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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老刘交往是近两年的事。
那是我退休后在一次有关散文的座谈会上我们认识的。
“我叫刘恩溥。文刀刘，恩惠的恩，末代皇帝溥仪的溥。”会后吃饭时，他既简练又清晰，声音洪亮地介绍了自己的姓名。他身材高大，却有些瘦弱，眉宇间透着豪气，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此后我们一起又开过几次会，通过几次电话，特别是我写的几篇散文，通过电子邮件發给他，他中肯地谈出意见，令我对他刮目相看。于是，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我们的友谊也急剧升温。
老刘今年70岁，退休前是一位中学语文高级教师，他在自己驰骋的天地里游刃有余，造诣颇深。上世纪60年代他就在《海鸥》文学杂志上發表过大量诗歌、散文和文学评论；近两年他写了不少报告文学；今年又出版了《刘恩溥诗文选》。他原来在外地工作，上世纪80年代作为人才引进，调回青岛。
他功底扎实、勤勉好学，有独到见解，从不人云亦云，也不会因为你做过某编辑部主任就曲意恭维。我特别欣赏他的坦率正直，没有虚荣假套。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茫茫人海，难觅知音。人们向往俞伯牙与钟子期纯真、高尚的友谊，他们的佳话流传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有些人注定会成为我们人生的过客，认识就认识了，交往只停留在肤浅的层面上，那不过是一种生活的常态；然而，知音却可遇不可求。
这两年我写了一些散文，每当写完一篇我总愿意请老刘提提意见。他总是读得很认真，读后逐句逐段地写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他为人真诚。你今天發给他一篇散文，明天他就会来电话，说文章他已经仔细读过，具体意见已由电子邮件给我發了过来。
有一天早晨7点，床头橱上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我从睡梦中惊醒。因为读书、写作，我睡得晚，起得也晚，朦朦胧胧地从床上爬起来接电话，一个洪亮的声音立即从听筒里传来，顿时我的睡意全无，原来是老刘。他说昨天我發给他的那篇散文，今天早晨4点他就起来读了，担心影响我休息，等到7点，才给我打了这个电话。他居然为别人考虑得如此周到，我很受感动。
他每次读我的散文所提的意见，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从写作思路到表现手法；从人物个性到情节起伏；从悬念设置到结构安排；从典故运用到主题升华，他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开诚布公，推心置腹。
有些意见我觉得很好，立即动手修改；有些意见虽然我不一定采纳，但往往对我有提示或启發作用。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涉及到“抹地”的细节，老刘建议改为“拖地板”，我突然發现那是我们家乡早年的惯常说法，已经不符合现代人的语言习惯了；况且过去的水泥地早就铺上了木地板，与时俱进嘛，我当即改了过来。
《忘不了那份情》这篇散文，是写我回母校的见闻和怀旧情思，最后一段是抒情，原来只有两句，显得不大够味。他提出后，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增加到四句：“敬礼，亲爱的梧桐树，您婆娑的绿荫是母校迷人的风景；您阔大的枝叶呵护着莘莘学子人才辈出；您默默守侯着母校朝朝暮暮休戚与共；您见证了母校的沧桑巨变和她带给我们的那份浓浓的深情。”顿觉情意绵绵，韵味悠长。
有时他提出某段落应该再充实几句话，我或许觉得可以不动，但他的提示令我举一反三，联想到另外的段落，是否需要加强诗性表达，引用几句古训，抑或增加几句工笔描写，因为毕竟自己更熟悉作品的结构与情节，写景与状物，抒情与哲思。
我在《写作是美丽的》一文中，曾简略地写到自己的童话创作，出于对我的厚爱和尊重，老刘读完这篇作品后，希望我能加重笔墨，写写童话创作的成绩。“因为你的作品及其评论载入《中国童话史》了嘛！”老刘如是说。但是，我喜欢低调，不习惯张扬，这从反面启發了我。于是我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原先的写法是否有悖自己的准则，反复斟酌后，反其道而行之，将之前主动的视角，改为被动的着墨，自己比较满意。老刘在电话中听了我的修改，不无幽默地说：“我这不是歪打正着嘛！”说罢，电话那头传来响亮的笑声。一点不错，可以说收到了异曲同工的效果。
自然我也认真地拜读老刘的作品，并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看法，相互切磋，以求共同提高。
令我特别感动的是，在一次会议碰面时，身材高大的老刘迎面走过来，笑吟吟地递给我一个用报纸包着的小长方体，我打开报纸一看，是他为我刻的一方图章，刻得相当标致，我非常喜欢，是我所有图章中刻得最好的一方。他说为了刻好这方图章，根据我名字的笔画安排和间架结构，他辗转反侧地揣摩了一个晚上，真让我过意不去。这似乎已经超出了文学的范畴，进入了人品的领域。
难得有老刘这样的朋友，从他身上我学到了许多在别人那里学不到的东西，并常常被老刘的认真和坦诚所打动。
“君子之交淡如水，高山流水会知音。”结识老刘，可以说自己遇到了知己，找到了知音。
虽然与老刘交往的时间不长，却志趣相投、心灵互勉。那实在是一种没有功利，无欲无求，清澈透明、淡而悠远的人性彰显。有位诗人说得好：“一个不是我们有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老刘正是这样的朋友。朋友之间，一旦掺杂进功利，友情就会变味。
故交诚然可贵，新朋照样可以成为挚友。
那是我退休后在一次有关散文的座谈会上我们认识的。
“我叫刘恩溥。文刀刘，恩惠的恩，末代皇帝溥仪的溥。”会后吃饭时，他既简练又清晰，声音洪亮地介绍了自己的姓名。他身材高大，却有些瘦弱，眉宇间透着豪气，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此后我们一起又开过几次会，通过几次电话，特别是我写的几篇散文，通过电子邮件發给他，他中肯地谈出意见，令我对他刮目相看。于是，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我们的友谊也急剧升温。
老刘今年70岁，退休前是一位中学语文高级教师，他在自己驰骋的天地里游刃有余，造诣颇深。上世纪60年代他就在《海鸥》文学杂志上發表过大量诗歌、散文和文学评论；近两年他写了不少报告文学；今年又出版了《刘恩溥诗文选》。他原来在外地工作，上世纪80年代作为人才引进，调回青岛。
他功底扎实、勤勉好学，有独到见解，从不人云亦云，也不会因为你做过某编辑部主任就曲意恭维。我特别欣赏他的坦率正直，没有虚荣假套。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茫茫人海，难觅知音。人们向往俞伯牙与钟子期纯真、高尚的友谊，他们的佳话流传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有些人注定会成为我们人生的过客，认识就认识了，交往只停留在肤浅的层面上，那不过是一种生活的常态；然而，知音却可遇不可求。
这两年我写了一些散文，每当写完一篇我总愿意请老刘提提意见。他总是读得很认真，读后逐句逐段地写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他为人真诚。你今天發给他一篇散文，明天他就会来电话，说文章他已经仔细读过，具体意见已由电子邮件给我發了过来。
有一天早晨7点，床头橱上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我从睡梦中惊醒。因为读书、写作，我睡得晚，起得也晚，朦朦胧胧地从床上爬起来接电话，一个洪亮的声音立即从听筒里传来，顿时我的睡意全无，原来是老刘。他说昨天我發给他的那篇散文，今天早晨4点他就起来读了，担心影响我休息，等到7点，才给我打了这个电话。他居然为别人考虑得如此周到，我很受感动。
他每次读我的散文所提的意见，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从写作思路到表现手法；从人物个性到情节起伏；从悬念设置到结构安排；从典故运用到主题升华，他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开诚布公，推心置腹。
有些意见我觉得很好，立即动手修改；有些意见虽然我不一定采纳，但往往对我有提示或启發作用。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涉及到“抹地”的细节，老刘建议改为“拖地板”，我突然發现那是我们家乡早年的惯常说法，已经不符合现代人的语言习惯了；况且过去的水泥地早就铺上了木地板，与时俱进嘛，我当即改了过来。
《忘不了那份情》这篇散文，是写我回母校的见闻和怀旧情思，最后一段是抒情，原来只有两句，显得不大够味。他提出后，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增加到四句：“敬礼，亲爱的梧桐树，您婆娑的绿荫是母校迷人的风景；您阔大的枝叶呵护着莘莘学子人才辈出；您默默守侯着母校朝朝暮暮休戚与共；您见证了母校的沧桑巨变和她带给我们的那份浓浓的深情。”顿觉情意绵绵，韵味悠长。
有时他提出某段落应该再充实几句话，我或许觉得可以不动，但他的提示令我举一反三，联想到另外的段落，是否需要加强诗性表达，引用几句古训，抑或增加几句工笔描写，因为毕竟自己更熟悉作品的结构与情节，写景与状物，抒情与哲思。
我在《写作是美丽的》一文中，曾简略地写到自己的童话创作，出于对我的厚爱和尊重，老刘读完这篇作品后，希望我能加重笔墨，写写童话创作的成绩。“因为你的作品及其评论载入《中国童话史》了嘛！”老刘如是说。但是，我喜欢低调，不习惯张扬，这从反面启發了我。于是我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原先的写法是否有悖自己的准则，反复斟酌后，反其道而行之，将之前主动的视角，改为被动的着墨，自己比较满意。老刘在电话中听了我的修改，不无幽默地说：“我这不是歪打正着嘛！”说罢，电话那头传来响亮的笑声。一点不错，可以说收到了异曲同工的效果。
自然我也认真地拜读老刘的作品，并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看法，相互切磋，以求共同提高。
令我特别感动的是，在一次会议碰面时，身材高大的老刘迎面走过来，笑吟吟地递给我一个用报纸包着的小长方体，我打开报纸一看，是他为我刻的一方图章，刻得相当标致，我非常喜欢，是我所有图章中刻得最好的一方。他说为了刻好这方图章，根据我名字的笔画安排和间架结构，他辗转反侧地揣摩了一个晚上，真让我过意不去。这似乎已经超出了文学的范畴，进入了人品的领域。
难得有老刘这样的朋友，从他身上我学到了许多在别人那里学不到的东西，并常常被老刘的认真和坦诚所打动。
“君子之交淡如水，高山流水会知音。”结识老刘，可以说自己遇到了知己，找到了知音。
虽然与老刘交往的时间不长，却志趣相投、心灵互勉。那实在是一种没有功利，无欲无求，清澈透明、淡而悠远的人性彰显。有位诗人说得好：“一个不是我们有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老刘正是这样的朋友。朋友之间，一旦掺杂进功利，友情就会变味。
故交诚然可贵，新朋照样可以成为挚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