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城区驱车向南行驶一个多小时，就到了位于南六环的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与周边的单位相比，这里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然而，就是在这个远离市中心、公交车半小时才发一趟的偏僻之地，诞生了一支新冠疫苗生产“先锋队”，他们不畏艰险，争分夺秒、夜以继日地生产出一支支新冠疫苗，为饱受新冠肺炎肆虐之苦的人们带来了希望。

疫情就是命令

　　2020年的春节，因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而变得不再平凡。
　　在保定公婆家中过年的疫苗研究二室主任赵玉秀接到了时任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副所长王辉的电话：“立即搜集有关新冠病毒的资料，准备研究疫苗。”“连夜赶回所里，讨论疫苗研究方案。”大年初一便赶回北京的疫苗六室副主任梁宏阳也接到了王辉的电话，同样接到电话的还有张晋、张颖、赵雪……
　　王辉挑选的都是具有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发经验的精兵强将：他们有的擅长反应器上游工艺培养，有的负责下游工艺培养，有的负责检定，有的负责动物实验……正是这些在各自领域擅长的人，临时组建起一个新冠疫苗攻关团队。他们昼夜加班，火速拿出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的研制方案，大年初二便按公共卫生紧急课题被批准立项。
　　新冠病毒属“乙类病毒，甲类管理”，研制灭活疫苗必须与活病毒为伍，生物安全防护等级三级（P3）实验室是必备前提。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没有P3实验室，就借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以下简称“病毒病所”）的实验室使用。
　　赵玉秀和张颖是第一批进入病毒病所P3实验室的。1990年便到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的张颖参与过很多种疫苗的研发工作，在检定、研发、生产各方面都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大年初二，张颖就开始给病毒病所送细胞，进行前期的病毒分离和各种检定。但由于这里管控相当严格，她根本不能进入P3实验室。随后，病毒病所对他们进行了理论和实操的系统培训，包括如何穿防护服，如何戴口罩，如何戴护目镜，怎么脱防护服，怎么防止把病毒带出来……考核合格后才可以进入P3实验室。“培训时，老师在我们的防护服上抹上荧光粉，反着脱完后用荧光灯检查，如果身上没有亮晶晶的颜色才算合格。”
　　2020年2月初，张颖正式进入P3实验室。按规定，在P3实验室最多不能超过4个小时。而防护服加上呼吸装置有5斤重，一穿一脱就要花费20分钟。张颖嫌浪费时间，“在里面不能喝水，我经常上火，嘴上长泡。因为鼻梁高，长时间戴3M口罩鼻子都青紫青紫的。”张颖轻描淡写地说，“我们天天这样，都习惯了。”
　　为了防止内部气体泄漏到外面造成污染，P3实验室是完全密封的，室内处于负压状态。管倩倩刚进去的时候觉得憋得慌，难受得必须吸氧。张颖进去时还好，出来后醉氧，头晕得不行，原本身体特别好的她从此落下了头晕的毛病。
　　不只是梁宏阳、赵玉秀、张颖、管倩倩，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还有许许多多人为新冠疫苗的研发和生产抛家舍业、挺身而出。而在他们看来，这只是工作的一部分，是自己的义务和责任。

一旦泄漏，后果不堪设想

　　梁宏阳和赵雪是第二批进入P3实验室的。两个人都比较胖，肩又宽，没有那么大号的防护服，穿是穿上了，但死活脱不下来。等他们按照步骤终于脱下来，整个人全都湿透了，衣服都能拧出水来。“梁主任手出汗比我还多，手都泡得出了褶子。”
　　这还是小事，梁宏阳和赵雪遇到的最大难题是：设备不让进。病毒病所是科研机构，培育病毒一般用试管、烧杯就足够了，最大的产量是1000毫升的病毒液。而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制作疫苗、培育病毒是应用研究，要用反应器，最小的罐子是10升的，也就是1万毫升。这么大的罐子，病毒病所的老师们见都没见过，觉得太不安全了，一旦泄漏，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梁宏阳和赵雪先用脊髓灰质炎病毒液做模拟实验，把罐子上的所有接口都用棉签擦拭，然后进行核酸检测。这样反复做了几次，发现确实没有一点泄漏，设备才被允许进入。“做模拟实验时，我们慎重又慎重，生怕出现一点纰漏。可以说，我们颠覆了病毒病所老师的观念：原来培育病毒还可以这么干！”赵雪充满自豪地说。

　　張颖做完前期的送细胞、做毒种后，就轮到梁宏阳和赵雪上反应器了。刚开始做的时候，他们都小心翼翼，进出实验室用84把浑身上下喷一遍。在真正上新冠病毒的头一天，梁宏阳的痛风犯了，脚就像折了还得踩着那种感觉。当时进P3实验室的就那么几个人，而反应器上的罐子少说也有100斤，女生根本抬不动。当天晚上，梁宏阳吃了大剂量的药，这其实对身体是有伤害的，但他管不了那么多。为了能缓解疼痛，他还吃了止痛片。第二天，梁宏阳强忍着疼痛，靠着墙穿好防护服进入实验室。操作过程中，他一会儿就站不住了，就用另外一条腿使劲。“当时我跟领导说我必须得进，罐子万一出什么问题，我不能把……”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这个一米八几的北方壮汉几度哽咽着说不下去。
　　病毒病所有个规定，所有东西只许进不许出，以免带出病毒。培养反应器需要反复搬进搬出气瓶，以提供氧气、二氧化碳。这些气瓶都要从南六环的亦庄搬到昌平，就再也不能搬出去。后来气瓶实在太多了，就按规定进行终末消毒，合格后才搬出来。“一开始，病毒病所的老师都不让我们拿气瓶，因为万一气瓶全爆了危险多大呀。我们最多的时候存了50多个气瓶，危险性可想而知。”谈到如此危险的事情，赵雪像聊家常一样平静。

是压力，也是荣誉和挑战

　　P3实验室是与病毒“零距离”接触的地方，进入P3实验室之前，大家心里还是很忐忑的。因为对新冠病毒完全不了解，虽然查了很多资料，但对它的传染性，尤其是突变性还是一个未知的概念。
　　“第一次进P3实验室确实害怕，因为没接触病毒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当时就想，老师比我进得早，他不害怕，我也就这么进吧。同事看到我们几个都没事，才就觉得没事。”张颖的侄女儿在系统内工作，听说她要去弄毒种，一下就哭了，说万一传染上回不来了怎么办呀？赵雪的爱人发朋友圈说爱人在做新冠疫苗研究，第二天办公室的同事都躲着她。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梁宏阳总是报喜不报忧，说自己离病毒远着呢。“害怕归害怕，当我们穿着隔离服的时候，心里还挺高兴、挺自豪的。特别是第一支苗分装出来的时候，大家都特别振奋，有人特意拿着疫苗拍了照片。”
　　一般而言，疫苗从研发走向生产，大概需要8—10年的时间。为了早日研发出疫苗，新冠疫苗生产团队不分白天黑夜，没有节假日，争分夺秒和时间赛跑，用疫苗五室白江的话说：“所有人的工作都是从星期一到星期七，有时候回到家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同样付出心血的还有张萌、赵硕、张楠、张勇、王友良、常振、王铁军……正是这个了不起的团队，用短短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培育出新冠疫苗。
　　2020年4月27日，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获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件并同步启动Ⅰ/Ⅱ期临床试验。2020年夏天，紧急使用国药集团中国生物的两支灭活疫苗，均纳入了紧急使用的范围，梁宏阳觉得心里特别欣慰、特别高兴，也为疫苗是自己和同事们研发生产出来的而感到自豪。
　　凭着破釜沉舟的精神，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仅用60天时间，就建成了中国，也是世界上的第一个新冠病毒疫苗生产车间，创造了奇迹。目前正在扩建，预计年产能有望达到10亿剂。
　　梁宏阳和他的生产团队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习总书记说，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要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担负性作出中国贡献。我们肩负着全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期盼，这既是压力，也是荣誉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