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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村地区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地区。农业传统文化、农村党员干部的老龄化、农村干部的权责不对等，都影响了农村地区党员干部法治素养的提升。要将提高农村干部法治素养，需要从纳入城乡协同发展的高度来认识；要继续加大农村普法，完善法律服务和法律救助，加强对领导干部法治培训；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工作，以党建统领农村法治化进程。
[关键词]习近平总书记；科技创新；国家发展；战略全局；核心位置
[中图分类号] F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169（2016）08-0027-04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新时期党中央的重要战略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也在基层。农村不仅因为所居住的人口及其所占有的面积，而且更由于其深受乡土文化的影响而成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区域。如何在农村落实依法治国，提升农村地区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是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农村工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李克强总理也强调，学会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治国理政各项工作，是对各级领导干部的一场“大考”。所以，在农村地区落实依法治国，就要抓住农村干部这一“关键少数”，着力提高农村党员干部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
一、北京市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和党员干部法治素养基本情况
北京市辖16区，包括147个街道、144个镇、33个乡、5个民族乡，除东城、西城、石景山区外，其他区都有农业人口。其中，房山、延庆、密云、怀柔、平谷等远郊区绝大多数居民为农业人口。北京市农村地区在法治社会建设方面，与全国其他农村地区相比，既有不少共性也有很大差异。
其一，北京农村地区和全国其他农村地区相近，属于熟人社会，乡土性特征明显。农村一般聚族而居，多数村民世代住所固定，具有深厚的家族性。大家彼此熟悉，甚至有着各种血缘亲属关系。在这种社会环境内，人们一般运用传统的礼俗来规范村民行为、调整利益关系。可以说，传统的乡土社会主要是“礼治”型社会。费孝通先生指出：“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我们可以说这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个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1]一位外国学者也认为：“中国解决争端首先必须考虑‘情’，其次是‘礼’，最后是‘理’，只有最后才诉诸‘法’。”[2]由于中国文化传统和农村社会的特点，长期以来，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的方式在农村并不流行，农民对法律的认可和接受程度比较低。北京也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人们更愿意通过调解等方式解决问题，而非事事诉诸法律。由此带来的一个现象就是，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程度比较低，人们的法治观念比较薄弱。
其二，与全国其他农村地区一致，北京市农村地区的法治化道路具有渐进性特征。在古代社会，皇权不下县，农民是很难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注重在农村地区的组织发展，第一次实现了对农民的组织动员，在实行改革开放前，共产党主要靠政策，而非法律来治理农村社会。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指出“我们好多年实际上没有法，没有可遵循的东西”[3]。1984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会长彭真发表《不仅要靠党的政策，而且要依法办事》的讲话。他说：“当时，农村根据地长期被敌分割，交通不便，党中央给各地的，概括起来可以说就是政策。”“在整个革命队伍（包括军队）里，党的政策也就是‘法’”。“建国以后，我们有了全国性的政权，情况不同了，不讲法制怎么行？要从依靠政策办事，逐步过渡到不仅靠政策，还要建立、健全法制，依法办事”。“党的政策要经过国家的形式而成为国家的政策，并且要把在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政策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4]。在党的十五大上，中共中央第一次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农村地区的法治化也加快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乡镇政府普遍设立了司法站或司法所，有的乡镇甚至设立人民法庭。在乡镇以下的村民委员会组织内还设立了治安调解职位，成为正式法律机构的补充。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88年开始实施，1998年经过修订在全国正式实施。这部法律是有关农村基层组织的法律，并由广大农民直接掌握和行使。与此同时，国家开始大规模实施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规划，其宗旨即让更多的人知法、懂法、用法和守法。这一系列举措促成了农村社会治理层面的巨大变化，乡土社会在不断转型，人们的法律意识在逐步增强，法治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无论北京农村，还是全国其他农村地区，皆是如此。这种变化体现在农村干部身上，就是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意识越来越浓，相关制度保障越来越到位，党员干部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在不断提升。
当然，与全国不少地方的农村相比，北京市农村也有其独特性。
其一，北京市农村类型多元，内部差异很大。按照农村与城市的距离，北京市农村可分为城中村、近郊村、远郊村。同时，在城市化进程中，北京还有大量的拆迁村、回迁村。这些村之间情况各异，差别很大。一般而言，城中村、近郊村城镇化程度较高，乡土特征不太明显，法治水平也较高。而在拆迁村中，矛盾纠纷最多，依法行政的诉求更高。
其二，农村受城市辐射效果明显。北京市作为直辖市，现代化发展整体水平较高，城市对周边农村带动作用明显。北京市委市政府重视城乡一体化发展，在城乡统筹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在乡村建设、民生保障、农村基层党建等方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这使得北京农村整体发展水平要高于全国大多农村地区。
二、影响北京农村党员干部法治素养的因素
虽然北京农村党员干部法治素养整体水平较高，但也存在不少影响农村党员干部法治素养的因素，在推进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过程中需要格外重视。 （一）农村党员干部老龄化比较严重，影响了农村党组织的整体法治素养
老龄化在全国农村地区都是一个普遍现象。主要是由于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只留下老人、小孩和妇女在农村生活，担负农业生产活动。这种人口流动倾向也导致农村党组织成员老龄化。这在北京农村地区表现得也比较明显，尤其在发展比较落后的远郊农村普遍存在。多数农村党员干部老龄化现象严重，对于农村的老党员干部而言，他们文化程度较低，法治观念较弱，法律知识储备偏少，在处理公共事务时运用法律手段的能力较差，而学习创新的能力不足。这直接影响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和整体素质。
（二）基层干部权责不对等，工作任务重，影响了农村党员干部法治素养的提升
目前，农村基层干部普遍反映担子重、压力大、任务多。在属地管理原则指导下，乡镇干部需要处理方方面面的问题，需要面对各种考核评价，可谓事无巨细。但是，乡镇干部的权力比较小，尤其在执法方面，常常需要借助各委办局的力量，权责存在不对等的现象。不少乡镇领导干部反映，乡镇干部疲于应对各种矛盾，工作比较被动，很难专心谋发展、干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难真正去提升其法治素养了。
对于村级党员干部而言，村干部没有公务员身份，需要从事生产活动，其村务党务工作带有兼职属性，但现在农村基层组织行政化倾向较强，村委会虽然是自治组织，但承接了上级组织大量的行政任务。这造成农村党员干部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都比较大。
（三）农村地区文化传统影响了农村干部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
农村地区属于典型的熟人社会，在干部工作、联系群众方式上也与现代社会具有很大差异。对于农村干部而言，绝大多数生活在群众中，与农村居民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为了赢得村民的支持、得到乡镇领导的认同，他们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在调研中，农村党员干部普遍反映，工作需要动用各种人脉资源，需要考虑人情世故，因此不可能完全严格执法。如在拆迁中，虽然可以依法强拆，但这是效果最不好的选择。农村中家族势力、裙带关系错综复杂，而且大家共同生活在一处，打交道多，只能是通过个人威望或亲朋好友做说服工作。
三、提高北京农村党员干部法治素养的对策建议
针对当前农村地区的法治现状与存在问题，结合北京市的实践，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升农村干部的法治素养。
（一）将提高农村干部法治素养纳入城乡协同发展的高度来认识
推进城乡协同发展，推进农村城镇化是农村发展的方向，同时也是解决农村目前面临问题的重要方法。在提高农村党员干部法治素养问题上，同样如此。要把提高北京农村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放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高度来认识，才能真正解决农村党员干部法治素养与时俱进的问题。
一是城乡干部统筹选拔任用，增强党员干部城乡间流动性。根据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要求，北京市委市政府注重城乡干部统筹任用，增强干部在城乡间的流动性。为打通农村党组织负责人的上升通道，提高其工作积极性，同时也为在更大范围内选拔任用优秀干部，北京市委在2014年面向优秀农村党支部书记选录公务员共27名。这打破了农民进入国家公务员行列的身份限制，是北京市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方面的一个重要突破，受到广大农村党员干部的高度评价。它不仅激发了农村党支部负责人的工作积极性，也整体推动了农村党员干部综合素质的有效提升。
同时，在城市支持农村发展方面，北京市各级党组织也大力推动优秀党员干部到农村去的工作。2015年，全市共选派407名第一书记到北京农村帮助村支部开展工作。这一重要举措，对于推动农村改革发展，带动农村党员干部综合素质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这些创新做法，要继续坚持并不断改进、推广。
二是充分重视大学生村官在农村改革发展中的作用，继续坚持并完善大学生村官制度，以此提升北京农村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水平。
大学生村官工作是十七大以来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自在一些地区探索实施以来，至今已经走过了20年的历程。大学生村官一般具有较强的民主和法治意识优势，同时具有较丰富的文化科学知识优势，不仅能够改善村两委领导班子的学历结构和文化科学知识结构，而且能够帮助村两委建章立制，加强村级管理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因此应当继续坚持，并通过提高其待遇等方式吸引、留住更多人才。
（二）政策进一步向基层倾斜，提高农村党员干部自我提升的积极性
一是要注重解决农村基层干部权责对等问题，给予乡镇干部相应人事财权，使他们工作起来有权力、有干劲。目前，北京市乡镇层面普遍存在领导干部责任很大而权力较小的情况，在人事任命、政策配套、财政支付等方面不能自主，这影响了基层的创新和谋事能力。所以，要给乡村基层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使他们权责对等、权责统一。
二是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实现职能下移、权力下沉。目前，北京市无论是街道社区层面还是乡镇农村层面都落实了属地管理责任，但与之相配套的政策和机构改革并未完全到位。这突出体现在条块关系上。乡镇层面执法力量偏弱，对区一级执法机构如公安、消防、工商等机构的整合力度十分有限，但属地管理责任又决定必须充分联合各执法机构力量，所以各单位条块关系出现不顺畅的现象，这是未来社会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需要加快推进，真正落实职能下移和权力下沉，才能有效解决目前乡村社会治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从而提升乡村党员干部法治素养和依法办事能力。同时，这也是农村社会治理城市化发展的重要保障。
（三）继续加大农村普法力度，完善法律服务和法律救助，加强对领导干部法治培训
目前涉农法律不健全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短板。我们推进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推进基层依法行政、依法办事，首先需要完善农村法律法规，使相关法律规定符合乡村实际，能够解决突出问题，得到真正贯彻执行。
首先，从政策法规制定层面，我们需要对涉农法规进行统一清理修订，做到有法可依、有法能依。这是保证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基础，也是农村党员干部依法办事的首要条件。相关立法部门要着力于加强涉农立法工作，努力减少涉农相关法律的空白地带，使得农村的各项工作和问题的解决有法可依。如实时修改和完善《农业法》《农业环境保护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制定新形势下关于农业合作经济、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使农民真正有法可依。 其次，要加强法律服务和法律救助。目前还有不少地方的农民信访不信法，有事情首先是选择人情关系、潜规则来解决，不到万不得已不愿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这种情况的出现虽然与人们对传统意义上“无讼”社会的认同有关，其实也与当前我们的法律成本过高有关系。虽然北京农村地区在法律服务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但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尤其是在法律救助方面，还需要各部门的通力合作，为北京农民提供更好的法律帮助，使人们对法律有亲近感、认同感，从而形成法治社会文化氛围。
最后，要集中力量加强对农村党员干部的法治培训，从各方面增强其法治素养。目前，北京市有关部门加强对乡镇党员干部、对农村两委班子成员进行各类培训，尤其是在两委换届前后，类似的政策法规解读比较集中，但这种短期、专项的学习还难以满足在农村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少党员干部反映存在对法律不太了解，法律知识欠缺的问题。可以说，广大农村党员干部对包括法律知识、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在内的培训需求还比较大。这需要将对各级农村党员干部的培训纳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系统，增强培训力度和针对性。
（四）加强农村基层党的建设工作，以党建统领农村法治化进程，以制度保障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有序推进
实现在农村地区的从严治党与提高农村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相得益彰。提高北京农村地区党员干部的法治素养需要从下大功夫抓农村地区党建工作入手。要在农村党员干部中树立党规严于国法的意识，加强农村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突出对农村党员干部的反腐倡廉教育。在2016年全国开展的“两学一做”教育活动中，认真组织好农村党员干部对党章党规的学习，使农村党员干部牢固树立规矩意识，在工作和生活中始终把党纪党规挺在前面。这是提高农村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的关键一环。
农村党员干部处于与人民群众打交道的第一线，代表着党的形象，关系着基层的稳定，影响着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整体水平。我们要高度重视农村地区党员干部的法治素养，通过狠抓农村党建工作，提高农村党员干部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0，52.
[2][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487.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89.
[4]彭真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91-493.
[关键词]习近平总书记；科技创新；国家发展；战略全局；核心位置
[中图分类号] F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169（2016）08-0027-04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新时期党中央的重要战略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也在基层。农村不仅因为所居住的人口及其所占有的面积，而且更由于其深受乡土文化的影响而成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区域。如何在农村落实依法治国，提升农村地区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是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农村工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李克强总理也强调，学会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治国理政各项工作，是对各级领导干部的一场“大考”。所以，在农村地区落实依法治国，就要抓住农村干部这一“关键少数”，着力提高农村党员干部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
一、北京市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和党员干部法治素养基本情况
北京市辖16区，包括147个街道、144个镇、33个乡、5个民族乡，除东城、西城、石景山区外，其他区都有农业人口。其中，房山、延庆、密云、怀柔、平谷等远郊区绝大多数居民为农业人口。北京市农村地区在法治社会建设方面，与全国其他农村地区相比，既有不少共性也有很大差异。
其一，北京农村地区和全国其他农村地区相近，属于熟人社会，乡土性特征明显。农村一般聚族而居，多数村民世代住所固定，具有深厚的家族性。大家彼此熟悉，甚至有着各种血缘亲属关系。在这种社会环境内，人们一般运用传统的礼俗来规范村民行为、调整利益关系。可以说，传统的乡土社会主要是“礼治”型社会。费孝通先生指出：“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我们可以说这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个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1]一位外国学者也认为：“中国解决争端首先必须考虑‘情’，其次是‘礼’，最后是‘理’，只有最后才诉诸‘法’。”[2]由于中国文化传统和农村社会的特点，长期以来，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的方式在农村并不流行，农民对法律的认可和接受程度比较低。北京也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人们更愿意通过调解等方式解决问题，而非事事诉诸法律。由此带来的一个现象就是，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程度比较低，人们的法治观念比较薄弱。
其二，与全国其他农村地区一致，北京市农村地区的法治化道路具有渐进性特征。在古代社会，皇权不下县，农民是很难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注重在农村地区的组织发展，第一次实现了对农民的组织动员，在实行改革开放前，共产党主要靠政策，而非法律来治理农村社会。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指出“我们好多年实际上没有法，没有可遵循的东西”[3]。1984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会长彭真发表《不仅要靠党的政策，而且要依法办事》的讲话。他说：“当时，农村根据地长期被敌分割，交通不便，党中央给各地的，概括起来可以说就是政策。”“在整个革命队伍（包括军队）里，党的政策也就是‘法’”。“建国以后，我们有了全国性的政权，情况不同了，不讲法制怎么行？要从依靠政策办事，逐步过渡到不仅靠政策，还要建立、健全法制，依法办事”。“党的政策要经过国家的形式而成为国家的政策，并且要把在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政策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4]。在党的十五大上，中共中央第一次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农村地区的法治化也加快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乡镇政府普遍设立了司法站或司法所，有的乡镇甚至设立人民法庭。在乡镇以下的村民委员会组织内还设立了治安调解职位，成为正式法律机构的补充。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88年开始实施，1998年经过修订在全国正式实施。这部法律是有关农村基层组织的法律，并由广大农民直接掌握和行使。与此同时，国家开始大规模实施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规划，其宗旨即让更多的人知法、懂法、用法和守法。这一系列举措促成了农村社会治理层面的巨大变化，乡土社会在不断转型，人们的法律意识在逐步增强，法治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无论北京农村，还是全国其他农村地区，皆是如此。这种变化体现在农村干部身上，就是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意识越来越浓，相关制度保障越来越到位，党员干部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在不断提升。
当然，与全国不少地方的农村相比，北京市农村也有其独特性。
其一，北京市农村类型多元，内部差异很大。按照农村与城市的距离，北京市农村可分为城中村、近郊村、远郊村。同时，在城市化进程中，北京还有大量的拆迁村、回迁村。这些村之间情况各异，差别很大。一般而言，城中村、近郊村城镇化程度较高，乡土特征不太明显，法治水平也较高。而在拆迁村中，矛盾纠纷最多，依法行政的诉求更高。
其二，农村受城市辐射效果明显。北京市作为直辖市，现代化发展整体水平较高，城市对周边农村带动作用明显。北京市委市政府重视城乡一体化发展，在城乡统筹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在乡村建设、民生保障、农村基层党建等方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这使得北京农村整体发展水平要高于全国大多农村地区。
二、影响北京农村党员干部法治素养的因素
虽然北京农村党员干部法治素养整体水平较高，但也存在不少影响农村党员干部法治素养的因素，在推进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过程中需要格外重视。 （一）农村党员干部老龄化比较严重，影响了农村党组织的整体法治素养
老龄化在全国农村地区都是一个普遍现象。主要是由于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只留下老人、小孩和妇女在农村生活，担负农业生产活动。这种人口流动倾向也导致农村党组织成员老龄化。这在北京农村地区表现得也比较明显，尤其在发展比较落后的远郊农村普遍存在。多数农村党员干部老龄化现象严重，对于农村的老党员干部而言，他们文化程度较低，法治观念较弱，法律知识储备偏少，在处理公共事务时运用法律手段的能力较差，而学习创新的能力不足。这直接影响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和整体素质。
（二）基层干部权责不对等，工作任务重，影响了农村党员干部法治素养的提升
目前，农村基层干部普遍反映担子重、压力大、任务多。在属地管理原则指导下，乡镇干部需要处理方方面面的问题，需要面对各种考核评价，可谓事无巨细。但是，乡镇干部的权力比较小，尤其在执法方面，常常需要借助各委办局的力量，权责存在不对等的现象。不少乡镇领导干部反映，乡镇干部疲于应对各种矛盾，工作比较被动，很难专心谋发展、干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难真正去提升其法治素养了。
对于村级党员干部而言，村干部没有公务员身份，需要从事生产活动，其村务党务工作带有兼职属性，但现在农村基层组织行政化倾向较强，村委会虽然是自治组织，但承接了上级组织大量的行政任务。这造成农村党员干部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都比较大。
（三）农村地区文化传统影响了农村干部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
农村地区属于典型的熟人社会，在干部工作、联系群众方式上也与现代社会具有很大差异。对于农村干部而言，绝大多数生活在群众中，与农村居民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为了赢得村民的支持、得到乡镇领导的认同，他们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在调研中，农村党员干部普遍反映，工作需要动用各种人脉资源，需要考虑人情世故，因此不可能完全严格执法。如在拆迁中，虽然可以依法强拆，但这是效果最不好的选择。农村中家族势力、裙带关系错综复杂，而且大家共同生活在一处，打交道多，只能是通过个人威望或亲朋好友做说服工作。
三、提高北京农村党员干部法治素养的对策建议
针对当前农村地区的法治现状与存在问题，结合北京市的实践，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升农村干部的法治素养。
（一）将提高农村干部法治素养纳入城乡协同发展的高度来认识
推进城乡协同发展，推进农村城镇化是农村发展的方向，同时也是解决农村目前面临问题的重要方法。在提高农村党员干部法治素养问题上，同样如此。要把提高北京农村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放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高度来认识，才能真正解决农村党员干部法治素养与时俱进的问题。
一是城乡干部统筹选拔任用，增强党员干部城乡间流动性。根据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要求，北京市委市政府注重城乡干部统筹任用，增强干部在城乡间的流动性。为打通农村党组织负责人的上升通道，提高其工作积极性，同时也为在更大范围内选拔任用优秀干部，北京市委在2014年面向优秀农村党支部书记选录公务员共27名。这打破了农民进入国家公务员行列的身份限制，是北京市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方面的一个重要突破，受到广大农村党员干部的高度评价。它不仅激发了农村党支部负责人的工作积极性，也整体推动了农村党员干部综合素质的有效提升。
同时，在城市支持农村发展方面，北京市各级党组织也大力推动优秀党员干部到农村去的工作。2015年，全市共选派407名第一书记到北京农村帮助村支部开展工作。这一重要举措，对于推动农村改革发展，带动农村党员干部综合素质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这些创新做法，要继续坚持并不断改进、推广。
二是充分重视大学生村官在农村改革发展中的作用，继续坚持并完善大学生村官制度，以此提升北京农村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水平。
大学生村官工作是十七大以来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自在一些地区探索实施以来，至今已经走过了20年的历程。大学生村官一般具有较强的民主和法治意识优势，同时具有较丰富的文化科学知识优势，不仅能够改善村两委领导班子的学历结构和文化科学知识结构，而且能够帮助村两委建章立制，加强村级管理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因此应当继续坚持，并通过提高其待遇等方式吸引、留住更多人才。
（二）政策进一步向基层倾斜，提高农村党员干部自我提升的积极性
一是要注重解决农村基层干部权责对等问题，给予乡镇干部相应人事财权，使他们工作起来有权力、有干劲。目前，北京市乡镇层面普遍存在领导干部责任很大而权力较小的情况，在人事任命、政策配套、财政支付等方面不能自主，这影响了基层的创新和谋事能力。所以，要给乡村基层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使他们权责对等、权责统一。
二是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实现职能下移、权力下沉。目前，北京市无论是街道社区层面还是乡镇农村层面都落实了属地管理责任，但与之相配套的政策和机构改革并未完全到位。这突出体现在条块关系上。乡镇层面执法力量偏弱，对区一级执法机构如公安、消防、工商等机构的整合力度十分有限，但属地管理责任又决定必须充分联合各执法机构力量，所以各单位条块关系出现不顺畅的现象，这是未来社会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需要加快推进，真正落实职能下移和权力下沉，才能有效解决目前乡村社会治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从而提升乡村党员干部法治素养和依法办事能力。同时，这也是农村社会治理城市化发展的重要保障。
（三）继续加大农村普法力度，完善法律服务和法律救助，加强对领导干部法治培训
目前涉农法律不健全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短板。我们推进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推进基层依法行政、依法办事，首先需要完善农村法律法规，使相关法律规定符合乡村实际，能够解决突出问题，得到真正贯彻执行。
首先，从政策法规制定层面，我们需要对涉农法规进行统一清理修订，做到有法可依、有法能依。这是保证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基础，也是农村党员干部依法办事的首要条件。相关立法部门要着力于加强涉农立法工作，努力减少涉农相关法律的空白地带，使得农村的各项工作和问题的解决有法可依。如实时修改和完善《农业法》《农业环境保护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制定新形势下关于农业合作经济、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使农民真正有法可依。 其次，要加强法律服务和法律救助。目前还有不少地方的农民信访不信法，有事情首先是选择人情关系、潜规则来解决，不到万不得已不愿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这种情况的出现虽然与人们对传统意义上“无讼”社会的认同有关，其实也与当前我们的法律成本过高有关系。虽然北京农村地区在法律服务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但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尤其是在法律救助方面，还需要各部门的通力合作，为北京农民提供更好的法律帮助，使人们对法律有亲近感、认同感，从而形成法治社会文化氛围。
最后，要集中力量加强对农村党员干部的法治培训，从各方面增强其法治素养。目前，北京市有关部门加强对乡镇党员干部、对农村两委班子成员进行各类培训，尤其是在两委换届前后，类似的政策法规解读比较集中，但这种短期、专项的学习还难以满足在农村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少党员干部反映存在对法律不太了解，法律知识欠缺的问题。可以说，广大农村党员干部对包括法律知识、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在内的培训需求还比较大。这需要将对各级农村党员干部的培训纳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系统，增强培训力度和针对性。
（四）加强农村基层党的建设工作，以党建统领农村法治化进程，以制度保障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有序推进
实现在农村地区的从严治党与提高农村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相得益彰。提高北京农村地区党员干部的法治素养需要从下大功夫抓农村地区党建工作入手。要在农村党员干部中树立党规严于国法的意识，加强农村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突出对农村党员干部的反腐倡廉教育。在2016年全国开展的“两学一做”教育活动中，认真组织好农村党员干部对党章党规的学习，使农村党员干部牢固树立规矩意识，在工作和生活中始终把党纪党规挺在前面。这是提高农村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的关键一环。
农村党员干部处于与人民群众打交道的第一线，代表着党的形象，关系着基层的稳定，影响着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整体水平。我们要高度重视农村地区党员干部的法治素养，通过狠抓农村党建工作，提高农村党员干部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0，52.
[2][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487.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89.
[4]彭真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91-4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