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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本的侵华政策由来已久，其实施也是不择手段，花样迭出，组织、利用伪军便是其中之一。本文以李际春部伪军为个案，以其形成、发展到瓦解的过程分析日本利用伪军的方法，以及伪军在日本侵华过程中的作用。此外，本文还对在社会动乱的背景下个人该怎样生存的问题作了探讨。
关键词： 日本侵华 伪军 李际春部
一、动乱、复杂的大环境
日本侵华的意图由来已久，最臭名昭著的莫过于“田中奏折”，将日本先征服满蒙，进而征服中国及世界的野心揭露无遗。无论此奏折是否为真，日本侵华乃至征服世界的野心确实昭然若揭，而它对中国的侵略虽然具体政策多有变动——这同日本本国内政、外交、军部的竞争和分歧是有关的，但在大的方针上是基本一致的，因而我们对此奏折的真伪就不如信其有了。20世纪30年代左右，世界方面是席卷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中国方面是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中原大战，收服各地军阀，张学良的“易帜”更让蒋介石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日本原想扶植张作霖作为自己在东北的代理人，失败后，想借刺杀事件引起东北局势的混乱，趁机吞并东北。张学良的“易帜”，特别是张学良同欧美的亲近，威胁了日本在东北的巨大利益。一直隐身于幕后的日本，面对国内、国外的危机，终于迈出了侵华的第一步，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三省。后迫于客观条件，便谋划“满洲国事变”，先把东北四省分裂出中国，继而分裂华北、华中，侵占全中国。
起初日本策动建立“伪满洲国”只是作为傀儡政权，不另行组织正规军队，但鉴于东北地区此起彼伏的排日运动，以及义勇军的抗日斗争，日本转而“允许满洲国建立受日军严格控制的正规军，以作为关东军的辅佐”。之后在日本对华的进一步入侵中，利用伪军一直是日本对华政策的一个手段。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初定，对北方的控制力不够，东北、华北原是北洋军阀的巢穴，众多失意军阀伺机东山再起，此外流氓地痞、山贼土匪也杂居其间，除却日本人的狼子野心，众多离散势力也使东北、华北的局势颇为混乱、复杂。日本人不能明目张胆地入侵中国，便暗中支持部分势力以为己用，让已经混乱的北方更加混乱，至少是不能让南京方面的势力渗透过来。本文将要考察的李际春部，便是在这样的大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它的形成乃至不同时期的转变，都同时代大背景有着莫大的相关，有日本人对它的利用，有外在力量对它的作用，也有它自身不断组合、变化导致的瓦解。伪军的出现是有一个过程的，日本对伪军的利用程度也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的。本文意在探讨李际春部从形成至瓦解的过程，以及其在日本侵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二、李际春部伪军的形成及其在日本侵华过程中的作用
在日本谋划满洲国事件中，“天津事变”劫走晚清废帝溥仪是重要的一步。当时天津日租界石山街有一座“三野公馆”，是日本特务机关汇集在华北有一定势力的各类人物的秘密联络站，众多著名的汉奸便经常出入其间，如李际春、石友三、白坚五、刘桂堂等。“天津事变”的主要负责人土肥原贤二来到天津后，便同三野合作，将天津日租界的下野政客、失意军人、帮会头目、各类流氓地痞等组织起来，并发给弹药和经费，这支不穿军装、没有番号并接受日本人指示的组织便是参与制造“天津事变”的“天津便衣队”。此时的便衣队还不能称为伪军，只能算是日本人在中国地区暗中支持零散势力为其实施阴谋的马前卒，制造混乱，扰乱视听，以便日本人成功劫走溥仪。
李际春便是便衣队的头领。他的生平在那个时代可谓不上不下，可上可下，有落魄时，也有得意日。他乃冀东人，当过兵，民国初年做东蒙军骑兵司令，因其部下杀死甘珠活佛，火烧喇嘛庙，遭到蒙古王公的抗议，被袁世凯撤职并判处了10年徒刑，但不久便被释放。之后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又做了奉系骑兵军长，不久下台，蛰居天津。这时他接受日本特务机关的资助，被许诺“如果他能在河北省搞出个新局面，让他当河北省主席”，由此李际春便为日本人做事，成了汉奸。
李际春利用从日本人处得来的经费常常在家里宴请便衣队，自己任总指挥。这支便衣队除了由天津日本驻屯军供给武器弹药外，从司令部到分队都配有日本顾问，一切大小事均由其做主。这批便衣队成员大多是行伍出身，有一定的实力，土肥原来津后，又扩充了大批的流氓地痞、散兵游勇等三教九流的人物。之后便衣队便成为日本借以扰乱华北局势的工具，虽然便衣队没什么实质的作战能力，但使得日本在外交、名义上得以正当地干涉中国事务。日本多次指示便衣队进行“反张活动”，给张学良在天津的保安队施压，其最终目的便是使得从东北到华北弱化张学良的影响，继而阻止南京势力向华北渗透。
“满洲国事变”后，日本进一步酝酿侵华战争，此时其目的主要是推进满洲国边线，进一步巩固在满蒙的利益，把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早在“满洲国事变”筹备阶段，日本就已宣称热河在伪满疆界之中，由于热河省的重要战略地位，日本想据此割断东三省同关内的联系，进一步巩固既得利益并进一步向华北扩张。在热河—长城作战期间，有鉴于关东军利用伪军的经验，于是军部由关东军做主在华北实行一项新的政治谋略——组织、利用伪军，使之投入到日本入侵热河及关内的战争中。李际春此时化名为丁强，便衣队进行改编，隶属于关东军第八师团，号称“救国游击队”。作为关东军“谋略部队”的一支，李部的任务是活动于栾东地区，配合日军关内作战行动。
1932年12月以后，李在日本军官的指导下，在锦西地区招兵，其兵力限在6000人以内。不过招兵情况并不乐观，此后在日本天津军司令官中村孝太朗少将的指导下发展到1500人左右，在随关东军进攻栾东地区作战时，李军协调日军攻占石门寨，此时兵力达3000人，后又在关东军喜多诚一课长等人的指导下攻占海阳镇。期间关东军和天津军欲利用李际春树立华北新政权，但参谋本部却不赞成此种行动。桑岛驻天津总领事致内田外务大臣电指出：“如果日本在关内使用便衣队，则不仅改善中日关系无望，而且国际舆论亦将对日本更加不利。”“本官认为日本当局关于丁强军之报道务须谨慎。此地已提醒军方注意。”关东军和天津军接到参谋本部关于李军的要求后，已放弃上述意图，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对李军的支持，参谋本部在密电中表示很遗憾。参谋本部的意图是由李军和倒戈之中国军队负责栾东地区的警备，而万一李战败，再次企图进入满洲国时，则要解除其武装。其后李际春部一直是栾东地区的一支武装力量，由于其既不属于中国军队，名义上又同日军没什么关系，因此这支受日军控制的势力，后来成为塘沽协定时日军可利用的一个筹码。
南京政府在寻求国际调停失败后，由于受到日本军政、外交的双重压力，不得不与日本谈判、求和。双方于1933年5月4日到塘沽进行正式的停战谈判。塘沽协定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它确认长城一线为日军占领线，等于认可了日本对东北四省的非法侵占；第二，由于长城线和中国撤军线之间定位中国非武装区（停战区），日本得以干预其事，冀东至北平二十余县成为一个特殊地区，日本侵略华北的道路被打开，由此日本的侵略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冀东停战区的设立，给了李际春部存在的理由，正好契合了日本军部欲把李际春部的军队改编为栾东地区警备力量的意图。塘沽协定后，战区的交接任务很不顺利，部分在于李际春部和石友三部（受日军支持的另一部势力）在栾东的破坏活动，在唐山、秦皇岛设立军政机关，制造混乱，日方则以愿协助中国收编李际春等为名，要求中方与他就接收战区具体事项进行商谈。关于李际春军队的处理，其难点在于改编之兵员人数。在大连会议上，华北政权代表雷寿荣、殷同、薛之衍，日方代表关东军参谋副长冈村宁次，参谋喜多诚一，连同李际春商讨了“救国军”（系伪军）整理问题。达成的协议是：（一）李际春选拔军中优良者四千人改编为保安警卫队，剩余人员（不超过六千人）解除武装后遣散；（二）改编的保安警察队隶属于河北省政府，总队长由李际春推荐任用；（三）上项保安警察队当前驻扎于丰润县、滦县，并进行专门训练，等等。此外还规定遣散所需费用由接受委员会负担，自7月份由接受委员会发给。接下来召开的唐山会议则进一步讨论对李军处理的细节：一是在唐山设立编遣处，由李际春任委员长，编遣处撤销前，第一、第二保安队总队的经费由编遣处付给；二是李军的善后费用，7月交付李际春10万元，8月份5万元，9月份5万元（未公布），此外李军以前的地方借款，以7500元为限，自8月起分6个月交给李际春，使之清理；三是关于遣散费：遣散费中的14万元为官兵遣散补贴，由北平政权交给李际春，使之负责遣散事宜。收买步枪、手枪、马匹所需经费（预算10万元）交接现物后发给。各类费用累计约为51.5万元，对李际春部的改编，其结果是“华北当局不惜以重金和官位供奉于日军豢养的伪军”，是“日伪的一场勒索”。
至此，日本关东军对李际春部的利用又达到了一个新的程度，之前只是马前卒的“便衣队”，起烟幕弹的作用；继而一度使之随军作战，意欲建立华北独立政权，此举受阻后，又借塘沽谈判及其对国民政府的施压，把李际春部的伪军改头换面，竟成为冀东地区堂而皇之的保安警备人员，成为日军日后侵略华北的一支隐秘的力量。当然，受关东军器重的李际春得到的好处自是不少，据陶尚铭回忆，李际春担任“战区杂牌军编造委员长”时，麾下号称1万人，实际仅有4000余人，其余5000余人的编遣费自然成了李际春的囊中物。而那些被遣散的李际春部伪军4000余人分别由安山、滦县、胥各庄等地运至马厂遣散。运输途中，意图跳车逃跑的士兵遭到日军的机枪扫射，死伤狼藉。抵达马场的军队大部分编入江西“剿共”部队，余下就地解散。
《塘沽协定》使得冀东成为“非武装区”，便于日本从多方面推行其分裂计划。1935年，殷汝根在日本的支持下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不久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原来的保安队也改名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军”，换上正式的军服，并配有肩章。这使得原本借保安队旗号做掩护的伪军再次被日本人用做维系伪政权的武装力量。在冀东的保安队除了李际春部军队的改编之外，还编入汉奸石友三的军队，此外还有部分东北军的军队——原东北军于学忠第五十一军一部——也被编入。这些东北军抗日情绪浓烈，起初是为了同李际春部的势力做抗衡才编入冀东保安队的，被迫成为伪政权的武装后，对殷汝根很不满。伪军终究是鱼龙混杂的乌合之众，内部不乏离析之力，且投靠伪军者要么是有所图，要么是被迫征入，这支军队的解散也是迟早之事。此外中共也同伪军多有接触，申之以家国大义，那些反日情绪浓厚的保安队成员更是常常同日军发生冲突。七七事变后不久，保安队爆发起义，不久冀东自治政府也被摧毁，冀东伪军也相应地瓦解，李际春部的伪军至此寿终正寝。李际春本人由于在热河—长城事变中配合日本军队有功，关东军给他沈阳银行总裁这一名誉职务，过上了光鲜、优哉的大商人的生活。谁又能想到这样的人——在天津时连日本人都称他为无赖，后来又当上汉奸的人，在李香兰的印象中却是和蔼可亲的长辈呢？战后，他作为东北汉奸头领被逮捕，审判后被枪决。
三、结语
伪军的形成有一个过程，日军对伪军的利用也有一个过程。天津便衣队时，日本不能明目张胆地在中国领土上有所行动，便结集华北地区的各类野心家、流氓、无赖者，以此为扰乱中国华北秩序的蛀虫而已，“天津事变”关东军初尝甜头，之后所谓“以华治华”、“华北自治运动”等一系列阴谋，伪军成了一个不可无视的存在。先是日军为伪军募兵、装备武器，使之有一定的战斗力，继而便利用伪军作为伪政权的武装力量，逐步分裂中国。那些有头脸、有地位的如吴佩孚、阎锡山、段祺瑞者，毕竟不敢走汉奸的路，于是李际春、石友三、刘桂堂之流便被日军包装走上台面，他们多是失意军人或占山土匪，没什么势力，也没什么民族大义，更愿意在乱世中分一杯羹，也更加依附于日军，没什么自主性，便完全成为了日本侵华的工具。
具体到个人，这些伪军又是极其复杂的，有为生存而加入的，有被强抓而入伍的，也有少部分委曲求全，伺机反攻的。具体到李际春部那几千人，在中日漫长的斗争中，他们不过是可利用便收于囊中，无利可图便弃之如敝屣的，诸如石友三、李守信、刘桂堂之流。他们和同时期的、后来的伪军构成了一个中国近代史上令人颇为愤慨的一个群体。那些主动向日本人示好、摇尾乞怜者自是该恨，李际春为日本人出力有功，过起上层人的优哉生活，那些被遣散的士兵，中途逃亡者死于日人机枪之下，死尸狼藉；不敢逃亡者，又被利用来“反共”，成了日本借“防共”之借口干预中国内政的又一羽翼。当时人又何其无奈。那些被抓取强征入伍，迫于生计不得已入伍的人又该怎样评说呢？人何其不恋红尘？身居乱世，若稍有存活之希望，一般人又如何能拒？有些人成为了英雄，那是“长歌当哭”的；有些人苟延残喘，不过图一“活着”。毕竟我不身逢乱世，又未遭家国大难，不再做他说，仅做一探讨而已。
关键词： 日本侵华 伪军 李际春部
一、动乱、复杂的大环境
日本侵华的意图由来已久，最臭名昭著的莫过于“田中奏折”，将日本先征服满蒙，进而征服中国及世界的野心揭露无遗。无论此奏折是否为真，日本侵华乃至征服世界的野心确实昭然若揭，而它对中国的侵略虽然具体政策多有变动——这同日本本国内政、外交、军部的竞争和分歧是有关的，但在大的方针上是基本一致的，因而我们对此奏折的真伪就不如信其有了。20世纪30年代左右，世界方面是席卷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中国方面是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中原大战，收服各地军阀，张学良的“易帜”更让蒋介石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日本原想扶植张作霖作为自己在东北的代理人，失败后，想借刺杀事件引起东北局势的混乱，趁机吞并东北。张学良的“易帜”，特别是张学良同欧美的亲近，威胁了日本在东北的巨大利益。一直隐身于幕后的日本，面对国内、国外的危机，终于迈出了侵华的第一步，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三省。后迫于客观条件，便谋划“满洲国事变”，先把东北四省分裂出中国，继而分裂华北、华中，侵占全中国。
起初日本策动建立“伪满洲国”只是作为傀儡政权，不另行组织正规军队，但鉴于东北地区此起彼伏的排日运动，以及义勇军的抗日斗争，日本转而“允许满洲国建立受日军严格控制的正规军，以作为关东军的辅佐”。之后在日本对华的进一步入侵中，利用伪军一直是日本对华政策的一个手段。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初定，对北方的控制力不够，东北、华北原是北洋军阀的巢穴，众多失意军阀伺机东山再起，此外流氓地痞、山贼土匪也杂居其间，除却日本人的狼子野心，众多离散势力也使东北、华北的局势颇为混乱、复杂。日本人不能明目张胆地入侵中国，便暗中支持部分势力以为己用，让已经混乱的北方更加混乱，至少是不能让南京方面的势力渗透过来。本文将要考察的李际春部，便是在这样的大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它的形成乃至不同时期的转变，都同时代大背景有着莫大的相关，有日本人对它的利用，有外在力量对它的作用，也有它自身不断组合、变化导致的瓦解。伪军的出现是有一个过程的，日本对伪军的利用程度也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的。本文意在探讨李际春部从形成至瓦解的过程，以及其在日本侵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二、李际春部伪军的形成及其在日本侵华过程中的作用
在日本谋划满洲国事件中，“天津事变”劫走晚清废帝溥仪是重要的一步。当时天津日租界石山街有一座“三野公馆”，是日本特务机关汇集在华北有一定势力的各类人物的秘密联络站，众多著名的汉奸便经常出入其间，如李际春、石友三、白坚五、刘桂堂等。“天津事变”的主要负责人土肥原贤二来到天津后，便同三野合作，将天津日租界的下野政客、失意军人、帮会头目、各类流氓地痞等组织起来，并发给弹药和经费，这支不穿军装、没有番号并接受日本人指示的组织便是参与制造“天津事变”的“天津便衣队”。此时的便衣队还不能称为伪军，只能算是日本人在中国地区暗中支持零散势力为其实施阴谋的马前卒，制造混乱，扰乱视听，以便日本人成功劫走溥仪。
李际春便是便衣队的头领。他的生平在那个时代可谓不上不下，可上可下，有落魄时，也有得意日。他乃冀东人，当过兵，民国初年做东蒙军骑兵司令，因其部下杀死甘珠活佛，火烧喇嘛庙，遭到蒙古王公的抗议，被袁世凯撤职并判处了10年徒刑，但不久便被释放。之后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又做了奉系骑兵军长，不久下台，蛰居天津。这时他接受日本特务机关的资助，被许诺“如果他能在河北省搞出个新局面，让他当河北省主席”，由此李际春便为日本人做事，成了汉奸。
李际春利用从日本人处得来的经费常常在家里宴请便衣队，自己任总指挥。这支便衣队除了由天津日本驻屯军供给武器弹药外，从司令部到分队都配有日本顾问，一切大小事均由其做主。这批便衣队成员大多是行伍出身，有一定的实力，土肥原来津后，又扩充了大批的流氓地痞、散兵游勇等三教九流的人物。之后便衣队便成为日本借以扰乱华北局势的工具，虽然便衣队没什么实质的作战能力，但使得日本在外交、名义上得以正当地干涉中国事务。日本多次指示便衣队进行“反张活动”，给张学良在天津的保安队施压，其最终目的便是使得从东北到华北弱化张学良的影响，继而阻止南京势力向华北渗透。
“满洲国事变”后，日本进一步酝酿侵华战争，此时其目的主要是推进满洲国边线，进一步巩固在满蒙的利益，把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早在“满洲国事变”筹备阶段，日本就已宣称热河在伪满疆界之中，由于热河省的重要战略地位，日本想据此割断东三省同关内的联系，进一步巩固既得利益并进一步向华北扩张。在热河—长城作战期间，有鉴于关东军利用伪军的经验，于是军部由关东军做主在华北实行一项新的政治谋略——组织、利用伪军，使之投入到日本入侵热河及关内的战争中。李际春此时化名为丁强，便衣队进行改编，隶属于关东军第八师团，号称“救国游击队”。作为关东军“谋略部队”的一支，李部的任务是活动于栾东地区，配合日军关内作战行动。
1932年12月以后，李在日本军官的指导下，在锦西地区招兵，其兵力限在6000人以内。不过招兵情况并不乐观，此后在日本天津军司令官中村孝太朗少将的指导下发展到1500人左右，在随关东军进攻栾东地区作战时，李军协调日军攻占石门寨，此时兵力达3000人，后又在关东军喜多诚一课长等人的指导下攻占海阳镇。期间关东军和天津军欲利用李际春树立华北新政权，但参谋本部却不赞成此种行动。桑岛驻天津总领事致内田外务大臣电指出：“如果日本在关内使用便衣队，则不仅改善中日关系无望，而且国际舆论亦将对日本更加不利。”“本官认为日本当局关于丁强军之报道务须谨慎。此地已提醒军方注意。”关东军和天津军接到参谋本部关于李军的要求后，已放弃上述意图，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对李军的支持，参谋本部在密电中表示很遗憾。参谋本部的意图是由李军和倒戈之中国军队负责栾东地区的警备，而万一李战败，再次企图进入满洲国时，则要解除其武装。其后李际春部一直是栾东地区的一支武装力量，由于其既不属于中国军队，名义上又同日军没什么关系，因此这支受日军控制的势力，后来成为塘沽协定时日军可利用的一个筹码。
南京政府在寻求国际调停失败后，由于受到日本军政、外交的双重压力，不得不与日本谈判、求和。双方于1933年5月4日到塘沽进行正式的停战谈判。塘沽协定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它确认长城一线为日军占领线，等于认可了日本对东北四省的非法侵占；第二，由于长城线和中国撤军线之间定位中国非武装区（停战区），日本得以干预其事，冀东至北平二十余县成为一个特殊地区，日本侵略华北的道路被打开，由此日本的侵略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冀东停战区的设立，给了李际春部存在的理由，正好契合了日本军部欲把李际春部的军队改编为栾东地区警备力量的意图。塘沽协定后，战区的交接任务很不顺利，部分在于李际春部和石友三部（受日军支持的另一部势力）在栾东的破坏活动，在唐山、秦皇岛设立军政机关，制造混乱，日方则以愿协助中国收编李际春等为名，要求中方与他就接收战区具体事项进行商谈。关于李际春军队的处理，其难点在于改编之兵员人数。在大连会议上，华北政权代表雷寿荣、殷同、薛之衍，日方代表关东军参谋副长冈村宁次，参谋喜多诚一，连同李际春商讨了“救国军”（系伪军）整理问题。达成的协议是：（一）李际春选拔军中优良者四千人改编为保安警卫队，剩余人员（不超过六千人）解除武装后遣散；（二）改编的保安警察队隶属于河北省政府，总队长由李际春推荐任用；（三）上项保安警察队当前驻扎于丰润县、滦县，并进行专门训练，等等。此外还规定遣散所需费用由接受委员会负担，自7月份由接受委员会发给。接下来召开的唐山会议则进一步讨论对李军处理的细节：一是在唐山设立编遣处，由李际春任委员长，编遣处撤销前，第一、第二保安队总队的经费由编遣处付给；二是李军的善后费用，7月交付李际春10万元，8月份5万元，9月份5万元（未公布），此外李军以前的地方借款，以7500元为限，自8月起分6个月交给李际春，使之清理；三是关于遣散费：遣散费中的14万元为官兵遣散补贴，由北平政权交给李际春，使之负责遣散事宜。收买步枪、手枪、马匹所需经费（预算10万元）交接现物后发给。各类费用累计约为51.5万元，对李际春部的改编，其结果是“华北当局不惜以重金和官位供奉于日军豢养的伪军”，是“日伪的一场勒索”。
至此，日本关东军对李际春部的利用又达到了一个新的程度，之前只是马前卒的“便衣队”，起烟幕弹的作用；继而一度使之随军作战，意欲建立华北独立政权，此举受阻后，又借塘沽谈判及其对国民政府的施压，把李际春部的伪军改头换面，竟成为冀东地区堂而皇之的保安警备人员，成为日军日后侵略华北的一支隐秘的力量。当然，受关东军器重的李际春得到的好处自是不少，据陶尚铭回忆，李际春担任“战区杂牌军编造委员长”时，麾下号称1万人，实际仅有4000余人，其余5000余人的编遣费自然成了李际春的囊中物。而那些被遣散的李际春部伪军4000余人分别由安山、滦县、胥各庄等地运至马厂遣散。运输途中，意图跳车逃跑的士兵遭到日军的机枪扫射，死伤狼藉。抵达马场的军队大部分编入江西“剿共”部队，余下就地解散。
《塘沽协定》使得冀东成为“非武装区”，便于日本从多方面推行其分裂计划。1935年，殷汝根在日本的支持下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不久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原来的保安队也改名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军”，换上正式的军服，并配有肩章。这使得原本借保安队旗号做掩护的伪军再次被日本人用做维系伪政权的武装力量。在冀东的保安队除了李际春部军队的改编之外，还编入汉奸石友三的军队，此外还有部分东北军的军队——原东北军于学忠第五十一军一部——也被编入。这些东北军抗日情绪浓烈，起初是为了同李际春部的势力做抗衡才编入冀东保安队的，被迫成为伪政权的武装后，对殷汝根很不满。伪军终究是鱼龙混杂的乌合之众，内部不乏离析之力，且投靠伪军者要么是有所图，要么是被迫征入，这支军队的解散也是迟早之事。此外中共也同伪军多有接触，申之以家国大义，那些反日情绪浓厚的保安队成员更是常常同日军发生冲突。七七事变后不久，保安队爆发起义，不久冀东自治政府也被摧毁，冀东伪军也相应地瓦解，李际春部的伪军至此寿终正寝。李际春本人由于在热河—长城事变中配合日本军队有功，关东军给他沈阳银行总裁这一名誉职务，过上了光鲜、优哉的大商人的生活。谁又能想到这样的人——在天津时连日本人都称他为无赖，后来又当上汉奸的人，在李香兰的印象中却是和蔼可亲的长辈呢？战后，他作为东北汉奸头领被逮捕，审判后被枪决。
三、结语
伪军的形成有一个过程，日军对伪军的利用也有一个过程。天津便衣队时，日本不能明目张胆地在中国领土上有所行动，便结集华北地区的各类野心家、流氓、无赖者，以此为扰乱中国华北秩序的蛀虫而已，“天津事变”关东军初尝甜头，之后所谓“以华治华”、“华北自治运动”等一系列阴谋，伪军成了一个不可无视的存在。先是日军为伪军募兵、装备武器，使之有一定的战斗力，继而便利用伪军作为伪政权的武装力量，逐步分裂中国。那些有头脸、有地位的如吴佩孚、阎锡山、段祺瑞者，毕竟不敢走汉奸的路，于是李际春、石友三、刘桂堂之流便被日军包装走上台面，他们多是失意军人或占山土匪，没什么势力，也没什么民族大义，更愿意在乱世中分一杯羹，也更加依附于日军，没什么自主性，便完全成为了日本侵华的工具。
具体到个人，这些伪军又是极其复杂的，有为生存而加入的，有被强抓而入伍的，也有少部分委曲求全，伺机反攻的。具体到李际春部那几千人，在中日漫长的斗争中，他们不过是可利用便收于囊中，无利可图便弃之如敝屣的，诸如石友三、李守信、刘桂堂之流。他们和同时期的、后来的伪军构成了一个中国近代史上令人颇为愤慨的一个群体。那些主动向日本人示好、摇尾乞怜者自是该恨，李际春为日本人出力有功，过起上层人的优哉生活，那些被遣散的士兵，中途逃亡者死于日人机枪之下，死尸狼藉；不敢逃亡者，又被利用来“反共”，成了日本借“防共”之借口干预中国内政的又一羽翼。当时人又何其无奈。那些被抓取强征入伍，迫于生计不得已入伍的人又该怎样评说呢？人何其不恋红尘？身居乱世，若稍有存活之希望，一般人又如何能拒？有些人成为了英雄，那是“长歌当哭”的；有些人苟延残喘，不过图一“活着”。毕竟我不身逢乱世，又未遭家国大难，不再做他说，仅做一探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