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在宰相赵普的建议下，赵匡胤叠床架屋，设计出一套制度，将政权、财权、兵权统统收归中央，强干弱枝。然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冗官、冗兵、冗费像三座大山，让政权的运转步履蹒跚，使大宋朝仿佛一个营养不良的孩子，腹大如斗，四肢却骨瘦如柴。
　　其实，大宋朝的“怏怏病体”，早在太祖、太宗的时候就已经初露端倪，他们也曾试图改革，比如赵匡胤就曾经打算迁都长安，据山河之险以减少中央驻军数；太宗晚年担心政府浩大的开支会使民生凋敝，责怪官员理财无方。但是，说归说，这三座大山未曾削减丝毫。仁宗时范仲淹以《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措施，但是因为阻挠重重而成效有限。到熙宁年间，有一个人终于坐不住了，他就是王安石。
　　当时的神宗，年轻气盛，即位不久对大宋积弊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于是一上台，就有了变革的冲动。但是，对于一个刚满20岁的毛头小伙子来说，“三座大山”积弊已久，要立刻变革谈何容易。这时，他想到了王安石。
　　王安石出生在地方官家庭，从小随父宦游，对于社会有深刻的体察，因此青年时就立下了“矫世变俗”的理想。在鄞县做官时，他先进行了一个小范围的试验，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有了成功经验，他刚到京城任职不久，便给仁宗呈上了万言书，陈述自己的改革主张。然而，仁宗垂垂老矣，改革的心火早已经熄灭，就把王安石的万言书扔到了一旁，不料却被当时还是太子的赵顼看到了。赵顼平时喜读《韩非子》，对于“富国强兵”之术颇为崇拜，这时看到王安石的万言书，不啻找到了知音。因此，登基不久就启用王安石，从江宁知府到翰林学士再到宰相，王安石以火箭一样的速度进入了权力中枢。
　　王安石如此快的上升速度让老臣们有点看不过眼，三朝老臣韩琦认为王安石做翰林学士有余，做宰辅则不足。老臣富弼也不同意任用王安石，而推荐了崇尚无为而治的文彦博。其他人更是以“护前自用”、“论议迂阔”、“狷狭少容”等理由来反对。如潮的异议，更激发了神宗的决心，熙宁二年（1069），他即委任王安石，开始变法。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神宗接受王安石的建议，任用了吕惠卿、沈括等一批拥护新法的人。由此，拥护新法与反对新法的人逐渐形成了新旧两党，展开了一系列的政治斗争。
　　变法启动之初，神宗召集大臣商议，王安石提出了“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观点，而司马光当即反驳，他说：“天地间的财物有限，总量只有这么多，不在民间就在官家。就像雨水一样，如果夏涝了秋天就必定会旱。不加赋而能够让国用足，不过是设法暗地里夺取百姓的利益，其危害甚至比加赋还要严重。”神宗对王安石的观点比较欣赏，因此随后变法事宜紧锣密鼓地展开，政争也在同时进行着。
　　政争的第一个焦点就是关于理财机构的争论。宋初设立的理财机构是三司，与掌军事的枢密院、掌民政的中书成为皇帝驾驭的三驾马车。此外，皇帝自己还设立了“内藏”，初衷是用于国家的不时之需。然而，经过几代的发展，三驾马车各行其是，无节制地扩充自身机构，国家的开销反而越来越大，“内藏”也蜕变为皇帝的私库，所以三司经常陷入無法全面统筹安排国家经济计划、入不敷支出的尴尬境地。
　　王安石看到了这些弊端，上台后即新设了制置三司条例司，成为三司的上级机构，用来统筹财政，而且后来由他亲自负责。这个机构的设置恢复了古代“宰执制国用”的传统，减小了三司权力的同时，扩大了宰相的职权，打破了宋初以来的财政与政治架构。这样的改革非同小可，引起了旧党的强烈反对。
　　司马光认为治理天下就像住屋子，没有出大的毛病就不需要另外去造，哪里坏了修补一下就行，就像理财机构，如果三司的长官不才，罢免了另选合适的人就可以了，而不是让宰相来干预它的职能。所以他多次上书请求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否则“天下之人咸被其害”。吕公著、苏轼等人也认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一来名分不正，二来宰相干预财权，权力过重，有可能重蹈指鹿为马那样的覆辙。
　　旧党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新机构在运作过程中，除了三司用普通税收来填充、内藏用山海盐铁等专卖事业的税收填充外，王安石又在各地建立了封桩库，是从地方的税收之外收取填充的，由地方官员管理，但是使用时需要由皇帝和宰相同意。这样的机构设置，加强了国家对财政的控制，对于克服三司理财的弊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额外的负担也常使地方政府财政支绌，为了维持运转，只好向民索取，反而更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旧党的陈次升就曾犀利地指出了这一点。
　　关于这次变法的争论遍布朝野，很多文人间的争论之辞甚至都到了骂街的地步。除了财税之争，政争的第二个焦点就是兼并与抑制兼并的论争。宋初优待官僚士大夫阶层，实行了不抑兼并的国策，而王安石的变法则带有明显的抑制兼并的特征。
　　比如青苗法，是在每年需要播种或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可以按自愿的原则向官府借贷钱物，收货后连本带息归还，其目的是抑制民间的高利贷盘剥。市易法就是在京城设立市易务，平价买入商人滞销商品，再批发给商贩贩卖，同时也向商人提供贷款，实际上就是将商品批发收归国营。
　　募役法是由过去按户等轮流充当差役，改为政府雇人、民户出钱的方式，过去有免役特权的人现在也需要出钱，农民被解放出来专心种田。这样的做法，在抑制兼并上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执行中却远没有设想的那么完美。青苗法施行之初，上级下达硬指标，下级为了完成任务，不管农户是否需要，均强硬借给，秋后不论丰歉，均强行讨债，导致一些富户破产、穷户更甚；市易法之下，商人做买卖不再是自由竞争，而需要通过官员层层审批，交易中需要贿赂官员使得成本增加，因此也导致了物价上涨；募役法在征收雇差役的钱之外，允许各地加收一定比例的宽剩钱，以备荒年雇役之用，如果说以往农户轮流服役的话，每户还可以有个轮流的周期，而现在变成了年年缴纳役钱，家庭负担反而加重了。加上在执行过程中用人的偏差，许多地方官员为了政绩，常常横征暴敛，因此搞得民间怨声载道。旧党搜集地方资料，对改革开始有据地质疑。
　　知谏院的范纯仁奏请罢均输法，说均输“将笼诸路杂货，渔夺商人毫末之利”；翰林学士范镇认为实行“青苗法”是变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与多取，犹五十步与百步”，认为贫富差别由来已久，青苗钱强行配给富户，并要求富户给穷户担保，穷户还不了要由富户偿还，是要让富户变贫；苏辙则认为在不抑兼并的政策下，富人能安其富而不蛮横，穷人能安其贫而不至于匮乏，那么贫富差别就是比较正常的，这样国家才能长久；吕陶则看到了免役钱的危害，地方官员在征收过程中，除了募役钱和20%的宽剩钱之外，还将役钱中包含的很多事项单独列举出许多名目征收，大大加重了百姓负担，让贫户更加贫困了。
　　这两大焦点的背后，反映的是新旧两党在理财观念和变法目的上的龃龉。新党实质上是想通过全新机构和各项新的法令，将理财权完全收归国家，无论是经商、募役还是青苗钱，国家有权力做后盾、实行垄断，做的都是稳赚不赔的买卖，所以即使富者破产、贫者破家，国家的收入并不会减少。而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富国强兵，改变宋朝以来对外软弱的现状，实现神宗“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的目的。
　　旧党当然对社会的积弊也是清楚的，比如富弼、韩琦等老臣都曾参与过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他们当然也有除时弊的愿望，但他们更愿意在维护现有社会秩序的基础上进行点点滴滴的修补，对于理财他们认为应该通过节流实现，通过这样的修补，实现儒家那种“修文德以来之”的治世局面。所以他们没有进步与倒退之别，只是政见不同而已。
　　司马光曾给王安石写了三封长信——《与王介甫书》责难王安石，“今介甫为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列举实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恢复旧制。
　　王安石则写了《答司马谏议书》回复：“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后来两人完全决裂，司马光向皇帝提出辞职，隐居洛阳专心撰写《资治通鉴》。
　　王安石变法6年之后，安上门监郑侠画《流民图》呈给神宗，画中流民或带枷锁、或吃草根，反映了旱灾下的惨况。郑侠说这些都是王安石变法造成的，神宗深受震动，对变法产生了怀疑，加之司马光上书分析朝政缺失，神宗最终动摇，于次年将王安石罢相。王安石被罢免后，韩绛、吕惠卿等人继续执行变法政策，由于吕惠卿师心自用，引起大臣不满，一年后王安石复职。但仅过了几个月，王安石因为爱子王雱病逝，遂退隐金陵，不再过问政事。
　　对于王安石的改革，历史学家黄仁宇评论：“早我们之前900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世界其他地方提出。但现代金融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之统治所及概要全部包含，又不容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与之分庭抗礼。”这恐怕是对这次变法切中要害的评价。
　　（转载自《读者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