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如此混乱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选民对未来抱有悲观情绪。皮尤研究中心数据显示，60%的西方人认为今天孩子的“财务状况将不如他们的父母”，而多数欧洲人都认为，下一代将会过着更糟的生活。换种方式来解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的原话，他们认为年轻人的生活注定将陷入孤独、贫困、野蛮和肮脏—而且一眼望不到头。
　　那些在经济上遭受损失的人，还有那些担心自己（或所属群体）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遭受损失的人，更容易接受悲观主义。悲观主义影响着对前途忧心忡忡的年轻人，还有那些怀念逝去时光的老年人士。它既包含了对机器人、中国劳工和移民正在威胁人们生計的经济担忧，同时也包含了白种西方人在当地和全球正在失去特权地位的文化恐惧。
　　如果人们怀疑进步，他们往往会害怕任何形式的变革。他们不是关注机会，而是看到威胁无处不在，并紧紧抓住所拥有的东西不肯放手。分配不公的裂痕走到前台—如果叠加身份冲突，就会毒化整个社会。西方政治可能再度变得乐观，但前提是政治家必须首先解决导致悲观情绪的根本问题。
　　今天的反对者主要有三种。接受现实的悲观主义者—他们往往属于中间偏右的选民，他们对生活状况其实还算满意，但却对未来忧心忡忡—他们认为动摇现有体系既不可能也不合理，因此他们勉强接受了自己国家越来越黯淡的前景。事实上，这类政治家似乎满足于管理相对温和的衰退。
　　忧心忡忡的悲观主义者往往来自中左翼，他们对未来感到悲观，似乎仅仅为了软化最坚硬的棱角而在表面上感到满意。他们希望多点投资，同时更公平地分配微弱增长所带来的微薄收益。但他们同时越来越害怕技术革新和全球化，因此竭尽全力限制相关变化的节奏和范围。这类中左翼政治家的目标，似乎是使人们更能容忍令人不安的衰退。
　　最后，愤怒的悲观主义者—往往是民粹主义分子及其支持者—认为经济受到操纵、政客腐败且外来者充满危险性。他们无意管理衰退；他们只想摧毁现状。而他们有可能仅仅为了让他人受苦而去追求双输的结局。
　　上述群体的共同之处在于，缺乏可行的解决方案。接受现实和忧心忡忡的悲观主义者都太过关注变革的风险和困难，以至于忽略了无所作为的问题—尤其是民粹主义的兴起。而愤怒的悲观主义者则认为，他们可以在继续拿到福利的同时粉碎整个体系。
　　尽管西方的相对衰落几乎不可避免，但它的经济运行问题却可以改善。然而悲观主义思想能够自我实现。如果似乎注定黑暗的未来不可避免，那么为什么还要推进艰巨的改革措施？因此，接受现实和忧心忡忡的悲观主义者，往往会选出回避艰难决策的政府（德国的大联合政府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而愤怒的悲观主义者则导致事态变得更加困难（如投票支持唐纳德·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议程，或支持英国脱欧的决策）。
　　现实并不一定非要如此。正如法国总统伊曼纽尔·马克龙所表明的那样，大胆的领袖可以通过传播希望、开放和包容的理念，并通过推动以可信改革为基础的进步愿景来取得成功。在我的《欧洲之春》一书中，我描绘了欧洲经济和政治变革的前景，其中绝大多数同样适用于其他过度悲观的国家—特别是美国。
　　激励和安慰选民是一项政治、而非官僚技术挑战，但同时也需要雄心勃勃的政策来迅速做大经济蛋糕，同时确保更加公平的分配。
　　改革经济政策无法治愈所有的社会或文化弊病，但却可以协助西方摆脱恶性的悲观主义，从而导致实现自由和进步的乐观主义政治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