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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对当前社会多元分化重组、拼接磨合之时代转型的总体框 架模塑。而性别作为社会存在最基本的两元，在男性精英阶层的国家主义所架设的隐性 霸权和谐下，女性主体要求的性别权力或权利分享，其发声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被和谐这一 总体目标阻滞着。本文提出以社会性别概念作为观察视角、分析工具进而反思阶层和谐 、社区和谐、部门和谐、城乡和谐、区域和谐、行政和谐，以实现多元的动态和谐。
【关键词】和谐社会；性别国家主义；《女界钟》
【作 者】罗柳宁，广西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硕士。南宁，530028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004-454X(2008)04-0100-005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Re-understanding to Gender Natio nalism
——Review of Nü Jie ZhongLuo Liuning
Abstract: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in China is the molding of Comm unist Pa rty of multi-polarization of the current social restructuring， the splicing of the running-in times of transition， the overall framework . The gender of the mos t basic social existence as a dollar or two in the men’s elite and the country t o set up the hegemony of the hidden harmony， the main requirements of the femal esex or the right to share power， the voice channel to a certain extent， this ha s been a harmonious The overall objective of a block. This paper observe the co n cept of gender perspective， analytical tools， survival and actions reflect on th e way to adjust the class harmony， community harmony， sector harmony， harmoni ous urban and rural， regional harmony， and goverment harmony， in order to achiev e a harmonious multicultural dynamic
Key words: harmonious society； gender nationalism；Nü Jie Zhong
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对当前社会多元分化重组、拼接磨合之时代转型的总体框架模塑 。学界围绕“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概念展开了如思想来源、行政效能、对多元社会的意义、 建构途径等立体多维的讨论。但是还没有人从“构建和谐社会”是何性别的立场、何性别的 社会结构、何性别的生产机制、何性别的国家诉求这一角度进行深入挖潜，本文对这一内容 也并非考虑成熟，只是想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以期更多学人关注这一领域并加入讨论 的行列，使我们的社会最终实现和谐。
一、“构建和谐社会”是社会性别要求的消声器
当前我们的社会处于多元分化重组、拼接磨合之时代转型期，各种显性的利益冲突 、多元价值观的对抗在时代洪流中凸显。“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历 史转型期总体框架的模塑。性别作为社会存在最基本的两元，其发声的渠道在一定程 度上被和谐这一总体目标阻滞着。来自于性别要求的话语权被归类为与和谐格格不入的杂音 湮没在时代洪流中，新一轮的男性国家主义以兵不血刃的方式收复部分或某些性别对话的失 地——曾经垄断而被迫下放的性别权力或权利分享，以确保男性精英在国家和社会的各个层 面强势话语先发权，堵截或削弱相左的发声。这是建设现代国家的新压迫机制。
关于我国的社会结构特征，有李汉林、陈洛生、李强等学者将其描述为“单位制社会” ①②：组 成这个社会的不是独立存在的个人，而是作为国家权力根基的单位；单位组织依赖于国家， 个人依赖于单位组织，同时国家又依赖于这些单位组织控制和整合社会；社会组织呈一种“ 蜂窝式”状态，单位组织和各级行政组织像蜂窝一样把社会分割为互不沟通的部分。笔者认 为，社会性别作为直接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物质实体，是“单位制社会”赖以存活的载体， “单位制社会”造成整个社会缺乏统一的具有横向联系的社会公共活动领域，除了国家这一 处于社会金字塔最顶层位置的力量外，再没有任何社会力量具备直接面向社会、动员社会成 员、规划社会公共领域活动的能力。“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框架的提出，以正统文本的涵盖 评价去聚合不同层叠的性别眼光且分化同一聚合的汇焦光，企图弱化中国这个极其多元极其 复杂的社会所容易造成国家意识的涣散，以“和谐”这个貌似温和的“大一统”收归、整理 、编排、分类、整合所有的社会因子以臻达到政通人和的完美局面，这不得不说是中国共产 党精英男性集体智慧的又一结晶。
也许观文至此，笔者有可能被套上“女权主义者”这个称呼，但若能够主动选择，“女性主 义者”比较能让笔者欣然接受，虽然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都是来自英文feminism的两种中文 译法。由于女权的“权”所偏向“权利”的这种指代，在现代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指代“权 力”的倾向。这个好理解，传统女性倾向于奉行平等主义原则，她们没有领导，面对权力往 往有一种恐惧感，要让她们来决策，她们会感到不安，尤其不愿意参政。无论什么时候，女 性若想去适应这些东西，她们必须付出代价，即失去作为女性的特殊性。在普通大众的逻辑 思维里“男女平等”已经是指“作为公民，男女权利一样”的意思，“女权主义”在他们看 来就有“革命夺权”的嫌疑，那种公然表示自己要在权力层级上占一个位置的女性，已经“ 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男人”，因为她好战随时都有可能起来战斗破坏某个已经被内化的 平衡，这挑战了公众固化的性别特质。所以也很容易理解多数出色的女性为何拒绝或排斥外 界给自己冠以“女权主义者”或“女强人”的称呼，就连本身也在从政的女性也多不喜欢这 样的称谓，因为她们已经意识到男性主导的大框架内，这样的称呼很容易把自己摆在男性的 对立面，也容易脱离女性社群，何必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呢？在笔者看来，“女权主义”现 如今颇有官僚主义的浓重色彩，是容易犯众怒的一个词汇，而“女性主义”包容力更大，至 少是一个貌似温和的一个词汇。追根究底，采借自西方的中国女权运动走了一百多年的历程 ，但还是没有超脱男性主体架设的社会性别等级大框架，因为当初男性精英产生采借的驱动 力源自于建构男性主体的国家主义之需要。
二、《女界钟》：敲响性别和谐新社会之钟
1903年金天翮的《女界钟》以乌托邦的文学想象力描绘了一幅类似于欧美现代社会中男女 平权的中国近代化宏伟蓝图，也展现了社会性别和谐的一片欣欣向荣之构想。《女界钟》敲 响女 界沉睡的警钟从而建构近代化男性主导身份的文本，在中国女权运动史上一直被定位为第一 部 倡导女权主义的著作，由此也得出男性是中国女权主义的推动者这样的结论。从《女界钟》 里我们能够看到晚清时代男性知识分子尤其是汉族男性知识精英如何构想未来的新女性和新 社会，就会容易从字面意思上引导我们去聚焦于女性和女权问题上。但是金天翮作为中国女 权主义的先驱，他倡导女权的出发点是建立在全球国家的竞争中觉得中国男性自己比不过欧 美社会的白种男子，回过头来又把这种羞耻归咎于身边的女人不是“教成思想发达，具有男 性之人”。类似于金天翮这样的近代中国知识男性存在的性别危机，在其他被西方殖民过或 征服过的社会都能看到过类似的心态。《女界钟》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其实是来自于男性主 体本身的强烈欲望。
几千年来中国汉族社会的男子历来重视女子在家庭中的作用，所谓的“女正家正”，就是强 调要把家庭关系搞好，首先要保证“女正”，而“正女”这一工作就落在男子肩上。当中华 帝国的权力阶层受到来自于西方的冲击，近代化的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白人男性的羡慕，恰恰 体现了在世界权力格局上已经将历来享受精英特权的中国知识男性摆到了一个劣等的位置上 。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这十年巨大的历史转型中，新的国家和新的国族在当时都是非常模 糊的概念。中国士大夫阶层把“正女”作为自己的职责，到了这一历史转型期，这种权力关 系依然没有发生变动。在金天翮之前，康有为、梁启超就提出了社会性别的议题。梁启超的 兴女学——让女子走出家庭、学习技能的原因，他认为是中华泱泱大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女 子一直都是一个“只食利”而“不生利”的团体，使得古老的中华帝国在世界权力格局体系 中显得积贫积弱③，这种忽略女性能动性的厌女言论在《女界钟》中也有体现。
与其说他们是在为女权而代言，还不如说延续和继承先祖居高临下地“正女”职责，也丝毫 不反思也不质疑这种男性权威的社会性别等级的思维模式，他们只注意到男性主体推动中国 历史发展的作用，忽略或有意避开女性主体也在推动中国历史发展。这批随 着中国的边缘化而边缘化的中国汉族男性知识分子，在国族主义大背景下，把当时在西方社 会也还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权运动与其振兴中华的重点——“民权”结合到了一起，表达了晚 清时代处于种族等级结构劣势的汉族男性对平权理念的追求，也在体现号召动员女子加盟国 族主义革命的需要。——把女权主义当成一面旗帜，一面体现新国民时代的旗帜，抨击前时 代女性缺乏主体性能动性，把自己提升到一个解救者的神圣地位，从而构筑那个时代的国家 主义男性的主体身份。而当时具有国家主义意识的新知识女性也在内化这样的男性主体的性 别思维模式，没有今天女性主义所说的批判精神，体现的是一种男性立场的女权主义，这是 近代化过程中男性控制社会资源的困境所造成的。④
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在二十世纪开始时，欧洲和北美的女权仍是一个处处受阻的非常边 缘化的运动，并非是《女界钟》认为的当时西方已实现男女平等，作者有可能是误会或者是 下意识去误导而借用了女权，将男女平等凸显出来，集大成地再现融合了中国传统和西方 近代化的新女性形像构建，进而实现自己成为构筑男性主体的新权威，从而把女性当作实现 国家主义目标的工具。由于男性主体特别是由掌握政治权力资源的男性精英来代言和提倡男 女平权，女性解脱家庭束缚进入社会领域的路程就缩短了。
三、存在社会性别权力关系的国家主义
在《女界钟》时代能够从家庭解脱出来走向社会公共领域的女性仅仅限于出现了城市化和工 业化的地域，广大的妇女若脱离家庭走向社会公共领域根本就失去了存活下去的物质依托。 然而当那些能够脱离家庭在城市空间里独立生存的女性精英自己主动跳出来身体力行地通过 国家主义介入政治领域真正要求与男性平权时，就会发现女权不过是早已模塑好的社会性别 权力关系中男性政治势力之间互动的一个可用可弃的交涉筹码，在实际的社会政治文化各层 面，她处处遭致男性主体构建的社会排斥，因为由男性主导的女权依然是在男权的大框架内 为女 性的空间拓展和利益需求做出退让，而由女性主导的女权已经触及到男权框架的崩塌。而实 际上在清末民初的中国连西方工业化式的男权都没有实现，又谈何女权？“男女平等”始终 是个政治话语，没有权威文本支撑的口号，是男性主体的国家主义所倡导的女权主义和女权 主体。
当然，我们也并不能武断地说那个时代的女权主义完全是男性立场的女性主义，只能说在当 时男性掌握社会领域资源的全部或绝大部分，女性立场的女性发声决不是没有，而是没有进 入主流而显得缄默，因为在实际的女性主体的分化中，确是有一些切切实实在发挥自身主观 能动性的女性个人或团体在从事改善妇女生活状况、帮助其他女性发声的工作实践，这实际 上恰恰证明了在那个历史时期女性主体的国家主义是不容抹杀的现实存在。后来中国共产党 把男女平等写入了党纲，也努力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实现。共产党早期的女权主义者由城市转 向农村，走着一条贴近草根阶层、关注广大乡土社会妇女需求的新道路，后来还成立了基层 妇女组织，这是由妇女自己走出来的社会实践，这也能理解为女性主体的国家主义在局部的 表现形式吧？当然，我们也要把当时中国共产党并不代表国家而是草根革命的需求、革命延 续所必须的劳动生产需求、备战状态的动员需求等等这些历史因素考虑进去。新中国成立后 ，共产党执政下的国家主义在对女权的维护上也是身体力行的，比如受教育权、社会生产劳 作权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权”实质意义是作为公民的权利，对女性权利的维护是 以男性为标准的，哪怕在权力机构上分配给女性一些位置，但仍改变不了在政治体制和社会 结构上依旧是男性精英主导的大框架。
民族主义作为一场发源于草根社会至下而上的运动，曾经是被压制的。民族国家的观念作为 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观使一个新的权力结构合法化。民族主义这个概念只是官僚主义的专利 ，普通老百姓使用就很危险。共产党政权统治下的社会都保留了民族主义作为国家主义的辅 助表达——作为一种非理性的社群归属感最直接的表达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只有当多元 被限定在民族国家主义的框架内才有可能存在。由于个人主义从来不是女性的特权，所以它 不可能成为集体意识发展的障碍，在女性主义运动与意识中，一种归属于某个团体而获取的 生理与心理上的安全感得到了有意识而且系统的发展，这种归属感在某些时候是会转移到民 族国家主义身上的。当然，民族国家主义也提供了某种包容性，虽然在权力关系领域还存在 固有禁忌的惯性，但在面向社会的公共领域中并不排斥女性。也恰恰是这种包容性，使 女 性主义对民族国家主义的接受过程显得容易多了，因为它为女性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使 她们能进入公共领域甚至是政治领域。对民族国家主义的认可，为女性主体在社会公共领域 上的行动开拓了一片“安全空间”。在这一“安全空间”中，女性主体只要支持或提倡的那 些东西合乎于主流政治，她们就能参与公共空间中的活动。对于女性主体来说，进入公共领 域有两种情况：一是把女性定位于男性支持者的角色，二是通过“安全空间”的观念使她们 得到社会尤其是男性精英的认可。那些想要向政府提出有关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团体， 不但无法享用公共空间资源，还要受到官方控制的媒体激烈攻击。
在男性知识精英的话语中，女性团体充满了一些想象出来的特征，这些特征跟国家的特征很 相似，所以女性主体也成为国家人格化的象征，比如 “祖国母亲”这种女体象征的文学表 现手法。特别是在作为政治和军事战略时，女性主体的象征角色就会凸显并数倍放大——民 族国家主义的战争建构的这种蓄意挑衅的、侵犯性的、公然暴力性的男性特质，对女性主体 而言，是对其自身的主体能动性的一次阉割。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当权威政治理论认为男权统 治的问题已经不再存在时，这也意味国家主义的社会性别权力关系潜伏得更深，它所发挥的 隐性作用更加难以指认，这为恢复和巩固家庭或社会的父权制度即男性权威提供了强制的支 援。
四、打造和构建新的和谐社会观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浪潮席卷的今天，中国社会正处于多元分化重组、拼接磨合之历史 转型时期，各种显性的利益冲突、多元价值观的对抗在时代洪流中凸显。中国政治文本中彰 现的“男女平等”已经是具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权威话语，是社会主流中的主旋律，也是主 导性的社会性别基调，但类似于近代化界定妇女生活需求、改善妇女现实生活处境的女性活 动项目就从没有停止过，这也恰恰证明了在当今社会文化结构上男性主体特别是男性精英的 话语特权依旧存在。在全社会被国家主义动员起来建构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和谐家庭、 和谐社区、和谐街道、和谐乡村、和谐校园、和谐医院、和谐监狱、和谐网络、和谐单位、 和谐机关、和谐城市、和谐省份等等有关“和谐”框定范围的种种提法被不断地制造出来。 “和谐”就像万金油，“放哪哪有效、放哪哪都治不好”；就像技术多面手，“放哪哪管用 、放哪哪都不会出错”。包罗万象的和谐，已经使公众感官上出现了 “审美疲劳”。笔者 认为，在对中国社会的和谐度进行评价时，性别和谐度是挑选参评因素的必选项，对各 评价因子进行权重时应赋值最高，它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反映中国社会的和谐度。但是在城市 或乡村的主干道上有关和谐的各种标语横幅，就是没有直接提到社会性别关系的和谐，惟有 在手机短信和网络上流传反映男性主体欲望或者男性立场的女性主体的多重性关系和谐。
如果以社会性别的概念，将男性主体与女性主体作为有意识的物质载体分派到阶层和谐、社 区和谐、部门和谐、城乡和谐、区域和谐、行政和谐等等反映中国社会多元多极多层的和谐 中去，我们不难发现：中国这个极其多元、极其复杂的社会很容易造成国家意识的涣散，尤 其是当前经济起飞的和平年代，国家意识的涣散在没有极端方式的催化下是很难得到加强与 聚合的，若说三十年前或更早用国家主义去弥和多种差异造成的冲突与对抗还能够奏效的话 ，那么随着各种差异的加剧以及新差异的涌现与差异的多重叠合，现在可以用失灵二字来形 容国家主义在消除对抗上的疲软。在凸显社会危机的信号灯日益闪动下，以正统文本的涵盖 评价去聚合不同层叠的性别眼光且分化同一聚合的汇焦光，以“和谐”这个貌似温和的大一 统收归、整理、编排、分类、整合所有的社会因子以臻政通人和的完美局面，这实在是中国 共产党精英男性集体智慧的高水平创见。但是在很多高调的正面宣传面前，我们也不能忽视 “构建和谐社会”容易出现的一些盲点。
缺乏权重赋值的和谐，只能是靠牺牲建立在资源不对等基础上的弱势利益而构筑的强势和谐 ；多元博弈自发的结果只能是大吃小、多吞少、强食弱的主流和谐；所谓正向作用的合力和 谐也只能是掌握话语首发权的精英阶层的理想和谐，也是从原点起跳但又落回原点的男性主 义掌舵之下的国家主义回归或者有复辟之嫌的传统和谐。这种一言堂的和谐巧妙地关闭了女 性主义关于社会性别权力关系的发声器，以静制动地取缔了躁动着公众视野的女性主义参与 式评估行动，不愠不火地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整合力整合掉所有显性或半显性的弱势反 弹，使之箍上操控简易的紧箍咒。带上类似于安全套的“和谐社会建构”有效降低了妊娠反 应的机率，按照男性主体的国家主义优生优育原则保证了最优异的因子在社会母体安全着床 而孕育出符合预设目标的和谐。这种和谐观是传统中庸之道的继承绵续，是一度遭遇现代化 而断裂的重新缝合，但不是强调“尊重不同”的新生和谐而是重申“以和为贵”的传统和谐 ，从而再次肩负延续几千年的“正女”古训，完成社会最基本的两元之定位，展现全球化背 景下新一轮世界权力格局构建中“携手女子”的中国精英男性之超凡与自信——不再因为欧 美的“白色子”有独到的“女子教育之方法”和“女子之权力”而“使自尊自立”进而成为 “真天之骄子”的相形见绌之比较而羡慕，也不再重现因中央之国的沦落而成为二等公民流 露出的自卑且自大的情绪，更不再有效仿谁、进而超越谁、最后也变成谁的“前殖民”男性 主流心理。取而代之的是男性主体的国家主义自以为是地高估当前“男女平权”的状况而沾 沾自喜，但矛盾的是面对女性主体精英阶层咄咄逼人的态势也显得虚弱，面对草根底层女性 主体在工业化浪潮中脱离家庭脱离社区所得到的主体能动性的发展而担忧——这其实也是男 性主体的国家主义面临转型的躁动与不安，借用何春蕤定义的情欲生产力和情欲生产关系的 运作机制，能够看出一些端倪。“情欲生产力和情欲生产关系是在特定历史时段所表达出来 的对抗力量，想要挣脱以便有更多更大的发展便形成情欲生产力这个区块，那些一直想要限 制抓住不能扩张的力量就被称为情欲生产关系。”⑤
其实我们现在的社会，除了弱势群体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外，还有国家都应该有责任和义务来 维护社会的平等与公正，并把这种责任和义务内化为自身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只有关注 来自于草根底层社会性别权力关系状况和社会性别权利意识构建，开辟性别杂音特别是女性 社群权力呼声以及权利需求的绿色通道，当然还有男性主体中被推向边缘化的弱质发音，以 支流去影响主流，打破男性精英阶层的国家主义所架设的隐性霸权和谐。以社会性别概念作 为观察视角、思维逻辑、分析工具、生存和行动方式进而反思调整阶层和谐、社区和谐、部 门和谐、城乡和谐、区域和谐、行政和谐，分析定位这些多元和谐中那些忍受打压、惨遭肢 解以继续的牺牲来顺应强势要求的利益平衡和共赢，至下而上地分清男性主体与女性主体的 体制要求和运作要求，当然也要区别站在女性立场的女性主义和男性立场的女性主义、站在 男 性立场的男性主义和女性立场的男性主义之差异，反对只强调权利的性别公正而淡化权力的 性别分配，以和谐掩盖非和谐、压制非和谐、扼杀非和谐。要真正尊重弱势的话语权和打通 阻碍发声的各种现实渠道，不仅要从国家政治资源上使之文本化，还要注重主体与文本互动 所必须的资源配置的真正落实，以发展渐进的眼光看待和谐，克服受历史传统思维惯性牵制 ，扬弃男性主体的霸权和谐观，平等对待女性主体的社会和谐观。而要真正地落实“性别平 等”，靠“后天之努力”恐怕难以持续，关键的环节已落在“先天之培养”。因为家庭的性 别教育奠定了新生儿性别化的脚本，“初社会”的内卷化又再次将注脚烙深，而后天的觉悟 总是或多或少夹带着先天的惯式，这种不彻底的先天遗留又会影响到下一代的性别培养。“ 性别平等”，乐观地估计在城市至少还需要一代女性的不懈努力，在广大乡村至少还需要三 代女性的连续追求，若还要实现“性别权力对等，社会结构性别的中性化”还有更长的曲折 道路要走。
打破范式架构、僵化静止的主流和谐观，打造“关怀弱势与平衡强势并举、层次分明与彰现 支流结合、融合族群与边界明晰相提、性别差异与政治互补携手”的社会构建和新的和谐社 会观。—— 说到底，就是把女性主体自己看作是整个社会运作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特定的时间与空 间里，努力去站在决策者或操作者的位置，利用国家机器和公民社会的资源，把“构建和谐 社会”的提出当成一个契机，而不是过于专注其男性主体的消声器作用，而自觉地将其内化 为女性主体自我传扬的扩音器，通过主流社会和自身开辟的途径来维护公平，只有这样中国 社会才能日臻和谐。
注释：
①李路路、李汉林：《中国的单位组织——资源、权力与交换》，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②李强：《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的悖论》，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17页至23页，浙江 人民出版社。③④王政、刘禾：《从〈女界钟〉到“男界钟”：男性主体、国族主义与现代性》， 杜芳琴、王政主编《社会性别》第2辑，32页至5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⑤何春蕤：《情欲解放运动的历史分析》，杜芳琴、王政主编《社会性别》第2辑， 167页至17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
〔责任编辑：邵志忠〕
【关键词】和谐社会；性别国家主义；《女界钟》
【作 者】罗柳宁，广西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硕士。南宁，530028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004-454X(2008)04-0100-005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Re-understanding to Gender Natio nalism
——Review of Nü Jie ZhongLuo Liuning
Abstract: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in China is the molding of Comm unist Pa rty of multi-polarization of the current social restructuring， the splicing of the running-in times of transition， the overall framework . The gender of the mos t basic social existence as a dollar or two in the men’s elite and the country t o set up the hegemony of the hidden harmony， the main requirements of the femal esex or the right to share power， the voice channel to a certain extent， this ha s been a harmonious The overall objective of a block. This paper observe the co n cept of gender perspective， analytical tools， survival and actions reflect on th e way to adjust the class harmony， community harmony， sector harmony， harmoni ous urban and rural， regional harmony， and goverment harmony， in order to achiev e a harmonious multicultural dynamic
Key words: harmonious society； gender nationalism；Nü Jie Zhong
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对当前社会多元分化重组、拼接磨合之时代转型的总体框架模塑 。学界围绕“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概念展开了如思想来源、行政效能、对多元社会的意义、 建构途径等立体多维的讨论。但是还没有人从“构建和谐社会”是何性别的立场、何性别的 社会结构、何性别的生产机制、何性别的国家诉求这一角度进行深入挖潜，本文对这一内容 也并非考虑成熟，只是想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以期更多学人关注这一领域并加入讨论 的行列，使我们的社会最终实现和谐。
一、“构建和谐社会”是社会性别要求的消声器
当前我们的社会处于多元分化重组、拼接磨合之时代转型期，各种显性的利益冲突 、多元价值观的对抗在时代洪流中凸显。“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历 史转型期总体框架的模塑。性别作为社会存在最基本的两元，其发声的渠道在一定程 度上被和谐这一总体目标阻滞着。来自于性别要求的话语权被归类为与和谐格格不入的杂音 湮没在时代洪流中，新一轮的男性国家主义以兵不血刃的方式收复部分或某些性别对话的失 地——曾经垄断而被迫下放的性别权力或权利分享，以确保男性精英在国家和社会的各个层 面强势话语先发权，堵截或削弱相左的发声。这是建设现代国家的新压迫机制。
关于我国的社会结构特征，有李汉林、陈洛生、李强等学者将其描述为“单位制社会” ①②：组 成这个社会的不是独立存在的个人，而是作为国家权力根基的单位；单位组织依赖于国家， 个人依赖于单位组织，同时国家又依赖于这些单位组织控制和整合社会；社会组织呈一种“ 蜂窝式”状态，单位组织和各级行政组织像蜂窝一样把社会分割为互不沟通的部分。笔者认 为，社会性别作为直接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物质实体，是“单位制社会”赖以存活的载体， “单位制社会”造成整个社会缺乏统一的具有横向联系的社会公共活动领域，除了国家这一 处于社会金字塔最顶层位置的力量外，再没有任何社会力量具备直接面向社会、动员社会成 员、规划社会公共领域活动的能力。“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框架的提出，以正统文本的涵盖 评价去聚合不同层叠的性别眼光且分化同一聚合的汇焦光，企图弱化中国这个极其多元极其 复杂的社会所容易造成国家意识的涣散，以“和谐”这个貌似温和的“大一统”收归、整理 、编排、分类、整合所有的社会因子以臻达到政通人和的完美局面，这不得不说是中国共产 党精英男性集体智慧的又一结晶。
也许观文至此，笔者有可能被套上“女权主义者”这个称呼，但若能够主动选择，“女性主 义者”比较能让笔者欣然接受，虽然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都是来自英文feminism的两种中文 译法。由于女权的“权”所偏向“权利”的这种指代，在现代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指代“权 力”的倾向。这个好理解，传统女性倾向于奉行平等主义原则，她们没有领导，面对权力往 往有一种恐惧感，要让她们来决策，她们会感到不安，尤其不愿意参政。无论什么时候，女 性若想去适应这些东西，她们必须付出代价，即失去作为女性的特殊性。在普通大众的逻辑 思维里“男女平等”已经是指“作为公民，男女权利一样”的意思，“女权主义”在他们看 来就有“革命夺权”的嫌疑，那种公然表示自己要在权力层级上占一个位置的女性，已经“ 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男人”，因为她好战随时都有可能起来战斗破坏某个已经被内化的 平衡，这挑战了公众固化的性别特质。所以也很容易理解多数出色的女性为何拒绝或排斥外 界给自己冠以“女权主义者”或“女强人”的称呼，就连本身也在从政的女性也多不喜欢这 样的称谓，因为她们已经意识到男性主导的大框架内，这样的称呼很容易把自己摆在男性的 对立面，也容易脱离女性社群，何必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呢？在笔者看来，“女权主义”现 如今颇有官僚主义的浓重色彩，是容易犯众怒的一个词汇，而“女性主义”包容力更大，至 少是一个貌似温和的一个词汇。追根究底，采借自西方的中国女权运动走了一百多年的历程 ，但还是没有超脱男性主体架设的社会性别等级大框架，因为当初男性精英产生采借的驱动 力源自于建构男性主体的国家主义之需要。
二、《女界钟》：敲响性别和谐新社会之钟
1903年金天翮的《女界钟》以乌托邦的文学想象力描绘了一幅类似于欧美现代社会中男女 平权的中国近代化宏伟蓝图，也展现了社会性别和谐的一片欣欣向荣之构想。《女界钟》敲 响女 界沉睡的警钟从而建构近代化男性主导身份的文本，在中国女权运动史上一直被定位为第一 部 倡导女权主义的著作，由此也得出男性是中国女权主义的推动者这样的结论。从《女界钟》 里我们能够看到晚清时代男性知识分子尤其是汉族男性知识精英如何构想未来的新女性和新 社会，就会容易从字面意思上引导我们去聚焦于女性和女权问题上。但是金天翮作为中国女 权主义的先驱，他倡导女权的出发点是建立在全球国家的竞争中觉得中国男性自己比不过欧 美社会的白种男子，回过头来又把这种羞耻归咎于身边的女人不是“教成思想发达，具有男 性之人”。类似于金天翮这样的近代中国知识男性存在的性别危机，在其他被西方殖民过或 征服过的社会都能看到过类似的心态。《女界钟》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其实是来自于男性主 体本身的强烈欲望。
几千年来中国汉族社会的男子历来重视女子在家庭中的作用，所谓的“女正家正”，就是强 调要把家庭关系搞好，首先要保证“女正”，而“正女”这一工作就落在男子肩上。当中华 帝国的权力阶层受到来自于西方的冲击，近代化的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白人男性的羡慕，恰恰 体现了在世界权力格局上已经将历来享受精英特权的中国知识男性摆到了一个劣等的位置上 。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这十年巨大的历史转型中，新的国家和新的国族在当时都是非常模 糊的概念。中国士大夫阶层把“正女”作为自己的职责，到了这一历史转型期，这种权力关 系依然没有发生变动。在金天翮之前，康有为、梁启超就提出了社会性别的议题。梁启超的 兴女学——让女子走出家庭、学习技能的原因，他认为是中华泱泱大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女 子一直都是一个“只食利”而“不生利”的团体，使得古老的中华帝国在世界权力格局体系 中显得积贫积弱③，这种忽略女性能动性的厌女言论在《女界钟》中也有体现。
与其说他们是在为女权而代言，还不如说延续和继承先祖居高临下地“正女”职责，也丝毫 不反思也不质疑这种男性权威的社会性别等级的思维模式，他们只注意到男性主体推动中国 历史发展的作用，忽略或有意避开女性主体也在推动中国历史发展。这批随 着中国的边缘化而边缘化的中国汉族男性知识分子，在国族主义大背景下，把当时在西方社 会也还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权运动与其振兴中华的重点——“民权”结合到了一起，表达了晚 清时代处于种族等级结构劣势的汉族男性对平权理念的追求，也在体现号召动员女子加盟国 族主义革命的需要。——把女权主义当成一面旗帜，一面体现新国民时代的旗帜，抨击前时 代女性缺乏主体性能动性，把自己提升到一个解救者的神圣地位，从而构筑那个时代的国家 主义男性的主体身份。而当时具有国家主义意识的新知识女性也在内化这样的男性主体的性 别思维模式，没有今天女性主义所说的批判精神，体现的是一种男性立场的女权主义，这是 近代化过程中男性控制社会资源的困境所造成的。④
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在二十世纪开始时，欧洲和北美的女权仍是一个处处受阻的非常边 缘化的运动，并非是《女界钟》认为的当时西方已实现男女平等，作者有可能是误会或者是 下意识去误导而借用了女权，将男女平等凸显出来，集大成地再现融合了中国传统和西方 近代化的新女性形像构建，进而实现自己成为构筑男性主体的新权威，从而把女性当作实现 国家主义目标的工具。由于男性主体特别是由掌握政治权力资源的男性精英来代言和提倡男 女平权，女性解脱家庭束缚进入社会领域的路程就缩短了。
三、存在社会性别权力关系的国家主义
在《女界钟》时代能够从家庭解脱出来走向社会公共领域的女性仅仅限于出现了城市化和工 业化的地域，广大的妇女若脱离家庭走向社会公共领域根本就失去了存活下去的物质依托。 然而当那些能够脱离家庭在城市空间里独立生存的女性精英自己主动跳出来身体力行地通过 国家主义介入政治领域真正要求与男性平权时，就会发现女权不过是早已模塑好的社会性别 权力关系中男性政治势力之间互动的一个可用可弃的交涉筹码，在实际的社会政治文化各层 面，她处处遭致男性主体构建的社会排斥，因为由男性主导的女权依然是在男权的大框架内 为女 性的空间拓展和利益需求做出退让，而由女性主导的女权已经触及到男权框架的崩塌。而实 际上在清末民初的中国连西方工业化式的男权都没有实现，又谈何女权？“男女平等”始终 是个政治话语，没有权威文本支撑的口号，是男性主体的国家主义所倡导的女权主义和女权 主体。
当然，我们也并不能武断地说那个时代的女权主义完全是男性立场的女性主义，只能说在当 时男性掌握社会领域资源的全部或绝大部分，女性立场的女性发声决不是没有，而是没有进 入主流而显得缄默，因为在实际的女性主体的分化中，确是有一些切切实实在发挥自身主观 能动性的女性个人或团体在从事改善妇女生活状况、帮助其他女性发声的工作实践，这实际 上恰恰证明了在那个历史时期女性主体的国家主义是不容抹杀的现实存在。后来中国共产党 把男女平等写入了党纲，也努力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实现。共产党早期的女权主义者由城市转 向农村，走着一条贴近草根阶层、关注广大乡土社会妇女需求的新道路，后来还成立了基层 妇女组织，这是由妇女自己走出来的社会实践，这也能理解为女性主体的国家主义在局部的 表现形式吧？当然，我们也要把当时中国共产党并不代表国家而是草根革命的需求、革命延 续所必须的劳动生产需求、备战状态的动员需求等等这些历史因素考虑进去。新中国成立后 ，共产党执政下的国家主义在对女权的维护上也是身体力行的，比如受教育权、社会生产劳 作权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权”实质意义是作为公民的权利，对女性权利的维护是 以男性为标准的，哪怕在权力机构上分配给女性一些位置，但仍改变不了在政治体制和社会 结构上依旧是男性精英主导的大框架。
民族主义作为一场发源于草根社会至下而上的运动，曾经是被压制的。民族国家的观念作为 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观使一个新的权力结构合法化。民族主义这个概念只是官僚主义的专利 ，普通老百姓使用就很危险。共产党政权统治下的社会都保留了民族主义作为国家主义的辅 助表达——作为一种非理性的社群归属感最直接的表达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只有当多元 被限定在民族国家主义的框架内才有可能存在。由于个人主义从来不是女性的特权，所以它 不可能成为集体意识发展的障碍，在女性主义运动与意识中，一种归属于某个团体而获取的 生理与心理上的安全感得到了有意识而且系统的发展，这种归属感在某些时候是会转移到民 族国家主义身上的。当然，民族国家主义也提供了某种包容性，虽然在权力关系领域还存在 固有禁忌的惯性，但在面向社会的公共领域中并不排斥女性。也恰恰是这种包容性，使 女 性主义对民族国家主义的接受过程显得容易多了，因为它为女性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使 她们能进入公共领域甚至是政治领域。对民族国家主义的认可，为女性主体在社会公共领域 上的行动开拓了一片“安全空间”。在这一“安全空间”中，女性主体只要支持或提倡的那 些东西合乎于主流政治，她们就能参与公共空间中的活动。对于女性主体来说，进入公共领 域有两种情况：一是把女性定位于男性支持者的角色，二是通过“安全空间”的观念使她们 得到社会尤其是男性精英的认可。那些想要向政府提出有关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团体， 不但无法享用公共空间资源，还要受到官方控制的媒体激烈攻击。
在男性知识精英的话语中，女性团体充满了一些想象出来的特征，这些特征跟国家的特征很 相似，所以女性主体也成为国家人格化的象征，比如 “祖国母亲”这种女体象征的文学表 现手法。特别是在作为政治和军事战略时，女性主体的象征角色就会凸显并数倍放大——民 族国家主义的战争建构的这种蓄意挑衅的、侵犯性的、公然暴力性的男性特质，对女性主体 而言，是对其自身的主体能动性的一次阉割。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当权威政治理论认为男权统 治的问题已经不再存在时，这也意味国家主义的社会性别权力关系潜伏得更深，它所发挥的 隐性作用更加难以指认，这为恢复和巩固家庭或社会的父权制度即男性权威提供了强制的支 援。
四、打造和构建新的和谐社会观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浪潮席卷的今天，中国社会正处于多元分化重组、拼接磨合之历史 转型时期，各种显性的利益冲突、多元价值观的对抗在时代洪流中凸显。中国政治文本中彰 现的“男女平等”已经是具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权威话语，是社会主流中的主旋律，也是主 导性的社会性别基调，但类似于近代化界定妇女生活需求、改善妇女现实生活处境的女性活 动项目就从没有停止过，这也恰恰证明了在当今社会文化结构上男性主体特别是男性精英的 话语特权依旧存在。在全社会被国家主义动员起来建构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和谐家庭、 和谐社区、和谐街道、和谐乡村、和谐校园、和谐医院、和谐监狱、和谐网络、和谐单位、 和谐机关、和谐城市、和谐省份等等有关“和谐”框定范围的种种提法被不断地制造出来。 “和谐”就像万金油，“放哪哪有效、放哪哪都治不好”；就像技术多面手，“放哪哪管用 、放哪哪都不会出错”。包罗万象的和谐，已经使公众感官上出现了 “审美疲劳”。笔者 认为，在对中国社会的和谐度进行评价时，性别和谐度是挑选参评因素的必选项，对各 评价因子进行权重时应赋值最高，它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反映中国社会的和谐度。但是在城市 或乡村的主干道上有关和谐的各种标语横幅，就是没有直接提到社会性别关系的和谐，惟有 在手机短信和网络上流传反映男性主体欲望或者男性立场的女性主体的多重性关系和谐。
如果以社会性别的概念，将男性主体与女性主体作为有意识的物质载体分派到阶层和谐、社 区和谐、部门和谐、城乡和谐、区域和谐、行政和谐等等反映中国社会多元多极多层的和谐 中去，我们不难发现：中国这个极其多元、极其复杂的社会很容易造成国家意识的涣散，尤 其是当前经济起飞的和平年代，国家意识的涣散在没有极端方式的催化下是很难得到加强与 聚合的，若说三十年前或更早用国家主义去弥和多种差异造成的冲突与对抗还能够奏效的话 ，那么随着各种差异的加剧以及新差异的涌现与差异的多重叠合，现在可以用失灵二字来形 容国家主义在消除对抗上的疲软。在凸显社会危机的信号灯日益闪动下，以正统文本的涵盖 评价去聚合不同层叠的性别眼光且分化同一聚合的汇焦光，以“和谐”这个貌似温和的大一 统收归、整理、编排、分类、整合所有的社会因子以臻政通人和的完美局面，这实在是中国 共产党精英男性集体智慧的高水平创见。但是在很多高调的正面宣传面前，我们也不能忽视 “构建和谐社会”容易出现的一些盲点。
缺乏权重赋值的和谐，只能是靠牺牲建立在资源不对等基础上的弱势利益而构筑的强势和谐 ；多元博弈自发的结果只能是大吃小、多吞少、强食弱的主流和谐；所谓正向作用的合力和 谐也只能是掌握话语首发权的精英阶层的理想和谐，也是从原点起跳但又落回原点的男性主 义掌舵之下的国家主义回归或者有复辟之嫌的传统和谐。这种一言堂的和谐巧妙地关闭了女 性主义关于社会性别权力关系的发声器，以静制动地取缔了躁动着公众视野的女性主义参与 式评估行动，不愠不火地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整合力整合掉所有显性或半显性的弱势反 弹，使之箍上操控简易的紧箍咒。带上类似于安全套的“和谐社会建构”有效降低了妊娠反 应的机率，按照男性主体的国家主义优生优育原则保证了最优异的因子在社会母体安全着床 而孕育出符合预设目标的和谐。这种和谐观是传统中庸之道的继承绵续，是一度遭遇现代化 而断裂的重新缝合，但不是强调“尊重不同”的新生和谐而是重申“以和为贵”的传统和谐 ，从而再次肩负延续几千年的“正女”古训，完成社会最基本的两元之定位，展现全球化背 景下新一轮世界权力格局构建中“携手女子”的中国精英男性之超凡与自信——不再因为欧 美的“白色子”有独到的“女子教育之方法”和“女子之权力”而“使自尊自立”进而成为 “真天之骄子”的相形见绌之比较而羡慕，也不再重现因中央之国的沦落而成为二等公民流 露出的自卑且自大的情绪，更不再有效仿谁、进而超越谁、最后也变成谁的“前殖民”男性 主流心理。取而代之的是男性主体的国家主义自以为是地高估当前“男女平权”的状况而沾 沾自喜，但矛盾的是面对女性主体精英阶层咄咄逼人的态势也显得虚弱，面对草根底层女性 主体在工业化浪潮中脱离家庭脱离社区所得到的主体能动性的发展而担忧——这其实也是男 性主体的国家主义面临转型的躁动与不安，借用何春蕤定义的情欲生产力和情欲生产关系的 运作机制，能够看出一些端倪。“情欲生产力和情欲生产关系是在特定历史时段所表达出来 的对抗力量，想要挣脱以便有更多更大的发展便形成情欲生产力这个区块，那些一直想要限 制抓住不能扩张的力量就被称为情欲生产关系。”⑤
其实我们现在的社会，除了弱势群体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外，还有国家都应该有责任和义务来 维护社会的平等与公正，并把这种责任和义务内化为自身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只有关注 来自于草根底层社会性别权力关系状况和社会性别权利意识构建，开辟性别杂音特别是女性 社群权力呼声以及权利需求的绿色通道，当然还有男性主体中被推向边缘化的弱质发音，以 支流去影响主流，打破男性精英阶层的国家主义所架设的隐性霸权和谐。以社会性别概念作 为观察视角、思维逻辑、分析工具、生存和行动方式进而反思调整阶层和谐、社区和谐、部 门和谐、城乡和谐、区域和谐、行政和谐，分析定位这些多元和谐中那些忍受打压、惨遭肢 解以继续的牺牲来顺应强势要求的利益平衡和共赢，至下而上地分清男性主体与女性主体的 体制要求和运作要求，当然也要区别站在女性立场的女性主义和男性立场的女性主义、站在 男 性立场的男性主义和女性立场的男性主义之差异，反对只强调权利的性别公正而淡化权力的 性别分配，以和谐掩盖非和谐、压制非和谐、扼杀非和谐。要真正尊重弱势的话语权和打通 阻碍发声的各种现实渠道，不仅要从国家政治资源上使之文本化，还要注重主体与文本互动 所必须的资源配置的真正落实，以发展渐进的眼光看待和谐，克服受历史传统思维惯性牵制 ，扬弃男性主体的霸权和谐观，平等对待女性主体的社会和谐观。而要真正地落实“性别平 等”，靠“后天之努力”恐怕难以持续，关键的环节已落在“先天之培养”。因为家庭的性 别教育奠定了新生儿性别化的脚本，“初社会”的内卷化又再次将注脚烙深，而后天的觉悟 总是或多或少夹带着先天的惯式，这种不彻底的先天遗留又会影响到下一代的性别培养。“ 性别平等”，乐观地估计在城市至少还需要一代女性的不懈努力，在广大乡村至少还需要三 代女性的连续追求，若还要实现“性别权力对等，社会结构性别的中性化”还有更长的曲折 道路要走。
打破范式架构、僵化静止的主流和谐观，打造“关怀弱势与平衡强势并举、层次分明与彰现 支流结合、融合族群与边界明晰相提、性别差异与政治互补携手”的社会构建和新的和谐社 会观。—— 说到底，就是把女性主体自己看作是整个社会运作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特定的时间与空 间里，努力去站在决策者或操作者的位置，利用国家机器和公民社会的资源，把“构建和谐 社会”的提出当成一个契机，而不是过于专注其男性主体的消声器作用，而自觉地将其内化 为女性主体自我传扬的扩音器，通过主流社会和自身开辟的途径来维护公平，只有这样中国 社会才能日臻和谐。
注释：
①李路路、李汉林：《中国的单位组织——资源、权力与交换》，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②李强：《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的悖论》，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17页至23页，浙江 人民出版社。③④王政、刘禾：《从〈女界钟〉到“男界钟”：男性主体、国族主义与现代性》， 杜芳琴、王政主编《社会性别》第2辑，32页至5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⑤何春蕤：《情欲解放运动的历史分析》，杜芳琴、王政主编《社会性别》第2辑， 167页至17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
〔责任编辑：邵志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