体抗争的成本通常都大于群体行动的成本。图6揭示了个体抗争、参与邻避运动与参与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成本对比。
2.阶段二：“意见领袖”与“新媒体”耦合下的组织动员
阶段一的个人动员，群体性事件最基础的诱发要素得以形成。此时，在邻避运动初期的参与成员中逐渐出现了一些意见领袖。意见领袖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没有生存的土壤，但新媒体和其他虚拟社区的发展创造了网络舆情领袖的生存空间，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常扮演着“公民记者” [27]和“组织者”等角色，获得较多较深入的“内幕”信息，吸引松散民众的关注和追随，进而容易组织形成某种抗衡的社会力量。
在阶段二，一方面，初始参与成员利用各类自媒体平台相互联系，分享最新信息;另一方面，意见领袖组织其成员开始向外界进行引导和情感动员，以吸纳更多的成员和其他社会资源。他们借助新媒体会聚成员共识，共同以“悲情抗争”的概念引发外界的共鸣，以情感驱动的方式吸引更多的利益相关者甚至非直接利益相關者参与到群体之中，形成数量更多、范围更广的群众联盟[28]，努力搭建其他后续活动的“社会道义支撑”。
在上述活动完成之后，环境利益诉求方的组织动员实际上已经集结完毕，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个承载着巨大民意力量的利益共同体或“虚拟组织”[29]，强大到可以与政府、企业等强势集团对抗。这种扁平化和结构更为民主、开放的虚拟组织通过互联网社区和新媒体等虚拟方式彼此联络，尽管其内部成员是基于共同的环境利益以情感动员的方式和借助新媒体平台临时组合起来的，但成员情绪很容易被激化。图7表明，阶段二的耦合，实际发挥的是负向刺激的作用，即意见领袖利用新媒体建立了成员跨地域网络，将民众会聚形成群众自组织，从而推动着邻避运动的进一步转化、升级和激化，朝着危害性的群体性事件方向发展。
3.阶段三：“组织动员”与“政府回应不当”负向耦合下的群体对抗
政府回应是指在政府的行政管理过程中，针对公众的需求和问题，做出积极、高效的反应和回复[30]。回应性是政府民主性和治理能力的体现，也是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有效的政府回应有利于构建公众与政府关系的沟通渠道，及时解决民众的诉求，增强民众和政府之间的信任，减少摩擦，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
民众在经过阶段二的耦合之后，会聚成一个弱组织性的公民共同体，成员们通常没有明确统一的行动纲领和活动准则，其行为逻辑依据是局部秩序。他们一方面参考自己的资源禀赋和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利用新媒体对外界环境进行过滤性感知，再根据这两方面组合形成的混合规则来决定自己的行动方式、行动策略和行动方向，其最终方向取决于局部秩序场域中“利益表达方式”和“政府回应效率”这两重系统耦合的结果。
民众为了减少邻避伤害，规避邻避风险，维护自身权益，就向政府和企业表达意见和诉求。实践中，如图8所示，在意见表达最初的A阶段，民众基于对政府的信任和依赖，多采用温和的途径，邻避运动较为理性，无意“闹大”。但此时倘若诉求被忽视，甚至片面地将意见民众视为“问题群众”“钉子户”或“麻烦制造者”，采取压制的方式来应对[31]，会造成正当利益诉求渠道的拥堵、瘀滞，形成“民众理性诉求”和“政府回应不当”的负向耦合。
为了促使地方政府有效响应民众诉求，在利益表达的B阶段，集合在一起的利益诉求方只能“剑走偏锋”，采取非理性甚至违法的手段来声张利益。为了能够增强自身的话语权，民众利用新媒体平台，通过口号、图片、标签性词组等抗争性剧目吸引社会的广泛关注，通过情感动员将外界围观民众引入抗争的队伍中，汇聚起与政府进行博弈、较量的对抗力量。此时，在维稳的逻辑下，公权力机关通常会选择退让、妥协，而社区居民也获得了讨价还价、协商共治的机会。这意味着，在B阶段中，“民众利益诉求”和“政府回应不当”的耦合实际上是在群体局部秩序的混合规则影响下，民众与政府进行的策略博弈。换言之，通过群体性事件这种一定程度上的暴力性利益表达方式，实质上是因为可以借助新媒体获得外界环境的有效支持，进而得到了政府的有效回应，实现利益受损者维护自身权益的目的。 总之，邻避运动的各关键影响因素通过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耦合，来影响着邻避运动的演化方向。第一阶段，邻避情结和个人理性计算的耦合实现了对个人的动员，个人动员为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提供了群众基础和心理基础;第二阶段，意见领袖凭借新媒体将参与者会聚在一起，形成具有共同诉求的虚拟社区利益共同体，为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设计了斗争策略和行动框架;第三阶段，“民众理性诉求”和“政府回应不当”的耦合，容易引发社区居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组织对抗。当然，上述三阶段的耦合过程并不是单线前进的，且某个阶段的耦合过程也不一定是完全同步的，“组织动员”与“个体动员”可能会同步;但尽管如此，各变量多因素之间的耦合依然遵循着相同的逻辑路径，并最终会收敛到一条主线中来，共同集合在一起，以共同利益对抗政府，邻避运动就升级为环境群体性事件。
（二）开放式媒介下邻避运动演化的三层触发机制
上述分析还可以发现，邻避运动经过三个阶段的耦合进而升级转化为环境群体性事件，新媒体等开放式媒介因素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贯穿了邻避运动演化过程的始终。具体来讲，开放式媒介配合着利益相关者的三步动员，在邻避运动的升级转化中起到了三层触发作用，即将外环境的力量与内环境的动员有效地结合起来，推动着邻避运动的个人动员、群体会聚和组织对抗的演化发展以及民众利益表达、资源动员、政策再建构等目标的实现（见图9）。
如图9所示，在个人动员阶段，开放式媒介承担了信息传播的功能。基于新媒体平台的利益表达，邻避设施的利益受损者通过邻避情结与理性计算的耦合，实现了对个体的动员和问题的焦点化，为失序的环境群体性事件爆发奠定了“群众”基础和心理基础。在群体汇聚的组织动员阶段，开放式媒介一方面作为使用工具承担着联络器的角色，网络意见领袖和成员互相通过新媒体交换信息，另一方面因其传播速度快、开放性高、用户流量大等特征在资源动员过程中起着助燃剂和助推器的作用，迅速引起民众关注。而在组织对抗阶段，开放式媒介演变成为反映民意的公共能量场，社会各界纷纷发表看法或给予支持，新媒体裹挟着外界沸腾的民意为线下的抗争行动提供了“正义”声援，将舆论压力传导到权力机关中。这样，通过线上和线下的合作，开放式媒介作为公共能量场解构了现有的权力结构，冲破了传统精英主导的话语空间，形塑了草根的利益表达方式，使民众拥有了可以与权力机关抗衡的话语权以及与政府协商共议的机会，从而也促进了政策再建构。
五、结论与管理启示
在开放式媒介时代，邻避运动向环境群体性事件转化，凸显了当前社会治理、信息沟通、居民的政策参与等领域中的严重问题。本文从仙桃市居民抵抗垃圾焚烧项目的群体性事件出发，验证了邻避运动演化的耦合机制，揭示了邻避运动升级、转化为环境群体性事件的耦合机理。遵循“个体动员→群体会聚→组织对抗”的行动逻辑，环境群体性事件实质上是邻避运动中居民邻避情结、个体理性计算、网络意见领袖和政府回应不当这几个因素的多阶段负向耦合结果。这里，新媒体等开放式媒介是整个耦合过程的载体，在邻避运动演化中发挥了“问题焦点化→情感感染→压力传导”的三层触发作用。因而，防治环境群体性事件，从根本上要求打破这些因素的负向耦合过程，阻断邻避效应向环境群体性事件演变。考虑到我国的现实状况，即意味着需要培育一个以民为本、温和、理性、对话和多元参与的政策与决策环境。
（1）舒缓民众的邻避心理。首先，邻避设施建设中要完善市场补偿机制，充分补偿社区居民的邻避损失。可以考虑采用反向抬价拍卖模型[33]，降低民众的相对剥夺感，减少为说服民众而产生的社会成本;同时，强化邻避项目建设的宣传和信息公开，加大对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的宣传，鼓励居民承担环保责任，减少“价值—行为落差”[34]。
（2）推动居民的社区参与。包括：培育社区邻里共同体[35]，积极鼓励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增强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完善沟通机制，强化沟通行动的前置性和互动性[36]，提高政府公信力;拓宽民众的利益表达路径[37]，将民众意见纳入环境评估和项目选址的决策中，减少民众对邻避设施的抵触情绪。
（3）优化开放式媒介的使用。一方面，利用新媒体搭建起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桥梁，及时化解民众对信息不对称的不满和质疑;另一方面，优化对新媒体的治理，建立起公开、及时、真实、有序、理性的公共话语场所。
（4）改善政府回应方式。其一，在处理公共问题和解决公共纠纷时，摒弃一言堂思维，重视民意，把民意纳入公共项目决策的重要考量中[38];其二，完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并采用合作、参与、互信、谈判等方式、手段，通过建立温和、及时、有效的回应机制来加强沟通;其三，将企业、专家、媒体、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作为环境治理问题的重要参与者和引导者，缓和民众与政府、企业的紧张关系，减少误解与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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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the social transition period， environmental group events have gradually emerged as a high-yielding trend as a negative derivativ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In order to study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group events in the era of new media，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upling theory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the mass incidents of protests against garbage incineration plants in Xiantao city were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environmental group events evolved from the ad hoc movement that relied on multi-stage negative coupling mechanisms in the open media environment for factors such as adversity， rational computing， opinion leaders， and government responses. This mechanism follows the action logic of “individual mobilization → group convergence → organizational confrontation”. Regulating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perfecting market compensation mechanisms， fostering civic communities， promoting orderly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improving government response can curb the evolution of the evasive movement toward environmental mass incidents.
Key words： NIMBY; mass disturbances & civil disorder derived from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new media; evolutionary mechanisms; Coupling Models
编辑：邹蕊
关键词：邻避运动;环境群体性事件;新媒体;演化机制;耦合
中图分类号： D63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20）05-0069-10
一、引言
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尚未完全摆脱高污染的窠臼;城市化、工业化发展也削弱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环境污染不仅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也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在此背景下，近年来我国各地邻避运动频繁出现，并在很多的现实案例中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危害性。一般地，邻避运动（Not In My Back Yard，NIMBY）[1]是基于邻避情结的环境利益诉求，且尽管诉求中夹杂着大量不满情绪，伴随着一些抗争行为，但在多数情形下比较温和、有序，政府也常常应对妥当。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一些社会性事件逐渐在微博、微信等网络新媒体上呈现出来，新媒体甚至是多起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载体和触发平台。
新媒体作为面向大众的开放式媒介冲破了原有精英主导的话语能量场，以开放、全民参与、信息共享的特点重构了话语空间，赋予了普通民众更多的表达权，革新了集体行动的动员方式，并可能加剧基层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不信任，降低了温和性的邻避运动向暴力性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演变的阈值，更便于催生冲突性或声势浩大的集体抗争行为，破坏社会稳定和公共秩序。由此引发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新媒体环境下邻避运动转化、升级为群体性事件具有怎样的内在规律呢？本文聚焦于引发邻避运动变化、发展过程的各种影响因素，剖析参与邻避运动的个人或组织是如何“利用”开放式媒介致力于“闹事”，以此来分析局中人的“决策”行为及其引致的博弈互动过程，揭示邻避运动向环境群体性事件演化的作用机制。
二、邻避运动演化的诱发因素
（一）诱发因素的选取
为了讨论邻避运动的升级转化机制，本文首先从“邻避运动的发生、演化”和“开放式媒介的参与”两个视角入手对前人研究进行总结，从中提炼、选择邻避运动演化的诱发因素。
学术界对邻避运动的归因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其一，归因于民众的邻避情结。例如，Peelle等从邻避心理的角度揭示了邻避运动中集体性抗争行动的内在机理[2]，Vitts等基于抗议者的视角提出了邻避情结的概念[3]，刘晶晶等利用案例分析了邻避运动的心理形成过程[4]。其二，归因于风险认知差异。例如，王奎明、钟杨等基于民意调查研究，认为邻避运动的核心是基于风险认知差异的个体利益驱动行为[5]，张乐、童星等分析了民众的从众心理、社会信任缺失以及居民的风险认知偏差对于邻避运动产生的影响[6]，谭爽等探讨了民众的焦虑与风险认知对邻避型社会稳定风险的预测作用[7]。其三，归因于政府的问题。例如，张劲松等认为，政府对边缘民众的忽视以及传统的管理思维阻碍了政府解决邻避运动的效率和效果[8]。王彩波等认为，政府与利益集团的合谋导致了邻避运动的激化[9]。Devine认为，政府信息的不透明以及公众参与的受限是导致邻避冲突出现的重要原因[10]。Terwel等认为，民众对邻避设施的风险感知受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与民众的抵制程度呈反比[11]。其四，归因于资源动员机制。譬如，任孟山等认为，资源动员是邻避运动发展的重要力量[12];汤志伟等探讨了抗争组织形式、抗争性剧目和媒介的使用等邻避运动动员结构[13];倪明胜等梳理了网络抗争资源动员的五种范式[14]。其五，归因于网络舆情及新媒体的传播。例如，李志宏等通过网络媒介下的群体极化现象来解释邻避运动向暴力冲突的演化问题[15];翁士洪、叶笑云基于“参与—回应模型”中的“杜鹃模式”分析了宁波的反PX事件[16];卓四清等学者根据网络舆情理论和大数据技术等新的特点对昆明PX事件的演化机制进行了分析[17];刘德海立足于网络信息传播與利益博弈的视角揭示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演变规律[18];郭小平分析了新媒体作用于环境生存权益的表达机制及新媒体在环境公民社会中的作用[19];尉建文等探讨了新媒体在群体性事件中的中介效应[20]。
综合上述有关邻避运动产生及演化发展的归因解释可以发现，邻避情结、个人理性分析、新媒体参与、意见领袖、社会组织介入、有意挑拨以及政府应对失当等七个变量是影响邻避运动进一步转化升级的重要因素。那么，这里面哪些变量是最具决定性的影响因素，可以用来解释多数具有社会负面影响力的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呢？接下来对比分析近年来发生的十起较为突出的环境群体性事件，从而提炼邻避运动演化升级的关键影响因素。
（二）案例比较
为了佐证上文选取的影响邻避运动向暴力冲突转化的因素的合理性，本文运用美国学者查尔斯·C. 拉金的定性比较分析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21]，选取了10起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的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以及通过分析官方媒体报道、非官方媒体报道、网上社区论坛、贴吧、微博以及知网上31篇相关事件的研究文献，对这些环境社会事件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多案例比较研究（见表1），然后从中选取最关键的影响因素。
根据表1的统计归类，不同的邻避事件有不同的产生背景和发展过程，事件的处置结果也不尽相同。但对比发现，在七个诱发因素中，不法分子的“有意挑拨”以及“社会组织介入”只存在于2起事件中，并不是普遍性的影响因素，而邻避情结、个人理性计算、新媒体参与、意见领袖组织以及政府应对失当却是诱致邻避运动转化升级的五个共性影响因素。基于此，本文选取邻避心理、个人理性计算、开放式媒介、意见领袖以及政府回应方式这五个因素为诱发邻避运动转化为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五个过程变量”。接下来，本文具体以2016年6月湖北省仙桃市民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引发的环境群体性事件为例，从耦合理论和资源动员理论的角度重点剖析五个要素是如何相互耦合、促使邻避运动向环境群体性事件转化的。 三、案例分析
（一）仙桃“6·26群体性事件”梗概
湖北省仙桃市城区面积为70平方公里，人口50万，此前仅有一座垃圾填埋场，因此，仙桃市决定在郑仁口村修建垃圾焚烧厂来处理生活垃圾。项目于2013年4月获省环境保护厅批复，2014年6月25日正式动工。该焚烧厂周围一公里之内，有数个居民小区，三所学校，还有多家食品加工厂，但动工时当地居民未被告知，直到2016年接近完工时才知晓。
2016年6月初，当地居民开始自发组织反对焚烧厂建设，但反对声音并未引起重视。此后，当地的一些微信公众号、论坛和贴吧上开始讨论仙桃垃圾焚烧厂的修建，更多的民众表示反对。2016年6月25日，垃圾焚烧厂即将投产使用，民众开始到垃圾焚烧厂周围游行抗议。但当地政府没有第一时间回应诉求，而是调派警察和武警到场维持秩序。过程中，民众和警察发生了争执，出现了暴力对抗，进而引发了数千人的抗议游行。26日上午，仙桃市政府官网才先后发布两条消息，表示暂缓建设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中午，市长承诺终止焚烧厂建设，但舆论并未减退[22]。28日，多家官方媒体发布停建信息，同时，严厉打击网上谣言，焚烧厂建设项目关闭，事件平息。8月2日，仙桃市委书记冯云乔因遥控指挥应对群体事件，应对不力，工作失职，被免去职务[23]。
（二）仙桃事件的演化过程
仙桃事件从较为理性的邻避运动演化到暴力性的环境群体性事件，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明显的阶段性，经历了不同因素之间的耦合。接下去的分析将表明，正是各项关键影响因素之间的耦合作用，推动着邻避运动向暴力冲突的方向发展。其演变过程如图1所示。
根据新浪和百度发布的权威数据，在“6·26”仙桃事件发生一周前后，网络的搜索指数出现了大幅的波动（见图2、图3），新浪指数和百度指数之前的趋势线一直保持平稳状态，但从6月24日起，趋势线开始上扬，到6月26号达到巅峰状态，新浪客户端当日有60978条信息发布，百度有56623条检索，27日也保持了高热度参与，直至6月28日网络热度才渐渐回落，网上的热度与线下的抗议活动基本保持一致，开放式媒介是仙桃事件的重要传播载体。
1.诱发期：个人反抗
在2016年6月初，垃圾焚烧厂项目即将完工，周边的一些居民才知晓此事，通过微信、微博等方式张贴信息，告知周围熟人。受邻避情结的影响，当地居民普遍对此项目担忧，担心垃圾焚烧厂所产生的空气污染、水污染会严重影响着周边居民的身心健康，且垃圾焚烧厂周围一公里范围内还有几家幼儿园、中小学校和数家食品加工厂，是焚烧厂潜在污染的覆盖领域，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当地居民将抗议付诸行动不仅有情感上的嫌恶，也有对抗争成本收益的权衡。一方面，垃圾焚烧厂的社会收益一定，但周边居民要比非周边居民承担的风险或成本要高得多，利益分配严重不均;另一方面，经验表明，个体的维权成本高昂且收效甚微，但参与到集体行动中，在法不责众的预期下，个人责任和参与成本会大大降低。面对垃圾焚烧厂即将投入使用的现实，经过个人的计算，当地居民实际上采取了集体行动反对垃圾焚烧厂的项目。
总结起来，垃圾焚烧厂建设经新媒体发酵后，邻避情结与个人理性计算开始了耦合，耦合激荡了负面刺激的效果，形成了對抗争垃圾反焚的个人动员，仙桃事件多因素耦合的第一阶段已经实现。但此时，个体所能发挥的力量还很有限，不足以与强势利益集团抗衡。
2.动荡期：群体聚集
在群体聚集的过程中，网络媒体在信息传播、成员联络和社会动员等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仙桃多个论坛和微信公众号发布了垃圾焚烧厂即将建成营运的消息，并分析了焚烧厂产生的污染对于人体健康的危害。其中“仙桃论坛”的相关消息点击量在几天内迅速突破十万，并通过微信、QQ、微博、贴吧等社交媒体迅速传播开来。与此同时，其他各种鱼龙混杂、虚实难辨的相关信息也借助网络媒介迅速传播开来，不乏煽动性言论，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传言是，仙桃修建垃圾焚烧厂并非为了服务本地市民，而是为了处理省会城市武汉的生活垃圾。这一传言导致民众情绪的激化，吸引了大量不明真相的民众参与到事件中来。
此时，草根领袖借助着新媒体平台和网络化手段，凭借着个人的影响力和掌握到的信息，将那些被动员起来的松散民众联结起来，使更多居民会聚成一个组织化的群体，如建立了“仙桃环境保护志愿者”“守卫仙桃市民”微信群、QQ群等若干规模不等的线上非正式组织，广泛吸纳当地民众的加入，发布、共享信息，组织、安排活动，形成一个共同维护自身权益、反对兴建焚烧厂的社区邻里共同体，实现了对数千仙桃市民集体行动的动员，也为邻避运动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转化奠定了组织基础。
3.爆发期：升级对抗
客观上讲，尽管近年来各级政府在邻避事件的惨痛教训中已经学会了通过对话、加强与民众沟通等方式来展现行政行为的进步，但从那些已经发生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来看，引致冲突的邻避设施建设一般都存在“低项目回应率、高事件回应率”的现象，即面对那些可能引发民众不满的邻避项目，政府通常不会主动全面地公开信息;如果只是少数居民表示质疑或温和地对项目表达不满，那么政府往往会采取忽视的态度，甚至会采取强制性方式来回应或应对少数居民的诉求。但一旦民众的不满情绪积聚并发展成为向政府激烈对抗的集体行动时，在维稳逻辑下，政府会倾向于向民众妥协，牺牲长远利益及企业利益。
上述演化升级的行政逻辑在仙桃事件中集中体现出来了。其一，2013年仙桃市决定修建垃圾焚烧厂，但该项目决策当时并未充分履行公开征求意见的程序;其二，在项目动工建设时，除了当地社会关注度不高的仙桃高新技术开发园区网站发布的消息外，也未向周边居民广泛告知;其三，直到2016年垃圾焚烧厂已基本完工准备启用时，附近居民才陆续知晓此事，之后有小规模的民众通过上访和给市长信箱等方式向政府提出诉求，但当地政府并未有效回应，项目继续推进;其四，到了2016年6月，当地网络论坛、微信公众号和微博上质疑项目的市民越来越多，但官方依然回应冷漠且迟钝，引发居民情绪激化，导致政府与民众的摩擦升级，并在26日恶化为大规模抗议游行活动，引起了全国网民的关注和广泛讨论。“闹大”之后，秉承着维稳逻辑，仙桃市政府选择向民众妥协，终止了垃圾焚烧厂的建设。 四、邻避运动转化升级的耦合机理
（一）邻避运动转化升级的三阶段动员
环境群体性事件通常并非环境社会危机事件的初始阶段，而是由邻避运动逐步升级转化而来。一般地，社区民众受到邻避情结和风险认知的影响，对于邻避设施存在抵触情绪，在采取相对比较理性、温和的邻避运动表达诉求无果后，可能会在多重因素耦合作用的影响下催生出具有显著危害性的环境群体性事件。且多因素耦合过程并不是杂乱无序的，而是呈现着时序规律性，实现着层层递进的效果。开放式媒介下整个耦合过程可以通过图4来呈现。
上述耦合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阶段一：基于“邻避情结”与“个体理性计算”的个人动员
邻避运动最基础的组成部分就是个人，而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都起源于参与成员个人的动员。在这一阶段的动员中，开放式媒介扮演了传播者的角色，利用自媒体信息扩散速度快、审查力度低等特点以滚雪球式的方式将事件的初期信息向利益相关个体传递，此时传统媒体因各种限制和时滞没有发声。个人在接受到传递的信息之后，开始了邻避情结和个人理性计算两个因素的耦合，从而实现了对个人的动员，如图5所示。
邻避设施通常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负外部效应，这些负效应主要包括污染、风险集聚和心里不悦等情形[24]。邻避情结是公民进行邻避抗争最核心的内在驱动力[25]，因为邻避设施通常无法实现成本和效益的均衡、对应分布，设施的效益全民共享，但风险无法实现共担。
邻避情结是民众参与环境社会事件的心理基础，但根据资源动员理论，仅仅是负面情绪尚不足以将不满情绪转化为实际行动，民众还需要经过理性计算，权衡得失后才决定是否参与到真实的抗争活动中[26]。这种理性计算主要基于三个方面进行成本收益的评估。其一，邻避设施项目存在的技术风险和感知风险。真正影响民众行为决策的是民众的感知风险。受邻避项目决策及建设中信息不对称和政府公信力下滑等因素的影响，民众对邻避设施的感知风险都比较强，即对高风险的预期及对高损失的恐惧要超过不确定的收益。其二，权衡邻避设施带来的损失和参与抗争的成本。基于过往经验和集体行动的逻辑，在一定的规模下民众均有一种“法不责众”的预期，抗争成本较低，而邻避损失却有较明显的不可逆性。其三，现实中，常规的利益诉求渠道，效率和效果都比较低，个体抗争的成本通常都大于群体行动的成本。图6揭示了个体抗争、参与邻避运动与参与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成本对比。
2.阶段二：“意见领袖”与“新媒体”耦合下的组织动员
阶段一的个人动员，群体性事件最基础的诱发要素得以形成。此时，在邻避运动初期的参与成员中逐渐出现了一些意见领袖。意见领袖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没有生存的土壤，但新媒体和其他虚拟社区的发展创造了网络舆情领袖的生存空间，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常扮演着“公民记者” [27]和“组织者”等角色，获得较多较深入的“内幕”信息，吸引松散民众的关注和追随，进而容易组织形成某种抗衡的社会力量。
在阶段二，一方面，初始参与成员利用各类自媒体平台相互联系，分享最新信息;另一方面，意见领袖组织其成员开始向外界进行引导和情感动员，以吸纳更多的成员和其他社会资源。他们借助新媒体会聚成员共识，共同以“悲情抗争”的概念引发外界的共鸣，以情感驱动的方式吸引更多的利益相关者甚至非直接利益相關者参与到群体之中，形成数量更多、范围更广的群众联盟[28]，努力搭建其他后续活动的“社会道义支撑”。
在上述活动完成之后，环境利益诉求方的组织动员实际上已经集结完毕，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个承载着巨大民意力量的利益共同体或“虚拟组织”[29]，强大到可以与政府、企业等强势集团对抗。这种扁平化和结构更为民主、开放的虚拟组织通过互联网社区和新媒体等虚拟方式彼此联络，尽管其内部成员是基于共同的环境利益以情感动员的方式和借助新媒体平台临时组合起来的，但成员情绪很容易被激化。图7表明，阶段二的耦合，实际发挥的是负向刺激的作用，即意见领袖利用新媒体建立了成员跨地域网络，将民众会聚形成群众自组织，从而推动着邻避运动的进一步转化、升级和激化，朝着危害性的群体性事件方向发展。
3.阶段三：“组织动员”与“政府回应不当”负向耦合下的群体对抗
政府回应是指在政府的行政管理过程中，针对公众的需求和问题，做出积极、高效的反应和回复[30]。回应性是政府民主性和治理能力的体现，也是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有效的政府回应有利于构建公众与政府关系的沟通渠道，及时解决民众的诉求，增强民众和政府之间的信任，减少摩擦，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
民众在经过阶段二的耦合之后，会聚成一个弱组织性的公民共同体，成员们通常没有明确统一的行动纲领和活动准则，其行为逻辑依据是局部秩序。他们一方面参考自己的资源禀赋和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利用新媒体对外界环境进行过滤性感知，再根据这两方面组合形成的混合规则来决定自己的行动方式、行动策略和行动方向，其最终方向取决于局部秩序场域中“利益表达方式”和“政府回应效率”这两重系统耦合的结果。
民众为了减少邻避伤害，规避邻避风险，维护自身权益，就向政府和企业表达意见和诉求。实践中，如图8所示，在意见表达最初的A阶段，民众基于对政府的信任和依赖，多采用温和的途径，邻避运动较为理性，无意“闹大”。但此时倘若诉求被忽视，甚至片面地将意见民众视为“问题群众”“钉子户”或“麻烦制造者”，采取压制的方式来应对[31]，会造成正当利益诉求渠道的拥堵、瘀滞，形成“民众理性诉求”和“政府回应不当”的负向耦合。
为了促使地方政府有效响应民众诉求，在利益表达的B阶段，集合在一起的利益诉求方只能“剑走偏锋”，采取非理性甚至违法的手段来声张利益。为了能够增强自身的话语权，民众利用新媒体平台，通过口号、图片、标签性词组等抗争性剧目吸引社会的广泛关注，通过情感动员将外界围观民众引入抗争的队伍中，汇聚起与政府进行博弈、较量的对抗力量。此时，在维稳的逻辑下，公权力机关通常会选择退让、妥协，而社区居民也获得了讨价还价、协商共治的机会。这意味着，在B阶段中，“民众利益诉求”和“政府回应不当”的耦合实际上是在群体局部秩序的混合规则影响下，民众与政府进行的策略博弈。换言之，通过群体性事件这种一定程度上的暴力性利益表达方式，实质上是因为可以借助新媒体获得外界环境的有效支持，进而得到了政府的有效回应，实现利益受损者维护自身权益的目的。 总之，邻避运动的各关键影响因素通过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耦合，来影响着邻避运动的演化方向。第一阶段，邻避情结和个人理性计算的耦合实现了对个人的动员，个人动员为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提供了群众基础和心理基础;第二阶段，意见领袖凭借新媒体将参与者会聚在一起，形成具有共同诉求的虚拟社区利益共同体，为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设计了斗争策略和行动框架;第三阶段，“民众理性诉求”和“政府回应不当”的耦合，容易引发社区居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组织对抗。当然，上述三阶段的耦合过程并不是单线前进的，且某个阶段的耦合过程也不一定是完全同步的，“组织动员”与“个体动员”可能会同步;但尽管如此，各变量多因素之间的耦合依然遵循着相同的逻辑路径，并最终会收敛到一条主线中来，共同集合在一起，以共同利益对抗政府，邻避运动就升级为环境群体性事件。
（二）开放式媒介下邻避运动演化的三层触发机制
上述分析还可以发现，邻避运动经过三个阶段的耦合进而升级转化为环境群体性事件，新媒体等开放式媒介因素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贯穿了邻避运动演化过程的始终。具体来讲，开放式媒介配合着利益相关者的三步动员，在邻避运动的升级转化中起到了三层触发作用，即将外环境的力量与内环境的动员有效地结合起来，推动着邻避运动的个人动员、群体会聚和组织对抗的演化发展以及民众利益表达、资源动员、政策再建构等目标的实现（见图9）。
如图9所示，在个人动员阶段，开放式媒介承担了信息传播的功能。基于新媒体平台的利益表达，邻避设施的利益受损者通过邻避情结与理性计算的耦合，实现了对个体的动员和问题的焦点化，为失序的环境群体性事件爆发奠定了“群众”基础和心理基础。在群体汇聚的组织动员阶段，开放式媒介一方面作为使用工具承担着联络器的角色，网络意见领袖和成员互相通过新媒体交换信息，另一方面因其传播速度快、开放性高、用户流量大等特征在资源动员过程中起着助燃剂和助推器的作用，迅速引起民众关注。而在组织对抗阶段，开放式媒介演变成为反映民意的公共能量场，社会各界纷纷发表看法或给予支持，新媒体裹挟着外界沸腾的民意为线下的抗争行动提供了“正义”声援，将舆论压力传导到权力机关中。这样，通过线上和线下的合作，开放式媒介作为公共能量场解构了现有的权力结构，冲破了传统精英主导的话语空间，形塑了草根的利益表达方式，使民众拥有了可以与权力机关抗衡的话语权以及与政府协商共议的机会，从而也促进了政策再建构。
五、结论与管理启示
在开放式媒介时代，邻避运动向环境群体性事件转化，凸显了当前社会治理、信息沟通、居民的政策参与等领域中的严重问题。本文从仙桃市居民抵抗垃圾焚烧项目的群体性事件出发，验证了邻避运动演化的耦合机制，揭示了邻避运动升级、转化为环境群体性事件的耦合机理。遵循“个体动员→群体会聚→组织对抗”的行动逻辑，环境群体性事件实质上是邻避运动中居民邻避情结、个体理性计算、网络意见领袖和政府回应不当这几个因素的多阶段负向耦合结果。这里，新媒体等开放式媒介是整个耦合过程的载体，在邻避运动演化中发挥了“问题焦点化→情感感染→压力传导”的三层触发作用。因而，防治环境群体性事件，从根本上要求打破这些因素的负向耦合过程，阻断邻避效应向环境群体性事件演变。考虑到我国的现实状况，即意味着需要培育一个以民为本、温和、理性、对话和多元参与的政策与决策环境。
（1）舒缓民众的邻避心理。首先，邻避设施建设中要完善市场补偿机制，充分补偿社区居民的邻避损失。可以考虑采用反向抬价拍卖模型[33]，降低民众的相对剥夺感，减少为说服民众而产生的社会成本;同时，强化邻避项目建设的宣传和信息公开，加大对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的宣传，鼓励居民承担环保责任，减少“价值—行为落差”[34]。
（2）推动居民的社区参与。包括：培育社区邻里共同体[35]，积极鼓励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增强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完善沟通机制，强化沟通行动的前置性和互动性[36]，提高政府公信力;拓宽民众的利益表达路径[37]，将民众意见纳入环境评估和项目选址的决策中，减少民众对邻避设施的抵触情绪。
（3）优化开放式媒介的使用。一方面，利用新媒体搭建起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桥梁，及时化解民众对信息不对称的不满和质疑;另一方面，优化对新媒体的治理，建立起公开、及时、真实、有序、理性的公共话语场所。
（4）改善政府回应方式。其一，在处理公共问题和解决公共纠纷时，摒弃一言堂思维，重视民意，把民意纳入公共项目决策的重要考量中[38];其二，完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并采用合作、参与、互信、谈判等方式、手段，通过建立温和、及时、有效的回应机制来加强沟通;其三，将企业、专家、媒体、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作为环境治理问题的重要参与者和引导者，缓和民众与政府、企业的紧张关系，减少误解与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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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the social transition period， environmental group events have gradually emerged as a high-yielding trend as a negative derivativ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In order to study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group events in the era of new media，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upling theory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the mass incidents of protests against garbage incineration plants in Xiantao city were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environmental group events evolved from the ad hoc movement that relied on multi-stage negative coupling mechanisms in the open media environment for factors such as adversity， rational computing， opinion leaders， and government responses. This mechanism follows the action logic of “individual mobilization → group convergence → organizational confrontation”. Regulating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perfecting market compensation mechanisms， fostering civic communities， promoting orderly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improving government response can curb the evolution of the evasive movement toward environmental mass incidents.
Key words： NIMBY; mass disturbances & civil disorder derived from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new media; evolutionary mechanisms; Coupling Models
编辑：邹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