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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可行的方法论作为工具,以进步的价值观作为支撑,这是我的阅读追求,也是我的写作目标和教学目标。我为了追求这个目标,就像古人所说的那样:“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我的专业阅读既有纯粹满足自己好奇心、试图寻求一些问题的答案的一面,也有学以致用、为教学与写作寻找借鉴的一面。我将其分成三块:语文教学必须具备的跨界阅读,包括文学艺术,语言学、逻辑学、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以及除此之外的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通识;教育教学必须具备的知识能力储备,包括教育学、心理学,教育随笔、教育观察等;教育论文写作、教育随笔写作、散文写作必须具备的能力训练和积累,包括写作学、诠释学、语言学、美学等,以寻求写作的切入点、思考点、支撑点。
思想观念的坐标原点
从“文青”到教书匠,是一个慢慢认识到自己缺乏文学想象力的过程。于是我开始阅读理论方面的著作,并以此作为指导自己教学生涯的坐标原点,努力使自己的教学到达“有思想的方法,有方法的思想”的境界,而不是盲人瞎马的随意盲动。
读师范的时候,我到图书馆借阅《红楼梦》《红楼梦考证》《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同时也迷徐星、王蒙、刘索拉、张贤亮、李国文、韩少功、阿城等人的小说,特别迷王蒙,甚至手抄他的短篇小说《春之声》。王蒙的意识流手法让我着迷:我委托在上海读书的同村好友,从上海买来四卷本《王蒙选集》,想一想,当时我应该是想方设法从每月15.5元的生活费里挤出钱来买书的。接触到意识流手法之后,就把兴趣转到文艺思潮、哲学思想方面,这可以看作是文青的转型。1985年中师毕业的时候,与一位同学想方设法邮购《萨特文集》《梦的解析》;到武汉配眼镜的时候,在同学的帮助下买到袁可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后来参加工作后就订阅《读书》《当代文艺思潮》《小说评论》等刊物,逐渐向思辨方向拓展。这种博览群书的阅读兴趣保持到现在,就更为宽泛了。但最能给我漫无边际的阅读确定坐标系的是这四种书: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著《中国思想通史》,让我对中国思想脉络有了总体和个别的了解;刘泽华著《中国的王权主义》,让我提纲挈领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而其主旨就是王权主义,这本书探幽烛微的批判精神、质疑问难的思维方式对我帮助很大;全增嘏主编《西方哲学史》,让我对西方哲学思想有了整体与局部的了解;何兆武、柳卸林编《中国印象》,让我对具备最高认知能力的人如何认识并判断中国思想有了基本的印象,同时让我学会比较阅读、换位思考、推理判断的能力。可以这样说,这四套书起到的是定海神针的作用,基本上帮我确立了三观。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我越来越喜欢读语言学类、历史类、人物传记类等非虚构作品。读这一类作品,既有感性的认识,又有理性的把握;而且大体上还可以避开攻读艰涩原著之难,特别是读那些思想家哲学家的传记,比如克里斯托弗·希尔兹著《亚里士多德》,曼弗雷德·库恩著《康德传》,瑞·蒙克著《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阿兰·艾伯斯坦著《哈耶克传》,简直有如入宝山、目不暇给之感。丹尼尔·L.埃弗里特著《语言的诞生》,茅海建著《天朝的崩溃》,佩雷菲特著《停滞的帝国》,史景迁著《曹寅与康熙》,黄仁宇著《万历十五年》,索尔兹伯里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凯瑟琳·德林克·鲍恩著《民主的奇迹》等,还有关于曹雪芹、鲁迅、胡适、沈从文、福泽谕吉、里根、布什等人的传记,都让我受益良多。有些书当时没有再版印刷,还买过一些复印本:萨拜因著《政治学说史》,何炳棣著《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史蒂芬·平克著《语言本能》,等等。到小城的旧书店淘书更是一大乐事。
我的阅读体会是:买经典书、声誉良好的出版社出版的书、信得过的作者写的书、靠谱的人推荐的书,靠谱的书里所列的参考书、引用的书,努力让自己家成为书香门第;订阅一到两份高水平的业务杂志或自己感兴趣的杂志;订阅高质量的公众号,管理好自己的碎片化时间;值得反复研读的线上文章打印出来加以研读;尽量不把时间浪费在抖音等消遣上;有可能的话,听一些值得信任的人所做的講座。
教育教学的行为指南
接触并悉心揣摩霍华德·加德纳著《多元智能新视野》(沈致隆译),是我认真阅读教育学、心理学类著作的真正开始。此前我几乎没有读过教育学类书,心理学类只是稍微了解一点弗洛伊德、弗洛姆、马斯洛,因此教学缺乏理论指导,热情有余、素养不足,不免有盲人瞎马之嫌。即使有一些吉光片羽的感悟,有一些与教育学、心理学相吻合的做法,也只能说是误打误撞。
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为人们认识自我、认识他人提供了理论支撑:人类思维和认识世界的方式是多重的,独立个体具有不同认识类型和能力;智力不是一种能力而是一组能力,智力不是以整合的方式存在而是以相互独立的方式存在——言语语言智能、数理逻辑智能、视觉空间智能、音乐韵律智能、身体运动智能、人际沟通智能、自我认识智能、自然观察智能以及存在智能。教育既是艺术,更是科学。教学过程需要科学理论指导,而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能较好地给教师提供理论指导,从而体现教育的科学性的一面。
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根据多元智能理论,我努力发现学生学习之外的优点,并鼓励他们发挥长处,不以暂时的成绩排名而或喜或忧,不把学习成绩当作唯一的奋斗目标。付伟峰现在是湖北某公司董事长。他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我能不以学习成绩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不歧视成绩不好的同学,还能知人善任,用其所长,任命他担任劳动委员;他说他在公司管理中借鉴了我在班级管理上的不少做法。别永超现为荣耀某部门经理。当时他学习成绩不好,但爱阅读,爱写诗填词;听我讲有关政治学的问题,要我推荐书目,于是我建议他到学校图书馆去借刘军宁著《共和·民主·宪政》。他的成长道路给我的启发是,理工科学生如果获得人文社科和文学艺术的滋养,可能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Cheng Wj对互联网感兴趣,喜欢玩手机。高三的时候上课玩手机被我看到,我要求他把手机给我,他也给我了,但显得有点紧张,我看手机内容不大健康,但装作没有看清,要他关掉手机后再交给我,然后请家长来,我把手机交给家长带回家。后来他像换了一个人似地投入学习,在读书报告会上做《乔布斯传》的分享;高考考入广东的一所二本院校,毕业之后,在深圳一家IT公司工作。前不久他高兴地告诉我,现在他已加入腾讯集团深圳总部。 阐释理解的得力工具
對文本进行解读和阐释,不只是语文教学的需要,也是文明传承、深层理解的需要。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涵盖了如下内容:人文主义传统对于精神科学的意义、“体验”一词的历史、艺术作品的本体论及其诠释学的意义、偶缘物和装饰品的本体论根据、真理问题扩大到精神科学里的理解问题、以语言为主线的诠释学本体论转向等方面的内容。
在现实需求层面上,说事明理、表达意愿是生活的必需;在情感需求层面上,表情达意是一种精神需求;在终极意义层面上,探索未知世界、思考存在本质是恒久不变的追求——所有这些活动,都离不开语言以及对语言的理解。
理解,解释,应用,对话,问答,给予和取得,相互争论和达成一致,这些意义方面的交往构成诠释学的主要内容。
表情达意的愿望如此强烈,就像火山在地底奔腾冲突、一定要找到出口喷薄而出一样:“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渴求对方理解的愿望同样强烈:钟子期、俞伯牙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千古佳话,演绎知音难觅的永恒困境;“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绝妙好辞,诠释心心相印的莫逆于心。
从语言产生的时候起,与沟通、交流、理解、默契相伴随的,就是误解、曲解、费解、臆断,就是巴别塔困境。然而,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仍然相信各种语言虽然表面上彼此完全不同,但反映出人类共有的基本独特性。不同语言之间、不同种族之间、不同信仰之间的对话和沟通仍存在可能。
实际上,过分强调语言、言语的混沌暧昧性、不可通约性,就像过分强调语言、言语的沟通和交流具有无障碍性、无缝对接性一样,既不符合事实,也无逻辑自洽性。然而,由于诗性语言具有更为丰富的多义、歧义,有更多的象征、双关、隐喻、比喻等充满不确定性和随意性的手法,以至于庄子有这样的论述:“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手段和目的、形式和内容的相互分离,只会加剧语言的不可通约性,只会让人更深地陷入“不可说,不可说,一说即是错”的机锋之中而缄口不言。
正是为了摆脱这一困境,人们一直没有停止努力:“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的劝诫提醒,“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主观与客观的融合统一,训诂学、乾嘉朴学以及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的主张,语言学、语文学、写作学、现象学、传播学、诠释学等学科的建构,都在宣示语言/言语有着既可定性研究、又可定量分析的特性。可见,语言和文学并不都是只具有模糊性、不可通约性,并不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人们可以对日常生活用语、文学艺术语言、社会科学用语、人文科学用语、自然科学用语、工程科学用语以及宗教用语进行定性研究、定量分析,以期达成表达、交流、理解、传承、创新的目的。
掌握阐释方法既有提高学生学习语文兴趣的作用,又有应对语、数、理、化、生以及政、史、地等各科高考题型加大阅读量的现实意义,亦能让学生层累渐进地积攒方法、情感和思想,葆有好奇探究的强烈欲望,同时能培养学生由此及彼的迁移能力、触类旁通的联想能力、创造创新的想象能力,在吸收人类文明精华之后养成自己的认知模式和人格模式。
社会科学如果不把本学科当科学,如果不按照科学的精神务求真实、力求准确,不遵循科学方法和思维的要求,很多时候就只能停留在零星感悟的层面;或者因为细节的错误,导致文章所得出的结论站不住脚。而人文研究虽然不能完全以科学的要求来衡量,但在求真务实、力求准确上并没有不同。
没有思想含量和价值观导引的技术,可能是花里胡哨的炫技派,毫无用场的屠龙之术,或者是不辨方向的盲人瞎马;没有可操作的技术方法作支撑的思想,可能是漫无边际的无根玄谈,云里雾里的乌托邦,或者是玄虚空洞的太虚幻境。因此,“道术并重”应该是我们在阅读、教学、写作等领域追求的境界,惟其如此才能获得价值观与方法论的足够支撑,才有可能在教育教学、写作思考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稳。
(作者单位:湖北仙桃中学)
责任编辑 黄佳锐
我的专业阅读既有纯粹满足自己好奇心、试图寻求一些问题的答案的一面,也有学以致用、为教学与写作寻找借鉴的一面。我将其分成三块:语文教学必须具备的跨界阅读,包括文学艺术,语言学、逻辑学、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以及除此之外的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通识;教育教学必须具备的知识能力储备,包括教育学、心理学,教育随笔、教育观察等;教育论文写作、教育随笔写作、散文写作必须具备的能力训练和积累,包括写作学、诠释学、语言学、美学等,以寻求写作的切入点、思考点、支撑点。
思想观念的坐标原点
从“文青”到教书匠,是一个慢慢认识到自己缺乏文学想象力的过程。于是我开始阅读理论方面的著作,并以此作为指导自己教学生涯的坐标原点,努力使自己的教学到达“有思想的方法,有方法的思想”的境界,而不是盲人瞎马的随意盲动。
读师范的时候,我到图书馆借阅《红楼梦》《红楼梦考证》《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同时也迷徐星、王蒙、刘索拉、张贤亮、李国文、韩少功、阿城等人的小说,特别迷王蒙,甚至手抄他的短篇小说《春之声》。王蒙的意识流手法让我着迷:我委托在上海读书的同村好友,从上海买来四卷本《王蒙选集》,想一想,当时我应该是想方设法从每月15.5元的生活费里挤出钱来买书的。接触到意识流手法之后,就把兴趣转到文艺思潮、哲学思想方面,这可以看作是文青的转型。1985年中师毕业的时候,与一位同学想方设法邮购《萨特文集》《梦的解析》;到武汉配眼镜的时候,在同学的帮助下买到袁可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后来参加工作后就订阅《读书》《当代文艺思潮》《小说评论》等刊物,逐渐向思辨方向拓展。这种博览群书的阅读兴趣保持到现在,就更为宽泛了。但最能给我漫无边际的阅读确定坐标系的是这四种书: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著《中国思想通史》,让我对中国思想脉络有了总体和个别的了解;刘泽华著《中国的王权主义》,让我提纲挈领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而其主旨就是王权主义,这本书探幽烛微的批判精神、质疑问难的思维方式对我帮助很大;全增嘏主编《西方哲学史》,让我对西方哲学思想有了整体与局部的了解;何兆武、柳卸林编《中国印象》,让我对具备最高认知能力的人如何认识并判断中国思想有了基本的印象,同时让我学会比较阅读、换位思考、推理判断的能力。可以这样说,这四套书起到的是定海神针的作用,基本上帮我确立了三观。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我越来越喜欢读语言学类、历史类、人物传记类等非虚构作品。读这一类作品,既有感性的认识,又有理性的把握;而且大体上还可以避开攻读艰涩原著之难,特别是读那些思想家哲学家的传记,比如克里斯托弗·希尔兹著《亚里士多德》,曼弗雷德·库恩著《康德传》,瑞·蒙克著《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阿兰·艾伯斯坦著《哈耶克传》,简直有如入宝山、目不暇给之感。丹尼尔·L.埃弗里特著《语言的诞生》,茅海建著《天朝的崩溃》,佩雷菲特著《停滞的帝国》,史景迁著《曹寅与康熙》,黄仁宇著《万历十五年》,索尔兹伯里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凯瑟琳·德林克·鲍恩著《民主的奇迹》等,还有关于曹雪芹、鲁迅、胡适、沈从文、福泽谕吉、里根、布什等人的传记,都让我受益良多。有些书当时没有再版印刷,还买过一些复印本:萨拜因著《政治学说史》,何炳棣著《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史蒂芬·平克著《语言本能》,等等。到小城的旧书店淘书更是一大乐事。
我的阅读体会是:买经典书、声誉良好的出版社出版的书、信得过的作者写的书、靠谱的人推荐的书,靠谱的书里所列的参考书、引用的书,努力让自己家成为书香门第;订阅一到两份高水平的业务杂志或自己感兴趣的杂志;订阅高质量的公众号,管理好自己的碎片化时间;值得反复研读的线上文章打印出来加以研读;尽量不把时间浪费在抖音等消遣上;有可能的话,听一些值得信任的人所做的講座。
教育教学的行为指南
接触并悉心揣摩霍华德·加德纳著《多元智能新视野》(沈致隆译),是我认真阅读教育学、心理学类著作的真正开始。此前我几乎没有读过教育学类书,心理学类只是稍微了解一点弗洛伊德、弗洛姆、马斯洛,因此教学缺乏理论指导,热情有余、素养不足,不免有盲人瞎马之嫌。即使有一些吉光片羽的感悟,有一些与教育学、心理学相吻合的做法,也只能说是误打误撞。
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为人们认识自我、认识他人提供了理论支撑:人类思维和认识世界的方式是多重的,独立个体具有不同认识类型和能力;智力不是一种能力而是一组能力,智力不是以整合的方式存在而是以相互独立的方式存在——言语语言智能、数理逻辑智能、视觉空间智能、音乐韵律智能、身体运动智能、人际沟通智能、自我认识智能、自然观察智能以及存在智能。教育既是艺术,更是科学。教学过程需要科学理论指导,而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能较好地给教师提供理论指导,从而体现教育的科学性的一面。
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根据多元智能理论,我努力发现学生学习之外的优点,并鼓励他们发挥长处,不以暂时的成绩排名而或喜或忧,不把学习成绩当作唯一的奋斗目标。付伟峰现在是湖北某公司董事长。他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我能不以学习成绩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不歧视成绩不好的同学,还能知人善任,用其所长,任命他担任劳动委员;他说他在公司管理中借鉴了我在班级管理上的不少做法。别永超现为荣耀某部门经理。当时他学习成绩不好,但爱阅读,爱写诗填词;听我讲有关政治学的问题,要我推荐书目,于是我建议他到学校图书馆去借刘军宁著《共和·民主·宪政》。他的成长道路给我的启发是,理工科学生如果获得人文社科和文学艺术的滋养,可能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Cheng Wj对互联网感兴趣,喜欢玩手机。高三的时候上课玩手机被我看到,我要求他把手机给我,他也给我了,但显得有点紧张,我看手机内容不大健康,但装作没有看清,要他关掉手机后再交给我,然后请家长来,我把手机交给家长带回家。后来他像换了一个人似地投入学习,在读书报告会上做《乔布斯传》的分享;高考考入广东的一所二本院校,毕业之后,在深圳一家IT公司工作。前不久他高兴地告诉我,现在他已加入腾讯集团深圳总部。 阐释理解的得力工具
對文本进行解读和阐释,不只是语文教学的需要,也是文明传承、深层理解的需要。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涵盖了如下内容:人文主义传统对于精神科学的意义、“体验”一词的历史、艺术作品的本体论及其诠释学的意义、偶缘物和装饰品的本体论根据、真理问题扩大到精神科学里的理解问题、以语言为主线的诠释学本体论转向等方面的内容。
在现实需求层面上,说事明理、表达意愿是生活的必需;在情感需求层面上,表情达意是一种精神需求;在终极意义层面上,探索未知世界、思考存在本质是恒久不变的追求——所有这些活动,都离不开语言以及对语言的理解。
理解,解释,应用,对话,问答,给予和取得,相互争论和达成一致,这些意义方面的交往构成诠释学的主要内容。
表情达意的愿望如此强烈,就像火山在地底奔腾冲突、一定要找到出口喷薄而出一样:“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渴求对方理解的愿望同样强烈:钟子期、俞伯牙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千古佳话,演绎知音难觅的永恒困境;“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绝妙好辞,诠释心心相印的莫逆于心。
从语言产生的时候起,与沟通、交流、理解、默契相伴随的,就是误解、曲解、费解、臆断,就是巴别塔困境。然而,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仍然相信各种语言虽然表面上彼此完全不同,但反映出人类共有的基本独特性。不同语言之间、不同种族之间、不同信仰之间的对话和沟通仍存在可能。
实际上,过分强调语言、言语的混沌暧昧性、不可通约性,就像过分强调语言、言语的沟通和交流具有无障碍性、无缝对接性一样,既不符合事实,也无逻辑自洽性。然而,由于诗性语言具有更为丰富的多义、歧义,有更多的象征、双关、隐喻、比喻等充满不确定性和随意性的手法,以至于庄子有这样的论述:“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手段和目的、形式和内容的相互分离,只会加剧语言的不可通约性,只会让人更深地陷入“不可说,不可说,一说即是错”的机锋之中而缄口不言。
正是为了摆脱这一困境,人们一直没有停止努力:“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的劝诫提醒,“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主观与客观的融合统一,训诂学、乾嘉朴学以及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的主张,语言学、语文学、写作学、现象学、传播学、诠释学等学科的建构,都在宣示语言/言语有着既可定性研究、又可定量分析的特性。可见,语言和文学并不都是只具有模糊性、不可通约性,并不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人们可以对日常生活用语、文学艺术语言、社会科学用语、人文科学用语、自然科学用语、工程科学用语以及宗教用语进行定性研究、定量分析,以期达成表达、交流、理解、传承、创新的目的。
掌握阐释方法既有提高学生学习语文兴趣的作用,又有应对语、数、理、化、生以及政、史、地等各科高考题型加大阅读量的现实意义,亦能让学生层累渐进地积攒方法、情感和思想,葆有好奇探究的强烈欲望,同时能培养学生由此及彼的迁移能力、触类旁通的联想能力、创造创新的想象能力,在吸收人类文明精华之后养成自己的认知模式和人格模式。
社会科学如果不把本学科当科学,如果不按照科学的精神务求真实、力求准确,不遵循科学方法和思维的要求,很多时候就只能停留在零星感悟的层面;或者因为细节的错误,导致文章所得出的结论站不住脚。而人文研究虽然不能完全以科学的要求来衡量,但在求真务实、力求准确上并没有不同。
没有思想含量和价值观导引的技术,可能是花里胡哨的炫技派,毫无用场的屠龙之术,或者是不辨方向的盲人瞎马;没有可操作的技术方法作支撑的思想,可能是漫无边际的无根玄谈,云里雾里的乌托邦,或者是玄虚空洞的太虚幻境。因此,“道术并重”应该是我们在阅读、教学、写作等领域追求的境界,惟其如此才能获得价值观与方法论的足够支撑,才有可能在教育教学、写作思考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稳。
(作者单位:湖北仙桃中学)
责任编辑 黄佳锐