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清代才女鲍之蕙的诗词包蕴着丰富的性别文化信息，独具研究价值。首先，鲍之蕙、张铉夫妇的诗词创作互动契合中国传统阴阳文化，且存在对传统界定的超越与升华；其次，社交优势与出游机会使得鲍之蕙具有一定的胆识才力，但在男性占据评价主导权的诗歌世界中，女性能否真正自觉依然是未知数；最后，以鲍之蕙为代表的女性诗人因为时代局限，产生了普遍的身份矛盾与才华焦虑，这也反向推动了她们进入“性灵” 书写，以率真灵动的诗风在文学史上留下多彩的一笔。
关键词：鲍之蕙 性别诗学 才女文化
鲍之蕙，字仲姒，又字茴香，丹徒人，生于镇江著名书香世家——京江鲍氏家族，是清乾隆年间有名的女诗人。鲍氏一门三女史唯鲍之蕙因其独特身份与社交优势而最具研究价值：鲍之蕙以袁枚、王文治为良师，以骆绮兰等随园女弟子和闺中至交为益友，与姐姐鲍之兰、妹妹鲍之芬与长兄鲍之钟情深义重，又和眷侣张铉琴瑟和谐，由此构成比大多数清代女性都更为丰富充实的社交与文学创作圈子。圈子中的潜移默化、耳濡目染，形成鲍之蕙私人的创作风格与文学观念。她的诗集《清娱阁吟稿》也在展现诗风的同时，从侧面透露个人生活与心理的隐秘细节。
值得注意的是，鲍之蕙的作诗时期正值清代女诗人创作风潮，上千位女性诗人出版专集，由此发展出“才女文化”。独特的群体现象使人不得不将“性别”这一因素单独提出，探求曾经普遍“失语”的女性如何在文坛留下引人注目的一笔。与此同时，男性作为镜子的相对面，在其中的位置与角色便也成为关注重点。男女双性与女性自觉的多方观照，引出一个隶属文学人类学概念：性别诗学，即在广阔的文化视野与社会构成（在这里就是性别因素及其衍生）中对文学文本研究分析。故当关注对象回归女性诗人本体，性别诗学应当作为鲍之蕙诗词创作研究的合理切入点。
一、吟亦同声，影无独笑——双性互动下阴阳和谐内涵的升华
据清光绪八年（1882）刻本《清娱阁吟稿》统计，鲍之蕙诗集全本共三卷，四百一十三首，诗歌按写诗年代排序，由少女时期一直延伸至老年时期，详细记录了她一生的见闻与思考。相比于同为才女的姐姐鲍之兰、妹妹鲍之芬，鲍之蕙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她有很多诗歌与异性亲友相关，从寄赠家族内部亲朋到献礼族外恩师与知己，涉及的交往對象更多元，设限更宽松。这其中关系最密切且值得深究的就是其丈夫——张铉。夫妻二人的文学互动存在多重内涵意蕴。《清娱阁吟稿》收录的唱和诗歌与联句颇丰，唱和或联句的另一方的诗句同样被载入其中，相互对照，仿佛能重现创作过程中的机锋与巧思，这也成为张铉与鲍之蕙主要的互动交流形式。在此诗集中，夫妇二人共有十三次这样的创作互动，其中唱和诗有《春日偶成寄舸斋》《蓝池原唱》《腊月十五与舸斋山堂对月夜话同用八庚》《再提烟波共泛小照和舸斋韵》，联句有《银峰联句》《甘露寺联句用蒜山晚眺韵》《雨中同舸斋泛湖联句》《夏日园居即事同舸斋联句四首》《同舸斋联句酬和野云姪建赠游越原韵》《春分日得笙山兄手书同舸斋联句代柬》《祝随园先生八十寿同舸斋联句》《晚眺联句》《同舸斋泛舟西溪联句》《偕舸斋过蒜山禅院联句》。总览上述所有诗歌，最多的情境就是夫妇二人携游观景，即兴而作。事实上，张铉本身家境良好，才华出众，与鲍之蕙结为夫妇后，二人才学相当，又无财物之累，山水就成为诗情雅兴与比翼齐飞夙愿的寄托处，仅据诗集内容计算，张铉与鲍之蕙偕同出游的次数就不下十余次。“寥天万里大江澄，佳日斯楼每共登”（《偕舸斋过蒜山禅院联句》），每每共登后，俯瞰之景给他们同样的旷远、自由、舒展之感，夫妇心领神会，便下笔成文，共创佳篇。二人同处，和谐而温馨，而这样一种闲适自在、诗情画意、默契十足的氛围，是二人相处一生的主基调，唱和诗与联句也自然而然成为夫妻感情经营的主要工具。
鲍之蕙夫妇的相处模式还存在更深层次的意义挖掘，即传统阴阳和谐观念的完美贯彻。二人世界的妙趣固然适宜独享，但是如果目光仅仅停留在你侬我侬、携游相伴，人就只能感动于才子佳人的俗套情节，不值一提。事实上，从夫妇二人的文学创作中，还可以看到另外一面。以联句为切入口探究，在以上列举的所有联句中，可以发现除却夫妻二人伴同旅行的即兴诗作，还有另一类作品：《同舸斋联句酬和野云姪建赠游越原韵》《春分日得笙山兄手书同舸斋联句代柬》《祝随园先生八十寿同舸斋联句》，它们体现联句的另一功用：答谢应酬。答谢应酬用于社交场合，而二人所处的社交场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以家族为基础的文学社交活动。从《清娱阁吟稿》诸家评跋所载“舸斋丈每于花开时招诸同人宴集”，便可看出张铉与鲍之蕙组织或参与此类文学雅集的真实性、频繁性和积极性。以文化家族作为重要力量开展文学活动是清代江南文坛的一个显著现象。a这里的“家族文学活动”其实可以延伸为两种可能：一是现实意义上家族对家族的文学创作交流，二是赋予个人以家族的象征，任何社交场合文学创作的表现即家族的影射。张铉家族与鲍之蕙家族均为镇江本地书香名门，以文学创作为名的团体社交活动，十分符合文化家族的阶层趣味与利益需求，包含对维系巩固自身的影响力、声名与人脉圈的考量。由此可见，这一以家族为基本单位的团体文化活动，以及由此延伸的个人行为，都不是简单的私人交往问题，或多或少都肩负维护封建家族体系的责任；诗词创作的优劣也不是单纯的个人水平问题，明里暗里都成为衡量家族整体礼仪文化素养的重要指标。那么谁最能代表家族完成这个重要“任务”？夫妻成为不二人选。注意，此时夫妻已不仅仅是表面“才学相当”“琴瑟和鸣”，而是象征性的表达，以互补的合作关系进入公众视野：鲍之蕙和张铉的每首联句总是由张铉起头并收尾，鲍之蕙穿插其中则承接内容。联句的先后顺序其实就暗含主次，所谓“妻，与夫齐者也”，中国传统两性文化中，男主阳，女主阴，阴辅阳，贤妻之于丈夫必须要起补充辅助的作用。投射在一个家庭里，也就是主外的男主人与主内的妻子，由此构成简化了的家族结构的象征表达（即上文所说的第二种可能），成功展现了一次表演式的文学合作。《清娱阁吟稿》的几篇前序中，李锡恭就从宾客视角描绘这种场景：“凡有唱酬，动关雅故，尝以烟波共泛，图属题，云绿四面，花红一波。吟亦同声，影无独笑……此则高柔贤妻。”“贤妻”二字便暴露了公众对双性关系中女子表现的侧重与衡量。私人化的唱和体验也以这种方式进入了大众的关注范围。 上文已经提及双性互动包含传统阴阳文化的隐喻，且鲍之蕙与张铉夫妇相处模式中存在的阴阳相合现象。杜芳琴在《阴阳乾坤说与中国传统两性文化》中指出：“所谓阴阳和合，既强调男女共处一室的和谐、和乐，又要做到不冒犯秩序伦常而把握住平和持中节制有度。”b夫妻携游、私人化唱和是和谐和乐的完美表达，而社交式创作也因对秩序伦常的精确把控，使双性关系合于传统性别审美。两点已作解答，不再赘述。但是，从鲍之蕙的唱和诗中，依然能把握新的潜在表达——精神依恋。
以一组唱和诗为例：
腊月十五与舸斋山堂对月夜话同用八庚
庭空地白两心清，闲数人间不朽名。
唯愿吾曹常笑语，何须儿辈作公卿。
寒轻此夜春将至，圆到今番客倍惊。
坐待明辉偏林木，好随疏影绕廊行。
舸斋作
今年月剩此宵清，但饮何求死后名。
乐志有妻同北郭，闭关无客访元卿。
烟霞娱老人宁妒，诗酒藏身梦不惊。
忆得独游天海夜，相期秋半共君行。
月光皎皎，四下无声，只有夫妇二人相伴，在最适合敞开心扉的夜间，闲话共同经历的人生与体悟。一个以为人生幸福的标准不是儿孙发迹功成名就，而是相伴的快意与欢笑；一个不在乎名利场的觥筹交错，满足于“有妻同北郭”，还期待着秋半的同游。按次韵之规则道出相同的精神追求，是形式与内容的双重统一，达到双性高度和谐共鸣状态。
高度的和谐共鸣需要陪伴与亲密交流，物理距离的远近对这种关系起决定性作用：
蓝池原唱
新正无事日，幽院峭寒时。
覆砌冬春雪，交檐向背枝。
人如空谷坐，月较上元迟。
梁案催花句，东风昨夜知。
舸斋作
畏寒朝晏起，腊尽试灯时。
客乡寻春屐，禽嬉破冻枝。
影双搔鬓短，句涩放杯迟。
养拙耽闲趣，偏宜旧雨知。
琴瑟和鸣成为习惯，诗句已是二人情感的归宿。一旦相隔两地，鲍之蕙便在寒冷的冬天“人如空谷坐”，百无聊赖，怀着无限思念催促张铉寄来“花句”。而张铉面对远方到来的唱和企盼，却显得文思枯竭、力不从心，“搔鬓”“句涩”，不复交际场上令人艳羡的默契。也就是说，双性的“合”生发共鸣与和谐，“分”却让一切处于反常失和的状态。由此可见，传统概念中的阴阳和谐已经有所变化，相较于日常“夫为妻纲”“阴阳和谐”的传统追求，二人的相处模式脱离基础定义，逐渐演变、深化，最终达到双性互动阴阳和谐的最高境界：精神层面的依赖与互补。
二、胆识过人，才高力伟——女性逐步自觉的可能性
总览鲍之蕙诗词，借用叶燮《原诗》“才、胆、识、力”四大理论，可以发现，鲍之蕙这位女诗人非常符合界定优秀创作主体的标准：对事有识，才华贯穿，再凭借毫不畏缩的胆气，生发为独具特色的笔力。如果说诗人的才气有天资成分，胆气与笔力都可以勤学苦练——这些都属于主观动机与行为——那么唯有“识”所带来的最为独到且深刻的见解，是需要外在客观条件支持与熏陶的，即生活环境、人生经历等。对于鲍之蕙来说，正是她的经历，成就了她诗歌中独到的观察视角与认知深度，而这些特点集中体现在她的纪游诗与诫子诗中。
细究鲍之蕙诗歌的题材，可以发现《清娱阁吟稿》的第一卷多为毫无事件背景、纯粹的咏物诗。原因很简单，闺阁中的年轻女子视野与素材非常有限，她们只能以咏物排遣寂寞，也只能通过咏物锻炼创作能力，展现诗才。但其实除却描写上的工巧与细腻，这些女子很难有实质性的创作突破，鲍之蕙也是如此。幸运的是，使鲍之蕙脱离平庸群体、走向卓越的转变来得十分及时。据刘合媛《清代中期京江鲍氏三女史诗词研究》考证，鲍之蕙早在乾隆三十七年，即年仅十六岁时，就与母亲陈蕊珠和妹妹鲍之芬一起前往兄长鲍之钟在北京的官邸。c车马劳顿，从江南富贵温柔乡到威严宏伟的京城，在时间、空间以及感官上，都存在极大的跨度。这对一个尚处妙龄、带有几分青涩的闺中少女，无疑有极其深刻的印象与重大的影响。事实上，人生首次出游经历使年轻的鲍之蕙留下五首诗作以述见闻，足见其好奇与兴奋。有理由相信，这次出游养成了鲍之蕙一生“逍遥游”的癖好，使原本封闭在围墙之中的内向情感逐渐外露。尤其是嫁与张铉后，她开始拥有大量的游览机会，思维心智随着时间推进一步步成长成熟，囿于小天地的精微关注渐渐指向天地万物，下笔更大气，纵向与横向共同发展。直到后期，格局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须臾黑飚吹海立，飒沓似策扶桑鳌。灵胥怒乘云雾至，素车白马纷翔翱。初疑水犀连鸟喙，六千君子戈矛鏖。又疑阳侯弄风雨，扬波激浪撼斗杓。”（《钱塘观潮》）想象雄奇瑰丽，节奏紧凑，钱塘江潮之波澜壮阔、震撼人心跃然纸上。这种对总体氛围的把握与前后情感的调度，十分纯熟，简直无法想象是一位女子的手笔。而“岧荛鹫岭与云齐，海日江潮入望低。一自理公埋骨后，至今峰下少猿啼”（《靈隐寺》），思古幽情中带有浑厚的历史沧桑感，这也需要经岁月沉淀，留下个人底蕴。纪游诗中多样的描写效果、情感表达与思想内涵，从类似启蒙的外在熏陶开始，呈现出复杂而有趣的图景，读者在其中能看到一个不断观察思索的独立个体。
另一值得分析的诗歌题材是鲍之蕙的诫子诗。鲍之蕙与张铉有四子：张澂、张沄、张灏、张湉。书香门第的传统、父母本身杰出才华以及优良的物质条件，使得四子在教育方面得到了相对优势的资源。而这其中，母教作为启蒙教育的基础，一直以来都对下一代成长成才有着重要意义。几千年历史形成了传统母教的特点：性质上辅助父教，行动上督促学业、规范行为，内容上以仁义忠恕思想为主导，不离儒家思维与礼教。例如耳熟能详的“孟母三迁”“岳母刻字”，都是最标准的母教范本。但不能忽视的是，传统母教多阐述最为表层的通识性道理与大众观念，实际自我思维并不突出，也就是说，施教者个人被过分标签化，长此以往，“母”其实就成了文化统治权威的变相存在。而鲍之蕙提供了一种可能来突破程式化——包含个性的诗教。《清娱阁吟稿》共载两首诫子诗：《话山亭示儿子沄》 《偶成书示儿辈》。数量不多，但都足够有内蕴。以《话山亭示儿子沄》为例，鲍之蕙开篇定调，向儿子展现危亭之上、俯仰之间的奇伟景致；敞开胸襟，虚怀若谷，向张沄呈现洒脱与开明的母亲形象。之后，她便可以将自己与丈夫共同的生活态度、观念与方式自然输出：“汝父癖烟霞，素与渔樵同。我年未半百，鬓发将如蓬。终当遂初心，共泛烟波中。”看似无欲无求，只醉心山水，闲散甚至有几分消极，但其中机巧就在“初心”。“父”之癖，“我”之留恋年华，实际所指就是对初心的维护以及对本心的修持。这就是接下来要告诉张沄的人生道理：“尔曹年尚稚，学业宜力攻。穷达非所知，但求明德崇。试看古传人，何分士与农。” 即致力于学业并不为名利等身外物，而是指向自我，顺应最本真追求的同时，以“明德崇”使心灵更加高尚纯洁，因为区别人的从不是地位阶层，而是自我心灵的高度与广度。纵览全诗，鲍之蕙教子没有枯燥说教人尽皆知的大道理；相反，她拥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循循善诱，推己及人。尤其难得的是她在教诲中融入独到人生见解，极具个人主张，如此母教，与其说讲道理，不如说用人格魅力感染下一辈。 然而，鲍之蕙诗歌中这些令人惊喜的细节并不足以让人觉醒，男性的绝对话语权使女性是否真正拥有自觉倾向成为未知数。几千年来，男性主导诗坛，也构建了一整套诗歌评判话语体系。他们会以自己的认知为准则，看待女性心理及女性诗作。例如，“男子作闺音”的普遍现象就是一种误解，男诗人在寄托自己政治意图的同时，表现出的是对闺阁女性生活的恣意遐想与主观臆断。在《清娱阁吟稿》记载的诗评中也能看到这种端倪：亲友对鲍之蕙诗词的分析里，“脂粉气”“剪翠裁红”一类的词出现频率较高，而很多对其诗词的嘉奖都是在对这些词加以否定。李锡恭就评价其“凡集中流连光景，凭眺山水诸作，无一语涉香奁体，无一字染脂粉气”，即否认既定认知里的只知风花雪月、小家碧玉的女子形象，抬高带有“英气”的巾帼风姿，如兄长鲍之钟面对好学上进的妹妹，看法与印象就是“俨然弟子员也”。但事实上，上文以男性个人精神为中心的闺怨诗并不能代表真正的闺阁之音，对去脂粉化诗词的肯定，就是在鼓励女诗人模仿男性创作传统。他们没有正确界定女性诗人创作，又无法给予具有明确方向的鼓励指导，故而人们有理由相信，虽然鲍之蕙诗词展现了独到见解与过人胆识，但真正的女诗人之精神和独特诗歌创作似乎并未完全成形。
三、身份矛盾，才华焦虑——女性走向“性灵”书写
由上文例证可知，外部熏陶和内在素养共同塑造了鲍之蕙，并使她从一般闺秀中脱颖而出，通过诗篇静静地编织才气的光环。虽然封建时期女子思想普遍存在局限，但没人能断然否认，上述所有可能也是一种女性自我意识萌芽的侧面表现与征兆。而鲍之蕙不仅拥有一定的自我才华认知，还在尝试培养她的文学创作能力，甚至愿意在此领域有更大的发展，其间她必定需要提点指导的前辈：王梦楼和袁枚。鲍之蕙与王梦楼一直维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王梦楼总能看透鲍之蕙诗作的精妙处，给出独到的点评。《清娱阁吟稿》前序记载王梦楼对其诗歌的分析：“予尝谓夫人诗律细于令兄，令兄不服，今细玩尊稿益觉予前言非谬。七言古最难在章法，如《登金山塔》一篇，前后匀称，虽大名家亦不多有。”连兄长鲍之钟都“不服”，他却坚持“前言非谬”，可见就他对鲍之蕙创作的了解程度，王梦楼堪称唯一知己。这一点得到鲍之蕙本人的承认，她也十分珍视这段关系，所以王梦楼去世时鲍之蕙才会悲叹：“遽闻归净土，谁复指迷津。”（《王梦楼先生挽辞》）另一异性、文坛巨匠袁枚，是鲍之蕙真正意义上的老师。作为随园女弟子之一，鲍之蕙对恩师表现出绝顶崇拜的态度。“早岁心仪在鲤庭，廿年天半仰文星”（《随园先生道过里门以卧病未获晋谒口占一律奉呈》）、“应知无限栽培意，好与流传到子孙”（《随园先生见惠翠柏黄杨二盆走笔奉谢》）等诗句，语气谦恭，态度极其诚恳，对老师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她的诗词多处都存在这种倾慕之感。分析鲍之蕙对这二人的情感态度，不论珍视还是敬仰，都给人感觉注入了全部的真情实感，甚至有过分依恋的倾向，这是一般社交关系不能达到的程度。其实，鲍之蕙这种心理产生的根源，就是她自身存在的身份矛盾、不确定是否拥有并施展才华的焦虑感。
进一步分析，矛盾和焦虑感反映的是理想身份与现实身份的冲突。部分觉醒的自我意识使鲍之蕙重视才华，并自然而然认可了自己的诗人身份，于是她努力汲取营养，提升自我创作水平。鲍之钟就曾在诗集前序中描述其“卷帙分批杂罗于妆台奁具间”，可见她对博览群书、锻炼文学创作水平的渴望，上文积极向师友学习，同样出于这种心理。但事实总不能如愿，女子本分、生活琐屑事物与才华的施展之间，必然存在龃龉。“扶床儿女催年长，插架琴书笑客慵。自分不才无过想，停针闲作砚田农”（《春日园居有感》），就道出了知识女性理想身份（诗人）和现实身份（妻子、母亲）在时间、精力、观念上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人的精力有限，女性为了完成传统世俗规定的分内之事，将时间大量分配给“扶床儿女”及家族事务，只有趁着空隙才能“闲作砚田农”，哪怕出游社交频繁的鲍之蕙也无法免俗。锻炼创作能力的机会被压缩，得到的成果当然也不甚理想，这就促使她怀疑自己是否具备“诗人”的能力与才华，陷入动摇、否定、灰心、消极的状态。但与此同时，无法掩饰的天性与后天熏陶的气质，又时刻牵动着她的不甘、期待与野心，因而产生了“游迹旧曾经上国，诗名敢望著南徐。年来学殖多荒落，偷取余闲读父书”（《三十初度自序》）这样自我肯定后寻求提升的诗句，但其实字里行间依然透露出才华焦虑。鲍之蕙就在身份的不确定中摇摆不定，故而非常需要外界的帮助指点。她虽然社交较为广泛，但交往的这些人中，能够实实在在帮助她完成文学梦想的只有袁枚、王梦楼。女弟子本身的时间短缺、空间与身份局限使之更加珍惜师生情缘，最终达到一种绝对尊崇或深切依恋的状态。
时代大背景和自身经历，使鲍之蕙内心充满复杂矛盾的情感纠葛。而所有郁结于心的情绪都需要有宣泄的出口，对于鲍之蕙来说，最熟悉亲切的出口当然是诉诸笔端，这便进一步促进她的创作风格演化成形——独特的性灵书写。袁枚作为性灵派代表人物，为随园女弟子鲍之蕙提供正宗且深入的指导。鲍之蕙尊敬袁枚，并拥有文学创作梦想，于是她在潜移默化中继承性灵派诗学观，并融入创作实践。所谓“独抒性灵，语出自然”，性灵派要求诗词创作凸显人的真情、个性与诗才。通过上文的分析，鲍之蕙诗词包含细腻的心灵动向、独到的个人见解和杰出的才情，吴烜将其高度概括为“其旨隽，其词洁，其虑密，其藻芬”，可以说鲍之蕙明显具有进入性灵书写的优势。如果将眼光进一步放大到整个清代才女群体，把这些可爱的女诗人同我们所熟知的同时代文人对比，就能发现，普遍存在于她们身上的身份矛盾与眼界局限，反而使她们缺乏功利性目的和过度的藻饰，一切都是出于对诗歌创作本身的热爱，一切都源于对人生遭际的体悟。就像贾宝玉那句“女儿是水做的”，她们的诗歌同样也流露出灵动、明澈、柔软、轻巧，或许单纯自然的表达就是理论摹想的最高境界。以鲍之蕙为代表、追随袁枚的才女们，开辟了性灵派独特的一角，在较宽松的时代环境里，在文学史长河中，靜静追寻关于诗词的理想。
a 罗时进：《清代江南文化家族雅集与文学创作》，《文学遗产》2009年第2期。
b 杜芳琴：《阴阳乾坤说与中国传统两性文化》，《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c 刘合媛：《清代中期京江鲍氏三女史诗词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1》。
参考文献：
[1]鲍之蕙.清娱阁吟稿[M].清光绪八年（1882）刻本.
[2] 王英志.性灵派研究[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
基金项目： 本课题为江苏大学第十八批大学生科研立项资助项目
作 者： 张凝宁，江苏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本科生。
编 辑： 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
关键词：鲍之蕙 性别诗学 才女文化
鲍之蕙，字仲姒，又字茴香，丹徒人，生于镇江著名书香世家——京江鲍氏家族，是清乾隆年间有名的女诗人。鲍氏一门三女史唯鲍之蕙因其独特身份与社交优势而最具研究价值：鲍之蕙以袁枚、王文治为良师，以骆绮兰等随园女弟子和闺中至交为益友，与姐姐鲍之兰、妹妹鲍之芬与长兄鲍之钟情深义重，又和眷侣张铉琴瑟和谐，由此构成比大多数清代女性都更为丰富充实的社交与文学创作圈子。圈子中的潜移默化、耳濡目染，形成鲍之蕙私人的创作风格与文学观念。她的诗集《清娱阁吟稿》也在展现诗风的同时，从侧面透露个人生活与心理的隐秘细节。
值得注意的是，鲍之蕙的作诗时期正值清代女诗人创作风潮，上千位女性诗人出版专集，由此发展出“才女文化”。独特的群体现象使人不得不将“性别”这一因素单独提出，探求曾经普遍“失语”的女性如何在文坛留下引人注目的一笔。与此同时，男性作为镜子的相对面，在其中的位置与角色便也成为关注重点。男女双性与女性自觉的多方观照，引出一个隶属文学人类学概念：性别诗学，即在广阔的文化视野与社会构成（在这里就是性别因素及其衍生）中对文学文本研究分析。故当关注对象回归女性诗人本体，性别诗学应当作为鲍之蕙诗词创作研究的合理切入点。
一、吟亦同声，影无独笑——双性互动下阴阳和谐内涵的升华
据清光绪八年（1882）刻本《清娱阁吟稿》统计，鲍之蕙诗集全本共三卷，四百一十三首，诗歌按写诗年代排序，由少女时期一直延伸至老年时期，详细记录了她一生的见闻与思考。相比于同为才女的姐姐鲍之兰、妹妹鲍之芬，鲍之蕙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她有很多诗歌与异性亲友相关，从寄赠家族内部亲朋到献礼族外恩师与知己，涉及的交往對象更多元，设限更宽松。这其中关系最密切且值得深究的就是其丈夫——张铉。夫妻二人的文学互动存在多重内涵意蕴。《清娱阁吟稿》收录的唱和诗歌与联句颇丰，唱和或联句的另一方的诗句同样被载入其中，相互对照，仿佛能重现创作过程中的机锋与巧思，这也成为张铉与鲍之蕙主要的互动交流形式。在此诗集中，夫妇二人共有十三次这样的创作互动，其中唱和诗有《春日偶成寄舸斋》《蓝池原唱》《腊月十五与舸斋山堂对月夜话同用八庚》《再提烟波共泛小照和舸斋韵》，联句有《银峰联句》《甘露寺联句用蒜山晚眺韵》《雨中同舸斋泛湖联句》《夏日园居即事同舸斋联句四首》《同舸斋联句酬和野云姪建赠游越原韵》《春分日得笙山兄手书同舸斋联句代柬》《祝随园先生八十寿同舸斋联句》《晚眺联句》《同舸斋泛舟西溪联句》《偕舸斋过蒜山禅院联句》。总览上述所有诗歌，最多的情境就是夫妇二人携游观景，即兴而作。事实上，张铉本身家境良好，才华出众，与鲍之蕙结为夫妇后，二人才学相当，又无财物之累，山水就成为诗情雅兴与比翼齐飞夙愿的寄托处，仅据诗集内容计算，张铉与鲍之蕙偕同出游的次数就不下十余次。“寥天万里大江澄，佳日斯楼每共登”（《偕舸斋过蒜山禅院联句》），每每共登后，俯瞰之景给他们同样的旷远、自由、舒展之感，夫妇心领神会，便下笔成文，共创佳篇。二人同处，和谐而温馨，而这样一种闲适自在、诗情画意、默契十足的氛围，是二人相处一生的主基调，唱和诗与联句也自然而然成为夫妻感情经营的主要工具。
鲍之蕙夫妇的相处模式还存在更深层次的意义挖掘，即传统阴阳和谐观念的完美贯彻。二人世界的妙趣固然适宜独享，但是如果目光仅仅停留在你侬我侬、携游相伴，人就只能感动于才子佳人的俗套情节，不值一提。事实上，从夫妇二人的文学创作中，还可以看到另外一面。以联句为切入口探究，在以上列举的所有联句中，可以发现除却夫妻二人伴同旅行的即兴诗作，还有另一类作品：《同舸斋联句酬和野云姪建赠游越原韵》《春分日得笙山兄手书同舸斋联句代柬》《祝随园先生八十寿同舸斋联句》，它们体现联句的另一功用：答谢应酬。答谢应酬用于社交场合，而二人所处的社交场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以家族为基础的文学社交活动。从《清娱阁吟稿》诸家评跋所载“舸斋丈每于花开时招诸同人宴集”，便可看出张铉与鲍之蕙组织或参与此类文学雅集的真实性、频繁性和积极性。以文化家族作为重要力量开展文学活动是清代江南文坛的一个显著现象。a这里的“家族文学活动”其实可以延伸为两种可能：一是现实意义上家族对家族的文学创作交流，二是赋予个人以家族的象征，任何社交场合文学创作的表现即家族的影射。张铉家族与鲍之蕙家族均为镇江本地书香名门，以文学创作为名的团体社交活动，十分符合文化家族的阶层趣味与利益需求，包含对维系巩固自身的影响力、声名与人脉圈的考量。由此可见，这一以家族为基本单位的团体文化活动，以及由此延伸的个人行为，都不是简单的私人交往问题，或多或少都肩负维护封建家族体系的责任；诗词创作的优劣也不是单纯的个人水平问题，明里暗里都成为衡量家族整体礼仪文化素养的重要指标。那么谁最能代表家族完成这个重要“任务”？夫妻成为不二人选。注意，此时夫妻已不仅仅是表面“才学相当”“琴瑟和鸣”，而是象征性的表达，以互补的合作关系进入公众视野：鲍之蕙和张铉的每首联句总是由张铉起头并收尾，鲍之蕙穿插其中则承接内容。联句的先后顺序其实就暗含主次，所谓“妻，与夫齐者也”，中国传统两性文化中，男主阳，女主阴，阴辅阳，贤妻之于丈夫必须要起补充辅助的作用。投射在一个家庭里，也就是主外的男主人与主内的妻子，由此构成简化了的家族结构的象征表达（即上文所说的第二种可能），成功展现了一次表演式的文学合作。《清娱阁吟稿》的几篇前序中，李锡恭就从宾客视角描绘这种场景：“凡有唱酬，动关雅故，尝以烟波共泛，图属题，云绿四面，花红一波。吟亦同声，影无独笑……此则高柔贤妻。”“贤妻”二字便暴露了公众对双性关系中女子表现的侧重与衡量。私人化的唱和体验也以这种方式进入了大众的关注范围。 上文已经提及双性互动包含传统阴阳文化的隐喻，且鲍之蕙与张铉夫妇相处模式中存在的阴阳相合现象。杜芳琴在《阴阳乾坤说与中国传统两性文化》中指出：“所谓阴阳和合，既强调男女共处一室的和谐、和乐，又要做到不冒犯秩序伦常而把握住平和持中节制有度。”b夫妻携游、私人化唱和是和谐和乐的完美表达，而社交式创作也因对秩序伦常的精确把控，使双性关系合于传统性别审美。两点已作解答，不再赘述。但是，从鲍之蕙的唱和诗中，依然能把握新的潜在表达——精神依恋。
以一组唱和诗为例：
腊月十五与舸斋山堂对月夜话同用八庚
庭空地白两心清，闲数人间不朽名。
唯愿吾曹常笑语，何须儿辈作公卿。
寒轻此夜春将至，圆到今番客倍惊。
坐待明辉偏林木，好随疏影绕廊行。
舸斋作
今年月剩此宵清，但饮何求死后名。
乐志有妻同北郭，闭关无客访元卿。
烟霞娱老人宁妒，诗酒藏身梦不惊。
忆得独游天海夜，相期秋半共君行。
月光皎皎，四下无声，只有夫妇二人相伴，在最适合敞开心扉的夜间，闲话共同经历的人生与体悟。一个以为人生幸福的标准不是儿孙发迹功成名就，而是相伴的快意与欢笑；一个不在乎名利场的觥筹交错，满足于“有妻同北郭”，还期待着秋半的同游。按次韵之规则道出相同的精神追求，是形式与内容的双重统一，达到双性高度和谐共鸣状态。
高度的和谐共鸣需要陪伴与亲密交流，物理距离的远近对这种关系起决定性作用：
蓝池原唱
新正无事日，幽院峭寒时。
覆砌冬春雪，交檐向背枝。
人如空谷坐，月较上元迟。
梁案催花句，东风昨夜知。
舸斋作
畏寒朝晏起，腊尽试灯时。
客乡寻春屐，禽嬉破冻枝。
影双搔鬓短，句涩放杯迟。
养拙耽闲趣，偏宜旧雨知。
琴瑟和鸣成为习惯，诗句已是二人情感的归宿。一旦相隔两地，鲍之蕙便在寒冷的冬天“人如空谷坐”，百无聊赖，怀着无限思念催促张铉寄来“花句”。而张铉面对远方到来的唱和企盼，却显得文思枯竭、力不从心，“搔鬓”“句涩”，不复交际场上令人艳羡的默契。也就是说，双性的“合”生发共鸣与和谐，“分”却让一切处于反常失和的状态。由此可见，传统概念中的阴阳和谐已经有所变化，相较于日常“夫为妻纲”“阴阳和谐”的传统追求，二人的相处模式脱离基础定义，逐渐演变、深化，最终达到双性互动阴阳和谐的最高境界：精神层面的依赖与互补。
二、胆识过人，才高力伟——女性逐步自觉的可能性
总览鲍之蕙诗词，借用叶燮《原诗》“才、胆、识、力”四大理论，可以发现，鲍之蕙这位女诗人非常符合界定优秀创作主体的标准：对事有识，才华贯穿，再凭借毫不畏缩的胆气，生发为独具特色的笔力。如果说诗人的才气有天资成分，胆气与笔力都可以勤学苦练——这些都属于主观动机与行为——那么唯有“识”所带来的最为独到且深刻的见解，是需要外在客观条件支持与熏陶的，即生活环境、人生经历等。对于鲍之蕙来说，正是她的经历，成就了她诗歌中独到的观察视角与认知深度，而这些特点集中体现在她的纪游诗与诫子诗中。
细究鲍之蕙诗歌的题材，可以发现《清娱阁吟稿》的第一卷多为毫无事件背景、纯粹的咏物诗。原因很简单，闺阁中的年轻女子视野与素材非常有限，她们只能以咏物排遣寂寞，也只能通过咏物锻炼创作能力，展现诗才。但其实除却描写上的工巧与细腻，这些女子很难有实质性的创作突破，鲍之蕙也是如此。幸运的是，使鲍之蕙脱离平庸群体、走向卓越的转变来得十分及时。据刘合媛《清代中期京江鲍氏三女史诗词研究》考证，鲍之蕙早在乾隆三十七年，即年仅十六岁时，就与母亲陈蕊珠和妹妹鲍之芬一起前往兄长鲍之钟在北京的官邸。c车马劳顿，从江南富贵温柔乡到威严宏伟的京城，在时间、空间以及感官上，都存在极大的跨度。这对一个尚处妙龄、带有几分青涩的闺中少女，无疑有极其深刻的印象与重大的影响。事实上，人生首次出游经历使年轻的鲍之蕙留下五首诗作以述见闻，足见其好奇与兴奋。有理由相信，这次出游养成了鲍之蕙一生“逍遥游”的癖好，使原本封闭在围墙之中的内向情感逐渐外露。尤其是嫁与张铉后，她开始拥有大量的游览机会，思维心智随着时间推进一步步成长成熟，囿于小天地的精微关注渐渐指向天地万物，下笔更大气，纵向与横向共同发展。直到后期，格局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须臾黑飚吹海立，飒沓似策扶桑鳌。灵胥怒乘云雾至，素车白马纷翔翱。初疑水犀连鸟喙，六千君子戈矛鏖。又疑阳侯弄风雨，扬波激浪撼斗杓。”（《钱塘观潮》）想象雄奇瑰丽，节奏紧凑，钱塘江潮之波澜壮阔、震撼人心跃然纸上。这种对总体氛围的把握与前后情感的调度，十分纯熟，简直无法想象是一位女子的手笔。而“岧荛鹫岭与云齐，海日江潮入望低。一自理公埋骨后，至今峰下少猿啼”（《靈隐寺》），思古幽情中带有浑厚的历史沧桑感，这也需要经岁月沉淀，留下个人底蕴。纪游诗中多样的描写效果、情感表达与思想内涵，从类似启蒙的外在熏陶开始，呈现出复杂而有趣的图景，读者在其中能看到一个不断观察思索的独立个体。
另一值得分析的诗歌题材是鲍之蕙的诫子诗。鲍之蕙与张铉有四子：张澂、张沄、张灏、张湉。书香门第的传统、父母本身杰出才华以及优良的物质条件，使得四子在教育方面得到了相对优势的资源。而这其中，母教作为启蒙教育的基础，一直以来都对下一代成长成才有着重要意义。几千年历史形成了传统母教的特点：性质上辅助父教，行动上督促学业、规范行为，内容上以仁义忠恕思想为主导，不离儒家思维与礼教。例如耳熟能详的“孟母三迁”“岳母刻字”，都是最标准的母教范本。但不能忽视的是，传统母教多阐述最为表层的通识性道理与大众观念，实际自我思维并不突出，也就是说，施教者个人被过分标签化，长此以往，“母”其实就成了文化统治权威的变相存在。而鲍之蕙提供了一种可能来突破程式化——包含个性的诗教。《清娱阁吟稿》共载两首诫子诗：《话山亭示儿子沄》 《偶成书示儿辈》。数量不多，但都足够有内蕴。以《话山亭示儿子沄》为例，鲍之蕙开篇定调，向儿子展现危亭之上、俯仰之间的奇伟景致；敞开胸襟，虚怀若谷，向张沄呈现洒脱与开明的母亲形象。之后，她便可以将自己与丈夫共同的生活态度、观念与方式自然输出：“汝父癖烟霞，素与渔樵同。我年未半百，鬓发将如蓬。终当遂初心，共泛烟波中。”看似无欲无求，只醉心山水，闲散甚至有几分消极，但其中机巧就在“初心”。“父”之癖，“我”之留恋年华，实际所指就是对初心的维护以及对本心的修持。这就是接下来要告诉张沄的人生道理：“尔曹年尚稚，学业宜力攻。穷达非所知，但求明德崇。试看古传人，何分士与农。” 即致力于学业并不为名利等身外物，而是指向自我，顺应最本真追求的同时，以“明德崇”使心灵更加高尚纯洁，因为区别人的从不是地位阶层，而是自我心灵的高度与广度。纵览全诗，鲍之蕙教子没有枯燥说教人尽皆知的大道理；相反，她拥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循循善诱，推己及人。尤其难得的是她在教诲中融入独到人生见解，极具个人主张，如此母教，与其说讲道理，不如说用人格魅力感染下一辈。 然而，鲍之蕙诗歌中这些令人惊喜的细节并不足以让人觉醒，男性的绝对话语权使女性是否真正拥有自觉倾向成为未知数。几千年来，男性主导诗坛，也构建了一整套诗歌评判话语体系。他们会以自己的认知为准则，看待女性心理及女性诗作。例如，“男子作闺音”的普遍现象就是一种误解，男诗人在寄托自己政治意图的同时，表现出的是对闺阁女性生活的恣意遐想与主观臆断。在《清娱阁吟稿》记载的诗评中也能看到这种端倪：亲友对鲍之蕙诗词的分析里，“脂粉气”“剪翠裁红”一类的词出现频率较高，而很多对其诗词的嘉奖都是在对这些词加以否定。李锡恭就评价其“凡集中流连光景，凭眺山水诸作，无一语涉香奁体，无一字染脂粉气”，即否认既定认知里的只知风花雪月、小家碧玉的女子形象，抬高带有“英气”的巾帼风姿，如兄长鲍之钟面对好学上进的妹妹，看法与印象就是“俨然弟子员也”。但事实上，上文以男性个人精神为中心的闺怨诗并不能代表真正的闺阁之音，对去脂粉化诗词的肯定，就是在鼓励女诗人模仿男性创作传统。他们没有正确界定女性诗人创作，又无法给予具有明确方向的鼓励指导，故而人们有理由相信，虽然鲍之蕙诗词展现了独到见解与过人胆识，但真正的女诗人之精神和独特诗歌创作似乎并未完全成形。
三、身份矛盾，才华焦虑——女性走向“性灵”书写
由上文例证可知，外部熏陶和内在素养共同塑造了鲍之蕙，并使她从一般闺秀中脱颖而出，通过诗篇静静地编织才气的光环。虽然封建时期女子思想普遍存在局限，但没人能断然否认，上述所有可能也是一种女性自我意识萌芽的侧面表现与征兆。而鲍之蕙不仅拥有一定的自我才华认知，还在尝试培养她的文学创作能力，甚至愿意在此领域有更大的发展，其间她必定需要提点指导的前辈：王梦楼和袁枚。鲍之蕙与王梦楼一直维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王梦楼总能看透鲍之蕙诗作的精妙处，给出独到的点评。《清娱阁吟稿》前序记载王梦楼对其诗歌的分析：“予尝谓夫人诗律细于令兄，令兄不服，今细玩尊稿益觉予前言非谬。七言古最难在章法，如《登金山塔》一篇，前后匀称，虽大名家亦不多有。”连兄长鲍之钟都“不服”，他却坚持“前言非谬”，可见就他对鲍之蕙创作的了解程度，王梦楼堪称唯一知己。这一点得到鲍之蕙本人的承认，她也十分珍视这段关系，所以王梦楼去世时鲍之蕙才会悲叹：“遽闻归净土，谁复指迷津。”（《王梦楼先生挽辞》）另一异性、文坛巨匠袁枚，是鲍之蕙真正意义上的老师。作为随园女弟子之一，鲍之蕙对恩师表现出绝顶崇拜的态度。“早岁心仪在鲤庭，廿年天半仰文星”（《随园先生道过里门以卧病未获晋谒口占一律奉呈》）、“应知无限栽培意，好与流传到子孙”（《随园先生见惠翠柏黄杨二盆走笔奉谢》）等诗句，语气谦恭，态度极其诚恳，对老师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她的诗词多处都存在这种倾慕之感。分析鲍之蕙对这二人的情感态度，不论珍视还是敬仰，都给人感觉注入了全部的真情实感，甚至有过分依恋的倾向，这是一般社交关系不能达到的程度。其实，鲍之蕙这种心理产生的根源，就是她自身存在的身份矛盾、不确定是否拥有并施展才华的焦虑感。
进一步分析，矛盾和焦虑感反映的是理想身份与现实身份的冲突。部分觉醒的自我意识使鲍之蕙重视才华，并自然而然认可了自己的诗人身份，于是她努力汲取营养，提升自我创作水平。鲍之钟就曾在诗集前序中描述其“卷帙分批杂罗于妆台奁具间”，可见她对博览群书、锻炼文学创作水平的渴望，上文积极向师友学习，同样出于这种心理。但事实总不能如愿，女子本分、生活琐屑事物与才华的施展之间，必然存在龃龉。“扶床儿女催年长，插架琴书笑客慵。自分不才无过想，停针闲作砚田农”（《春日园居有感》），就道出了知识女性理想身份（诗人）和现实身份（妻子、母亲）在时间、精力、观念上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人的精力有限，女性为了完成传统世俗规定的分内之事，将时间大量分配给“扶床儿女”及家族事务，只有趁着空隙才能“闲作砚田农”，哪怕出游社交频繁的鲍之蕙也无法免俗。锻炼创作能力的机会被压缩，得到的成果当然也不甚理想，这就促使她怀疑自己是否具备“诗人”的能力与才华，陷入动摇、否定、灰心、消极的状态。但与此同时，无法掩饰的天性与后天熏陶的气质，又时刻牵动着她的不甘、期待与野心，因而产生了“游迹旧曾经上国，诗名敢望著南徐。年来学殖多荒落，偷取余闲读父书”（《三十初度自序》）这样自我肯定后寻求提升的诗句，但其实字里行间依然透露出才华焦虑。鲍之蕙就在身份的不确定中摇摆不定，故而非常需要外界的帮助指点。她虽然社交较为广泛，但交往的这些人中，能够实实在在帮助她完成文学梦想的只有袁枚、王梦楼。女弟子本身的时间短缺、空间与身份局限使之更加珍惜师生情缘，最终达到一种绝对尊崇或深切依恋的状态。
时代大背景和自身经历，使鲍之蕙内心充满复杂矛盾的情感纠葛。而所有郁结于心的情绪都需要有宣泄的出口，对于鲍之蕙来说，最熟悉亲切的出口当然是诉诸笔端，这便进一步促进她的创作风格演化成形——独特的性灵书写。袁枚作为性灵派代表人物，为随园女弟子鲍之蕙提供正宗且深入的指导。鲍之蕙尊敬袁枚，并拥有文学创作梦想，于是她在潜移默化中继承性灵派诗学观，并融入创作实践。所谓“独抒性灵，语出自然”，性灵派要求诗词创作凸显人的真情、个性与诗才。通过上文的分析，鲍之蕙诗词包含细腻的心灵动向、独到的个人见解和杰出的才情，吴烜将其高度概括为“其旨隽，其词洁，其虑密，其藻芬”，可以说鲍之蕙明显具有进入性灵书写的优势。如果将眼光进一步放大到整个清代才女群体，把这些可爱的女诗人同我们所熟知的同时代文人对比，就能发现，普遍存在于她们身上的身份矛盾与眼界局限，反而使她们缺乏功利性目的和过度的藻饰，一切都是出于对诗歌创作本身的热爱，一切都源于对人生遭际的体悟。就像贾宝玉那句“女儿是水做的”，她们的诗歌同样也流露出灵动、明澈、柔软、轻巧，或许单纯自然的表达就是理论摹想的最高境界。以鲍之蕙为代表、追随袁枚的才女们，开辟了性灵派独特的一角，在较宽松的时代环境里，在文学史长河中，靜静追寻关于诗词的理想。
a 罗时进：《清代江南文化家族雅集与文学创作》，《文学遗产》2009年第2期。
b 杜芳琴：《阴阳乾坤说与中国传统两性文化》，《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c 刘合媛：《清代中期京江鲍氏三女史诗词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1》。
参考文献：
[1]鲍之蕙.清娱阁吟稿[M].清光绪八年（1882）刻本.
[2] 王英志.性灵派研究[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
基金项目： 本课题为江苏大学第十八批大学生科研立项资助项目
作 者： 张凝宁，江苏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本科生。
编 辑： 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